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暴力革命到“丝绒革命”：革命的历史和趋势

现代人的生活常被屏蔽在一些意识形态概念中而不能自拔。“革命”显然是与当今中国人的政治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意识形态概念之一。从法国革命到俄国“十月革命”，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再到“文化大革命”，革命曾经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坐标和指南。在共产主义的教科书里，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解放人类的手段，是创建新社会的必由之途。自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尤其是法国革命开启了近代一波比一波强烈的革命潮流以来，革命又与暴力结下了难分难解之缘，以致于中国的革命信徒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1]”在毛泽东看来，革命与暴力不仅难解难分，而且，革命业已成为暴力的同义语。

    今天，关于革命与反革命的论述汗牛充栋。然而，受意识形态概念的限制，从学者到政治家，无论是革命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多数都或多或少地将革命与暴力联系起来。这一现象不仅见于当今仍然为革命所困扰而要“告别革命”的中国思想界，也常见于欧美政治学者的笔下。1989年，法国隆重纪念了法国革命二百周年。直到现在，法国有关革命的讨论似乎仍然难以跳出意识形态的纠缠。因此，法国当代著名政治史学者傅瑞（Furet）于70年代末专门撰文疾呼：“法国革命已经结束。[2]”

    然而，革命就真的等同于暴力吗？如果两者之间有区别，暴力与革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从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历次革命中，难道真能抽象出“革命就是暴力”或者“革命必定伴随暴力”的结论吗？退一步讲，即使革命确实与暴力有某种亲缘关系，在历次革命中，暴力的性质、方式、强度、规模、杀伤力乃至持续性都可以笼统论之吗？本文无意系统地比较历次革命的异同，这显然不是一篇论文可以回答的问题。笔者拟从回顾近代革命传承的历史入手，分梳革命的类型，尝试分析暴力与革命之间的并非如此简单明了的关系。

一、暴力在近代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不同作用

    革命一词来自于西文“Revolution”，西文中天体运行一周为革命。此词近代以来被渐渐从天文学领域移植到政治社会领域，近些年来更是被日益频繁地用于经济、科技、文化甚至生活行为等领域。无论革命一词用于何种领域，一般来说它具有突变和断裂的意义，这是它最本质的含义。在人类活动或观念中的诸种革命里，只有政治、社会制度的革命才与暴力相关连。

    历史学界一般公认，近代欧洲最早的可以称得上是革命的事件是1649年处决英王查理一世为标志的英国革命以及此后1688年的“光荣革命”。但是，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英国革命并不典型，甚至可以说是“半吊子”革命，因为英国革命虽然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却没有解决公民平权问题。革命后的英国虽然进入一种虚君共和时代，但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贵族民主。相对于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显然更为激进。美国革命既争得了自由，又获得了平等。从现代价值系统看，美国革命最重要的遗产不是美国从英属殖民地独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本身，而是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这一宣言奠基了人权、平等的现代价值观。法国19世纪的天才思想家托克维尔于1831年到美国考察革命之后，思想发生了变化，他留下了不朽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它至今仍然是研究美国革命及民主的必读书。托克维尔之所以到美国而不是英国考察革命，就是因为他敏锐地看到了美国革命对平等的贡献。在他看来，平等（包括地位的平等、权利的平等）才是现代性展开的历史动力。

    然而，在当时沐浴于启蒙光照之下并正在酝酿更为激进的革命的法兰西看来，美国革命仍然不无遗撼。美国革命虽然集现代性价值于一身，但美国却是一个没有贵族传统的新大陆，与其说美国人由于革命而争得了平等，还不如说平等乃是新大陆发动革命的基础条件。换言之，美国革命争来的是自由，而平等则在革命之前即已存在。在法国革命者看来，美国革命成功地完成了英国革命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但美国革命却不能为世界提供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模式，不能展现在一个传统文明国家里如何才能同时获得自由与平等。正是因为明确地意识到创建自由与平等的双重任务，法国革命才表现出更为激进的特点。

    英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是由于英国的独特传统，美国革命则可以依靠新大陆的平等的先天条件，那么法国怎么办？法国既无英国那样的传统可以依赖，又无平等的社会基础。法国革命必须创造，必须重构社会秩序。而要做到这一切，革命唯一可以依托的只有启蒙思想倡导的理性。启蒙哲学家所倡导的理性（Raison）是“大写”的理性，是一种在启蒙哲学家看来具有终结力量的理性，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性。正是由于这种普世理成为法国革命的灵魂，法国革命才成为普世性的革命模式。法国革命的普世性特点是法国革命的力量所在，是其深远的历史感召力的秘密所在。全世界有志于改变现状的仁人志士，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面对顽固的专制政权还是面对残暴的军事统治，都可以从法国革命中看到光明，看到希望。

    法国革命既是普世的也是激进的，二者相辅相成。同旧制度的决裂必须是激进的，否则无法获得普世性；为了彰显革命的普世性，必须采用激进的手段。普世的目的与激进的手段于是成为革命的两面，使得革命本身孕育着借助暴力手段、滑向暴力歧路的内在危险。1789年7月14日法国民众武力攻占巴士底监狱，1793年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无疑是法国革命留给后世集体记忆中两幅最为鲜明的暴力图像。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法国革命也为后世开启了以暴力寻求社会制度转型之门。

    法国革命奠基于普世理性，也诉诸于近代社会世人改变现状的渴望，而这一渴望又源于工业社会降生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正因为如此，法国革命之后，以暴力手段改朝换代的思路迅速传播于世界。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国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都充满了血腥与暴力。革命在向世界范围内推广的同时，与暴力结下了不解之缘，进而被认为与暴力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这一共生关系不仅表现为改朝换代、乾坤突转时的剧烈震动，也表现为革命对社会造成的巨大伤痛的持久性。有不少论者指出，法国革命以暴力手段推翻了法国君权神授的旧政权，也为法兰西留下了长久难以愈合的伤痕[3]。从1789年到拿破仑称帝，中经几次君主制复辟，再到1848年革命，最后在1880年左右进入“第三共和”，经过整整100年才最后摆脱内战、暴力的阴影。俄国先有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1905年革命，然后有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先后经过了“苏维埃国内战争”（1917-1920）、“大清洗”、卫国战争等，一直难以逃脱暴力的魔咒。

    中国的情况也十分典型。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如果再加上“文化大革命”，革命确实与暴力如影随形。80年代之后，当中国人欢呼改革而不再追求革命时，不幸又发生了1989年的血腥惨案。上世纪末年，经过改革洗礼的中国思想界在力图冲破意识形态桎梏的同时，重新回顾20世纪，一方面惊醒于革命暴力的破坏性，一方面又看不到中华民族摆脱暴力的乐观前景，于是有人出来大声疾呼，“告别革命”。1995年中国知识界两位代表人物李泽厚与刘再复在香港出版了“告别革命”一书，此后海内外有关是否“告别革命”的讨论就一直未停。刘再复在此书前言中写到：“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我们决心告别革命，既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4]”经过如此诠释的“革命”一词，不仅与暴力密不可分，甚至同暴力划上了等号。革命不仅被抽去了具体内容（无论是“右”的还是“左”的），也失去了其丰富的历史内涵。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从中国的历史看，中国人受革命暴力之害既深且巨，喊出“告别革命”并非不可理解。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到20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革命与暴力不仅表现出某种连体婴儿式的共生关系，而且还有不断强化的趋势。

    不过，到了20世纪末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世界，不难发现，革命不仅没有因为中国知识界之“告别”呼吁而停止，相反却加快了脚步。革命的历史仍在继续，亨廷顿所指的“第三波民主浪潮”，尤其是80年代后期以来东欧的大变局，大多是在革命的旗帜下完成的。

    回顾以上历史，我们至少可以指出，革命作为世界近代以来一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几大特征：

    第一，从17世纪中叶英国革命开启近代革命的先河以来，革命已经经历了长达3个半世纪的历史。这一时间上的延续显示了革命的内在生命力及其历史的合理性，这并非人为的主观因素可以随意拒斥。

    第二，从欧美革命到苏俄革命再到中国革命，革命均与暴力紧密相连，但暴力的性质和指向是有着重大区别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虽然都使用了暴力手段，但其间的区别也是很大的。从今天的认识高度，指出其暴力的共性固然重要，但找出其中的差别更具现实意义。因为正是在具体的差别中才体现了上述革命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指向。法国革命曾对社会造成了持久性伤痛，但并非所有的革命都如此。相对于法国革命，英国革命与美国革命并没有造成社会的持续震荡。法国革命之后的伤口虽然长期难以愈合，但将其完全算在法国革命的账上也有失公允。法国革命之后面临整个欧洲地缘政治大格局的重组和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法国在革命100年之后才建立“第三共和国”，与革命的激进程度固然有着因果关系，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欧洲各国的军事干预有关。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处于欧洲边缘的英伦三岛和远在新大陆的美国的战略地位和政治震撼，都无法与法兰西相比，将法国的长期动荡放到整个欧洲框架内才可以得到较为全面的解释。

    第三，与“十月革命”开启的共产主义革命模式相比，欧美共产主义之前的革命伴随着的暴力均是在革命推翻旧体制的相对短暂的断裂期间。美国革命其实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8年时间，法国革命从1789年攻占巴士底监狱到1799年拿破仑政变实际上已经结束，其后战争不断的原因或者是由于拿破仑的军事扩张，这与革命并没有必然联系，或者是因为政权难以建立和巩固。换言之，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前，即使是在激进的法国革命时期，暴力也仅仅是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来使用的。

    共产主义革命则十分不同。共产主义革命不仅在推翻旧体制、夺取政权时使用暴力，更为突出的是，在政权建立之后暴力也是维持政权的主要手段。暴力不仅发生于共产主义的夺权时期，而且与共产主义制度存在的历史相始终。30年代斯大林专治下的“大清洗”是在苏俄政权巩固之后发生的。“大清洗”的发生不是因为战争，暴力的对象不是企图推翻苏联政权的军事力量，而是苏联内部的异己或者潜在的异己份子。中国1957年的“反右”及其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自然也属于这类暴力运动。事实上，这种暴力的性质已发生变化，不再是为了革命而诉诸于暴力手段，而是利用革命的名义实行暴力强制。这样的暴力是失去了暴力的对立面的暴力，因而演化成为一种单向的镇压与恐怖手段。法国政治学者古尔多瓦在《共产主义黑皮书》的“序言”中表示：共产主义将暴力变成了制度。诚然，任何政权都需要一定的暴力，作为国家镇制机器的暴力（司法、警察、监狱等）来维持，但暴力必须纳入宪政的框架之下。按照古尔多瓦引述的数字，全世界共产主义各国从1914到1991年间共有近1亿人受害致死，这一骇人听闻的数字包括苏联200万、中国650万、越南100万、北朝鲜200万、柬埔寨200万、东欧100万、拉美15万、非洲170万、阿富汗150万。[5] 必须强调的是，上述所有这些死难者，都不是夺取政权期间革命的殉难者，而是政权建立之后葬身于制度屠刀之下的无辜生命。这一事实告诉人们，作为手段的暴力和作为制度的暴力的杀伤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如果说共产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之前的革命二者均使用暴力手段来夺取政权的话，以暴力作为基本制度来维持政权则是共产主义革命的特点。

二、东欧的后共产主义革命：走向民主、告别暴力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按照革命的性质和暴力在革命中的位置将革命划分为近代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与后共产主义革命3种不同的革命类型来分析。暴力在近代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中的最大区别是手段与制度的区别，而二者之中暴力的杀伤力、持久性和暴力的对象也极不相同。那么，后共产主义革命，即共产主义革命之后的革命，与上述两种革命又有何不同呢？

    当中国的学者呼喊“告别革命”时，如果我们将眼光更多地集中到中欧和东欧，就不难发现，革命一词不仅未随着法国革命的远去和俄国革命的结束而被弃置，而是随着东欧社会的变化，使用得越来越频繁。从1988年到1992年不到4年的时间里，民主制度在东欧如风卷残云、摧枯拉朽，一时间，东西冷战结束，专制寡头垮台，共产主义阵营消亡，市场经济登台，自由、人权成为历史的主调。2000年10月，以民族主义旗帜抗拒这一潮流达11年之久的南斯拉夫强人米罗舍维奇也不得不接受南斯拉夫人民通过票箱作出的选择，这一事件被媒体称作“塞尔维亚民主革命”。2003年11月，格鲁吉亚反对派将掌握权力11年之久的谢瓦尔德纳泽轰下政坛，也被称作革命，即所谓的“玫瑰革命”。2004年底，乌克兰总统大选通过3轮投票，将反对派领袖尤先科推上总统职位，成功地推动了乌克兰迟滞13年之久的政党轮替，被媒体称为“橙色革命”。从断裂与突变的意义上诠释革命，将东欧这一历史巨变称为“革命”显然是当之无愧的。

    总体上看，东欧的后共产主义革命有两个突出的特征。

    第一是革命的民主诉求。无论是现在已经加入欧盟的东欧各国，还是转型较为迟滞的独联体各国，革命的任务都是要结束共产主义专制。1989年之后，经革命推动的所有这些国家演变的方向无一例外均是走向民主。这一特点使我们看到东欧发生的后共产主义革命具有向17、18世纪欧美革命回归的价值指向。这种革命需要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需要政权的更换，但并不寻求政权的专有。这种革命不需要经过长时期的武装斗争，不需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依靠强大的军队，甚至也不需要严密的政党。这种革命可能有自己的灵魂人物，但这也不是革命的必要条件。革命的必要条件是旧政权的极度腐败，是社会公众的人心所向，是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是民主参与的诉求，是统治者内部的分裂，是世界潮流的推动。

    这种革命的民主指向不仅存在于革命发生前期和当时的民主诉求，也充分体现于革命之后东欧各国的政治实践。东欧以铲除共产主义专制为诉求的革命发生之后，不仅共产党继续存在，并未被作为阶级敌人而镇压，而且各国共产党都毫无例外地享有合法的地位，在议会里拥有经民选得到的席位。

    保加利亚的转型十分典型地说明，共产党在失去一党专政之后仍然在政治舞台上起着积极的作用。自1989年11月共产党总书记日夫科夫辞去领导职务，保加利亚共产制度解体。第二年6月改名为社会党的前共产党在立法大选中获得议会多数。1991年10月再次大选，社会党下台。但3年之后，1994年12月社会党再次在大选中取得胜利，获得议会204名议员总席位中的125个议席。与此同时，在波兰（1993年）、匈牙利（1994年）等国，或多或少改头换面的共产党也都通过选举又重新回到执政前台，完成了共产党从一党专权的政党到多元轮替的政党之重大转变，从此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一样，合法地民主地执政，合法地民主地下台。在原苏联集团的核心地带，独联体国家的民主革命似乎有分两步走的趋势。伴随着苏联的解体，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相继宣布独立并进行了民主选举，但政权仍长期由共产党或前共产党独占。直到最近，格鲁吉亚与乌克兰分别发生了“玫瑰革命”（2003）和“橙色革命”（2005）的“二次革命”，这两个国家才完成了政党轮替。其它国家什么时候走这条路，如今还没有具体的回答，但是，包括俄国在内，这些国家后共产主义革命的民主大趋势也是不容否认的。

    第二是革命的非暴力特征。当时东欧各国的后共产主义革命大潮虽势不可挡，但革命的方式和持续的时间不尽相同。从时间上看，有一种说法是，东欧国家的民主转型，波兰用了10年，匈牙利用了10个月，东德用了10个星期，捷克用了10天，罗马尼亚则只用了10个小时。从方式上看，波兰团结工会与政府谈判时，预留给共产党65％的议席；捷克民众再演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以上街抗议的形式将捷共领袖胡萨克逼退；罗马尼亚人民面临的是一个更为贪恋权势的暴君，于是只得寻找带有血腥的出路。但总体上说，东欧巨变包括苏联的崩溃，都是在一种相对理性和非暴力的气氛中完成的。即使由于齐奥塞斯库的冥顽不化，导致罗马尼亚的转型染上了暴力色彩，但齐奥塞斯库被推翻3天后即被处决，罗马尼亚很快就翻过了血腥的一页。将“革命”一词用于后共产主义变革，并为人们广泛接受的大概应该归功于捷克的所谓“丝绒革命”，这一“革命”最为典型。革命前的捷克存在着一个高水平的组织有序的政治异议群体，有一个举世公认的杰出革命领袖哈维尔。革命之后，捷克共产党一败涂地，以哈维尔为首的“公民论坛”在1个月后的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哈维尔本人也被革命推上了权力顶端。“革命”这一在历史上只能与暴力为伍的概念，终于和“丝绒”挂上了钩。

三、革命的历史轨迹

    基于上述对革命类型的分梳，我们现在可以更进一步地提出问题：为什么是后共产主义革命而不是近代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具有这种非暴力的特征？要回答这一问题，显然需要从这3种革命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性质、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手段入手进行分析。

    以法国革命为标志的近代革命或曰前共产主义革命面临着时代的大转折，那是工业社会代替农业社会的时代，是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时代，是民主自律取代君权神授的时代，是个体、自由、平等等现代价值凸显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既是人类有史以来空前激烈的，又是人类本身并无任何前朝经验可以依赖的。这一时期的革命不仅是激进的，甚至也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以追求自由、平等、人权为目的的近代革命之意义及其开启的人类现代社会得以奠基的现代性价值，是随着时代的推延才日益彰显和深化的。从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理解近代革命，革命借助了暴力或者暴力玷污了革命乃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无法避免的。我们今天当然应该摒弃革命中的暴力倾向，但是也不应该苛求前人，将革命与暴力同等对待，将婴儿与脏水一同倒掉。

    从性质上讲，共产主义革命是一种追寻单一的革命，而近代革命和后共产主义革命相似，都是一种确立多元的革命。后共产主义革命在这里表现出与前共产主义革命的同质性，而显示出与共产主义革命的明显区别：后共产主义革命的目的不是夺取政权，而是寻求政党轮替；不是消灭敌对阶级而是保护一切人的人权；不是企求尽善尽美的乌托邦而是实现普遍的宪政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后共产主义革命称作民主革命，而共产主义革命则是一种一党专政的革命。一党专政的革命之基础建立于对抗，建立于排他，建立于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建立于惟我独尊的意识形态，一句话，建立于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极权主义体系。这种意识形态构想，这种极权主义追求本身就是暴力的，因为它以消灭一切异己为自身存在的前提。这种体系同时又孕育着暴力，因为它在创建和生存过程中不仅随时都在“发现”异己进而铲除之，而且也不断地制造异己，从而为自己的排他性存在提供了理由。

    在人类社会中，这种排他的机制几乎毫无例外地存在于一神教的宗教之中。但是宗教只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如果一神教有总揽整个社会生活之志，那么这种宗教就具有神权极权主义的特点。中世纪的基督教曾经有这样的志向，现今某些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国家也有这样的志向，伊朗1979年发生的所谓“伊斯兰革命“就是一个典型。中世纪基督教的极权之志而今已经成功地受到制约，欧美社会不仅通过宪法将宗教限制在严格的私域之中，而且也不允许任何宗教垄断信仰领域；而伊斯兰教会政教合一的国体模式则日益显示出其对社会迈向现代的巨大阻碍作用。

    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系统是一种世俗神权机制，该系统以世俗之身，独占世俗社会的一切位置，也以世俗的名义强占宗教的位置。在这种极权主义的机制下，革命的目的既然是建立不容任何人分享的独家天下，革命的手段因而也必然是强制与暴力。钳制言论、扼杀自由、强奸民意、消灭异己、镇压反对派等等暴力手段于是成为制度。暴力酝酿暴力，暴力服务于暴力，暴力上升为制度，政权蜕变为暴力本身，这乃是这种排他的极权主义革命逻辑的自然归宿。后共产主义革命以自由为宗旨，以制度化的分享权力为目标，不寻求一家独霸的权力格局，因而在20世纪末年，当共产主义失去理想与正义的光环之后，非暴力的社会制度的转型成为可能，同时也为东欧及其他地区的革命实践所证明。

    比较这3种革命，我们还可以发现，共产主义革命虽然从时间上直接承继近代革命，但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价值准则。共产主义革命利用法国革命片面强调平等的历史缺憾，以平等，尤其是经济平等的名义，将近代革命中作为手段的暴力推到极端，放弃了近代革命的民主指向，阉割了自由和人权价值。从世界革命传承史的整体观之，后共产主义革命是经过共产主义革命洗劫之后向近代革命回归的革命。从价值系统上讲，只有后共产主义革命才是近代革命的继承者，而共产主义革命乃是对近代革命的背叛。不过，后共产主义革命并不是近代革命的简单重复，后共产主义革命非暴力的特点是在对革命与暴力进行了双重筛选之后向近代革命的回归。后共产主义革命既洗刷了共产主义革命极权主义的内容，又抛弃了暴力的形式。

    这里，我们还必须涉及到暴力现象本身的问题。暴力作为人类生存行为方式之一种，当然不仅仅与革命相连。历史上的暴力（这里主要指大规模、有组织的暴力行为），从战争、侵略到起义、镇压、复仇等等，充斥人类社会生活。暴力更多时候是源于权力、领土、利益、信仰之争。暴力可以是反抗暴力的手段，可以是镇压弱小的手段，也可以是屠杀异族的手段。革命可以源于暴力，如反抗暴政；暴力也可以源于革命，源于意识形态鼓动，如共产主义革命；暴力更可以源于暴力，如战争、镇压。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中表现出的非暴力倾向不仅仅与革命的民主性质有关，而且也与20世纪的历史环境有关。历史学家霍斯鲍姆将20世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苏联崩溃的历史称为“极端世纪”[6]，正是指这一时期人类的暴力行为登峰造极。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孕育了两场大规模的杀人革命：列宁的赤色革命与希特勒的褐色革命。这两场“噬子”革命将人类的疯狂推到了极致，因而也预示着理性的可能回归。

    从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演化的角度看，绝大多数国家之所以避免了暴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铺垫。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先后归顺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欧国家中，均存在着强烈的改革诉求，一些国家也出现过强度不同的民主与自由指向的政治改革。最为突出的是1956年的波兰“十月事变”、同年的匈牙利起义和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当时苏联对上述3次和平转型尝试的镇压，一方面延缓了东欧革命发生的时间，另一方面也为30年后苏联及整个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集团的和平革命留下了历史的殷鉴。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和平转型成功的路径并不相同：匈牙利、捷克都有相对强大的民主传统和政治异议力量；波兰得益于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如团结工会、天主教会等等。但各国最基本的共同点不是别的，正是都必须面对共产主义暴力这一庞大的历史遗产。共产主义相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阶段性，经历过共产主义革命之后的社会很难再迷恋暴力了。

    后共产主义革命的非暴力取向既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也是经过暴力蹂躏之后的人类对暴力的普遍厌倦。实际上，环顾欧洲，不仅后共产主义革命具有这种非暴力特点，法西斯主义洗劫过的葡萄牙与西班牙都于79年代选择了和平革命。葡萄牙于1974年发生所谓的“石竹革命”，推翻了葡萄牙版的萨拉尔法西斯独裁政权；1975年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独裁者佛朗哥去世，国王卡洛斯主导民主革命，转型顺利成功。亚洲的印度尼西亚1998年到1999年的激进转型也应该属于这一革命类型。在同一时期，被希特勒“褐色革命”暴力直接蹂躏的西欧，在法国与德国的首倡下，开始了奠基于民主法制之上的、以建构和平为宗旨的欧洲政治统一运动。由西欧人开启的这一前无古人的和平工程，既是为放弃自己的暴力的过去所作出的强有力的回答，无疑也向整个欧洲的民主进程播发出巨大的道德感召力和政治向心力。

    当然，我们并不能够对21世纪的国际环境盲目乐观。放眼今天的世界，不幸的是暴力依然紧紧纠缠住人类向前的步伐，如以“911”惨案和伊拉克战争为标志的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的暴力较量。不过，伊斯兰极端分子所追求的既非现代人类的价值理念，甚至也非社会制度的变革，因而与革命扯不上关系。倒是美国发动的旨在为伊拉克建立民主政体的战争带有一种革命的性质，德国思想家哈贝玛斯就把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称为“新保守主义革命”[7]。不过这是一种外来力量强加的革命，对暴力手段的依靠远胜于我们上述所谈的后共产主义革命。

    以上讨论对后共产主义革命的民主与非暴力特点从经验层面作了概括，也从理论层面对这一特点和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特点作了分析，但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后共产主义革命的性质（民主指向），还是其赖以发生的时代条件都不是今后类似的革命不会发生暴力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虽然后共产主义革命在性质、手段、历史条件等各方面都朝着非暴力的方向发展，但暴力因素并未完全排除。苏东的经验证明，后共产主义革命既可能是民主的也可能是非暴力的，但并不能保证在其他地区这种革命就一定是非暴力的。

    只要是革命，就是断裂，断裂就意味着为暴力预留了门户。将非暴力的可能化为现实还要依赖于各个革命发生地的具体情况。罗马尼亚的例子不仅表明在东欧后共产主义革命中仍然飘荡着暴力的影子，尤其是显示了来自革命对象一方的暴力倾向不易有效地遏制。也就是说，专制统治者一方的暴力惯性决定了后共产主义革命还拖着一条暴力的尾巴。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逻辑地提出革命发展前景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没有走出共产主义制度的朝鲜、越南、古巴尤其是中国，会否发生后共产主义革命呢？这种革命会以什么方式发生？会否如罗马尼亚一样带有血腥的色彩呢？这些问题当然还要等待历史的回答，也超出了本文所论述的范围，但肯定是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及世界前途的人思考的问题。

【注释】
[1]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
[2] 傅瑞，《思考法国大革命》，三联书店，2005年1月版。
[3] 法国汉学家施维叶（Yves Chevrier）曾将法国革命之后的反复与中国近代的长期徘徊相比，见《Le debat》双月刊，2001年11月号。中国学者杨小凯也曾持有这种看法，见其在网上流传甚广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
[4]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4页。
[5] 古尔多瓦（Stephane Courtois）等，《共产主义黑皮书》（ Le livre noir du communisme: crimes, terreurs, repressions）。Paris：Laffont，1997。关于共产主义各国死难者的数字，古尔多瓦认为有必要量化，否则难以把握其骇人的规模。但他提供的的数字也存在争议，该书的其他作者如苏联部分的撰稿人威尔斯和亚洲部分（中国、越南、柬埔寨）作者之一的马尔戈兰则认为这一数字过于庞大，粗略的估计应在6,500万到9,300万之间。有关《共产主义黑皮书》的讨论，可参见拙文“评有关《共产主义黑皮书》的讨论”，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1998年十月号。
[6] 霍斯鲍姆（Eric J. Hobsbawn），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yeth Century, 1914-1991。
[7] 哈帕马斯，“塑像与革命者（La statue et les revolutionnaires）。载2003年5月3日法国的《Le Mon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