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储安平

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宗师，他于1946年夏归国，适逢储安平在上海办的《观察》杂志出刊不久。《观察》杂志以“自由思想”相标榜，也曾恭请胡适为撰稿人，但是胡适始终与《观察》保持一定的距离，原因似乎是胡适与储安平对时局的看法和立场差距甚大，其中的分别今日观之仍不无启迪。

胡适为何不愿给储安平的《观察》撰稿？

    储安平的《观察》杂志创刊之前，胡适已经从美国回国，但是，《观察》创刊号封面下端所列68位撰稿人（自第7期增至70人）中却没有胡适。储安平并非不想邀请胡适为其杂志撰稿，而是担心胡适对《观察》的立场有不同看法。

    1947年1月18日，《观察》出到第21期，储安平藉阴历除夕之夜给胡适写了一封非常诚恳的信，这是他第一次致函胡适。信中写道：

    “适之先生：

    ……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我们自己虽然抚心自问，是真正无党无派的，但先生何能相信？先生对于一个不为先生所熟知的刊物，决不会给予任何关切与支助。……从过去二十几期中，先生或能得到一个大概印象：这确是一个真正超然的刊物。居中而稍偏左者，我们吸收，居中而稍偏右者，我们也吸收，而这个刊物的本身，确是真正居中的。……我写这封信给先生，是想以最大敬意请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先生或能想到，在滔滔天下，今日到底有几个人能不顾一己的利益，忘私从公，献身于一种理想，尽心尽智，为国家造福。到底有几个人，能这样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做人做事。……因为今日之士，太慕功名，太希望从政。但是我觉得一个有为之士，他应当看得远，拿得定，做他最好的，以尽忠于他的国家。刊物出版以后，我除了我的寓处，社里，学校三处之外，任何集会不参加，任何人物不周旋，这就表示，我不以这个刊物为私人进身之阶，不以这个刊物为活动的根据。今日中国需要者，就是有浩然之气的人。我们请求先生俯允担任观察的撰稿人，是为对于我们的鼓励，并非要先生鼓励我这个个人，而是鼓励并赞助我们这种理想，这种风度，这种精神。……如承先生俯允，刊物幸甚。我们并想求先生为第二卷第一期写一篇文章。”

    储安平在信中以“后学”自称，执礼甚恭，既写得诚恳坦率，也表明了自己的志趣和人格。以胡适的为人及其待人之道，他对储安平的请求自然不会拒绝。不久胡适的名字出现在《观察》的撰稿人名单中（此时的撰稿人已增至74人），但胡适却未应储安平之恳求为《观察》撰稿。

    1947年7月，储安平曾赴北平面见胡适，行前曾专门致函再次恳求胡适为《观察》写一篇文章。储安平回上海后给胡适写信说：“在平数谒，恭聆教益，深为感幸。先生对《观察》的鼓励和指示，尤使我们增加不少勇气，我们愿以全力持久经营此刊。先生允为《观察》三卷一期写文一篇，大大增加《观察》的光辉，拟乞至迟于8月18日掷下，俾得如期付梓。面求法书，如承便中一挥，尤感。”然而，迄《观察》停刊，也就是在1947、1948年整整两年中，胡适并未给《观察》写过一篇文章。这是什么原因？从储安平主办的《观察》奉行民主、自由、进步、理性4个基本原则和独立超然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来看，胡适是会取支持态度的。但是在具体的观点或价值评判上，恐怕就差异悬殊，见仁见智了。

储安平言论立场之反思

    储安平在他主持的《观察》杂志上经常发表尖锐的抨击时政的言论。他为此刊写的第一篇政论是“失败的统治”，主要观点是说国民党20年的统治完全失败。其实，国民党的腐败不能遏止，是抗战后期才发生的。从北伐到“七·七”事变的10年间，是它的上升期，对外争回了不少利权（民国史学界称“革命外交期”），对内的建设有不可抹煞的成绩。抗战胜利后的国共斗争时期，储安平仍然可以办杂志自由批评总统、行政院长及执政党的各方面，几乎无所限制、不受阻挠，这本身就是民国初年以来民主在言论、新闻自由方面逐步走向制度化的实证。然而，通观整个《观察》时期储安平的全部政治评论，均构成一个悖论：一方面，他明知那个最有势力的在野党治下“绝对没有自由”，另一方面他力促那个有自由而尚嫌其不充分、不理想的政府速朽速败速亡。

    1946年11月，《雅尔达密约》公布后，中国自由主义及无党派人士在傅斯年领衔下曾自发地掀起了一个抗议苏联的运动。反政府力量置国家民族权利与尊严于不顾，不择手段地策划了一个反美浪潮，以转移全国视线。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储安平，在批评苏联和美国的时候，由于民族主义的心理障碍，不能清醒地判断当时极其严重的局势，竟然说出“美国和苏联，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大家都想牺牲他人替自己打算，使中国成为他们的附庸”那样失诸理性、昧于事实的话。

    美国前驻苏驻法大使蒲立特是当年最清醒、最有远见的外交家，他访问中国后写了一份《访华报告》，揭露苏联的对华阴谋和在东北肆意危害中国国家的所作所为，并为美国设计出一个合理而可行的援华方案。储安平因极端痛恨当时的政府及民族主义情绪，在“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一文中质问“蒲氏是否意欲把中国沦为美国的附庸？”而胡适对蒲氏访华报告的评价却客观、允当、高明得多：“我觉得蒲立德的《访华观感》写得很好，也很公平。他对中国最近廿年来历史的演变看得十分清楚，批评得很公道。我想就是让最公正的中国人自己来写，也不过如此而已。我个人对他的看法是完全赞同的。蒲立德认为中国是应该帮助的，也是值得帮助的，他这种态度是极严正的[1]。”

    在“我们对于美国的感觉”一文中，储安平说：“今日中国全盘的政治问题，不仅仅是党争问题；不是党争问题解决了，就解决了中国的政治问题。”他认为党争“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一项”。这个看法显然是对局势的一个极大的误判。盖党争止，则内战停；内战停，则国家转入温和的改革和建设，其他问题则在有利的环境下逐渐得到改进、改善直至逐项解决。连战败国德国、日本都能在没有国内暴力争斗的情况下走向经济复苏和发展，“五强”之一的战胜国中国在和平环境里反不如德、日之进展吗？在当时的中国，号称“傅大炮”的自由主义无党派人士傅斯年先后将孔祥熙、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轰下台，不就是正气得以伸张的进步因素吗？储文的主旨在于反对美国在华驻军，其次亦基本上不赞成其参预“调解”。储文还说：“假如美国在此时间，欲使中国为其尾巴，成其工具，是直乘人之危，非尽友邦之道。我们看到现在中国美国人横冲直撞，任意殴打学生，调戏妇女，碾死行人，简直目无‘中国’”。这些话都不无偏颇及夸大之嫌。

    由于储安平对美国持全面反感的态度，所以他曾在《观察》第1卷第2期上登过一篇由徐盈以“本刊特约记者”名义撰写的关于中美农业合作的新闻。这篇新闻的标题是：“十年来屋顶花园式的农业试验全盘失败，不顾现实的农业政策徒然浪费国家公帑。”徐盈写道：当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到上海时，“代表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者已经迎头送上请勿走‘农业中国，工业美国’的覆辙”的告诫。美国的农业与工业本来就是并驾齐驱地发展的，怎么会利用中国为农业基地、自己只偏重工业发展呢？这个代表团相当于一个政府级的“和平队”，来帮助满目疮疤的中国恢复和建设农业，这些左倾自由派人士却怀疑人家的动机。徐盈在报导中说：“在北平，我从他们对于四个问题的回答上，证明了赫契生团长如果不是有意逃避现实，那就是满脑子充满了技术，不配作一个政治性集团的领导者”。赫契生是世界知名的育种专家，当时为加州大学副校长兼农学院长，本来就是一位技术专家，从他“对政治没有兴趣”的回答中恰恰反证了这个农业技术代表团本来就不是一个“政治性”的团体。徐盈最后写道：“赫契生还举了一个很滑稽的例子，‘东北的高粱由于农业试验场没有了，害虫药剂缺乏，今年收获要减少10％。’我跟着追问道：‘东北各铁路线两旁不准种高粱与长粮食，又要减少百分之几十，是不是比前者还多？’”当时的反政府武装不顾民生和国家的元气，利用铁路两旁高作物的隐蔽而破坏铁路，徐盈乃明知其因而故意设难。

    10年后徐盈被打成“右派”，此虽值得同情，但他们自己也是很早就开始左倾的。人心一左便乖张。中国后来的极左超过苏联和东欧各国，左得格外出奇，达到登峰造极，其实也是综合因素造成的，譬如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就一直在跟自己的命运作对。像中美农业合作这样纯粹的建设性项目，竟然也不乏中国人跟它作对。当时的在野党反对势力有这么一个特点：只要是对政府稍微有利的，即使是与国家人民的福利完全一致，他们也要破坏、捣乱。党争的狂热使得这些人时时违背他们标榜的“为人民”初衷。

    以上所举事实、观点及所涉价值评判，胡适肯定是不会赞同的。或许这就是胡适与《观察》保持距离之原因？

胡适与储安平态度之异同

    胡适于1946年夏归国以后，眼见内战难以遏止。经过8年对外战争的国民政府已经难以支撑疲惫、千疮百孔的局面。在内战、学潮、贪污成风、经济凋凋敝、民生艰困的状况下，以共产党为首的几个在野党正欲拖垮这个几乎令人人不满的政府。但是，结束“训政”，召开“国大”，毕竟是历史走向宪政的一个进步。如果连这一点进步都轻率地摒弃了，则历史绝无再进步的基础。如此时参预摧毁这个政府的运动，则无异于为虎作伥。须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种全盘考虑，便是胡适40年代后期发言和批评政府的原则立场。从《观察》创刊到终刊，储安平的政论文字凡批评政府多取激烈态度，而胡适在批评政府时多注意分寸。对学潮，储安平全盘肯定，完全支持，尤其激烈地批评政府，所有《观察》刊登的报导学潮的新闻和储安平撰写的评论学潮的文章，都有助长之势。胡适对学潮则表示理解之同情，承认政治腐败是导因之一，但不赞成动辄罢课。

    今天若以理性、冷静的态度回过头来反思上世纪20至40年代的学潮，只有“五四”运动是纯粹自发、健康和正义的，那次学潮中涌现的人才如傅斯年、罗家伦等后来并未以闹学潮为职业。而20年代以后的学潮，凡不是自发的，被在野党利用作政治斗争工具的，都不很健康，养成了一代人乖张、戾虐的破坏性性格。其领袖人物往往以鼓动学潮为职业，自己没有好好读书，大多终身一事无成，只是做了一趟历史的过客而已。

    1947年9月28日胡适在南京的《独立时论》杂志上发表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一文，发表之后立即引起全国教育学术界的讨论。此文发表前胡适在文中所提之主张已经受到广泛关注，储安平曾于9月22日致函胡适，希望《观察》能首发此文，但胡适的文章已先投送《独立时论》。不过，胡适同意《观察》转载此文，同时为《观察》写了9个字：“要那么收获，先那么栽。”胡适用这句话来表达自己的信仰，也希望别人相信这句话的道理。他给别人也题过这9个字。从这9个字来看，再考虑到储安平的时政观点及《观察》的编辑风格和内容，我以为胡适对《观察》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

    后来，储安平在编《观察》第5卷时购买了张今铎所写的军事通讯多篇。这些军事通讯倒是招徕了读者，但对《观察》而言却是一个重大失误。张今铎是一个极端反蒋分子，他的军事通讯暴露了重大军事机密。刊登这些军事通讯导致《观察》的永久停刊。

    储安平太痛恨那个腐败的国民党政权，便不顾一切地促其速败，而败于何方他却不顾。假如他是一个坚定的左派，他的所有做法当然天然地合理。但他实际上更不愿接受那个胜方。人对利害的通常取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却是两害相权取其重，这便不可解了。这也直接导致他自己后来的命运悲剧。我绝不怀疑储安平的人格、操守和良知。他的确是一个蕴怀浩然之气的关怀国运民瘼的知识分子。但他慷慨有余，理性不足，冷静亦逊。至1948年冬，大局都不可收拾了，他还在写“一场烂污”、“政治失常”那样的政论文字。而胡适当年的立言行事，直到5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不得不佩服他的清醒与稳健。

    胡适、储安平这两代自由思想分子虽然在见解上颇多差异，但他们一身正气、坚持思想言论自由、促进民主、秉持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终生不渝的精神，以及崇高的道德人格魅力，却长留在后辈人的心里。朱元璋立国以后，命人删改《孟子》一书，不使“民贵君轻”思想传播民间，成《孟子节文》。而《孟子》全书后世又得恢复，《节文》终遭淘汰。毛泽东“批判胡适思想”、“肃清胡适思想流毒”，倾全国之力批判之、诛讨之，终未奏效。迄80年代后期，“胡适思想”又复归来。

    尝有妄人，侈谈自由主义，谓“主义之不存，遑论乎其他？”此是唯力是崇的陋见，只见短暂、未瞻长远的短浅眼光。胡适在40年代末阴霾压城的日子里，就很自信地断言：“思想文化的途径有其巨大的力量，有其深远的影响。”所谓自由主义，它不是靠极权的强力来推行、“贯彻”的。它是“超市”里诚实无欺的“货品”，敞开货架让你自由挑选，让你得从容“购物”之乐。它具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功效。它不向你蛊惑，不许诺你一座“天堂”。它是平实的，有人情味的，让人人觉着受用舒服的精神情感品。它是人类的一种文明合理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进步的文化价值。它在这个蕞尔小“球”上，已经汇成一股潮流，它终必为全球绝大多数人类所欢迎接纳。无论我们这片不洁的土壤上长出多少“左派”、“新左派”的罂粟，它都会自滋自荣，开花结果！

【注释】
[1]胡适，“援助与自助”，《中央周刊》，第2卷第2期，民国36年11月12日南京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