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选择背后的政治选择

“文章当合时而著”，本期除了继续连载何清涟关于媒体控制的研究报告外，刊发了好几篇针对当前重大问题的文章。近年来中国知识界人士的自我定位发生了明显变化。2002年上半年，他们当中还颇有一些人以自己是秉持“自由主义理念”的“自由知识分子”为傲；但此后当“自由主义”在中国由政治生态决定的文化舞台上节节败退时，“公共知识分子”取代了“自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2004年下半年，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争论曾一度颇为热烈，最后因“红顶文人”的介入而暂时潜入水下。争论并未终结，真正的分歧还待展现。

    徐友渔的“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一文，客观真实地展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及各自的价值取向。由于作者既是80年代思想启蒙的重要参加者，也是90年代思想界自由主义思潮的领军人物之一，这篇文章因此就具有“见证者”的意义。从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生成的大背景出发，作者分析了80年代与90年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不同的特点以及不同的社会使命，既充分肯定了部分真正有道义担当的公共知识分子所起的积极社会作用，也鞭挞了一些鱼目混珠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缺陷及其秉持理论之荒谬，比如一些人对眼前的丑恶取“鸵鸟”之自保术，对公众的切身利益不闻不问，对身处其中的压制以谄媚应之，同时乖巧地专去攻打不会对其打击报复的对象，如远在天边的美国。针对近两年文化思想控制日益严厉之情势中却相当走红的某些人物的言论，徐友渔对其真实动机的分析也相当淋漓尽致。在文章的结尾作者做了一段高屋建瓴的总结：“历史经验表明，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不在于话语权的大小，也不在于声音分贝的高低，而在于批判精神。不能设想，公共知识分子可以在现行体制内左右逢源、如鱼得水；更不能设想，公共知识分子可以与极权专制相安无事。今日中国的问题既复杂又简单，所谓复杂是指目前的社会转型前无先例，所谓简单则是价值与是非泾渭分明。几十年之后回头来看，评价我们的尺度很可能不是个人知识的多寡与深浅，而是良知与道德勇气。”这段话对今天中国众多以笔助虐者是个很好的提醒。

    杜光的文章“应当怎样认识公共知识分子”正好与徐友渔的文章互补。一方面他厘清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特质是不依赖或屈从于权力，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与民间社团构成了公民社会的两大支柱；另一方面他借用了新闻要素中的五个Ｗ来说明为什么会出现公共知识分子思潮，谁是这个思潮的主体，公共知识分子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什么作用，公共知识分子在哪些领域中发挥作用，21世纪初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机等重要问题。文章对《解放日报》“吉方平”这一红顶笔杆子的文章之剖析，也颇为深刻到位。

    徐贲的文章分析了当前中国社会信任转化的特点。他指出，今天中国社会普遍存在信任缺失，其根源主要是“革命圣人”不断背弃和蹂躏公共信任以及官员们日益严重的腐败，从而导致制度可信性大幅度下降。生活在这样一个信任匮缺的社会里，强作天真（闭眼不看现实，硬把政治人物想象成“爱民如子”）、犬儒主义和盲目信仰成了国人处世的普遍态度。腐败的社会之所以能顺畅运行，就是因为它将绝大部分人变成了犬儒主义者，并由这些矮化了的犬儒们来协助维持和再生社会的腐败。作者强调：目前中国普遍存在的社会不信任为凌驾于制度秩序之上的权力运作提供了合理性，而重建社会信任的基础是要建立民主信心；欲建立民主信心，则必须要承认人以自由为本，坚持人在制度中的个人责任；没有个人自由的社会信任，反而容易被用作一种权力控制和欺骗的手段，如毛泽东时代那种9亿人无条件信任领袖一个人，只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在中国知识界盛行通过否定以个人自由为本位的自由主义进而否定民主价值理念，并堂而皇之地承认威权政治及其理念之时，徐贲此文有助于读者思考一些重大问题。

    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一书用史家之笔将周恩来这个头号“革命圣人”还原成一个常人。本期刊登的他的文章回应了“有关方面”对他那本影响广泛的著作的抹黑。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和对毛时代的理想化怀念在时下的中国仍颇有市场，高的文著可以促使人们思考──向毛时代倒退是否意味着社会进步。

    尽管当前有人将自由主义理念涂抹上厚厚的本不属于自由主义的可疑色彩，但他们始终无法否定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只有建立以个人自由为本位的现代民主政治，才可能将人由臣民变为公民。不管威权政治如何被戴上中国传统文化的桂冠，生活在那种文化下，哪怕是享受着21世纪最先进的物质文明，人毕竟只是皇上或准皇上们卑微的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