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9年开始的以经济自由（松绑）和分散决策（分权）为先导的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十五年来的经济改革给中国带来了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准的大幅度提高。经济制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总产值（GNP）的比重迅速下降，从78年国有经济占GNP的78％下降到93年只占GNP的44％，已基本从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一个非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同时，在这十几年的改革中，中央政府的权力、职能和作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主要表现在中央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权力及作用越来越小，财政收入在国民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减弱。与此相反，地方在各方面的作用和势力却越来越大。这种变化导致了中央与地方包括权、利在内的各种矛盾，使得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日趋紧张。于是便有一些人对此种状况表示担忧，他们认为这种经济政治权力的分散化以及多元化的改革已严重削弱了国家的能力，中央已成为一个“弱政府”，国家能力的下降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隐患，在邓小平后可能会出现“分裂割据”的自治局面（见王绍光、胡鞍钢，1993）。他们认为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源是由于实行了“松绑和放权”的经济自由化和决策分散化的改革方针。从而对经济自由和决策分散的改革方式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并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应是提高国家财政税收的比重，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和重新集权。但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经验来看，这些办法似乎是行不通的，这将有害于经济的长期增长。改革前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践和89─91年企图加强控制和重新集权的措施都说明了此点。那么如何评估这十五的改革方式，看待中央财政比重和权力的下降，解决中央和地方的紧张关系，以及如何界定中央政府在经济机制转轨中的作用呢？在本文中我们将回答这些问题，并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