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友好话语”的构建：1949年─1960年

话语构建，是指根据一定的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有意识地制造、传播具有特定内容、特定表达方式的话语。本文讨论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即中国政府面向民众有意识地生产和传播以中苏友好为核心内容的一系列言说、表达与叙述。

    1949年到1960年间，为了在全国营造浓厚的中苏友好气氛，并在群众中构建一幅关于新中国未来的美丽图景，中国政府通过掀起全国性学习俄文的热潮、与苏联互派各种交流团体、举办关于苏联情况的讲座与展览、组织群众和苏联人民通信等多种方式，全面构建了一整套以中苏友好互助与苏联社会主义无比美好为核心内容的话语，并运用政权的威慑力自上而下地灌输这套话语。为此，政府不仅迅速建立了一个遍及全国的话语构建系统──中苏友好协会（以下简称“中苏友协”）总会及其遍及全国的分支机构，而且动用了当时几乎所有可以使用的传播方式与动员手段，如讲座、晚会、图片、黑板报、幻灯、电影、书刊、美术、民间文艺形式，乃至政治惩处等。这一话语构建活动折射出当时政府机巧的执政策略与社会动员能力，同时对社会各阶层的心理、行为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一话语构建是相当成功的：对内，它强化了群众对新中国政权的认同与服从；对外，它赢得了苏联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等多方面援助。然而，中国的“大跃进”失败后，中苏关系迅速恶化，1960年秋季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中苏两国翻脸相向、变友为敌，陷入了长达十几年的意识形态论战和政治对立，乃至边境上双方正规军的武装冲突。于是，针对苏联的话语构建就从“中苏友好”变成了“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以及“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本文所讨论的中苏关系恶化前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有助于理解后来各时期的政治话语构建。
一、中苏友好话语的内容

    中苏友好话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自十月革命以来的中苏交往史就是苏联对中国一贯友好、无私援助的历史”。有学者把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年》中的一句话“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现在”进一步阐释为：“谁掌握了历史的解释权，谁就掌握了舆论的制高点[1]”。为了迅速有效地在国内营造一种浓厚的中苏友好气氛，中共建政之初就充分运用政权的力量构建了一套新的中苏关系史话语：十月革命后，苏联表示自动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的一切不正当权利；苏联十月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在思想上武装了中国革命；1924至1927年的大革命时期，苏联给了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以极大的援助；1927年以后，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对内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围攻广州苏联领事馆，结果使日本帝国主义乘隙而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苏联不念旧恶，又向当时孤立无援的中国伸出了友谊之手；全面抗战开始后，苏联是第一个帮助中国抗战的国家；1945年苏联在欧洲击溃法西斯德国后又进兵中国东北，歼灭了日本关东军，迫使日本投降；1945年8月，苏联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在精神上、物质上都给予了中共很大的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苏联就第一个与之建交，给予它莫大的国际支持。[2]” 当时，刘少奇在一次讲话中对中苏交往历史的概括堪称此类话语的典型：“我们中苏两大国的人民，由最近30多年来的历史清楚地证明：是如兄弟一样地友爱的。”[3]

    第二，“中苏两国和两国人民亲如兄弟、友好团结”。构建历史的目的在于现实需要，中国塑造中苏交往的历史是为了进一步构建一套关于中苏友好团结的话语。在1950年代，“中苏友好万岁！”和“中苏同盟天下无敌！”是体现当时中苏关系的常见口号和标语，也是中国构建的中苏关系现状话语的高度概括。那时有这样一首宣传歌曲，可被视为这一话语的形像化表达：“伟大的友谊，兄弟般的心，山不能阻挡海不能分；反对战争，保卫和平，七万万人团结成铁的长城。强大的力量，和平的堡垒，自由人民永远的同盟，万岁万岁毛泽东！万岁万岁斯大林！中苏人民并肩前进，建设新社会满怀信心，为幸福生活，为光荣劳动，崇高的理想鼓舞我们。强大的力量，和平的堡垒，自由人民永远的同盟，万岁万岁毛泽东！万岁万岁斯大林！冲破满天的战争乌云，英雄的人民保卫着和平；全亚洲人民，全世界人民，在自由的旗帜下携手前进。强大的力量，和平的堡垒，自由人民永远的同盟，万岁万岁毛泽东！万岁万岁斯大林！”[4] 当时就连儿童歌曲也张扬着浓浓的中苏友好的气息：“中苏儿童手拉手，大家一起跳舞又歌唱。中苏儿童好朋友，我们团结友爱好像兄弟一样！在莫斯科红场，在北京天安门，中苏儿童向前进。光荣的红旗在前面领导着我们，我们是保卫和平的后备军。万岁，我们亲爱的毛泽东！万岁，我们亲爱的斯大林！人民的国家象花园，条条道路都开放。我们前辈创造它，他们的鲜血换来这无上荣光。为了保卫它，建设得更加辉煌，就要准备一切力量。光荣的红领巾代表共同的理想，我们是未来的主人翁。万岁，我们亲爱的毛泽东！万岁，我们亲爱的斯大林！中苏儿童手拉手，大家一起跳舞又歌唱。中苏儿童好朋友，我们团结友爱好像兄弟一样！飞过森林，飞过遥远的边境，歌声合成一个声音，我们的领袖听得多么高兴，他们亲切地望着我们。万岁，我们亲爱的毛泽东！万岁，我们亲爱的斯大林！”[5]

    1953年起，苏联增加了对中国的援助，中国构建的中苏友好话语也空前热烈：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是“伟大的”、“全面的”、“长期的”、“无私的”，中苏友谊是“兄弟般的”、“永久的”、“牢不可破的”。以中共中央宣传部1956年公布的庆祝十月革命39周年的11条标语口号（布置环境用）为例，其中有5条这样描述中苏友谊：“苏联是我国人民最伟大和真诚无私的朋友！”“感谢苏联对于我国经济建设的伟大的、全面的、长期的、无私的援助！”“世界和平的强大因素──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合作万岁！”“中苏两国的团结合作是世界持久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保证！”“中苏友好万岁！”[6] 当时，就连小学生们也整天唱着“苏联是老大哥呀，咱们是小弟弟。”[7]

    第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苏联人民生活无比美好”。为了让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中国群众了解新政权的前途和中共的建国理念，中共建国后，一面强调“苏联的方向就是新中国的方向”，一面把苏联作为未来中国的蓝本加以介绍。在中苏友好话语中，苏联好比“人间天堂”，苏联人民的生活无比美好：青年自由地学习、劳动和生活，不知道失业，不知道剥削和压迫，走出学校就可以得到自己喜爱的职业，海阔天空，任他们遨游；[8] 工人有多种接受教育和参加学习的机会，有休息权，每年都可以外出旅行、游览和疗养，他们的学习、工作和休息在一个政治目标下进行，即处处抓住机会，提高自己，使自己成为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士；[9] 妇女已经彻底得到解放，她们和男子同样地管理国家、做工作、受教育、得到休假和报酬；[10] 农庄里有图书馆、电影院、俱乐部、托儿所、幼稚园、可以免费治病的医院，农民都住着漂亮的小洋房，有电灯、收音机和自行车，耕种收割全用机器，又省人工又省力气。[11]

    在构建中苏友好话语的这一内容时充分运用了对比法，即对比苏联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以美国之“丑”映衬苏联之“美”。当时期刊上的文章“两个世界，两种总结”[12]、“两种制度──战后经济发展的两个总结”[13]、“苏联一分钟和美国一分钟”[14]等都是抑美扬苏的典型。例如，“苏联一分钟和美国一分钟”提道：在美国每40分钟有一件拦路打劫案；同时美国有四百万工人每分钟只挣6厘钱，有一千万工人每分钟只挣1分钱，而当时美国的生活费却是每分钟2分钱；美国大资本家每分钟挣五万七千元，也就是说，每分钟掠夺人民财产五万七千元；1948年美国每分钟有6个人失业；在美国每44秒就要处理一件偷案；每六、七分钟发生一件盗案。而苏联在战后的3年中修复或开设国营企业四千个，即每六个半钟头就修复或建筑了一个工厂；苏联的城市在战后三年中每分钟都在供给某一个家庭一所住屋（即两、三间房）；苏联每分钟有4个男女青年从中等学校或技术学校或高等学校毕业，开始到工厂或办公室里工作；苏联的工人职员去年一年增加了两百万人，这就是说每分钟增加4个职工；苏联农村里每一分钟筑成一座房子，每分钟就有一家集体农民搬进去住。

    第四，“苏联各个方面都有先进的经验，苏联各阶层人民在国家建设中表现出了高尚的共产主义品质”。中共建国后，亟待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的重新整合，为此，中国不仅需要建设经验，而且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各阶层人民的建设热情和积极性。于是，中国及时构建了以苏联的建设经验和苏联人民在国家建设中表现出的共产主义品质为主要内容的话语。当时，中国每个行业都针对本领域的实际需要介绍了苏联相关方面的情况和经验：矿业介绍苏联的采矿工人、采矿技术；医药业介绍苏联先进的医疗技术、药品、医生高尚的医德；教育界着眼于苏联的教学方法、教材、教育制度；美术界学习苏联的技法……，每一行业无不把苏联经验奉为圭臬。对苏联经验的学习在当时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极大重视，中共中央不时地就学习苏联经验问题下发通知、指示，介绍、交流如何学习苏联经验的文章在报刊上随处可见。在构建有关苏联人民建设热情的话语方面，全国性刊物如《中国青年》、《新中国妇女》、《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学生》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通过介绍、分析苏联文艺作品如小说《斯大林时代的人》、《曙光照耀着莫斯科》、《金星英雄》、《幸福》、《我们切身的事业》、《海鸥》、《勇敢》、《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玛莎的青春》、《儿子》、《茹尔宾一家》，电影《走向生活》、《不能忘记这件事》、《党证》、《最高的奖赏》，歌曲如“共青团的誓言”等，向中国不同阶层的人们展示苏联人在祖国建设中勤于学习、不断创新、勇于奉献的共产主义品格。

    中苏友好话语的内容还包括对苏联其它方面的广泛颂扬，比如对苏联领袖、苏共文献等。当时，把斯大林称作“父亲”、“爷爷”的情况在中国相当普遍；把苏共文献当作“圣书”拜读，既是中共中央的要求，更被国人视为理所当然。
二、中苏友好话语的构建方式

    话语生产与传播活动必须借助一定的渠道、通过一定的方式，才有可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为了有效地生产和传播具有上述内容的中苏友好话语，当时采用了多种方式，如介绍苏联文化成果，中苏互派各种交流团体，举办关于苏联情况的讲座、报告、座谈和展览，掀起学习俄文的热潮，和苏联人民通信等。

    介绍苏联文化成果的主要方法是编译出版苏联的文化成果和制作、印行宣传苏中友好的材料。仅在中共建国后的头三年，中国就翻译出版了3,100多种苏联书籍，其中社会科学书籍943种，文化教育书籍348种；从1952年秋天起中国又以苏联高等院校为榜样，改编了高校所有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并大量翻译、使用苏联高等院校的教材。[15] 此外，中国直接进口并销售的俄文版苏联书籍也不下数千种。据1954年4月1日中央宣传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批复的出版总署关于国际书店工作的报告显示，专门负责书刊进出口的国际书店自1949年11月成立至1953年6月底共进口苏联书刊约3,875万册。[16] 1954年到1955年是中国学习苏联经验的高峰期，编译、进口苏联书籍也随之进入高潮。以国际书店进口的俄文科技书为例：1950年国际书店进口的俄文科技书只占全部进口数的13%，1954年上半年已上升到占40%。[17] 从1950年到1958年，中国翻译、出版了13,000多种苏联作品，总发行量近2亿3千万册。[18] 苏联的各种文艺形式如歌舞、绘画、戏剧、电影等也在中国风靡一时。1956年以前，有条件的中苏友协基层组织不时举办苏联歌舞培训班、苏联音乐或戏剧欣赏会等。据1952年9月份的不完全统计，仅旅大市参加各种苏联歌舞训练班的人数即达20万以上。[19] 苏联影片更是受到中国观众的热烈欢迎。从1949年至1959年，中国约上映了750多部苏联影片，观众达19亿人次。[20]

    中国制作、印行的介绍苏中友好的宣传材料，其品种之多、发行量之巨也令人惊叹。就拿在全国并不突出的陕西省中苏友协来说，它在1953年到1955年间编写了30种中苏友好文字宣传材料，印发了52万余份；转发的上级“中苏友协”编写的宣传材料达40余种、近38万份。[21] 中苏友好的主题也散见于各种形式的文化成果之中。以“全国老百姓老老少少特别是劳动人民最喜欢的东西[22]”年画为例，1949年到1960年的年画作品中，以中苏友好为主题的占近2%。[23]

    当时，中苏互派的各种交流团体包括参观和访问团体以及中国赴苏学习团体。访华的苏联团体经常在他们所到之地被邀请向中国群众介绍苏联的有关情况。中国的访苏团体回国后，其成员一般负有向所在部门或地区的群众介绍见闻及心得体会的义务。访华及访苏人员的介绍使广大中国群众以亲耳倾听、亲眼目睹的方式加深了对苏联及中苏友好的了解与认识。1950年代中国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工程、技术、社会科学、文化艺术，甚至去那里学习英美文学、法国历史。[24] 仅四川省就派出了近百名公费留学生到苏联学习，他们大多就读于苏联的莫斯科大学、莫斯科铁道学院、列宁格勒矿业学院、莫斯科航空学院等20所高校。[25] 中国还派出了大量的管理干部和技术人员赴苏联对口单位实习。仅据四川四家工厂的统计，1950年代共派遣包括厂长、总工程师、车间主任在内的管理、技术人员和工人189人赴苏联和匈牙利的对口工厂实习培训。[26]

    举办关于苏联情况的讲座、座谈、报告和展览是构建中苏友好话语的又一重要方式，它们一般在每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纪念日、十月革命节以及中苏两国重大交往活动举办期间进行。仅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桂林等38个城市从1949年10月至1952年9月就举行了以中苏友好为主题的讲演、座谈和报告98,699次，参加人数49,153,959人。[27] 讲演、讲座和报告一般结合当前的中心任务，谈中苏友好交往的历史、现状，歌颂苏联的伟大及其对中国的无私援助和对世界和平的巨大贡献。座谈作为一种小型的交流方式，使参与者在比较轻松的氛围中通过谈话、讨论尽可能地达成共识。有关苏联的展览包括图片展览和实物展览。图片展览的形式一般有两类：一类是流动、巡回展览；另一类是固定展览，即一些城市、乡镇、单位利用橱窗、图书馆（室）等固定空间展览有关中苏友好的图片。流动、巡回的和固定的两类形式的图片展览经常在各地交叉进行，它们以形像、生动、廉价、便捷、画面持久等特点，深受各地组织、机构和群众的欢迎。据中苏友协总会1954年在35个省、市的统计，5年中各地“友协”共举办了118,600余次图片展览，观众约1亿2千万人。[28] 苏联实物展览的次数不多，其中规模相当大的一次是1956年5月5日至7月5日在武汉举办的“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为举办这次展览，武汉市专门修建了2.3万平方米的“苏联展览馆”（又名“中苏友好宫”），成立了“武汉学习苏联技术及文化工作委员会”，下设工业、农业、文教三个分会；湖北省成立了参观指导总部，武汉市也相应成立了16个参观指导部。此次展览会上共有12,000余件苏联展品；展览期间，有230万人次的工人、农民、学生、干部、居民、儿童，以及来自18个省、自治区的37个参观代表团的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劳动模范、兄弟民族及各界代表前往参观；在接待各界参观的同时，展览会还举办了48个学习班，专业涉及铁路、机床、纺织、矿山、筑路、汽车、服装、农业等方面。[29]

    掀起学习俄文的热潮也是构建中苏友好话语的方法之一。1950年代前半期，各机关、学校、厂矿有一定文化水平者竞相学习俄语。比如南京大学的许多教师当时都抽空自学俄语，寒暑假期间纷纷参加突击学习俄语的短期训练班。[30] 不同层次的俄语学习班、培训班、提高班、专业系科、学校等应运而生。中共建国后的头两年共开办了12所俄语专科学校，在校学生达5千余人；到1952年，有57所高等院校开设了俄语专科和俄语训练班，东北所有的中学、北京和其它城市的59所中学都教授俄语课。[31] 到1954年，各地中苏友协办的俄文夜校已有352个班，参加中苏友协俄文夜校学习的历届学员总数共计51,200余人，参加俄文阅读学习班的有10,400余人，收听俄语广播讲座的有269,400余人。[32] 伴随着俄语学习热，一时间俄语教师非常吃香。很多原来教其他科目或语种的年轻教师赶紧转轨从事俄语教学，边学边教，仍满足不了庞大的需求。

    和苏联人通信是构建中苏友好话语的独特方式。从1949年到1960年，中国几乎每个省都不同程度地发动和组织过各阶层的群众和苏联人通信。如中苏友协山东分会曾与山东省总工会、团省工委、省妇联、省青联、省学联等团体一起发出联合通知，发动山东的工人、青年、儿童、妇女写信给苏联朋友，开展中苏友好通信活动。[33] 但由于中国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较低，再加上日常工作与学习相当繁忙，所以参与者并不踊跃。以当时中苏友好活动搞得颇有声势的中苏友协苏南分会为例，在1950年下半年至1951年下半年仅组织了会员44人与苏联民众友谊通信48次。[34]
三、中苏友好话语构建的特点

    话语构建是为了一定的目的而有意识地进行的活动，因而任何一种话语构建都体现出主观性和一定的权力关系。中苏友好话语构建也不例外，它的声势和内容完全取决于中国政府的现实需要。中共建国之初，构建中苏友好话语的目的是取得苏联的信任、增加苏联对中国的好感，从而得到苏联各方面的支持。因此，这一时期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的特点是，在声势上大张旗鼓（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的全国组织网络，1952年搞了一个有声有色的“中苏友好月”），特意营造浓厚的友好气氛，在内容上以对苏联及其领导人的赞美与歌颂为主。斯大林死后，从1953年到1955年，苏联新的领导人在国内权力角逐过程中希望得到中国领导人的国际支持。随着中国领导人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的对苏姿态也有所改变：中苏友协机构收缩，专职工作人员减少，赞美苏联领袖的宣传话语开始淡化。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实施“一五”计划，非常需要苏联的建设经验，于是中苏友好话语构建便转向以介绍苏联各行业的先进经验为主。

    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中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令毛泽东十分不满。再加上当时苏联倡导的政治上“解冻”、按劳分配、人道主义、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等政策，都与中国推行的“反右派”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整套理念格格不入，中国构建中苏友好话语的积极性大为降低。于是，中苏友好话语构建的频率、力度和规模都明显减少，只是出于外交需要，在十月革命节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纪念日举行一些例行的活动。

    中苏友好话语构建过程的主观性还体现在对话语内容的选择上：合乎政治需要的，往往不惜一切地张扬，甚至夸大；不合乎需要的则尽量遮掩，甚至改编。比如，中国为了表示与苏联友好，就竭力掩盖中苏交往史中双方地位不平等的一面，对苏联军队“二战”后驻扎中国东北地区期间的一系列恶劣行径则讳莫如深，甚至对提到这些史实的中国民众实施政治迫害；为了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尽力把苏联描绘成人间天堂，丝毫不提其阴暗面和缺陷。

    比如，1951年的一篇文章这样描述苏联人的住房状况：“苏联工人住的房子也是挺漂亮的，一对夫妇的宿舍，起码要有五间，厕所和浴室，会客室，贮藏室，卧室，水，电设备固然不必说了，每一所都还有收音机，地毯，漂亮的装饰，室外还有小花园，可供游览散步，没有结婚的单身汉，每两人住一个房间，设备完善，有衣帽间，地毯，体育场，跳舞厅，游泳池，无线电等。”[35] 实际上50年代初苏联民众的生活状况远非如此。时任水电部负责人的李锐记录了1954年的访苏所见：“莫斯科城居住条件很困难，一家数口，住一小房间。学生睡一沙发，每月15卢布。”[36] 1950年代末因担任苏联《苏中友好》杂志顾问而在苏联长期生活过的李庄也有同样感受：“苏联城市住房之缺，不亲眼看见难以想象。当时我非常惊异，也许是因为同从书本上看到的介绍相距过大。《苏中友好》杂志翻译部主任科兹洛夫，曾在俄国著名的夏伯阳部队当过连长，以后长期在我国哈尔滨工作，华语说得跟中国人没有区别，只是文字书写水平甚差。这个职位不高的‘老革命’当时已61岁，同一个工程师合住一套两居室公寓房。他住的一大间不到20平方米，他、老伴、已经退役的儿子、上大学的女儿四人合住。房里没有一张床，夜间把家具移到墙根，用幕布隔成三部分，四人都睡地铺。”[37]

    时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新闻处处长的查哈洛夫1957年1月在《工人日报》社的抱怨，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构建中苏友好话语的这种主观化倾向。他说，中国有些报纸在向他们约稿时，根本不顾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由于工农业生产的提高的事实，只要求写苏联过去如何克服经济困难，甚至明确要求写苏联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由于节约的结果。[38]

    中苏友好话语构建所体现的权力关系表明，它属于政府自上而下的政治灌输。为了使这一灌输能最大范围地顺畅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成立，就迅速建立了从中苏友协总会到各地的分会、支会、支分会这样一个遍及全国的中苏友协网络。这一网络以“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中苏两国文化经济及各方面的联系和合作，介绍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经验和科学成就，加强中苏两国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共同斗争中的紧密团结[39]”为宗旨。各级组织一成立，就迅速在所辖地区开展中苏友好活动，包括扩展基层组织、吸收会员和传播中苏友好话语。以中苏友协山东分会为例，该分会1950年11月7日成立后迅速发展成员，到1951年11月，山东省新建了4个市和14个县的中苏友协组织，以及6个专区的中苏友协工作委员会，建立了所属总支会48个、支会1,185个、分支会1,104个、发展会员82.77万人；到1952年12月，山东全省发展的中苏友协会员已达615万人。[40] 1953年以后，中苏友协组织收缩，构建中苏友好话语的活动部分分散到各人民团体和中共的各级宣传部门。

    当时中国为了强调中苏友好的重要性，甚至把中苏友好说成是象日光和空气一样的重要。[41] 1949年10月9日彭真在北京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说：学习苏联，加强中苏友谊与合作，就是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破坏中苏友好就是危害中国人民的利益。[42] 更有人提出，中苏友好不但是中苏两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并且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43] 类似的宣传运用政治高压的气势，造成一种不容辩驳的效果。这一点从刘少奇1949年提出的对待苏联专家“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的原则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它要求中国有关方面把搞好与苏联专家的关系作为最高准则，一旦发生双方的争执，无论责任在中方还是苏方，中国有关方面及有关人士一律要受“三扁担”之责。

    在强化中苏友好话语的效果方面，政权的威慑力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丁群在《刘顺元传》中谈到1947年中共在旅大与苏共之间的冲突时这样写道：“当年的苏联乃是一尊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谁对苏联的举措有所不满，那就会被视为‘反苏’，而一旦被戴上‘反苏’这顶吓人的大帽子，那就会像被定为叛徒一样，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44] 用这段话来描述1949年到1960年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是毫不过分的。当时，中国政府给各种与中苏友好话语构建不相符合的言行冠以“反动”、“反苏”、“反社会主义”的罪名，不断有人因此而遭到惩罚。这种情形在“反右派”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清楚和典型：1957年，毛泽东在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公开发表时补充了一段内容，即在政治生活中判断人们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的六条标准，当时也就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右派”的标准，其一为“有利于社会主义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样一条语义比较宽泛的标准在实际操作中被运用得十分灵活。在1949年到1960年的中国官方操作中，苏联就是社会主义的代表，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代表，对苏联的态度就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国际主义精神、是否拥护社会主义、是否拥护中苏友好、是否革命的标尺，对苏联不满，当然是不折不扣的“右派”分子了。[45]

    作为一种面向全社会各个阶层的政府行为，1949年到1960年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折射出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机巧的执政策略与社会动员能力，这一话语构建对社会各阶层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它的构建手法则为此后历次政治运动以及宣传工作所沿用。
【注释】
[1] 丁东，“历史记忆”，载《东方文化》，2003年第4期。
[2] 参见“刘少奇会长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10月5日），江苏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3125，卷号122（长期）；蜀麟，“中苏友好问答──为什么要有中苏友协的组织”，载《中苏友好手册》第一卷第4期；《时事手册》编辑部，“加强中苏友谊”，《时事手册》，1952年第2期。
[3] “刘少奇会长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出处同上。
[4] 《中苏友好歌》，载《歌曲》总第4期。
[5] 袁水拍词，卡巴列夫斯基曲，《中苏儿童友谊之歌》，载《歌曲》总第2期。
[6] “庆祝十月革命第三十九周年标语口号（仅供作环境布置之用）”，江苏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3125，卷号30（长期）。
[7] 吕大渝，《一位共和国第一代女电视播音员的自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第47页。
[8] “苏联的青年”，载《中苏友好手册》第一卷第5期。
[9] “苏联工人的生活与工作”，《中苏友好手册》第一卷第7期。
[10] 《工农妇女常识课本》之“第三十六课──幸福的苏联妇女”，《新中国妇女》总第9期。
[11] “苏联农民的生活”、“用机器种地”，《宣传手册》1951年第20期。
[12] B·契普拉科夫，“两个世界，两种总结”，载中苏友协总会《中苏友好》总第19期。
[13] 阿·阿列克谢也夫，“两种制度──战后经济发展的两个总结”，载中苏友协总会《中苏友好》总第19期。
[14] 载《中国青年》总第24期。
[15] 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4月版，第48页。}
[16] 刘杲、石峰编，《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第35─36页。
[17] 出处同上。
[18] 出处同注[15]，第158页。
[19] 钱俊瑞，《三年来的中苏友好协会》（1952年10月），江苏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3125，卷号122（长期）。
[20] 出处同注
[15]，第158页。
[21] “陕西省中苏友好协会五年来工作报告”（1955年2月27日），陕西省眉县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3，卷号35（永久）。
[22] 1949年10月，中央文化部成立，毛泽东找周扬谈话说：“年画是全国老百姓老老少少特别是劳动人民最喜欢的东西，应该引起注意，文化部成立要发一个开展新年画创作的指示”。见《蔡若虹文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5出版），第675页。
[23] 邹跃进，《新中国美术史：1949─2000》（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第34页。
[24] 王觉非，《逝者如斯》（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258页。
[25]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省志·外事志》（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1月出版），第355页。
[26] 出处同上，第359页。
[27] 出处同注[19]。
[28] 出处同注[19]。
[29]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外事侨务》（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262页。
[30] 出处同注[24]，第256页。
[31] 出处同注[15]，第48页。
[32] 出处同注[19]。
[33] 山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外事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第74页。
[34] 苏南中苏友好协会，“一年来的工作报告”（1951年9月），江苏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3125，卷号1（永久）。
[35] 李树林，“工人阶级为什么要带头参加中苏友好协会”，《中苏友好手册》，第一卷第2期。
[36] 李锐1954年12月18日的访苏日记，载李锐《李锐往事杂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第199页。
[37] 李庄，《难得清醒》（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第282-283页。
[38] “苏使馆新闻处长说我国报纸宣传苏联不够”（摘自工人日报社的报告），载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宣教动态》，1957年第10期。
[39] 《中苏友好协会章程》（1949年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通过），江苏省档案馆档案，全宗号3125，卷号122，存期（长期）。
[40] 出处同注
[33]，第73-74页。
[41] 萧三，“和苏联友好──就像日光和空气一样的重要”，《学习》，总第20期。
[42] “中苏友好活动简讯”，《中苏友好》创刊号。
[43] 张醒石，“怎样做一个中苏友好协会会员”，《中苏友好》，第三卷第15期。
[44] 丁群，《刘顺元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出版），第200页。
[45] 参考“对苏联的态度就是对革命的态度”，载《学习》1957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