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意识形态专政建构的集体记忆

今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但“反右”这个近年来在禁止与突破禁条的拉锯战之间已多方涉猎的话题再次被置入禁区。显然，对“反右”运动性质的认知建构还需要学界多方努力。首先，对“反右”运动的研究需要超越个人苦难的叙述，同时突破当局通过意识形态专政建立的关于“反右”的认知结构；其次，需要将“反右”放置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中考察，以引入更广阔的背景资料并获得更深刻的认识。本期选登的六篇研究“反右”运动的新作，就是作者们在上述两方面所作的开拓性努力。

    以往，“反右”运动的发生往往被看作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与坦率直言的知识分子之间冲突的结果。吴国光的“中共‘八大’与‘反右’运动”一文却另辟蹊径，从史料中发掘出中共高层冲突导致毛利用“鸣放”和“反右”这一线索。沿着这一思路就会发现，“反右”是“文革”的预演和前奏；有“反右”开道，无论对毛泽东还是政治“积极分子”们而言，“文革”自然便驾轻就熟了。

    迄今为止有关“反右”运动的讨论分析往往疏于思考其国际政治背景。程映虹的“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东欧和北越的影响”，引导读者把视野扩大到国际共运的大环境里去看问题，于是，毛泽东操纵“鸣放”和发动“反右”之动机就不单是“引蛇出洞”，还有与苏共争当国际共运新领袖的考量。如此，则可以从自“反右”到“文革”时期中国的大部分重要历史事件当中（有些为国人至今未知，如“输出革命”），看出一个贯穿始终的政治目的：毛争当国际共运领袖未果，失败后转而寻求第三世界国家“精神领袖”的地位，而中国和毛的同僚便成了他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工具和筹码。

    杜光和朱正是当年几十万“右派”当中的幸存者，他们的文章超出了个人苦难的追忆，既有对当年“反右”运动事实的廓清，也有回首以往的理性思考。

    陈彦的文章深刻地剖析了“反右”运动发生的制度原因：共产党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特点是意识形态专政，“当局通过对教育、传播手段的垄断来灌输教条、驯化异端、改造洗脑，以达到‘意识形态认同’，又以‘意识形态认同’之名，镇压反叛，消灭异己，威慑大众，达成‘意识形态恐怖’”，二者“交叉并用，互为目的与手段，缺一不可，这便是意识形态专政”；而意识形态专政的目的就是“阉割独立精神、训练不能思考的思想奴隶。无论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批评建议多么善意、多么中肯，只要他们还在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就表明他们仍然保持着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而从极权主义的逻辑来理解，知识人保持着思想能力与独立精神这一事实本身，其实意味着极权机器的失败”。因此，“‘反右’运动不能被简单地解读为一场知识分子与民主党派人士上当受骗、共产党翻脸不认人的卑鄙与冤枉互植的历史‘悲剧’；‘反右’的本质一方面是共产极权主义自我扩张进而全面控制社会、禁锢思想的全能逻辑的必然归宿，另一方面也是中共建国后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驯化的伟大抗争”。这一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解读中国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历史及现状的钥匙。

     徐贲的文章“五十年后的‘反右’创伤记忆”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既然“反右”是一次制度性的作恶，属于国家的非正义行为，那么政权的继任者就应当用道歉的方式来承担历史上的国家罪责。这对整个社会都有洗涤作用，能帮助公众建立道德责任感。徐贲的分析同时也提醒了我们，如果说毛泽东时代以来中国社会延续了数千年的道德伦理不断遭到破坏，那么，对国家罪责采取逃避态度所体现的政治道德衰败，无疑对社会范围的道德下滑具有示范效应。

    当年的55万“右派”至今只有不到万余人生存于世，因此，对“反右”运动的研究还得寄望于后辈学人。上述六篇文章中的四篇就是五十年代出生的学者慎思明辨之作，它们展示了在这个领域深层掘进的前景。

    樊百华的文章“改革：谁之收获谁之梦？”指出，何清涟、程晓农最近编辑出版的《中国改革的得与失》建构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官方的改革认知。樊百华的分析跳出了国内流行的官式改革评价话语体系，把一些被“理论理性”淹没了的“常识理性”认知展现得清晰明快。

    自从公民社会、NGO成为热门词语以来，究竟中国的民间组织是在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下生存活动的，就成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阎东的文章系统地分析了相关资料，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背景说明。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