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难而进的思想抗争：当代中国自由史学的兴起

在中国大陆，针对知识分子的整肃运动从未停止过，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中国大陆的史学很难有自由的治学环境。由于政治对学术的入侵，史学研究成了政治史（党史）的陪衬，成为论证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御用工具，经济史和文化史不再被重视。1958年，中共在史学界发动了一场所谓的“史学革命”，强调史学要“厚今薄古，而不是厚古薄今[1]”，在政治权力的强势推动下，史学研究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对历史的推动。对中国的史学界来说，可能没有比毛泽东时代更为严酷的冬天了。那时，一个历史学者的个人尊严和学术自由的多少有无，往往在最高统治者的一念之间。“文化大革命”的极权主义时代结束后，几乎被党文化摧毁了的中国大陆史学才有可能在历史真相和个人自由的双重价值目标下得以重新建构，自由史学的精神开始得到张扬。例如，徐友渔通过对“文革”史的研究，朱学勤和袁伟时则通过对法国大革命以来、中国晚清以来历史的再认识，推动了历史学界针对党文化思潮的知难而进的思想抗争。当然，中国大陆的自由史学深受政治实用主义价值的影响，存在诸多值得商榷和有待完善之处，其思想文化方面的象征性价值远远大于其学术价值。

一、自由史学的暖春和潜流

    “文革”中林彪之出逃与死在异国，直接导致了几十年来人们几近迷信的政治制度的破产。“多少年后我问同代人促其觉醒的读物是什么，百分之六十的人居然会回忆起这份五七一工程纪要。”[2]旧的道路行不通了，“中国向何处去”便成了势所必然的政治追问。从那时开始，越来越多的思想者开始系统地思考对专制主义的批判。这种对“文革”的愤懑和反思不可能不反映到历史学领域。因此，后毛泽东时代的自由史学是以“文革”的揭露和批判为突破口的。八十年代出现了关于“文革”的最早的两个通史版本，即《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和《大动乱的年代》。虽然这两本书很难被归类于自由史学，但由于它们强调了事实真相基础上的独立思考，其学术价值至今仍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赞赏。九十年代国内推动“文革史”研究最积极者则数徐友渔。徐友渔在海内外杂志发表了数十篇有关“文革”史的文章，影响比较大的有刊登于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的“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再说文革中的造反派”、“异端思想和红卫兵的思想转向”以及刊登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行为动因的调查和分析”、刊登于《社会科学论坛》杂志的“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国红卫兵”等文章。他的“文革”专著则有《形形色色的造反》《蓦然回首》等。在“我的造反生涯”一文里，徐友渔坦承自己当过红卫兵，而且其“革命事迹”比曾“下乡”到河南兰考的朱学勤要“光辉”得多了。在客观描述自己的“文革”经历方面，至少在接近历史真相方面，徐友渔体现出了一个历史学者和哲学家的思想者魅力。

    1998年，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其重要背景是90年代初期商品经济体制的推广、顾准自由主义思想的挖掘和北京大学一百年校庆。政治学者刘军宁搜集了北京大学历史上自由学者的重要言论和文章，编写了《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一书。该书通过重新发掘有关的历史文献，全面再现了北大传统与近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大观。李慎之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自由和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引进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争光”。经历了将近50年的“尘封于故纸堆”后，中国大陆自由主义的首次公开言说乃是从历史学领域开始的。

    90年代中国大陆自由史学的发展不能不提到袁伟时和朱学勤。中国大陆知识界在经历了80年代末期血和火的洗礼后，沿着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思路，对起自法国大革命的理性主义和激进主义哲学进行了大规模的反思，具体到中国则是对辛亥革命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进行了反思。1985年，近代史学者袁伟时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中写道：“如果我们不愿再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1992年，他在《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一书中，依据丰富的史料，将晚清的历史和人物以全新的面目展现在读者面前。晚清以来的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和清末新政等历史事件由于涉及到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激进与保守问题、对外开放问题，至今仍是学术界的争论重点。因此，袁伟时的观点一提出来便让人觉得面目一新。

    针对胡绳式的历史观，袁伟时明确指出：“一论独霸，就是所谓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为纲。这个史观是一个颠倒过来的史观，头和脚倒过来了。因为它要论证近代中国的出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武装革命。它要论证这个结论，倒过来讲历史上三个大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不但继承了这三大革命，而且解决了它们都没有解决问题。为了论证后来，倒过来解释前面的历史，这样一个史观我认为是错误的。”[3]针对国内史学界崇拜激进主义和暴力革命的特点，袁伟时指出，“包括清末新政在内的东方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成就与失误，都来源于对这个历史必然的态度。最大的障碍一是被传统禁锢而激发的狭隘民族情绪（包括它与西方极端流派结合形成的现代形态）；二是以西方的极端思潮抵制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快慢，往往取决于冲破传统禁锢和抵制西方极端思潮的状况”[4]。

    朱学勤的成名作是其博士毕业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该书序言对顾准的正面介绍来看，朱学勤是有意识地承继了顾准的自由史学观的。在这篇序言中朱学勤指出，“我哪里是在批判卢梭？我是在我自己和同代人的心里剥离出一个卢梭”；“1968年问题中最令人困惑的焦点，也就是延续至本书写作时还在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法国革命与文化革命如此相近？”换言之，朱学勤所批评之法国大革命，实际上针对的是中国的“文革”。解构、否定大革命政治文化乃是朱学勤自由史学的直接目的。在朱学勤看来，顾准以经验主义而不是以理想主义论证民主制度的理论态度，与柏克、哈耶克、柏林等古典自由主义者不谋而合。也正是就此意义而言，后毛泽东时代的自由史学乃是“文革”反思的必然产物。

    在“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这篇文章里谈及历史教训时，朱学勤指出，其中之一便是从激进革命的立场出发，在批判社会不公的同时，将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视为社会不公的老根，要连根拔除“西方资本主义的罪恶”，造成了中国民族的大灾难。联想到李泽厚关于“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归纳和胡绳式历史观无限拔高义和团运动的实际情况来看，朱学勤的分析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五四运动”具有很强烈的民粹主义性质，正是这一街头运动事实上结束了中国的新文化启蒙运动。朱学勤和袁伟时的这一观点在顾昕那里得到了部分的论证。[5]

    2000年出版的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是海内外目前为止关于延安“整风运动”最详细、最充分的研究成果。高华指出，正是延安“整风运动”促使中共内部的民粹主义因素彻底战胜了党内“五四”时期以来尚存的自由民主精神。民粹主义的这种强烈的思想控制和暴力色彩，在20年后的“文革”中病态似地发作了一回。高华这个学术成果的取得，不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而且是克服了同类研究资料匮乏的结果。从书末的参考文献来看，光是中文文献之列举就达1万7千多字。该书出版后，或许是出于对历史真相的畏惧，官方历史研究人员从未认真撰写过哪怕一文辩驳之。

    1989年之后，中国大陆学者加强了与海外学术界的联系。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与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杂志成为中国自由史学者发表自己观点的一个新场所。除了上文提到的徐友渔关于“文革”史的几篇论文外，《二十一世纪》杂志和它的网络版还发表了自由主义学者对中国史和世界史的一些看法，如谢泳的“《观察》撰稿人的命运”、黄发有的“二十世纪中国自由撰稿人”等文章。《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也是中国自由史学的一个基地，该杂志自创办开始，几乎每期都有自由主义者对当代中国历史的若干看法。2004年，该杂志社搜集了发表于此刊的二十篇文章，由何清涟主编成《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一书。其中单正平的“文化大革命：神权政治下的国家罪错”一文，首次将“国家罪错”一词引入了“文革”研究，通过“国家罪错”这一概念我们很容易得出“公民权利”、“政府权限”这些现代政治学逻辑。由于这些海外杂志相当程度上是由大陆学者提供稿件的，因此这些文章也是中国大陆自由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九十年代末期以来，国内的一些报纸期刊也为自由史学的讨论提供了论坛。；例如，《南方周末》的“解密”栏目选择了具敏感性的重大人物、重大事件加以回顾分析，如“张志新之死”、黄宗英回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重庆红卫兵运动等。这种接近历史真相和底层认知的历史叙述很快就为民众所喜好。《开放时代》杂志和《战略与管理》杂志则从学术角度开展了探讨。例如，《开放时代》1998年8月号刊登了“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一文，这是许纪霖多年挖掘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成果。《战略与管理》也多次刊登自由色彩浓烈的文章，如李慎之的“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一文对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演变做了比较中肯的分析，刘军宁的“联省自治：二十世纪的联邦主义尝试”则为研究以自由民族主义的联邦制方式和平统一中国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角度。

    上世纪末，互联网给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学术得以大众化，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更是完全不可能了。读者们可以在互联网络上搜索到上述文章。更重要的是，大量的学术网站、BBS论坛和个人博客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有兴趣于自由主义的史学爱好者提供了讨论话题的机会。这种讨论方式弥补了纸质媒体的有限性和不足，使自由史学研究的大众化和学院化得以合流，代表作则是在网络上大量流传的以“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命名的系列对谈。许多网络上贴出的文章往往深受网民喜爱，被到处转载后影响颇为深远。这种“民间修史”方式极大地冲击了官方的国家主义一元历史叙述。可以说，互联网为中国大陆的自由史学和启蒙运动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载体和便捷方式。

二、从“冰点”事件看中国学术自由的缺失

    各项基本人权不可分割，学术自由是看似比较个人化的公民权利，却可能在另一种为所欲为的政治扩张中被消灭，扼杀它的主要途径便是思想控制和新闻管制。在近几年的媒体整肃逆流中，中国大陆的历史学领域发生了一件震惊国内外的大事：2006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刊发了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编辑部注：该文原载《东方文化》（广州）2002年第6期）。该文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当月24日，《冰点周刊》便被中共中宣部以“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国青年报的形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的理由停刊整顿。为此，该周刊主编李大同、副主编卢跃刚通过网络签名和向中纪委投诉等途径表示了抗议。1月26日，台湾知名作家龙应台发表了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公开信“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抗议当局对《冰点周刊》的封杀[6]。2月2日，江平等13位中共老党员发表了“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指出中共背离了自己当年“不自由，毋宁死”的革命初衷。[7]2月14日，崔卫平等学者发表了“‘冰点’周刊部分作者致政治局常委的公开信”，指出中宣部对《冰点周刊》的封杀毫无法理依据。[8]虽然“冰点”一词很快在国内网络媒体上消失了，但是在境内外的强大压力下，3月1日《冰点周刊》以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鹏“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一文的途径而告复刊。

    伴随着这次事关新闻自由的政治事件，国内外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以支持袁伟时为一派，强烈要求教育自由和学术自由，反思中国大陆历史教学，重建中国大陆史学体系；而另一方，则在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思维支配下，竭力为党史学辩护，主张“史为党用”的权力政治观，甚至标榜只有自己才有权修订历史、解读历史，代表人物除了张海鹏外，还有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东、政治学者兼《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黄纪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在这里，笔者将要重点分析的是张海鹏发表于《冰点周刊》复刊后首期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一文（以下简称“张文”） [9]。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对张文的期望非常直白：“认真组织批驳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的文章，在冰点周刊复刊第一期刊登，以消除已经造成的恶劣影响。”众所周知，共青团中宣部是中共中宣部的传声筒。正是顺着中共中宣部的要求，张海鹏一开始就指出：“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1月11日发表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其观点是要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所取得的基本结论，对青少年产生严重的误导。”为了论证这个问题，张海鹏的讨论分为以下几部分：近代中国的主要任务；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侵略者没有程序正义；唯物史观不能动摇。

    关于“近代中国的主要任务”，张海鹏认为，“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主题。在基本上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后，在人民掌握了国家的主权后，国家的现代化事业才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然而，何谓封建？当下史学界一般定义为“分封建国”。自秦以来中国社会延续几千年的政治秩序并非封建统治，而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党史学者对这一制度的刻意曲解，乃利用“马克思主义”生硬裁剪中国社会发展史的一个典型事例。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主题真是反帝反封建吗？依此逻辑，清政府发动的洋务运动既不反帝、又不反封建，就很难有其历史进步性了，中国历史上大批仁人志士的努力也就被轻轻地抹去了。即便根据党史学的看法来观察，那么西方世界进入所谓的帝国主义阶段也是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事，既然如此，从1840年起的这30年里所谓的“反帝”到底针对的是哪个帝国主义？还有，义和团它反封建吗？据笔者了解，目前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也明确指出，义和团运动是“反帝爱国运动”，而不是“反帝反封建”运动。由此可以断定，张海鹏的历史思维比大陆现存的任何一部中学历史教科书都还要落后守旧。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和“侵略者没有程序正义”这两个问题上，张海鹏的说法有部分道理，即侵略战争的确是非正义的，侵略者并不讲程序正义，决定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也的确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可是，顺着这个逻辑，张海鹏是否有足够的依据论证：若侵略者无情无义、完全不讲程序正义，落后国家的人民就必须为此进行你死我活的“民族战争”？一个民族主义者应如何对待不公正的国际秩序？笔者早就指出，后发国家在对待先进国家时，“如何对待像西方文化这样的外来文化，如何理性地区分西方文明与西方霸权”乃是一个理性人所应具备的常识问题。[10]毕竟，在“反不反侵略”这个问题的是非判断上，持自由主义观念的民族主义者并未犯任何原则性的过失，自由主义者对民族的热爱决不会少于任何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

    张海鹏最后在文章中指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一波一波地发起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专制的运动，组织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掌握属于人民的武装，才能够有今天中国的结果。中国今天向全面小康社会的高速发展，中华民族今天能够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是靠学习西方列强得来的。西方人的历史发展道路给了中国人以启迪，在比较中，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地反帝反封建，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状态，实现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我们才真正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这一论调想说明的是，整个近代中国发展的主题和根本结论，从来就不是前面提到的“反帝反封建”，而是中国人民必须在中共领导下走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换言之，张海鹏真正关心的其实并不是人民的自由、社会的文明和国家现代化这些人类追求的目标，也不是什么历史真相和史学逻辑，而是当代中国专制威权的合法性问题。在他看来，袁伟时的观点之必须遭到清理，乃在于袁否定了党的历史作用。既然如此，中宣部封杀《冰点周刊》也是完全合理的。需要指出的是，张并未回答，究竟是什么因素把中共的合法性与清政府、义和团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段历史联系在一起了？中共诞生于1921年7月，而早在1911年清政府就已覆亡，莫非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唇亡齿寒的关系？

    在治史主体上，张海鹏也抱持似是而非的看法。他说，“流行一种说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或者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或者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有思想的人写出的，上述说法有一定的意义。但我认为，当代人研究、撰写历史，还是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观察历史现象，认清历史发展本质，指明历史发展的方向。如果写成人人心中的历史，则言人人殊，失去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果拿这种历史去教育青年，就会贻误青年”。每个人对历史的看法的确可能完全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也的确存在导致偏离“历史的本来面目”的可能性，可是否就因此能导出结论，人们倘若不信奉唯物史观，就没有权利教育青年了呢？历史上有很多人，譬如司马迁、班固，譬如阿克顿勋爵、托克维尔，譬如当代中文世界里的余英时、黄仁宇，譬如当代英语世界的汤因比、麦克里兰，他们并非唯物史观的信徒，也非马克思主义者，更非中共党员和共产党的忠实支持者，人们还是认为他们不愧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张海鹏所持的“史为党论”的史学观所显示的乃是十足的极权主义逻辑。

三、自由史学的使命和局限

    1989年民主运动结束后，中共加强了意识形态控制，这种控制近年来达到了高潮。在历史学领域上，它人为地将一些话题列为敏感话题，禁止在国内的媒体上讨论，如延安“整风运动”、1957年的“反右事件”、十年“文革”、80年代末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运动等等。不仅如此，党还做了一些更为出格的事情，如封杀历史剧《走向共和》、封杀历史著作《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等。以后者为例，这本是一部正面反映党光荣历史的文献，它不过是选编了40年代中共为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自由而公开发表的一些言论而已。可是，党害怕民主自由竟然到了不敢正视自身历史的地步。为出版此书，汕头大学出版社遭到惩罚、该书主编陈敏（笔名笑蜀）被迫离开武汉同济医科大学的讲台。既然党不敢面对自己的光荣历史，又不许他人提及自己的错误，那党还有历史可言吗？到底是什么让党对自己和中国的历史真相害怕到了这种地步？

    人类社会从来不存在与政治、国家毫无瓜葛的思想文化。每一时代的思想文化都深深受制于那个时代的政权体系和统治方式。以事实真相揭示为根本目的的历史学即为如此。在现代民主国家，任何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就其形式本身而言乃是自由的，以自由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社会人文科学的传统一直都在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领域占据重要地位。换言之，生活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的人们毫无必要提出所谓自由主义的历史学一说。可是，中国人却有自己独特的生存境遇和问题意识。当代中国与现代民主国家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在党文化对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大肆入侵之下，从来就没有完整的正常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之存在。

    既然中国大陆社会的政治自由很难实现，知识分子的言论空间极为有限，思想文化的首要意义似乎就不是揭示人类面临的所谓的“普遍困境”，而是彰显某种价值观的极端重要性。就此而言，当下中国大陆自由史学的重新兴起这一长达数十年的事件，其最伟大的意义与其说是学术意义上的，毋宁如说是思想文化意义上的。自由史学的这种抗争在本质上所体现的乃是人类文明之于威权政治的决绝反抗。正是由于思想文化的这种反抗态势，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自由史学家的思维仍旧存在着党史学所具有的本质主义、整体主义和盲目乐观主义特点。或许，只有在当代中国大陆真正实现学术自由之后，自由史学界才能心平气和地充分正视自身存在的逻辑困境，下定决心实现自身思想的自洽，并以真正的学科思维来完善自己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何清涟主编，《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香港博大出版社，2004年出版。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注释】
[1] 陈伯达，“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1959年5月在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深圳市干部网上学院“红旗”栏目（www.szii.gov.cn/study_garden/hong/591307.htm）。
[2] 朱学勤，“娘西皮与省军级”，载《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花城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页179。
[3] 袁伟时，“中国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开端与挫败——2002年9月25日在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报告”，载《东方文化》2003年第1期。
[4] 袁伟时，“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我看清末新政”，见中国政治学网（http://www.cp.org.cn/pool/20sjzgshbg.htm）。
[5] 顾昕，“从平民主义到劳农专政：五四激进思潮中的民粹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19-1922年）”，《当代中国研究》1999年第2期（总第65期）。
[6] 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刊登此文的媒体包括台湾《中国时报》、香港《明报》、吉隆坡的《星洲日报》、美国的《世界日报》。
[7] 这十三位老党员是江平、朱厚泽、李锐、李普、何家栋、何方、邵燕祥、张思之、吴象、钟沛璋、胡绩伟、彭迪和戴煌（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6/02/200602132213）。
[8] 参看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6/02/200602171638.shtml。
[9] 张海鹏，“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载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2006年3月1日。该文亦可见http://zqb.cyol.com/content/2006-03/01/content_1324540。
[10] 张超，“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分析”，《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3期（总第8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