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与社会发展

理解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不仅需要宏大叙事，还需要具体而微的深入调查与观察。本期文章既有关于历史与思潮的宏观讨论，也有对现行制度下公共政策引起社会矛盾的剖析和调查，以及关于政府对农村与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观察与分析。

    陈彦和谭天荣的两篇文章可称为宏大叙事。陈彦的文章“民族主义诱惑与认同危机”从多个视角透析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其社会功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垮台，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失去了信仰者，民族主义因此发挥了意识形态替补功能；同时，因美国对中国人权状态及政治制度批评得最多最力，于是培养以反美为主诉的民族主义乃成为中国政府仰赖之基本策略。作者指出，当局刻意推广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的目的在于培养以爱国主义面目出现的爱政府主义；在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条转换捷径，那就是从中小学阶段政府就刻意培养的集体主义。

    谭天荣的文章“新中国与‘文化大革命’”视角独特，在编者按中我们专门介绍了此文在思想史上的价值和作者经历。作者独辟蹊径，提出了关于“一党专政”与“个人独裁”相互关系的解释，可以帮助读者认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斗争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作者对小农王朝的一些论述也点出了今天中国农村问题的制度根源：“马克思指出小农的王朝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藉以立足的适当基地。在新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在这一基地上很快就转化成为自我服务的大官小吏。”

    在“从‘买官卖官’看中国的官场政治”这篇文章中，喻中借用“经济人”概念，从制度环境与人的选择这一角度分析了中国“买官卖官”现象之流弊。他从“买官卖官”现象产生的制度环境入手，分析了买者为何要买、卖者为什么不得不卖的社会根源，指出了中国官场如何通过“买官卖官”这一过程，在官员之间形成互相依存的荫蔽关系，从而保证了政府官员这一利益集团成员中的大多数能公然蚕食公共利益而不受惩罚。

    王维洛在“为什么水利工程征地时冲突不断”一文中，通过对国务院1991年出炉的《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的具体分析，指出这一行政法规无视早已通过的《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为中国90年代的征地狂潮提供了侵夺农民权益的“法规依据”。从中可以窥见中国的所谓“法制建设”之本质。

    何景熙根据他对成都平原3个村的调查写成了“征地纠纷与农地产权”一文，揭示了当前中国土地征用纠纷频发的根源在于制度缺失和政府的不良作用。作者指出，正是政府在土地交易市场上以交易一方的面貌出现，利用行政权力直接参与土地买卖，从而引发了诸多矛盾。他认为，政府应当退出土地交易市场，它只能当“裁判”而不能当“运动员”。

    郝晏荣在“国家对农村现行管理方式的体制缺陷──从南村调查剖析中国的乡、村基层组织现状”中说明，中国农村的基层政权已经堕落为一个自利性集团，时常掠夺农民而自肥，农民结婚、生育的权利操于乡干部之手，竟成为后者敲诈勒索的理由，而村委会存在的主要作用就是帮助乡政府向农民搜刮各种税费。作者认为，中国农村的出路在于改变国家对农村的管理方式，使之由行政官僚凌驾于农村之上转变为由农村社区精英对农村自我管理。在“中国的城市‘街道’管理体制改革与社区发展”一文中，何海兵介绍了上海、南京、武汉、青岛等几个城市改革“街道办事处”管理体制的探索，并且指出，中国的城市管理体制之所以存在种种弊端，根源在于“政府管理社会”，而不是“政府服务于社会”。

    郑宏泰、黄绍伦在“香港民众对局势的评价及社会下层面临的危机”一文中，通过分析大量民意调查数据，指出了一个事实：1997年后，因经济逆转，许多香港民众的经济社会地位不断下滑，这直接影响到民众对特区政府的评价以及社会稳定。

    李宁、向继东与安希孟3位作者有关中国现代史的文章，虽非宏大叙事，但都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展示了中国历史的一面。

    本期所载文章，许多论述都集中于一点：政治制度与社会的稳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