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共产主义祛魅的历史还原者－－读程映虹的《毛主义革命：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在中文世界里，程映虹已经相当有名。在“百度”搜索栏输入他的名字，有关他的辞条高达11万2,000多条。尽管有不少条目因网路监管的原因已经打不开，但这足以说明曾有那么多的网友转载过他的作品。这对于一个由于政治原因其作品几乎绝少可能在今日中国出版的学者来说，足可安慰，因为他的读者之多，远远超过了许多在中国能够自由传播的作者。

    我读程映虹的作品，始于约十年前。吸引了我的是他那篇发表于《读书》杂志上的“切·格瓦拉为什么出走？”在我看来，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在于把格瓦拉这位“尘世的耶稣”从超级神坛上请下来，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前路迷茫。共产主义信仰本身包含着对人性的极度贬损与改造人性的狂热，这一精神特质必然使这个运动在人类社会陷入死胡同。而在格瓦拉身上，这种共产主义的基本特质更为明显，这使他对现存秩序永不满意，需要不断寻找新的革命战场。程映虹想阐明的“格瓦拉出走”，其实不仅仅只是行动上的出走，而是这种精神特质必然带来的困境。因此，他在这篇文章中最后的发问是：“他（切·格瓦拉）却为什么偏偏不能理解普通人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他有什么根据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说成是消除个人利益？如果革命最终革到了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上来，这又是什么‘解放’？更进一步说，是什么使得他自认为有权力和有理由不但重塑社会，而且再造个人呢？”

    那时我记住了作者的名字。此后，凡看到署有“程映虹”之名的文章我必然要读。再后来，他成了《当代中国研究》杂志的主力作者，多年来积累之功力进入喷涌状态，佳作绵绵不绝。

    程映虹对苏俄十月革命时期的历史挖掘，是网络上的抢手读物。对于苏俄十月革命的介绍，中文书籍可谓汗牛充栋。尽管如此，程映虹的许多短文还是以其独特性引人入胜。我就读过他写的许多文章，如“高尔基从‘海燕’变为‘乌鸦’的故事”，“列宁的齐人之福”等。还有一篇文章我已经记不清标题了，但还很清楚地记得内容，那是谈“十月革命”后苏俄妇女的悲惨境况，她们不仅没有在这场宣称要“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革命中分享到任何“胜利果实”，她们的肉体反而成为“胜利果实”被苏维埃的革命者按等级任意分享。

    如果以为程映虹的长处只是写些小文章披露一下共产主义运动中那被刻意掩盖的阴暗面，那可就大错特错。那些小文章只是程映虹在完成大作品的同时，将大历史的边角余料顺手拿来雕琢的小品而已。作为一位有眼光的历史学者，他的真正功力还在于他对共产主义运动史、尤其是对毛时代“输出革命”时期那段国际共运史的宏观把握与深刻分析。在分析“反右”与“文革”时，中国人一直有一个见仁见智、说过千遍但其实还是没有得出合理解释的问题，即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反右”、“文革”这种今天看来无异于自毁的运动？程映虹的研究正好从这个角度诠释了毛泽东发动“反右”、“文革”的国际背景，廓清了这团历史疑云。他的研究不仅展示了毛泽东为了争当国际共运领袖与苏共“斗法”的历史过程，还让我们看到了毛泽东那种“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帝王气慨，从“红色高棉”大屠杀直到中共在东南亚国家的“输出革命”。这些东南亚人民不堪回首的痛史后面，处处闪动着毛泽东领导的中共身影。这些中国人本应知道的历史，在那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至今仍是“国家机密”。作为这些文章的编辑者与阅读者，我能够惦量出这些文字在祛共产主义之魅时将会起到的重要作用。

    优秀学者对历史研究的贡献，可分为几方面。一是史料方面的贡献，即挖掘整理历史资料，为历史研究做基础工作。如宋永毅在爬梳“文革”史料多年之后，终于将他整理的文献资料汇集为一个数百万字的资料库，为“文革”研究作了一项利在当代、功在久远的奠基工作。其间爬梳整理之苦、筹划组织之难，作为学术界人大都能够理解。但因此受到中国当局之拘捕，经历牢狱之灾，却是生活于民主制度下的人士绝难想象之事。

    二是对已有史料搜集整理，同时挖掘新的历史资料，再在这一基础上对历史重新做出解释。这方面，一个原非历史学家的华人作家张戎女士作了杰出贡献，无论当下一些毛泽东研究者感觉如何不舒服，她这本书今后都是研究毛泽东的人士绕不过去的一个读本。

    三是还原因种种政治因素而被严重扭曲的历史。程映虹对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挖掘研究堪称这一类型的代表。做到这点，看似不难，其实却非常不容易。这是以下几个因素所决定的：

    第一，从学术的政治需要来说，在当代国际社会，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同性恋权利、殖民历史等才是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的时髦课题，共产主义运动史早已成为被研究者遗忘的角落。以美国为例，一度贵为显学的苏联研究在1989年之后一落千丈，许多苏联研究专家不得不改做其他研究。此情此境之下，探讨与现实国际政治无关的共产主义运动史自然很不容易申请到研究经费，更不是一些学术杂志青睐的题材。

    第二，从学术的理论创新来说，自由主义学说早就对共产主义理论做过入骨批判，这方面卡尔·波普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其代表作。而对共产主义极权政治批判得最彻底的当属汉娜·阿伦特，她在这个领域的学术成就至今仍难被超越。更兼“冷战”结束之后，自由主义学者们失去了共产主义极权这个大敌而刀枪入库，左派及其同血缘的新左派则因共产主义实践的失败而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所有这些，使得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在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不再受到关注。

    第三，在中国，由于当局此刻还在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口头上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扒粪”工作自然不可能成为中国学者的研究课题。

    就是在这条冷清的小路上，在这块被刻意遗忘的冻土中，程映虹凭借学者的责任感，凭借共产主义受害者要为共产主义祛魅的信念的支撑，十几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勤勤垦垦，从历史尘封中掏挖出一块块历史碎片，努力还原成完整的历史拼图，将本来属于专业圈子共享的成果推向了公共阅读的平台。每当听到映虹在电话中告诉我与晓农，他又发现了新的历史资料，可以做哪方面的研究时，我们也跟着他一道高兴。

    但如果将还原历史拼图理解为纯粹的史料整理工作，那是不理解历史研究的性质。一个好的历史研究者，史识、史才、史德三者缺一不可。“史识”者，顾名思义，就是对历史的见解要高人一筹，要能够于细微处见大势；“史才”就是历史研究的能力，要能够将散落在各种资料中的历史片段串珠成线，对历史事件或者人物条陈缕析，最后自成一家之言。更重要的是，凡研究者，从俗入雅易，由雅入俗难。

    将一些简单道理装点成高深莫测的学术玄谈比较容易，大多数研究者都有这等本事；但要将深刻的道理深入浅出，把宏大叙事化为普通读者都愿意阅读的文章，还少有学者做到。从这点来说，程映虹还真做到了由雅入俗。而“史德”即历史学家的学术良心。程映虹在美国大学任教，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虽然无政治压力，但有另外一种现实利益的压力。如果他将精力花到一些时髦话题上来，申请研究经费等会容易得多。但出于对母国的拳拳之心，出于对人类经历过共产主义浩劫之痛，他选择了一条崎岖的学术道路。

    人类历史上，尽管不少统治者都有篡改历史的癖好，但能够自成一体的建构谎言（包括销毁史料并建构虚假的历史），却只在共产主义极权国家发生。而且这类国家的统治历史越长，在重重谎言之下辨识真相就越困难。我相信，中国总有一天会告别共产主义学说并清理这段历史遗产。我也相信，人们也会记住程映虹这本学术论文集《毛主义革命：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记住这些文章在祛共产主义之魅的过程中所起过的重要作用。

    程映虹，《毛主义革命：20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香港：田园书屋，200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