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怎样认识公共知识分子

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是最近一两年才开始出现的。2003年4月3日，贺卫方、孙立平、马立诚等学者和一些媒体工作者曾围绕“媒体与公共知识分子”问题进行了讨论。2004年9月8日，《南方人物》周刊在第7期上发表了“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赞赏的，也有批评的，最激烈的批评来自《解放日报》。该报2004年11月15日刊登的署名为“吉方平”的文章实际上已经不是和风细雨的批评，而是明目张胆的讨伐了。笔者认为，应当怎样认识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当前非常重要的话题，而吉方平文章中的许多观点则属明显的谬误，因撰此文直抒已见。

一、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

    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孙立平在上述关于“媒体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座谈中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有三个特点：理想，批判，分析。马立诚则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种人，他们维系着社会的主要价值，比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这就是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中‘公共’两个字的含义。他们通过舆论方式影响社会，推动社会进步和问题的解决。”广州《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9月8日发表“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时，文中也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3条标准：第一，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第二，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第三，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我认为，《南方人物》周刊提出的这3条标准中，第一条是基本条件，当然公共知识分子首先是要有学识，但仅仅是有学识却不具备另外两个条件的人，却不能算是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另外两个标准是言行和品格。在言行方面，他们应当是那些愿意以言论和行动参与公共事务的人，包括维权活动、社会团体的组织等等；在品格方面，他们应当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具有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根据我的理解，只具备第一条标准的人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只有同时也具备后两条标准的知识分子才称得上是公共知识分子。

    其实，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本来意义来说，他们应当同时具备这3个条件。中国士人的“以天下为己任”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也应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本色。然而，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社会，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只能以自己的学识为统治者服务，成为依附于统治阶级的附庸。他们屈服于政治权力，依靠顺从和听命来换取安身立命的机会。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具有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敢于干预政治生活，参与社会事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追溯到知识分子的两重性：一方面，这个群体一般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他们只有依靠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强势集团才得以立足于社会；另一方面，他们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文化素养，却导引他们越出职业的狭隘眼界，去观察社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且介入社会发展进程和公共事务。通观古今中外，能够越出经济基础和职业眼界，敢于担当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换句话说，符合上述3条标准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是绝对的少数。但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知识分子的知识越来越丰富，眼界越来越宽广，因此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踏上批判社会、干预公共事务的征途。为了把他们与多数仍然依赖和屈从于政治权力的知识分子区别开来，把这部分知识分子称为“公共知识分子”是十分必要、十分合理的。社会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公民社会的形成，而公共知识分子则是公民社会的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它与民间性的社会团体构成公民社会的两大支柱。没有公民社会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同样，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的公民社会也是不可想象的。

二、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5个W

    最近从西南交大的前沿网站上得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不久前召开了一个讨论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座谈会，会上有所谓“警惕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说法。任何思潮都不是自行横空出世的，它的出现要具备一定的社会条件，也必须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在这里，我想借用新闻要素的五个w，对“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出现的背景、主体、条件、时间、内容等等，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其一，WHY──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思潮？广东省社科院综合研究室主任詹天祥在上述座谈会上说：“20世纪80年代滥觞于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其实是对当时西方社会知识文化商品化、人文精神失落、传统道德式微，以及知识分子责任感丧失等异化现象的一种反抗。”他说的是西方社会，但是，进入21世纪的中国，不也存在着这种“异化现象”吗？正是因为知识文化商品化、人文精神失落、传统道德式微，广大知识分子又丧失了社会责任，或者充当“舆论导向”的工具，或者对民众的疾苦视而不见，对民众的呼号充耳不闻，这才使少数忧国忧民而又敢于承担历史责任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为维护民众的权利而慷慨陈言，并使这种现象形成为一股冲击社会的十分强烈的思潮。“时势造英雄”，公共知识分子正是这样一种时势的产物。

    其二，WHO──谁是这个思潮的主体？当然这一主体是公共知识分子。值得注意的是，既然被称为思潮，公共知识分子就不会只是少数几个人，而是一支可观的队伍。时势呼唤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品德和社会责任感，呼唤着公共知识分子。因此，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继承着梁漱溟、黄万里、李慎之等先辈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传统，或谨慎小心、或义无返顾地跨进公共知识分子的行列。在《南方人物》周刊提出的50名公共知识分子和王怡补充的又一份名单里，既有体制内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有体制外的公共知识分子。体制内外的公共知识分子相互呼应和结合，使公共知识分子形成为强大的社会力量，对社会的和谐发展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也构成了对专制主义体制的越来越大的威胁，因此也就招致了既得利益者的不满和对抗。

    其三，WHAT──公共知识分子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被《南方人物》列入50人名单的刘军宁认为，公共知识分子一般是“通过媒体，尤其是通过电脑网络，通过市场经济的媒体，就公共的议题、社会政策问题以及国家的国是问题，发表一些独立的看法。”“公共知识分子这个问题的出现以及引起的反应，说明中国的发展方向到现在还没有确定。”刘军宁在这里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介入公共事务的4个方面：公共议题、社会政策、国是问题、发展方向，几乎包括了所有的重大社会问题。大到社会的发展方向，小到一例侵权案件，都能引起公共知识分子的关切和参与。特别是社会发展方向问题，按照执政党的理论，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发展方向当然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然而，邓小平在世时曾再三说起，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搞清楚。那么，现在搞清楚了没有？那些掌握党权政柄的大员，谁能说自己已经搞清楚了？可见，中国的发展方向仍然是一个有待讨论探索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官方的政策研究室和准官方的各种研究机构是很难搞清楚的，尽管他们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经费，“研究成果”也会有丰厚的报酬，但要他们得出正确的结论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他们钻进了官方传统思维的牛角尖，只能按照离真理越来越远的“舆论导向”去钻研问题。倒是与官方拉开距离的公共知识分子还能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和健全的思维能力，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提出新的见解。

    其四，WHERE──公共知识分子在哪里发挥作用？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挥作用的载体，二是发挥作用的领域。《南方人物》周刊提出的公共知识分子标准的第二条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进言”和“参与”都需要有一个载体。长期以来，新闻媒体的经费仰赖官方供应，一直被定义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只能代党和政府立言，极少反映人民的呼声，公共知识分子想要“进言”“参与”也无法利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形成，特别是广告事业的发展，很多媒体经济独立、盈亏自负，不依赖官方经费也能生存发展，有了一定的自由度，尽管仍有舆论导向的束缚，但也有一些良知未灭的新闻工作者甘冒风险，为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一席之地。特别是近几年，网络发展神速，更为公共知识分子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成为他们大显身手的舞台。至于公共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领域，可以说，前面所引的刘军宁提出的4个方面，都是公共知识分子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最令人瞩目的是维权领域。在农地被占、城市拆迁、国企改革等等场合，官商勾结、滥用权力、损害民众利益的事例遍及全国城乡，冤假错案层出不穷。维护民众的基本权利已经成为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因此也成了公共知识分子最关注的领域。

    其五，WHEN──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出现和发展的时间。这个思潮出现在21世纪的初期，绝非偶然。中国社会是在市场经济初步形成的时候跨入新世纪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应的朝着现代化方向的社会发展不可避免，也难以阻挡。在这样的历史阶段，经济上要彻底消除计划经济的残余，完全废除政企不分；政治上需要深化改革，逐步实现民主化，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文化上要求进一步多元化，落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与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相适应，公民社会或迟或早会逐步成长发育，而作为公民社会的两大支柱，公共知识分子和独立的民间社团都必然有相应的发展，他们的作用将会越来越显著。中国的21世纪，是公民社会成长发展的世纪，也是公共知识分子发展壮大和发挥作用的世纪。当然，社会发展是曲折的，作为一种思潮，它免不了会有跌宕起伏，公共知识分子面临的也不会是平坦的大道，但是，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21世纪必将愈见壮大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个总趋势，是任何政治力量都改变不了的。

三、评吉方平的观点

    上海《解放日报》2004年11月15日发表了题为“透过表象看本质──析‘公共知识分子’论”的评论，作者署名为“吉方平”。10天之后，《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吉方平”者，《解放日报》之评论也，其官方色彩十分明显。读罢这篇强词夺理、声势汹汹的评论，我不禁想起十多年前皇甫平的文章。都是《解放日报》的评论，一个曾为推进改革作出显著贡献，另一个却妄图拉住历史车轮的前进。这个对比是多么强烈啊！

    1．“舶来品”之辩

    吉方平的文章劈头就说“一个舶来的名词”如何如何，把“公共知识分子”定性为“舶来品”。这种先声夺人的贬斥手法颇有点“春秋笔意”；而下面接着说的什么“公共知识分子的舶来者和抛出者”如何如何，那就具有“文革”色彩了。在“反对西化”之声哓哓不绝于耳的今天，“舶来”就意味着“西化”；这样，文章开宗明义就把公共知识分子送上了被批判者的席位。可是，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知道，中国社会能发展到今天这一步，都是吸取先进的西方文明的结果。市场经济、股份公司、电灯电话、报刊影视，以至“吉方平”想来也穿用的西服领带，哪一样不是舶来引进的？连执政党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不也都是舶来之赐吗？更不要说自由、民主、平等、个性这些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了。

    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独立自强的一条捷径。这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3大革命，彻底肃清了封建专制主义，建立了比较先进的社会文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比较完善的政治制度，而我们不仅生产落后，而且由于专制主义积重难返，在很多领域里迄今仍在前资本主义的迷宫里徘徊。吸取西方反封建和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生产的经验，我们可以少走弯路，缩短社会发展历程，避免支付高昂的代价。当然，西方的经验教训也需要分析，需要提炼，择其善者而从之，并不能全盘照搬，这是不言而喻的。要前进就必须向西方学习，舶来何罪之有？

    2．驳“离间”说

    吉方平的文章的标题是“透过现象看实质”。他看到了什么实质呢？他说：“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其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和人民大众的关系。”奇哉怪也，这是什么逻辑？知识阶层早就不是铁板一块了，就目前整个知识阶层来说，完全依附官方的是少数，多数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实际上是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如果说，在建国之初，广大知识分子还衷心拥护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话，那么，经过一次又一次专门打击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领导产生了怀疑，对自己的命运早就丧失了希望和信心。改革开放给国民带来了重新生活的希望，也使知识分子从消极颓唐的被压制状态中解放出来，产生了自己也有前途有作为的信心。但自从1989年民众提出的反腐败和深化改革两大诉求被坦克机枪否定之后，腐败迅速蔓延，政治体制改革被束之高阁，专制主义变本加厉。腐败和专制主义这两大病毒蔓延的结果，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上道德败坏、政治权力被广泛滥用、人民权利被剥夺。过去15年来，这种丑恶的现象愈演愈烈，伤透了老百姓的心，也泯灭了知识分子的希望和期待。除了一部分恪守“舆论导向”的御用文人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以沉默来面对现实，只有极少数敢于破门而出，以社会现实批判者和人民权利捍卫者的面貌，积极投入社会公共事务。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不需要任何人来离间，本来就已经若即若离，甚至是离心离德了。这是早年以知识分子为敌和近年来包庇腐败、拒绝政治民主化积累起来的恶果，怪不得别人。

    吉方平在文章中还大言不惭地说知识分子“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体”，甚至重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老调。殊不知“皮毛理论”只不过是专制极权时代丑化知识分子的一个不伦不类的譬喻，它早已被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抛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复水难收，今天还想让所有知识分子都附在一党专政的皮上，岂不荒唐可笑。至于文章所说的“离间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的关系，那就更离谱了。知识分子是民众的一部分，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倒是吉方平的文章却突出地表现出离间公共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的企图，这真应了“夫子自道”的老话了。

    3．“这种‘独立’是从来也不存在的”？

    吉方平的文章又说：“‘公共’的本质在于‘独立’，而这种‘独立’是从来也不存在的。”武断地判定问题，是这篇文章的一大特点。说“‘公共’的本质在于‘独立’”倒无大错，因为公共知识分子需要具有独立的精神，进行独立的思考。可以说，独立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一大特征。说到本质，我倒同意前面所引的马立诚的说法：“公共”这两个字的含义，在于“维系着社会的主要价值，如民主、自由、平等、公正”，当然，还有权利。民主、自由、平等、公正，都是公民的权利之所在，所以也可以说，“公共”的本质在于权利。公共知识分子存在的本质意义就在于通过自己的言论和行动，使公民的权利得到实现和维护。

    至于为什么“这种‘独立’是从来也不存在的”，吉方平的文章没有作任何解释。妙就妙在这里。此文说的“这种‘独立’”，是指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事实上，和文章的断语相反，“这种‘独立’”不仅存在，而且从来就是和公共知识分子共存同在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具有独立的精神，能够独立地思考。没有这种独立，就不成其为公共知识分子了。梁漱溟、黄万里、李慎之等人之所以至今仍然被人们钦敬，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具有独立的精神，不受世俗和传统的偏见所约束，不为政治权力所屈服。他们的这种精神，正为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所继承、所发扬。这大概是吉方平们所不愿见到的，所以才说出“这种‘独立’是从来也不存在的”这样的瞎话。

    对照梁、黄、李等先辈的榜样，吉方平的下面这段话就显得更加荒谬绝伦了：“历史和现实中，出现过一些貌似‘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只要认真剖析一下，他们的身后无不隐藏着某些利益集团的背景，其实并不‘独立’，也无‘批判’，这一点奥秘，今天已是路人皆知，不必一一点穿了。”文章毫无根据地断言公共知识分子“身后无不（杜按：这两个字真有横扫千军之力！）隐藏着某些利益集团的背景”，而且“今天已是路人皆知，不必一一点穿了”。真是奇绝妙绝。只凭“不必一一点穿”这样一句羞羞答答的话，就可以遮尽天下耳目了吗？请问，究竟哪位公共知识分子的身后隐藏着哪个利益集团的背景？你倒是举出哪怕一两个实例，也好让大家见识见识。至少可以用“事实”来证实你那个“路人皆知”的判断吧！说什么“只要认真剖析一下”，但文章连不很认真的剖析都没有做。因为一剖析他的那些虚假的判断和恶意的污蔑就真相毕露了。他的断言实在是经不起剖析啊！

    我很怀疑，所谓从来也不存在独立、隐藏着某些利益集团的背景之类的话，是不是吉方平的夫子自道？据说，太初上帝按照自己的形体造人。今天吉方平按照自己的形体来造“公共知识分子”，然后再加以批判。这实在太滑稽，也太可悲了。

    4．驳“话语霸权”

    吉方平按照自己的形体来描绘公共知识分子，还可以从下面的话里得到证实。他的文章说，公共知识分子“在一笔抹杀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的同时，试图由几个‘公共知识分子’掌握‘话语霸权’，造成新的‘一言堂’、‘一锤定音’”。这些昏话，说好听一些是强加于人，说难听一些就是贼喊捉贼了。事实明摆在那里，你们奉行的“舆论一律”，强迫民众只能按一种声音说话，只能听到一种声音，这不正是“一笔抹杀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的表现吗？公共知识分子以维护民众的权利为己任，他们从事公民教育，向民众宣传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发起启蒙运动，正是以承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为前提，开启民智，使民众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主体地位”。这些活动恰好反映了他们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的尊重。

    至于谈到所谓的“话语霸权”，我倒要问一下：究竟是谁霸占了舆论媒体？公共知识分子连最基本的话语权利都被剥夺了，还谈得上什么“霸权”吗？是谁垄断了新闻出版大权，以致公共知识分子的文章无处发表，书籍无人出版。像《怀念李慎之》、《黄万里文集》、《李慎之文集》、《胡绩伟自选集》、《哈维尔文集》这些很有学术价值很有历史意义的著作，都是由热心人集资或自行出资才得以印行的，没有书号，被称为“非法出版物”。有些著作，如《怀念耀邦》、《李锐近作》，则只有拿到香港出版。还有一些著作，即使正式出版了，也被禁止发行，如《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有些报刊大胆地发表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文章，结果不是被勒令整顿，便是人员被撤，有的人甚至因在网络上发表文章而被拘留、遭审讯，乃至判罪下狱。这些事实充分表明，公共知识分子不但没有掌握什么“话语霸权”，恰恰相反，他们是被“话语霸权”剥夺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他们深受“话语霸权”的压制迫害之苦，却反被诬以“掌握‘话语霸权’”，天下有这样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事吗？所谓“新的一言堂”、“一锤定音”更是天大的笑话。今天的“一言堂”、“一锤定音”究竟是谁造成的？借用吉方平的一句话：“这一点奥秘，今天已是路人皆知，不必一一点穿了。”

四、“透过表象看实质”──吉方平的文章说明了什么？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现在可以从总体上对这篇奇文作一些探讨了。为什么他们要挖空心思来写这么一篇不讲理的文章，而且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探讨这个问题实在是意味深长。

    首先，这是阶级斗争思维方式的反映。此文从遣词造句到行文语气，都让人感受到浓重的“文革”味道。上世纪50、60年代的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其指导思想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知识分子看成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与人民大众敌对的阶层”，所以才有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三反分子”等等名目繁多的政治罪犯。直到1978年，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人们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荒谬，因此，后来即使有人以“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等题目掀起反知识分子的恶浪，也成不了什么气候。然而，1989年学生运动的失败，使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有了卷土重来的社会环境。15年来，虽然阶级斗争的口号几乎已经绝迹，但在指导思想上，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却始终挥之不去，总是要从人民群众中找出一些“阶级敌人”、“敌对势力”，加以压迫，进行抵制。一些出于忧国忧民的良好愿望的文章和行动，往往被认为怀有敌意。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吉方平的文章，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公共知识分子是“舆论导向”的对立面。“舆论导向”把媒体的报导限制在一个非常狭小的领域里，经过新闻检查官的过滤和媒体从业人员的自律，被认为有违“导向”的文章书籍，往往难逃批判禁绝的厄运。而这些违背“导向”的言论、见解，往往出自公共知识分子。尤其使“导向”恼怒的是，网络的兴起为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了可以自由发表见解的广阔天地，远远超出了“导向”所能控制的范围。他们即使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也只能扼杀十之一二；眼看许多知识分子在网上大展身手，却只能望网兴叹，这自然增加了他们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憎恨。

    最后，也是最具根本意义的是，不论是公共知识分子所宣传维护的，还是他们所揭露所批判的，归根到底都可以集中到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取消各种政治特权这个结点上。他们有的宣传自由民主观念，提倡公民教育，鼓励民众争取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有的揭露社会上的种种不公现象，批判损害公民权利的恶行；有的提出不同于传统的统治观念的主张，如加强监督机制，限制政治权力，甚至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开放党禁报禁，实行三权分立；有许多人还直接投身于维护民众权利的斗争，为土地被占、房舍被毁及遭受压迫盘剥的城乡民众仗义执言，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等等。这一切都是那些已经掌握权力、享有特权的既得利益者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他们把公共知识分子视同敌对势力。

    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和活跃，对于一切党政官员都是一个严格的考验。你如果真希望建立和谐的、稳定的、健全的社会，就应当欢迎公共知识分子，把他们看做是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现代文明、振兴中华民族的重要力量，充分利用他们的智慧，吸取他们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中的合理成分。很多公共知识分子的见解反映了民众的诉求，他们是和民众站在一起的。如果把他们当作敌人来看待，那岂不就站到人民的对立面去了吗？试问吉方平，你站在那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