从信仰到研究者的转变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20年前刚进入大学时，马克思、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是我向往与热爱的话题。我就读的哲学系以成批地训练出“高层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为培养目标。用了4年本科加上3年研究生的宝贵时间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后，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我究竟是离马克思的距离更近，还是更远了呢？这当然不仅指知识意义上产生的怀疑；教学中的“灌输”也压抑了我们的精神，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精神。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也存在于人文主义、启蒙思潮的精神中，后者正是中国知识界常谈起的“五四”精神、蔡元培的“老北大”精神、鲁迅和其他自由知识分子的精神。可是在当代中国，恰好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条件的辩护”，而对所有真正的社会批判精神倒是必欲除之而后快，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已相去甚远。

学习马克思的风格

    在大学期间，我有机会对马克思作不断深入的了解，然而却越来越觉得，要学这马克思实在是难于上青天。

    马克思读大学时本是奉父嘱学法律的，但他却十分散漫甚至不无颓废，后来他醉心于哲学。他读大学主要是自学，用我们的话说叫做“不守纪律、不遵校规、不敬老师”。马克思上学的时候就加入了社会上的活跃知识团体，批评社会，指点江山，很有点“自由化”的作派。马克思毕业后，为了不受当局的政治约束，放弃了当大学讲师的体面职业，身为一个哲学博士，却进了一家小报社拿起了一支小记者的笔。他的文字一开始就极富政论的火爆风格，矛头直指普鲁士王朝，惹得当局大为恼火。

    从求学问道、择业做事，到思考实践、介入社会，乃至私生活，随着后来我对马克思的了解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我便只有徒叹奈何──如此马克思岂是我辈能轻易学得的！一如鲁迅我也学不了一样，这学不了并非指他们那为我所不能及的天才与智慧，而是指他们的为人，指他们毕生都在追求做一个真人、自由人，一个率性天真纯正的人，老实说，仅这一点我就无法仿效，因为说了真话是有可能成为专政对象的。

    象所有真正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者、叛逆者，他做学问仅仅是因为要做一个“人”、要改造社会。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是先有真再有善，先有坚持正义的社会立场，先有共产主义的理想目标，再有对资本主义的逐步实证化的批判，进而有对人类社会全貌的考察。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们看到了青年马克思、中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的某种统一。

    思想、道义之不同于知识学问，在于前者有人类关怀，而后者则主要是职业性需要。1917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的职业化是“跳蚤们”的一段黄金岁月。在前苏联与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有大关怀者则因尤重当前的黑暗，往往成为“过渡人物”转瞬即逝，其生命反倒比不上职业者有历史长度；加上有大关怀者常常有被人为扑灭的危险，因而不可能象知识学问那样有职业的“名山”收获。于是，“东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时常引为得意的，不是马克思式的社会关怀，而是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职业所带来的种种便利。笔者以为，要研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欲求无愧于马克思，还是先要在人格上学习马克思的风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说马克思主义是人道主义、人本主义、道德主义、理想主义，大概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体系所不能接受的。按照这个体系的规定，“马克思主义”包括以下几个基本方面：其一，历史唯物论，即认为生产劳动是社会存续、发展的基础，经济关系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和决定力量；其二，社会辩证法，主要讲社会是进步的，并且呈现出内在的顺序和特定的阶段，亦即行内周知的“三段论”、“五段论”等等；其三，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是剩余价值规律；其四，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运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必然导致共产主义。

    笔者以为，其实，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亦即马克思的思维创造或创见。马克思主义只能以马克思本人为唯一主体，以马克思的著作（包括合作性的著作）为唯一载体。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无所不在、无往不至的精灵。任何思想都只能是现实的人的思想，都只能以特定的人为基础，并外显于个性化了的语言符号系统。人们的思想通过语言文字等中介，而发生或一致或相异或发展或歪曲的关系。不可因为一致或发展，而把两个人的思想说成是一个人的思想，何况两个人的思想总不能完全相同呢！例如，在中国有过“秦始皇＋马克思主义”，那样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被1949年以后的历史证明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因此，那种把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都一概并入“马克思主义”，实在有悖于常理。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种习惯的错误乃在于混淆了受主体限定与不受主体限定的两类范畴（后者如人道主义、唯物主义等等）。马克思主义是受主体限定的，它不是一本永远记不完、理不清的帐。按照中国式的“坚持与发展”方式，极易导致鱼龙混杂、张冠李戴。从科学道德的意义讲，这种习惯又是对他人（尤其是后人）劳动的不尊重。

    如果说科学史永远只看到第一，那思想史也应该如此（尽管要难办得多）。这样，就需要进一步把马克思思想限于马克思的创见。只要是马克思的创见，则不管是成体系的还是不成体系的，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自相一致的还是自相矛盾的，都应该视为马克思思想。否则，假如把其中的错误部份排除在外，就无异于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那种把凡是正确的都冠以“马克思主义”，或者以为凡冠以“马克思主义”（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学”）就可以高枕无忧的习惯，不但是非批判、非理性的，而且也是一种政治生活中寻求人身依附的转形。这实质上只是为了以“坚持”的名义，控制乃至吞没“发展”，是排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假坚持。

    无庸讳言，严格的研究表明，马克思所使用的一些基本的也是重要的范畴，无一不存在着澄清审定的困难。例如，物质是什么、社会存在是什么、实践是什么、经济基础是什么……等等，至少在所谓的学术文献中，都莫衷一是。这可以由新时期的全部“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佐证。当看到大学生们为了考试而认真背着教材和听课笔记中关于“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一、二、三、四要点时，我就想到，其实谁都还没有说清“什么是实践”呢，于是心里便涌起一股悲哀与耻辱感！

    限于种种原因（例如人类对原始社会史研究的起步较晚），马克思对原始社会、东方社会以及其他地区历史的研究，远没有他对晚近社会的历史研究得那么翔实充份，这必然形成对他提出的一个经典公式即“社会发展五阶段说”普适性的限制；而恩格斯晚年的遗憾，第一次从正面向人们表明了一个事实，即从历史的唯物主义到历史的辩证法，其间尚有需要艰难跋涉的千山万水。所以，后来者既应看到唯物史观理论本身丰富的哲学内容，但又要超出哲学范围看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价值意义和社会指向，否则，就有可能在认识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上，过份受制于学究气的拖累。

    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人们用以捞取政治资本的这个“学”那个“学”的堆积。要把握马克思主义灵魂的统一性，非得从真的领域跃升到善的境界。其实，马克思本人从来就没有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验诸万世而不易”的“真理”之（唯理主义的）奢望，其思想的生长过程和逐步深入拓展的大思路，决不是先发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绝对真理。如果仅仅囿于知识主义的狭隘眼界，那就只能不顾马克思与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对立，权术实用主义地分割马克思了。例如只取“阶级斗争”四个字"，不顾及巴黎公社的原则，便是“东方马克思主义”的恶劣典型。

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

    我念大学的时候，有一个话题很热，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可能也有这样的话题。当然，在许多国家根本就没有如此之话题，不是因为那里不许谈论、学习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在那些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信仰比苏联这样的国家并不逊色。但说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和中国，由谁来发展（或许应读作“标榜”）、谁有资格发展，可不是个理论或学派问题，而是权力地位的副产品；对于无权者来说，除了跟着喊“坚持”、“发展”之外，其实是没有资格参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政治命题，开始于延安“整风运动”。尽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及此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没有丝毫的实事求是可言，但并不妨碍人们不断标榜自己是“实事求是派”。其实，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内容说成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乃是一种东方式的权力话语，是为“真理”的垄断权服务的意识形态排他伎俩。然而，掌权者们又经常在变，由他们“坚持和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得不随着人事变更而经常改变。于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公有制、共产主义……等等，也就成为报刊杂志上经常争吵不休的话题，而一旦掌权者陷入理论困境时，“不争论”就成了禁止民间“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法宝。至于用“生产力标准”来为拨极“左”之乱、确定发展经济为中心任务，有其现实的工具性意义，但这一提法本身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歪曲和简单化。而且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庸俗的提法对人的社会关怀、政治上的种种需要（平等、自由、公正等等），有着强大的意识形态压制性，以此为实质的诸般“标准”，总体上也是物欲、物役的，是无视人的全面需要的“单向度”经济主义命题，甚至有意无意地为腐败提供了意识形态资源。

    马克思生前与身后都有他未知或未料及的许多重要情况，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人类社会的实践必然地会提出越来越多的、需要再认识的课题。因此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在人类思想库中所占的比重，也必然会越来越小。即使是在马克思曾取得杰出成就的社会历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两个学科中，情形也只会如此。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也只会越来越多地表现在理论的社会立场上，和一些较为一般的人类道义性的课题上。现代化理论总结了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自由、民主与法治。可是，号称将马克思主义付诸实践的共产国际之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只是将其统治下的社会带得离自由、民主和法治更远了，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的行动只是让人失望。专政可以挟主义之名而行，但专政本身是一种政治暴力，在这里，需要谴责、遏制和根除的是暴力政治，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思想或主义。在中国，极“左”专制害死了数千万人，但严格讲，此乃专政之害，而非什么思想、主义之害。专制权力可以、能够和必须谴责、遏制和根除，但不论什么思想、主义，都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精神趣味。这是马克思本人未宣示于世，而人权理念宣诸于世的真理与善法。至于“马克思主义”还能不能够、应不应该继续作为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本文不拟讨论，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其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是某一思想的化身，即便是马克思本人，也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人格范畴、主体范畴，当然不可能是什么主义的化身，至多只能是主义的实践者。长期以来，声明、宣布或标定谁谁是“马克思主义者”，无论自以为或他以为，本身都是一件涉及其存在合法性的事，至少在中共意识形态话语中被认为是一件体面的事。曾几何时，半官不民的意识形态工作者，无不以“马克思主义者”自榜。到了90年代的中国，这种情形，尤其是个人性的自榜、自励，是不多见了，但也还能听到。

    仅仅从学术立场来看，中国的学者中确实有马克思主义学者；但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学问家，不等于就是社会角色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中国更多的还是“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并未有过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改革开放之前其实并不了解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样，他们的批判资本主义，只能是从经典著作到官方文件的注释、讲读，而这本身就不是或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他们只是跟资本主义的影子坚强作战，用的是楸住资本主义的昨天不放的办法，虽然外面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如此那般的黑暗。所以，中国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只能算是“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者、研究者、解说者，甚至是连马克思主义的边都摸不到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他们所讲的实则反马克思主义至极。至于东方的革命实践家们，或许由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所决定，他们从根本上讲就不可能在思想、理论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49年以前是这样，1949年以后就更不待说了。

    马克思主义者既然是人格的、主体性的范畴，就不可能限于认识层面、学问层面。马克思虽然气愤地讽刺说，连他本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实事求是地观之，马克思的人格和实际作为确实值得一切后来的知识分子引为楷模。笔者以为，作为社会角色的马克思主义者，至少应当投身于申张社会正义的行动。那些连皇权专制残余都暧昧顺从的学者们，与马克思主义者是无缘的。当然，在那举着马克思的“旗号”却长期反民主自由、人治化的社会中，要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极其危险的。在“镰刀斧头”的专政下，有多少人拿起了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的批判“武器”呢？有多少人达到了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的批判高度、力度呢？更多的人只能思考如何“活着”，而不再是活着为了思考。

    如果限于我们身处的环境，或可发现一些准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思想上涉猎过马克思主义，行为上不懈地坚持正义，如林昭、彭德怀、遇罗克、张志新等。当然，还应当有一类是后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人对马克思主义不但学理上既有所否定又有所认同，而且基于当代人类社会的问题，理论地批判当代发达社会（一如法兰克福学派），毫无疑问，也同时是反对专制残余的坚强战士。可惜，这样的人物，我们在中国还未曾有缘幸会。

    其实，真正的知识分子，优秀、杰出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权欲张狂、专制笼罩的社会中，面对污染不堪的地球，都不但是反权力主义的，而且是反物质主义、金钱主义、生产力主义的，有的甚至还是超越“经济自由主义”的。但是，他们都会坚决支持和捍卫宪政民主、自由人权。人类要超越当代资本主义的狭隘界面，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很不适应这种超越的需要，现时代精神在今后的发展旅程中也将永远不可能再以某人的姓氏命名，它将是一只更伟大的“看不见的手”──一只看不见的新人道精神之手。

    在现时的中国，不顾民众利益而只求权力的奢糜者，大有人在。极“左”残余势力只是其中之一部，偏偏它最热衷于自我标榜为“马克思主义”，虽然多少已有些羞羞答答了。希望在告别权力主义的同时，又不进入被金钱支配、被物欲吞没的困境，这可能吗？人们已很少有时间、精力来想这样的问题了，有多少知识分子能够从容地走到一起，深远地为社会作有外在行动价值（可作制度安排的自由主义，解决的是基本的终极关怀）和内在超越价值（例如非仪式性的宗教、伦理，只能通过身体力行的人格示范来解决的非基本终极关怀）的努力呢？笔者以为，中国时下的任务已经不是探讨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去除专制，建立宪政民主，其最大的意义便是让思想自由地走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