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转型为何如此艰难？

让编辑部同仁深感欣慰的是，读者将会在本期杂志上看到几篇视角独特，颇有深度的文章。张欣的文章讨论的是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人民币汇率，其他多篇文章则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目前中国社会转型如此艰难的深层原因。

    李月军在“20世纪中国三种文武关系模式与国家现代性的成长”一文中，论述了在党治与宪政、军治与宪政之间，20世纪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所面临的双重紧张及由此而来且影响至今的一系列难题。作者分析了20世纪中国先后出现的三种文武关系模式，并指出文武关系的变迁在20世纪的中国事实上是影响国家转型和现代性成长的关键性因素。作者指出，共产党建国后直至改革，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党的文官精英用战争经验和军事化思维创造出来的动员型国家。在党政军一体化的政治体制中，军队扮演了党和国家改造进而控制社会（个人和群体）的角色，国家通过对个人进行准军事化的组织制度控制与意识形态塑造，以及对团体的严格控制，把个人压缩进了既定的制度路径之中，造就了“子民─臣民”型政治文化。在这种军事化社会中，建设现代国家所必需的宪政文化、法治精神、自由独立的人格等根本不可能产生。在文武关系的转型中，作为分权诉求者和承担者的市民社会为集权者消灭，具有现代意义的法律机构被工具化。这种全能主义政治国家的法律规范以国家为本位，直接界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制裁制度，让个人处于单纯服从国家权力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之中。

    何清涟的研究报告“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于本期全部刊载完毕。这些章节主要分析中国正在不断完善的网路控制。文章指出，中国政府正投入巨资改进与完善控制互联网的技术。这种政府控制与民间反控制的博奕，就是后极权时代政治权力与人民争取公共权利之间的拉锯战。

    读冯崇义“全盘西化辨”一文，读者会有时空错置之感：80多年前中国知识分子前辈们争论过的问题至今尚待明辨。作者指出，数十年前“国人在生产技艺、日用生活、消费趣味诸方面都几乎毫无保留地追求西化，却偏偏坚决抵制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即民主宪政的制度规范和自由主义的思想观念”之状态，仍然是今天中国的现实。中国历时一个世纪之久仍无结论的“全盘西化”与反“全盘西化”之议，落到实处便是自由民主与反自由民主之争。

    邵建在“无权者的权利和非政治的政治”一文中指出：后极权社会是极权社会和民主社会之间的过渡形态；“无权者的权利”在极权社会被当做“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在后极权社会它却可以和权力博弈，甚至可以说，后极权时代本身呈现为“权利”和“权力”反复博弈的拉锯式过程。作者主张，后极权时代的自由主义在策略上可以从“权利”出发，以落实“个人权利”来迂回地争取民主。

    耿国阶的“高校公共政治课教学：困境与变革”和张博树的“从高中政治教材编写看‘党化教育’”，分析了当前中国大学与高中的政治课教学面临的困境与改革的艰难，尤其是张博树的文章，为今人与后人提供了极为难得的一份中国意识形态教材产生过程的研究资料。这两篇文章促使人们思考一个问题：从小学到大学的政治教育课对中国人的思维形成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教育系统用考试与必修课的形式强制学生背诵填鸭式灌输的意识形态概念，学生的厌倦则尽人皆知；但厌倦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思维能挣脱意识形态桎梏。如果说生活于国内的人是“久入芝兰之室，不闻其臭”，那么在海外华人中则会看到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从小学到高中这一社会化过程在中国大陆完成的人，不管其个人政治观点如何，在表达自己对政治、社会以及国际关系的看法时，所使用的概念话语往往往往来自中共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这种话语系统并非只是一种语言形式，它与其内容其实是互相生成的共生型能动关系。如果以为中国的青年一代厌倦政治课的教学，他们就会自觉地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独立思维，那肯定是个极大的误解。这种教育养成了一个人尽皆知的结果，就是中国人普遍的双重人格。

    “自然权利”（即私人权利）与“契约权利”这两种权利构成了人权的基本内容，自然权利因应于社会生活中的私人领域，“契约权利”（即政治权利）则因应于社会生活中的公共领域。只要新闻媒体与教育未脱离党文化的意识形态控制，中国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就仍然是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读完这期杂志的所有文章后再回过头来仔细品读李月军的论文，就会明白中国之所以至今还具有“动员型国家”的特色，完全有赖于对媒体与教育这两个领域的严格控制，也正是这样的控制令中国的改革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