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的兴起及其角色定位

自20世纪中期开始，西方就不断有人预言知识分子的衰落。美国联邦大法官理查德·波斯纳在其2001年出版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中宣称：公共知识分子在专业化和消费主义的时代里将成为过时之物，必然被形形色色的专家和大学教授所取代，至多只能在社会文化的缝隙中存在。[1] 这种思潮在世纪之交也借后现代之名传入中国，为部分知识分子退化为学者提供了来自域外的理论支持。然而，“911”事件再次点燃了全球公共知识分子的激情，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再呈复兴之势。一度思想退隐而学术凸显的中国知识界同样出现了立场转折，不少学者开始回归或进入公共知识分子行列。他们将目光聚焦在国内的公共领域，借助网络、报刊、广播、电视对各种公共事务发表评论、申明立场，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因此而崛起。

    然而，在有关公共知识分子及其社会功能的认知方面，其实有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尚待讨论。例如，究竟何为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何在？判定某人是否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是什么？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意味着荣誉和使命，还是新的特权？公共知识分子自古有之，抑或是现代的产物？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产生与现代性(尤其是公民社会)有无内在关联？就这些问题产生必要的共识无疑是个紧迫而关键的任务。

    顾名思义，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关注社会公众事务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存在以必要的言论空间为前提。对公共领域的自由评论是现代性的产物，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诞生于现代，他们是以公民身份关切、思考、言说公民共同体命运的知识人。他们大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法律、经济、文学、历史、宗教等），而又以关切、思考、言说公民共同体为志业。

    精神和人格独立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格。他们应当保持独立自主，不依附任何阶层和群体，他们不应该是任何阶层的代言人，而必须是从普遍公民的立场出发的独立发言者。他们的观点或立场可以是激进的或中庸的，但不能将自己与特定阶层捆绑在一起，因为那样就会损害他的公民立场。公共知识分子往往从道义、法理、日常生活的角度不断审视公共生活，寻找其可能的欠缺，提出批评和建议。在这个过程中，闯红灯的市民、涉嫌腐败的官员、违反学术伦理的大学教授，均可能被公共知识分子以批判的态度聚焦。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品格并不意味着他具有任何特权，他自始至终行使的都不过是神圣而有限的公民权利。正因为如此，诸如“意见领袖”或“社会良知”之类的桂冠并不适合公共知识分子。所谓的领袖总是与民众相对应的，而公共知识分子并非领袖。“社会良知”这样的说法看似庄重，却赋予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以太多的道德意味，又暗中假定了其优越性，这并不符合公共知识分子的本性。

    公共知识分子关心的事务并不以人文领域为唯一维度，他们还可能关心物质世界的事务，所以生态环保主义者也属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范畴。自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流行的疯牛病、禽流感、非典型肺炎都表明，在危机重重的生态圈中，人与其它生命已然结成命运共同体，关心生物的命运直接关系到人的福祉。在当代世界的思想界，将公民权利、种族歧视、女权与生态问题综合起来考虑，业已成为一种潮流。在公共知识分子诞生较晚的中国，目前也出现了这样的人物。

    中国尚在走向公民社会的途中，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对公民社会的到来是举足轻重的。梁启超等人作为第一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所达到的高度，至今仍为国人仰视。他们出场于中国公民社会尚未生成的时代，在整个中国没有几个人“能知欧美政治大原者”的前现代境遇中，能够提出言论和结社自由等改革举措，令后人叹为观止。在那一代人的努力下，中国的新式社团从1878年的32个迅速增加到1904年的271个，报刊的数量在世纪初则多达500家。后来的“辛亥革命”之运作亦有赖于新型知识分子所创造的公共空间（如报刊和社团）。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第二代公共知识分子的大规模出场，他们创办现代大学、经营新潮期刊、倡导白话文。在这个多元化的阶段，激进派、保守派、中庸派同域共生，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实验主义、科学主义、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异曲交响，蔚为大观。然而，主张渐进改良的自由主义者与倡导革命的左翼人士渐成对立之势，直至在以后的岁月里持续斗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执着于渐进的社会改革，将自由主义逐步制度化，大体上走对了方向。而大批向左转的知识分子怀着拯救被压迫阶级的宏大愿望，自觉地将自己的命运等同于特定群体的命运，却在投奔光明的激情中走上不归之路。

    陈独秀本是公共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一度以倡导自主自由之人格闻名于知识界，但阶级意识的萌发和增长使他放弃了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立场，这种选择既使他一度成为政治学意义上的领袖人物，也意味着他丧失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此后，他说话前必须考虑阶级立场和革命目标，要服从集团的意志纪律，以往那种意气风发的言说不复存在，代之而来的是对形势、策略的分析和宣传。甚至被“组织”开除后他仍然生活在这种思维惯性里，于想象中与特定的阶级和集团同呼吸共命运。备受命运作弄的陈独秀无疑是个悲剧性人物。其实，陈独秀的悲剧是所有以实际行动向左转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悲剧。

    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前提是独立，独立性之死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之死。任何公共知识分子一旦依附特定的阶级和群体，就不能自由地变换立场，无法独立自主，自然也不能再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而存在。大多数向左转的知识人似乎比陈独秀幸运──与自己所依附的阶级和集团一同进入了“新天新地”，但这种幸运实际上是个假象。他们在“新天新地”中依然处于被主宰的状态，他们所依附的阶级和集团随时可能审判和淘汰他们。对于被淘汰和驱逐的恐惧是这个时期知识人的典型形态。时刻处于“被时代淘汰”和“被人民抛弃”的境遇，独立性和公共性自然无从谈起。这个时期的中国有大量知识人，但几乎不存在知识分子。世道决定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族类的退隐。即使有顾准这样的知识分子偶然地闪现（作为意外），其思考对公共生活也无法产生即时性影响（因为缺乏可以自由表达的公共空间）。所以，这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集体消亡的时代。

    公共知识分子只能诞生于公民社会或走向公民社会的途中。公民社会兴则公共知识分子兴，公民社会亡则公共知识分子亡。公共知识分子依托公民社会（至少是其萌芽），在建设和守护公民社会的过程中获得生存的合法性和意义。在经过漫长的集体退隐之后，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要重新出场，就必须解除自己对特定阶层的依附关系，重建自己的公共性（普遍的公民性）。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之所以执着于对阶级性的消解，就是因为公共知识分子要在对阶级性的消解中恢复自己的独立品格。人除了阶级性外，还有普遍的人性，因此，知识分子有理由不依附任何阶级，从而得以表达和守护普遍的人性。

    人从根本上说是平等的，任何人都有人性的尊严，都有存在的价值。对人道主义的弘扬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最大贡献，也是中国第三代公共知识分子庄严的出场仪式。在对人道主义的讨论中，部分公共知识分子进入了公民社会的维度。王若水在1983年1月完成的“为人道主义辩护”一文中，曾如此解释人道主义的内涵：“它意味着抛弃十年内乱期间的全面专政和残酷斗争；抛弃把一个人神化而把人民贬低的个人崇拜；坚持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2]”如果能够就此前进一步，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即可深入到公民文化层面，更彻底地实现自己的社会职能。然而，受制于时代语境和思想进展的自身逻辑，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未能完成这关键性的一跃。他们的探讨自始至终局限于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抽象言说。

    王若水在“为人道主义辩护”的结尾处，道出了当时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话语的关键词[3]：“一个怪影在中国大地上徘徊……你是谁？我是人！”他未能说出“我是公民”这个至关重要的命题，说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尚未真正地领受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不过，能说出“我是人”已经足以让同时代人惊愕和兴奋，足以在当时的语境中推动国人的精神解放，足以给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提供重新出场后施展身手的精神空间。

    20世纪80年代无疑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自“五四”以后的黄金年代，第三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以各种富有激情的方式登场亮相，通过报刊、电台、大学讲坛发出个性化的声音，享受着登高一呼而应者云集的感受。在那个人文出版物还有大量读者的年代，公共知识分子无疑是万众瞩目的焦点，是备受关注的启蒙英雄和知识精英。现在，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在回忆那个年代时，往往会发出盛况难再的感慨。然而，公共知识分子处于舆论关注的中心，这本身就是悖论性的，是那个时代的局限和欠缺：要走向人人平等的公民社会，就必须消解将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对立起来的二分法，而公共知识分子被奉为启蒙英雄和知识精英，恰恰表明他们在社会中事实上的孤立，也表明公共知识分子和民众仍未具有普遍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与精英之间的紧张”可以被表面的轰动效应所遮饰，但终究会暴露为真实的时代局限。

    20世纪80年代末期，启蒙理想所引导的宏大社会实践之所以受挫，不仅仅由于国民性落后和社会条件的不成熟，也因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本身就存在问题。这个问题无疑被带入了20世纪90年代。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处境日趋复杂。启蒙失败所造成的创伤尚在剧痛中，商业文化的兴起又至少暂时将他们推向边缘，从高峰跌向低谷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日益退出公众的视野。不少公共知识分子退隐为知识人，在专业化的学术建构中寻求精神寄托，以至于“学术凸显、思想退隐”成为人文领域的主流状态。中国似乎进入了一个不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

    社会的深层走向往往与其表象不同。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看似进入了不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年代，但实际上公共知识分子大规模出场并显露其原始身份──公民知识分子──的条件却日渐成熟。市场经济的兴起开始为公民社会奠基，公共知识分子天然地属于公民社会，也只有在公民社会中才能看到其真身，但这个过程是曲折的。90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受到市场经济冲击时并未立刻认识到正在到来的公民社会的意义。他们最初的选择是反抗，是将世俗化的社会视为异己性存在。从人文精神大讨论到“抵抗投降”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出场，社会生活的世俗化、欲望化、平面化始终是公共知识分子批判的对象。甚至当时最为前卫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未对正在兴起的公民社会给予肯定性评价。

    然而，公共知识分子与公民社会的血缘关系注定了他们迟早要自认家园。以个体为本位的市场经济揭示着人和人的平等品格，也使中国公共知识分子逐步接受了自己的平凡地位，开始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说话。到了世纪末，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普遍放弃了高蹈的精英姿态，由追求抽象的人文理想转而关注政治自由和社会公正。他们在公民社会中看到了自己的真身，知道自己原本就不是具有话语优先权的“精神贵族”，而不过就是普通公民，象任何公民那样高贵，亦如任何公民般平凡，所拥有的权利既不比其他公民多，也不比其他公民少。既然是公民，就必然以公民社会为家，以完善公民社会为业。如果说公共知识分子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这种不同就是对普遍公民角色的主动承担。在走向公民社会的途中，必须有人承担普遍的公民角色，从普遍的公民视角审视现有制度、规则、程序的欠缺，以普遍公民的身份提出自己的批评和建议，这便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工作和志业。对于这个真理的领悟使大批公共知识分子在世纪之交涌现出来。他们知道走向公民社会的道路无疑是正确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走，寻求建构公民社会的最佳方案乃当务之急。法律是公民社会的最高权威，完善公民社会首先是完善法制，对于公民的普遍关怀也首先是制度关怀。一个人可以通过具体的赠予关怀若干个体，却不能以此方式关怀所有公民；能够让他关怀所有公民的动力来自于对更好的法律、制度、规则的设计和守护。21世纪初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反思和批评直接促成了对这个法规的废除，从而令所有公民受益，可谓制度关怀的成功范例。在这个案例中，公开讨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公开讨论中扮演普遍的公民角色，则是公共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

    诉诸于公开讨论而非小圈子中的密议，乃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使然。但公开讨论需要较高自由度的话语平台，而中国的主流媒体受制于滞后的意识形态语境，尚不能全面承担这个功能。因此，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在21世纪的兴起实际上依赖于网络文化的迅速扩张和深化。网络BBS文化的民主性（它是自治的）、平等性（几乎所有会打字的个体都可以发言）、广泛性（超越地域、职业、身份的限制）、超功利性（相对而言，大多数BBS尚未进入市场），意味着它既能够部分超越意识形态话语的界限，又不受利益关系的直接支配，因而可以为公共知识分子提供相对自由的话语平台。当现有的制度规则暴露出其欠缺时，在某些公民的权利受到损害之际，网络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了可以即时显身的场所。他们在这里可以激扬文字，对现实提出批评，筹划更好的社会生活。众多发言者的平等出场抑制着他们残存的精英意识，使他们时刻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说话。网络空间是当下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最容易看到其真身和显现其真身的地方。目前中国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几乎都介入网络文化，通过网络实现自己的公共性。网络文化并不是完全虚拟的，它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众多传统媒体（如报纸、刊物、电视）和部份公民的日常生活，甚至使得传统媒体和实际生活成为它的延伸。当下的网络文化很有可能是未来中国公民文化的预演，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完全可以在网络文化中看到公民文化的前景，看到自己和其他国人的未来。

【注释】
[1] [美]理查德·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8-9页。
[2] 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三联书店，1986年出版，第233页。
[3] 出处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