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语：从中国的百年政治变迁看今日中国

编完这期杂志之时，正值中国加入WTO四周年整。加入WTO之前，世界曾预言：经济市场化将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如今的中国到底离民主化是近了还是更远？本期的几篇文章从现实和历史路径为今天的中国寻找政治坐标。

    徐贲在“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一文中，将中国的现状与极权主义原型和后极权主义时代的政治特点相比较，用“新极权主义”这一概念来表述当前中国政治体制的性质。作者指出，原型的极权主义通常致力于消灭人的个性和创造性，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之类的变体以此为前提，后两者看上去不似极权主义原型那么残酷血腥，因为极权主义原型早就用暴力和恐惧为其后继形态造就了顺民。目前，“新极权主义”社会中的“谎言文化”和“扮傻文化”从政治领域向社会生活的其它各个领域延伸，构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假面社会”。在分析了当今中国的种种特点之后作者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新极权主义”体制的无出路是一种制度性的无出路，这种“无出路”指的不是某个政党的权力危机，而是国家和民族不能与极权体制彻底决裂、无法重建光明未来的危机。

    刘田玉在“宪政理念在中国的百年变奏”一文中指出，百年来现代宪政理念在中国淮桔成枳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先于宪法，宪法成了政治斗争的“战果确认书”，带有强烈的党派、阶级和意识形态色彩，缺乏中立的立场和包容的品质。作者认为，中国百年来制定的几部宪法，其制宪程序均不符合正常的制宪要求，即宪法先于政府。总体来看，百年来的数部宪法本质上都不是各阶级、党派和利益集团平等协商并共同遵守的“约定”，而是由统治集团“钦定”并强加于国民的“治国章程”。这种由政府来制定宪法的制宪过程，往往是政府用强制的手段垄断权力和利益的分配并将结果“宪法”化。正是在这样的立宪行宪过程中，宪政民主那种原发性的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宪法理念消失殆尽。

    应克复的文章“‘民主集中制’的本质与毛泽东的集权思想”，其蕴味可用“冷水泡茶慢慢浓”来形容。作者从“民主集中制”这一党文化特有的政治名词之由来及其内在的逻辑矛盾入手分析，指出“民主”只不过是形式，而集权才是“民主集中制”的本质。如果说以往诸多民主启蒙的文章多侧重于从正面张扬现代民主理念，或从中共的政治实践来分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缺失，那么这篇文章则是从理论上指出，民主集中制其实与现代民主政治南辕北辙。

    王晓华的文章“公共知识分子的兴起及其角色定位”展示了他对知识分子角色与社会演进之间的独特认知。作者指出，经历过50年代至“文革”时期公共知识分子消亡的时代后，80年代的中国出现了少数意见领袖与启蒙英雄，但这正好说明了那个时代公民意识匮乏，知识精英才得以成为高耸于民众之上的时代英雄。但“这种公民与精英之间的紧张……终究会暴露真实的时代局限”，“因为当时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本身就有问题”，他们的思考主要从党与国家的利益出发，而很少从民众权利出发考虑问题。作者指出，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出现了一批从普通公民的视角出发，审视现有制度、规则的欠缺，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提出批评与建议的知识分子，中国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兴起于此时。

    唐少杰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现代史中的地位”看似在叙述中国人认识1949年以后这段历史的困惑与分裂，却点出了“文革前十七年”、“文革”和“文革后”这三个时期的共同点：法统的延续与道统的断裂，以及这不变与变的矛盾所引起的认识混乱。作者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文革”的反现代性和反现代化到底是意外还是缘于政治体制本身？

    李月军和宋永毅的两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红卫兵”一代的精神历程，可被视为对唐少杰所提问题的应答。李月军的“锻造激情的木偶──论红卫兵的政治社会化”指出，“红卫兵”一代的畸形精神状态实际上是中共意识形态教育锻造的产品；而宋永毅的文章则分析了这一代精神畸形者中的反叛者，即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敌人”的少数青年理论探索者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