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期刊 过期期刊 MCS 2018 Issue 2 “近代文化交涉与比较文学”专辑
“近代文化交涉与比较文学”专辑
前言
近代外国商人、传教士在华的活动对商业、社会、文化上的影响,前辈学人已有非常多的研究。这些研究大多证实了来华的外国人如何影响中国,推动晚清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本辑论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使用新视角,开辟出新的研究方向,最终落脚在“近代文化交涉与比较文学”的主题之上。所谓“新视角”,是指与以往的强调西方的、外来的元素对中国的、本土的影响的那种研究方式稍有不同,本辑所收的论文,在方法论和研究视角上,强调中外相互冲突、相互影响,以及两者的调谐合力之下如何促生新的文化、新的文学。近代中外文学交流这一方向,也是前辈学者较少着力之处。所谓“新研究方向”,笼统而言是指近代文化交涉中的比较文学。这方面的研究需要整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回应到近代史的相关讨论,需要吸收翻译学与翻译史、文化交涉学、宗教学研究(世界宗教和比较宗教)等相关方面的专业知识。在这一辑论文中,我们做了这样的尝试,希望有助于推动相关领域的未来发展。
本辑共收有三篇论文,从不同的主题和视角来讨论“近代文化交涉和比较文学”这一主题。
吴晓芳的论文关注吴板桥对神书西游故事的英译。学界通常将《西游记》最早的英译文归于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吴板桥(Samuel Isett Woodbridge,1856-1926)在上海出版的《金角龙王》(1895)。该文并非如前辈学者所说是从卫三畏所辑的汉文读本译出,也不是译自《西游记》,而是江苏南通僮子戏唱本《袁天罡卖卦斩老龙记》。虽然《西游记》与神书都包含龙王犯天条被斩、唐太宗游地府的故事,但在具体情节与人物形象上存在较大差异,而吴板桥对这两个本子均是熟悉的。然而,吴板桥借助民间宗教仪式的剧本(而不是小说《西游记》)来理解和批判中国的现状。他在翻译神书时,借题发挥、夹注时评,通过丑化唐太宗来丑化中国、以司法不公的冥判场域暗讽晚清腐化之官场。最后,吴氏用译文来宣扬在华传播基督福音的正当性和紧迫性。
新教传教士积极的传教态度,在19世纪下半期与20世纪初是公开的、直接的,而在19世纪上半期面对禁教的中国,采取的是较为低调的、隐晦的作法。有时在他们在所著述的英文文献中公开表明传教的主张,而在相对应的汉语文献中,则遮遮掩掩,不大愿意立即表明态度。1850年在上海由传教士印行的《伊娑菩喻言》一书,便是如此。该书是一个修改版,所据原书《意拾喻言》(1840),是由在广州的英国人罗伯聃(Robert Thom,1807-1846)和他的中文老师“蒙昧先生”合译。姚达兑指出,《意拾》一书的大为流行不仅仅归功于其汉译本的本地化,而应看到该书是五种文本合刊的教材。这五种文本的相互辅助和作为教材使用,对其广为流通也大有助益。另外,《意拾》所据的源文本是Roger L’estrange的英译本,后者加有英译者个人的许多宗教省思的内容,然而罗伯聃将宗教的内容全部去除,所以《意拾》是去宗教化的。这种去宗教化的做法,随着1860年几种《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的全面开放,后继的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助手并不衍用,他们不仅有直接用以传教的汉译《伊索寓言》,而且还据汉译伊索的文体、并选用中国本土材料作为内容而创造了《东方伊朔》(1906)一书。要之,近代汉译《伊索寓言》的再英译和诸多仿作,可看作是世界文学在东亚流通和翻译的一个独特案例。
第一篇文章讨论的是中国文学英译,第二篇文章既讨论外国文学的汉译,还涉及这种汉译作品的再英译,以及据汉译的文体风格而再生产的仿作,第三篇则转而讨论西洋文学的汉译。Carols Yu-Kai Lin的英文文章通过分析《意拾喻言》、《昕夕闲谈》和《谈瀛小录》等西洋文学作品的汉译之后发现,汉语语境下的“小说”概念的所指一直在变化,并无固定不变的意涵。这个概念,在晚清甚至可指称非小说的西洋文学作品。对“小说”文体和概念的讨论,有益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外文学交流中的翻译和再生产,也为莫莱蒂的世界文学理论中“波浪型冲击”提供反面的解释。中国文学传统的根脉深固、渊远流长,西洋文学进入晚清中国被内化为这个传统中的一部分,这种现象也值得更多更深入的思考。
要之,以上三篇论文讨论的是“近代文化交涉和比较文学”的内容,在材料上、观点上皆有新的发现。近代中外文学交流,尤其是外国人、传教士所翻译和写作的汉语或英语的文学文献,这一个研究领域长久以来都被文史学者所忽略,直到近十年才逐渐兴起。这三篇论文可看作是以不同角度深入探索这个领域的结果,可能对传统的近代史、翻译研究、比较文学、文化交涉学、中国文学史等相关领域有一点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