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现在已过不惑之年的当代中国史学者，一定不会忘记1989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第二卷中文版出版发行时的盛况。从那个时候开始，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便成为一个令我景仰的学者。此后我一直期待着读到更多他的著述，特别是直接关于“文革”的著述。然而进入1990年代以后，大陆关于“文革”研究的禁忌越来越多，绝大多数国内学者对这个问题避之惟恐不及，外国学者研究成果的中文翻译引介工作也几近停顿。所以麦氏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三卷英文版于1998年推出以后，我没有看到国内学界的任何反响，更不用说翻译出版了。

2005年以后，一些偶然的因素促成我将个人学术研究的重点转向“文革”。在此期间，我遇到麦氏的得意门生、美国Furman大学的历史和东亚学教授杨凯里（Jan Kiely）先生。他知道我的研究兴趣后，便热情地向我推介由麦氏和Michael Schoenhals共同撰写的关于“文革”的新著Mao’s Last Revolution。由此，麦氏的著述又一次进入我的阅读视野。

在与一些美国学者的交往中，我不止一次地听说，对于那些十分注重理论、概念和话语（学术意义上的Narrative）的西方学者而言，记者出身的麦氏似乎是一个异类。这次有机会重读麦氏的著作，我对此才有更深切的体会。此书长达693页，是一块名副其实的“砖头”，但其中几乎完全没有关于研究理念和方法论的讨论，也没有佶屈聱牙、令人费解的概念阐释和专业术语。就连本应带有些许理论色彩的“介绍”和“结论”部分，也以叙事而非理论分析为主。如果套用中国传统的史学分类方法，我们大致可以将这本书定位于“纪事本末”体裁（当然书中所记述的大事，大体按时间的先后排序，能够反映“文革”的基本走势和整体面貌）。在当今学界趋新若鹜的学术氛围下，该书能以传统的体裁赢得广泛的赞誉，实有赖于其内容的丰富和麦氏们天才的叙事技巧。读完这本书以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麦氏在哈佛开设“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课程时，会受到那么多哈佛学子的追捧。

然而，出色的叙事技巧只是这本书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从学术评价的观点看，历史学家的故事是否值得称道，关键还在于这些故事是否真实，是否能给人以教益。作为严肃的历史学家，麦氏们研究著述的目的显然不在哗众取宠，而在于探究历史的真相。因而他们不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奇闻逸事的搜寻和故事情节的编排上，而是放在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校勘和正确解读方面。为此他们积十数年之功，收集、整理了大量的领袖人物传记、个人年谱资料和各种类型的大事记，大量的回忆录作品、中央领导人谈话记录和“红卫兵”出版物，以及一些因种种原因流散于民间的官方档案资料。同时，他们对现有关于“文革”研究的论著作了一番认真的梳理，因而对学界的研究现状了如指掌。据我粗略的统计，该书共有注释1,962个，所引证的历史文献和研究论著多达813种。其中既包括我们熟知的一些大陆著名学者的论著，也包括一些国内学者不太熟悉的英文论著，如裴宜理等人关于上海工人造反运动的研究、王绍光关于武汉“七二零事件”的研究、金秋关于“林彪事件”的研究等等。由此可见，这本书之所以有价值也有趣味，是因为作者在详尽占有原始资料和研究资讯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以一种常人所不具有的独到眼光，将历史事件本身所蕴含的各种戏剧性因素发掘出来。这正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所在，也正是历史学的持久魅力所在。

其次，既然历史学命中注定无法完全避免主观性偏见的影响，因而，如何使主观性偏见的影响降至最低，始终是严肃的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问题。麦氏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可以从他们对资料的运用上略见一斑。例如，他们在书中指出，“文革”期间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常常会有若干不同版本流传于世，经过官方修订以后正式公布的讲话稿往往会出于种种考虑对其原始内容作一些增删，而一些个人保留的现场速记版本则没有这种缺憾。因此，他们在著述时尊重官方正式公布的文件，但有时也会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采用他们认为更原始、更可靠的资料来源（页480）。再如，一般人都知道，“文革”期间印行的各种“红卫兵”出版物是研究“文革”的重要史料。不过麦氏们在书中指出，“红卫兵”出版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用来宣传各派观点的、充满派性话语和偏见的宣传类刊物；第二类是各派内部小范围发行的、供其头头们决策时参考的、比较客观地介绍各地运动动态的情报类刊物。他们在著述时尽量减少对前者的依赖，而更多地采用后者（页481）。以我个人经验看，上述两点常常被其他学者所忽略。

再次，该书从整体上看以展现中央高层内部关系为主线，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也有相当的篇幅展现各地局势的发展，以及一些普通民众的日常政治生活及其内心感受。这种“点面结合”的叙述方式有效地突破了传统党史研究中的“文山会海”模式，同时摆脱了狭隘的上层权力斗争的解释巢臼，使我们不但对高层决策的动机和过程有所了解，而且也对一些重大决策的贯彻实施及其实际社会影响有所了解。例如，“文革”期间全国究竟有多少人受到迫害，有多少人致死致残，迄今为止是一笔糊涂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Andrew Walder作了有益的尝试。他通过对公开出版的中国1,500县的县志资料的统计分析，推断“清队”期间全国范围受到迫害的人数大约为3,600万人，其中被杀的人数在75万至150万之间，另有大致相等的人数因遭受虐待导致终身残疾。麦氏们在书中引用了这项研究成果来说明“文革”对社会和民众的危害（页262）。相信类似的方法今后可能会被更广泛地应用。

除了上面提到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之外，作者对“文革”史实的描述和分析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择要说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既然这本书以Mao’s Last Revolution冠名，其中描写得最充分、最出彩的，当然还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治理念与实践。我记得麦氏曾在其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的“序言”中明确断言，毛时代的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新王朝。Mao’s Last Revolution一书的行文中虽然没有突出地强调这一点，但在作者对具体史实的细致描述中，我们似乎很难发现“革命”的踪影，相反倒是对毛时代中国政治的宫廷化色彩和毛本人的帝王做派印象深刻。毛泽东的韬晦之深是令人惊诧的。例如，在“文革”发动阶段，连深得其信任的张春桥、戚本禹和康生都不知道，所谓“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竟然是指刘少奇（页47-48）。而他的枭雄本色则突出地表现为，直到其去世之前的最后一刻，他都牢牢地控制着权力。尽管叶剑英等人早有铲除江青一伙的想法，但在毛泽东咽气前决不敢轻举妄动。

第二，该书的叙述表明，“文革”期间宫廷化政治氛围的形成，不但与毛泽东的帝王做派有关，而且与其同志们的廷臣心态有关。麦氏们在书中将中共高层干部划分为“幸存者”、“受益者”和“急进派”三个群体。作者不止一次地提到，尽管上述三个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但在竭力逢迎毛泽东（working toward Mao）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然而，深谙帝王御臣之术的毛泽东绝不轻易地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有时还会故布疑阵以考验其下属的忠诚。在此背景下，对于那些担当重任的党政军要员而言，政治活动便从整体上堕落为一种“猜谜”和“赌博”的游戏。他们不是将更多的时间和心思用在处理实际问题上，而是用在打探和揣摩毛泽东的“圣意”上。这种政治实践可能带来怎样的政治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对这种廷臣心态的形成可以理解，对那些因猜错毛泽东意图而受到清洗、或者当时猜对了但事后被当作替罪羊受到清洗的人也怀有一定的同情，但他们客观上都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所以也应该对“文革”承担一部分历史责任。

第三，“文革”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亿万普通民众被卷入其中。因此，如何解释和评价“文革”期间的民众政治参与，是每个“文革”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解释是无法令人满意的。在那个简单化、概念化的解释体系中，“文革”=“社会动乱”，“社会动乱”=“群众运动”。这种解释一方面大大规避了毛泽东个人和斯大林体制所应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又巧妙地迎合了新权威主义的政治需要。Mao’s Last Revolution一书所提供的大量生动事例和统计数据表明，我们固然不能无视无序的群众运动所带来的严重政治后果，但同时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文革”期间的群众运动从根本上讲也是working toward Mao的一个结果。其次，自发的群众运动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比起有组织的国家暴力所实施的大规模整肃，乃是小巫见大巫。事实上，“文革”期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不是发生在“造反派”主导的“造反”、“夺权”阶段，而是发生在中央领导层试图逐步收缩群众运动的阶段。群众性武斗由冷兵器向热兵器的升级，发生在各地军队以“三支两军”名义介入地方事务以后。而各省普遍实现“大联合”以后，自上而下发动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一打三反”运动和深挖“五·一六”运动所造成的死伤，又是“军管”时期无法比拟的。由此可见，将“文革”动乱和危害完全归咎于“造反派”是多么地缺乏说服力。

迄今为止，国内外一些“新左派”同仁出于思想的偏见和历史的无知，依然在喋喋不休地阐释“文革”运动的进步意义。事实上，“文革”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中国封建政治理念与实践的一种极端表现。从中央高层的内部关系看，导致“文革”悲剧的主要根源是毛泽东无法容忍党内外不同意见。从社会范围看，导致矛盾冲突的根源在于等级制、社会不公和干部特权腐败。持续十年的“文革”并未从根本上触及上述问题。相反，在毛泽东个人集权与个人崇拜方面，“文革”时期已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至于等级观念和特权腐败问题，无论是在“三支两军”的军队干部身上，还是在通过“纳新”进入权力机构的“造反派”领袖身上，还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后复出的老干部身上，都有许多具体生动的体现。“文革”期间出现的若干种过渡性权力机构，无一不以所谓“民主集中制”为基本组织原则。而各级机构“一把手”的任命，又无一例外地要以对毛泽东的个人效忠为第一要务。这样的政治理念与实践，我实在看不出任何一点“革命”的意味。

我认为某些“新左派”观点的形成，可能与他们对某些事实的错误判断有关。Mao’s Last Revolution一书提供的许多事实表明，个人独裁政体的实际运作是一个十分复杂微妙的过程，独裁者的政治影响力并不是没有限度的。我们常常看到的情况是，毛泽东的一句话、一个批示会立刻改变事态发展的走向，但是这种改变是否完全如毛泽东个人主观所愿，则是另一个问题。比如，“七二零事件”前夕，毛泽东亲临武汉，原本是希望通过其个人的直接干预，促成当地两派群众组织的联合，为全国解决类似问题树立一个样板。没想到，由于现实政治环节的错综复杂，毛的非制度性干预不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使当地的事态极度恶化，以至于他最后不得不仓皇上演了“夜奔”一幕。再如，张春桥是毛泽东晚年属意的接班人之一，他曾在许多场合对此做出过暗示。但在1976年初邓小平被罢免之后，毛泽东并没有委派张春桥主持大局，而是选择了华国锋。这说明，即使大权在握，毛泽东的政治抉择也并非完全随心所欲的。他必须时刻注意保持各派政治势力的微妙均衡。由此可见，独裁政治的权力基础实际上是相当脆弱的。类似的情节多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外历史上强势君主荣耀光环背后所隐藏的个人苦衷，并对他们的英雄迟暮增添些许同情。

以上各点构成我向大家推荐Mao’s Last Revolution一书的主要理由。

如果要说该书有什么值得商榷的地方，那就是麦氏们似乎过于强调了中苏意识形态论争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内在关联。我认为，毛泽东本质上是一个“行动人物”而非“观念人物”。他更关心的是现实的权力归属问题，而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对错问题。因此，如果要说“苏联问题”会对毛泽东个人产生刺激的话，恐怕也不是中苏论战中所标榜的意识形态分歧，而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和勃列日涅夫等人通过阴谋手段罢免赫鲁晓夫这两个具体事件。换言之，毛泽东之所以下决心清洗刘少奇，是因为他但心刘少奇步勃列日涅夫的后尘抢班夺权，或者是步赫鲁晓夫的后尘在毛死后做“秘密报告”。只有紧紧抓住这一点，才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说最初的“文革”其实只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政变”，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而且，在我看来，当时，不管是否存在外部刺激，类似“文革”这样的悲剧都是无法避免的。从根本上讲，这不是个人品格和能力的问题，而是专制主义政治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