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被扭曲的集体记忆

中国的改革现在已经到了进退维谷的地步。当局视现代民主制度为最大的威胁，其盲从者于是相信民主无非是“毒药”。而在底层民众尤其是工人眼中，毛泽东时代竟被幻化成了天堂。被当局刻意扭曲了的集体记忆，强化了国民这种种错觉迷思。

    今天，人们对几百年前的帝位继承可以娓娓道来，却对二、三十年前关乎国家命运方向的重要史实几乎一无所知。中国知识界里，全然不知道“布拉格之春”的人大约为数不多，但能讲清楚20多年前本国那个“北京之春”来龙去脉的，不过十中有一，而知道这段历史的青年人就更是屈指可数。本期杂志特别刊载了陈彦的“民主墙运动及其历史地位”一文，此作填补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空白。作者条陈缕析，将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这次非常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再现给读者。他指出，官方的“真理标准”讨论和民间的“北京之春”运动组成了当时思想解放浪潮的两翼，前者为邓小平从华国锋手里夺权创造舆论条件，后者反映了民众要求言论自由、思想独立、取消独裁政治的意愿。邓小平起初对“民主墙”活动加以鼓励，因为民众在“民主墙”上的抗议构成了对党内保守势力的压力，有利于加强邓小平的地位。而今官方有关这段历史的叙说，只赞扬“真理标准”讨论，却只字不提“民主墙运动”，个中原由，文中亦有交代。

    杨光在“中国改革的政治障碍”一文中指出：中国特色的改革使中国落入了一个“现代化的陷阱”，改革为政治所坏，为政者把公共责任尽量甩给市场，把公共利益尽量截留给自己，把改革的成本尽量分摊给公众，把改革的收益尽量分配给“内部人”。因此，反思改革当从政治障碍入手。

    赵复三先生撰写了“历史的沉思──《神曲》默想”，将他以及他前后几辈人的经历与思想淘洗过程比作从地狱到炼狱之行。作者对于中国政治制度与国民人格的整体堕落二者之间的关系之反省尤其深刻。

    今年正值“文革”发生四十周年，本刊特地刊发了几篇视角与选材均十分独特的文章，涉及“文革”时期几大要角。中国工人阶级的地位似乎在“文革”时期达到了顶峰。李逊通过分析那时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上海“工人造反派”的辉煌政治际遇，说明工人阶级其实从未有过话语权和真正的参政权。上海“工人造反派”为毛泽东所用，得以在各级权力机构中获得许多席位，但这种“参政权利”并非让他们表达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而仅仅是为毛充当马前卒而已。陈昭对当年担任大学“军宣队长”的经历和“三支两军”的介绍，描绘了军队在“文革”中的特殊作用。当年毛泽东一手制造出失控局面后，又不得不仓促派遣军队“三支两军”以应急，治国率性随意，视国事如同儿戏。40年前首都高校“红卫兵”的“五大领袖”几乎无人不知。丁东分析了他们的吊诡境遇。这些毛泽东当年的忠实追随者先是为毛所弃，继而在80年代成为复起的老干部报复之对象。毛泽东依然被供奉在神坛上，而当年为他马前鞍后效命出力者却以“反革命”入罪。“文革”过去虽已数十年，但其真实历史仍被当局刻意遮掩，这对认识中国今天的制度路径十分不利。故邢小群在她的文章中强调，在当前中国缺乏学术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口述历史对抢救历史记忆有重要作用。

    本期三篇有关“大跃进”的文章从各个维度展现了这段不堪回首的痛史。钟延麟在“三面红旗的执旗手──邓小平在‘大跃进’运动中之态度、角色与作为”一文中，补正了有关邓小平研究中的一块人为制造的空白。高王凌的文章既全面介绍了毛泽东如何推动“大跃进”步步走向深渊的过程，也描述了农民的消极抵抗如何加剧了“大跃进”的失败。谢贵平的调查报告“安徽省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用查阅档案材料与访谈当事人相结合的方式，还原了“大跃进”造成的大饥馑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拼图中的一块。

    黄岩与郭巍青的“跨国网络在中国的劳工维权行动”，有助于厘清一个制造出来的误解，即关心中国的国际社会和外国非政府组织图谋对中国不利。事实上，正因为外国非政府组织关心中国劳工的权利，中国才出现了成功地改善劳工处境的维权运动。曾鹏等人的文章综述改革中的社会不公如何产生社会不满，而现存制度又如何阻塞民意表达所有可能的渠道。

    中国的所谓“改革”无论今后朝什么方向移动，都不应当由少数精英为自利而任意操纵。唯有还民众以参政权，中国的改革才能走出困境。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