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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过期期刊 MCS 1996 Issue 2 论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
期刊 过期期刊 MCS 1996 Issue 2 论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
论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
一、从冷战到后冷战：中美关系的背景发生了什么变化？
二、从战略合作到战略竞争：中美关系出现了什么新特点？
三、从利益冲突到霸权交替：中美关系的紧张点何在？
四、在缓和与剧争之间：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
五、简短的结论
九十年代以来，中美关系进入一个充满摩擦与坎坷的时期。目前，我们还看不到什么重大的迹象表明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会在短期内出现实质性变化。为什么中美关系会出现这样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对于中美两国和世界政治的含义是什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美关系会采取何种走向？这些问题，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
本文的一个基本设定是：目前阶段的中美关系，是与世界进入所谓“后冷战时代”直接相关联的；我们必须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来理解当前的中美关系。简言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巨变，把世界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后冷战时代”。相对于冷战时代，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的变化，既受世界战略格局的这一根本性变化的制约，又反过来影响着新的世界战略格局的形成。
在这个基本设定下，我们将把中美关系的变化与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来考察。首先，我们将简要地回顾中美关系从冷战时代到后冷战时代的历史发展，判定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次，我们将考察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上的中美关系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第三，我们将给出一个分析当前背景下的中美关系的基本层次构架，从而进一步归纳后冷战时代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内容。最后，我们会结合目下的情势发展，来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一、从冷战到后冷战：中美关系的背景发生了什么变化？
从冷战时代到今天，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变化。简略地说，可以把这些发展变化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三个阶段上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是不同的，因此可以分别称之为“战略对立”阶段、“战略合作”阶段和“战略摩擦”阶段。以下，试对此三个阶段分别加以论述。
（一）战略对立阶段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上奉行所谓“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上完全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结盟，并成为这一阵营的重要一员，站到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相抗衡的立场上。而美国则延续其支持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政策，扶持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稳住脚跟，隔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峙。因此，中美两国当时的关系，主调是相互敌对和隔绝。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的参战，直接导致了中美两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对峙。同时，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中美对峙进一步扩大。所有这些，都进一步恶化了中美两国关系，在两国之间形成了看来难以逆转的敌对局面。
东西方冷战是当时世界的基本战略格局，而中美之间的对立关系正是冷战的一种具体表现。因此，当时中美之间的对立，具备了冷战的所有因素：这包括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也包括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这包括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上的冲突，也包括领导者和民众互不了解的因素；这包括外交结盟政策等方面的大异其趣，也包括军事上的直接对峙。不过，这种对立关系的形成，却不完全是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或对立造成的。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与初期，美国曾经试图与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建立某种起码是善意的关系。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却由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作用，忽略甚至是拒绝了这种善意，而迅速地采取了靠拢苏联的外交政策。一旦靠拢苏联，中国在世界冷战格局中的位置马上定位，与美国的关系也就定位在隔绝与敌对的基调上，中美之间的战略对立就此形成。随着中国在朝鲜参战，中国的对外政策就更从靠拢苏联而演变为直接对抗西方与美国，中国对自己在冷战中的位置的界定就更加明确了。
六十年代初期中国与苏联交恶，在世界战略架构上改变了中国依附苏联及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这一重大关系。但是，由于中国靠拢苏联而在中美之间已经形成的敌对关系，在当时并没有马上发生改变。这里的重要原因可能有三个：第一，美国对越南的战争，促使中国人相信美国正在实行对中国本身（而不单单是对苏联）的战略包围；冷战不单单是美苏冷战，也是中美冷战。第二，中国内部正在奉行强硬的比冷战还冷战的政策，即同时反美反苏，“反帝反霸”。第三，中苏之间的争吵最初还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上，摩擦还主要体现在经济等领域，而军事和外交方面尚未形成对峙，中国对于来自苏联的威胁可能还没有强烈的体认。所以，虽然中苏交恶，在当时却并不马上意味着中美关系的缓和；冷战在中美之间依然继续，双方关系的基调仍然是敌对与隔绝。
（二）战略合作阶段
但是，中苏关系的改变，毕竟是世界战略架构层次的改变，它或迟或早会体现为中国的主要对外战略关系的改变。美国是世界大国，中美关系就是中国的一种主要战略关系。同样，中苏关系的改变，也会或迟或早地表现到世界主要大国对中国的关系上来。中国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地位和战略力量，对苏冷战中的美国也需要重新审视对中国的关系：昨天，中国是敌人的朋友，美国因此与中国的关系是敌对的；今天，中国是敌人的敌人，美国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对华关系呢？
我们看到，中美开始实行战略接近，继而实现了战略合作。这就是中美关系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可以追溯到一九七零年代初期所谓的“乒乓外交”为止。不过，正式说来，中美关系的“战略合作”阶段应该以美国总统尼克松一九七二年的北京之行为标志。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固然也有很多的摩擦与争吵，但是，总的基调是战略上的合作。所以，我们说，一九七二年之后的中美关系，基本特点是缓和多于紧张，合作多于摩擦。
很明显，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与上一阶段的中美关系有重大的区别，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性质。但是，同样很明显地是，第一，冷战的世界战略格局并没有改变；第二，中国内部的政治制度并没有改变；第三，美国的政治制度也没有改变。两个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的世界大国，为什么能够形成一种战略夥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美双方关系的重大改变呢？我认为，我们只能从世界战略的整体架构中去寻找原因，也就是从当时世界的冷战格局中寻找中美双方形成战略合作关系的根据。
东西方冷战的主要内容，是美国与苏联两强争霸世界。换句话说，在冷战时代，美国与苏联的对立和竞争形成了世界的轴心战略关系。相应地，国际上其他的双边和多边关系，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轴心战略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在中苏交恶之后，中国在冷战格局中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是这一变化，导致了中美最终能够实现双方的战略接近和战略合作。为了共同对付苏联，美国和中国找到了最大的共同战略利益。中美之间的战略接近、关系正常化和战略合作，就是在这样一种所谓“苏联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也就是说，是在冷战时代世界战略格局的架构下形成的。
由于这一因素的强大作用，中美之间自一九七零年代起形成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当时的冷战时代背景下，既没有因为双方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而不克达成，也没有因为美国或中国的内部政治变化而发生根本的改变。在早期达成这一战略合作的时候，由于双方内部的制度都没有重大的变化，中美双方要从战略敌对走向战略合作，都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冲破自身内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于各自的国际战略的制约。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内部继续推行极左路线的同时，在外交上作出了接近美国的战略决定。同样，在美国，强硬反共的尼克松在坚持其右派立场的同时，亲自造访北京以缔造美中之间的战略夥伴关系。后来，美国方面所出现的周期性政府更替，并没有影响中美之间的这种战略合作关系。民主党人总统卡特继续了共和党人总统尼克松的路线，最终在外交上完成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里根总统在竞选期间表现出强烈的亲台湾、反中国的立场，但是，当选之后，依然奉行与中国实行战略合作的外交方针。同样，在这一阶段上，中国方面在内政上出现了重大变化，实现了由毛泽东路线向邓小平路线的转折，开始注重于现代化建设，对外则实行开放政策。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人事也大幅度更新。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变革的效应甚至开始在制度层面表现出来，促使中国原有的共产主义制度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各个层面出现重大变化。但是，这样大幅度的内部变革，在冷战格局没有发生改变之前，并没有影响到中美之间的战略夥伴关系出现根本变化。这从反面证明了：中美之间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和根据，不在于双方内部的政治或经济制度，不在于双方各自的意识形态，也不在于双方的领导层之构成，而在于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架构，在于苏联威胁这一因素的存在，在于中国在美苏争霸关系之中所处的战略位置。
（三）战略摩擦阶段
既然中美之间战略合作关系的根据在于当时世界的冷战格局，那么，当世界冷战格局最终解体、后冷战时代开始的时候，中美关系也不可能不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认为，自九十年代起，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第三阶段，即目前这一充满摩擦和紧张的阶段。与此前的摩擦与争吵不同，中美目前的争吵、摩擦和冲突具有战略意义。换句话说，中美双方目前的紧张关系，根据在于双方战略上的摩擦。因此，我把这一阶段叫做“战略摩擦”阶段。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中美关系开始明显恶化的起点，追溯到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天安门事件。在后来的中美关系变化中，天安门事件发生了多个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凸现了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与美国的差别乃至对立；第二，凸现了中国的人权问题，加剧了中美关系中的“人权战”；第三，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内环境，美国民众和舆论从对华友善转而为对北京政权采取敌对的态度；第四，在美国开始形成中国政治反对力量的独立政治活动，其中他们的国会游说活动直接着眼于人权等问题，对于美国对华政策形成一定影响。
但是，天安门事件在中美关系中的意义，主要不是在于它对中国内部政治的作用，而在于它是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解体的先声，是冷战格局即将发生根本变化的一个先兆。与北京的天安门事件相接续，东欧发生巨变，苏联最终解体，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崩溃。这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根本变化，使冷战时代走入历史。苏联因素的消失，使得冷战时代中美苏之间的战略大三角关系解构，中美关系的基本背景因此产生了根本变化。具体地说，前苏联的解体改变了中国在美国全球政策中的战略地位，直接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两个重大的负面因素：首先，中国不再成为美国遏制苏联的战略夥伴，中美关系对于美国不再具有冷战时代那样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其次，中美之间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变得突出起来，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唯一一个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对立的国家。一句话，中国作为美国夥伴的因素大大降低，而作为美国对手的因素却同时大大凸显。只有这一变化，才最终决定了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的基调。
从这一全球战略结构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因此不难理解两个现象：第一，虽然中国发生了天安门事件，美国政府当时的对华政策仍然主要是合作而非敌对；第二，虽然中国在一九九二年开始重新实行大幅度经济变革，中美关系依然不能走出颓势。这两个相反相成的事例都只表明一个事实：中美关系并不单纯决定于双方的内部状态，而主要决定于世界战略格局。设想天安门事件之后没有迅速发生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解体的情况，美中关系应该还会在增加争吵的情况下保持战略合作的基调；设想冷战结构依然存在，则中国无论是否发生市场化变革，都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中美之间的战略夥伴关系。反过来，正是由于冷战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中美两国关系无可避免地走上从战略合作到战略摩擦的变化之路。
在我看来，与冷战时代相比，中美关系在后冷战时代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中美之间在冷战时代基于针对苏联而架构的战略夥伴关系已经解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国力在市场化改革中迅速增强，但是依然维持其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因此被美国视为对现行以美国为霸权的世界体系的最大潜在威胁，从而在中美之间正在逐渐形成新的具有战略轴心特徵的紧张关系。基于这种战略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自九十年代开始，进入了一个摩擦多于谅解、紧张多于缓和、竞争多于合作的新时代。在诸多的竞争领域和摩擦议题之中，经济、安全、人权与台湾问题等都在事实上对全球战略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究其本质都与美国霸权的衰落和中国国力的崛起相联系。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世界战略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将围绕中美之间在上述领域的争吵或合作而形成。
二、从战略合作到战略竞争：中美关系出现了什么新特点？
在前苏联崩溃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霸权。与此同时，中国则在实行市场化经济改革并坚持共产党垄断政治权力的情况，国力正在迅速发展。美国的独霸和中国的崛起，因此成为后冷战时代世界战略格局的两个突出景象。在苏联因素消失这一基调主导下，美国独霸和中国崛起这两个因素，不仅没有缓和两国关系的作用，而且也都促使中美关系变得严峻起来。
我们首先来看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美国虽然赢得了冷战，但是，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在后冷战时代，美国能不能保持其赢得冷战而带来的世界唯一超级强国的地位，成为美国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所最为关注的问题。在政治上，在共产主义阵营崩溃之后，美国国内和世界上对于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的迷信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因素大大增加。无论在情绪上还是在战略上，美国都希图抓住冷战结束和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机遇，在世界上迅速推广民主制度，扩大西方式民主国家的阵营，从而在政治巩固美国对于世界的领导地位。与这种政治上的雄心相比较，美国在经济上的处境则相对要困难的多。冷战对美国的经济实力也有巨大的损耗作用；美国经济制度本身在经过长期的发展之后也开始面临众多的问题；美国在世界高度经济竞争的情况下正在越来越不具有原有的优势。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警觉到本身霸权的“衰落”，因此更加具有危机意识。在文化上，世界在迅速全球化、西方化的同时，也在各地开始产生强大的抗拒力量，全球不同文化、民族与宗教之间的差别与冲突越来越突出，并投射到不同国家相互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上来，特别是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来。能否适当处理这样的文化冲突，对于美国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保持领导地位，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如果说，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所面临的主要困境，表现为其空前巩固的霸权地位与其逐渐衰微的领导能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其国际战略的根本点乃在于提高其经济与政治能力，以巩固其霸权地位；那么，中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基本国际处境，则也是由两个又联系又矛盾的基本方面所构成：一方面，通过经济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在迅速提升，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介入世界事务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独特性，使得中国国力的提高被邻近各国和西方世界视为对自身安全和世界秩序的一大挑战，从而为中国的开放、进而是为中国的进一步经济发展带来了国际环境上的制约。这种处境，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世界冷战格局的解体，暂时消弥了大国之间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反过来因此进一步突出了大国之间的国际经济竞争。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各国之间的国际竞争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结束，而是更加在经济领域本身体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加快和国力的迅速提高，对紧张的世界经济竞争是一个强烈的刺激。第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的条件下通过部份市场化而实现的，其进一步发展的逻辑应该是外向的，即：市场化本身的扩张力会推动中国向世界范围寻求经济发展的要素，而人口与资源之比的沉重压力也会推动中国逐渐具有外向的扩张性。第三，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改变了周边国家之间和亚太地区范围的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的本来格局，增加了周边国家的不安全感，加强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未来经济竞争和安全冲突的强度。第四，中国的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形成了对于世界既存秩序的严重挑战。在这样四重因素的背景下，中国国力的迅速提高，不仅形成了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的一大特点，而且构成了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中一大变数。
对比来看，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希图维持世界霸权的国际战略，与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外向力之间，必定产生新的多重对立。这些对立会在多个方面表现出来。在政治上，美国鼓动与推行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的战略与中国坚持共产主义权威政治的方针形成尖锐对立；在经济上，美国的相对衰落及持续维持自身经济霸权的努力与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潜力形成了鲜明对照；在文化上，世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与之相伴随的文化冲突正在加剧，而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性质与悠久历史文明的大国，与美国之间的差别与冲突也在日益凸显；在地区层次，美国的目光有自东向西均势发展的趋向，认为自己应该理所当然地在未来可能成为世界发展重心的亚洲太平洋地区扮演领袖角色，而中国则因为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因素开始东向发展，走向海洋，也在日益成为东亚太平洋地区无可争议的大国；在全球层次，美国希图借助西方盟国和国际组织而加强所谓“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or“international regimes”），以通过这些因素来巩固和加强美国本身的霸权地位和领导能力，而中国则借助其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可以成为上述运作中的一个有能力的“捣乱者”，进而联合第三世界阻挠西方发达国家实现自身利益的企图。
但是，这并不是说，美国的独霸地位和中国的迅速崛起这两个因素，对于中美当前关系所带来的作用，都完全是负面的、消极的。美国的世界强国地位，决定了正在热切寻求经济发展的中国必然希图从美国获得多种多样的技术、经济和管理资源。反过来，中国的经济起飞，则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契机。因此，在上述背景下，经济因素在中美目前关系中起着重要的良性作用。第一，一般来说，商界乃至整个经济界，都是推动美国外交政策趋向务实的主要力量，在当前也是推动美国对华政策降低意识形态色彩、降低对抗调门并改取合作态度的主要力量；第二，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对于美国、特别是美国经济界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是目前中美关系中最有正面作用的因素。
考虑到后冷战的时代背景，经济因素本身正在分别给中国和美国各自在双方关系上造成一种两难处境。美国所面临的两难是：或者选择完全打压中国，“围堵”中国，突出双方的对立，回到当年的战略敌对状态，而这会使美国失去巨大的经济机会，在激烈的世界竞争中美国只会因此加速自身的衰落；或者选择与中国合作，这在客观上会帮助中国的发展，从而帮助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但是美国本身也能从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机会来解决美国的经济难题，在一段时期内维持美国的世界霸权。中国所面临的两难则是：或者加强与美国的合作，以取得美国的技术、资金和其他方面的有利经济发展的资源，但是必须在非经济方面向美国让步，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承认美国的世界霸权；或者对美实行强硬政策，强力抗衡美国霸权，这会失去机会从美国得到各种有助于经济迅速发展的资源，同时整个国际环境也会恶化，非常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基于对上述两难处境的考量，中美目前的关系并不是回到“战略敌对”，而是具有新的特点，就是我们所说的“战略摩擦”。即：在战略层次充满摩擦，在实际层次寻求互惠。这就是目前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徵。
总的来看，我们可以把目前中美关系的状况概括为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中美之间有冲突，症结可以归为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世界霸权的争夺；其中，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是直接的，而对于世界霸权的争夺在目前来说则是潜在的。第二句话是：中美之间又有相互需要，有合作基础，这主要表现在经济上。
三、从利益冲突到霸权交替：中美关系的紧张点何在？
在上述背景下，近年来，中美之间在许多领域内和许多议题上都发生了一系列的摩擦和冲突。虽然双方在这些问题上也有一定程度的相互理解和合作，但是，如前所述，在现阶段，合作已经降低到战术层次，而摩擦却上升到战略层次。这与冷战后期在美苏中大三角架构下的中美关系正好相反。那时，中美双方的摩擦是在战术层次上存在，而合作则是建构在战略层次上。
为什么说中美之间的摩擦已经上升到战略层次呢？这些摩擦又究竟是些什么样的摩擦呢？概括地说，我们可以把近年来中美之间的主要争执归纳到五个基本的外交领域，而每个领域都包括数个目前在中美双方正形成摩擦的重要议题。这五个基本的领域是：第一，经济领域；第二，安全领域；第三，人权与政治制度领域；第四，国家主权领域；第五，宏观国际战略领域。首先，让我们逐一地观察和分析中美关系在这些领域内的摩擦焦点，然后，再来形成可能的结论。
（1）经济领域：就中美在经济领域的目前关系而言，合作的成份还是相当大的。但是，摩擦甚至冲突也不断出现。其中，纺织品出口问题，劳改产品出口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都相继成为双方的摩擦点，在双方谈判中被列为重要议题。特别是在美国是否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MFN）”待遇问题上，双方关系持续紧张，成为自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摩擦焦点。与此同时，在中国参加国际经济贸易组织如“国际关贸总协定（GATT）”等的问题上，中美之间争执不断。近来，双方这一方面的摩擦，更集中表现在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上。中美在这一议题上讨价还价，已经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攻防战，迄今尚未达成最后的结果。可以预期，在今后的中美关系中，这类经济摩擦还会不断地以或旧或新的议题形式困扰双方关系，占据双方谈判的重要日程。
毫无疑义，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是直接与国家的实际利益相关联的。换句话说，在经济贸易领域，国家利益往往最容易界定，有最为直接、切实和具象的表现。同时，经济贸易关系在当今世界又往往是国家之间关系中最为广泛的关系领域。因而，这一领域的摩擦和冲突最常出现，最容易体认，因此也最为普遍地表现在国与国关系之中。同时，我们也可以说，这一领域的摩擦和冲突，往往并不以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地缘政治关系和外交结盟的紧密程度为转移。所以，我们看到，在世界各国之间，几乎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经济摩擦。比如说，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如日本等之间的经济摩擦，其广泛与激烈的程度，丝毫也不比中美之间的这类摩擦为小、为轻。基于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摩擦所具有的这些特性，即：国家利益的直接性，在国际关系中的常见性和普遍性，以及其摩擦性质的相对独立性或非政治性，我把经济领域列为中美关系当前诸多摩擦领域中的第一个层次，也是最为基本的一个层次。
经济摩擦本身虽然可以酿成重大的外交冲突，但是，一般说来，如果没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存在，则解决经济摩擦的主要手段还是存在于经济领域，国际政治家也往往会尝试把问题限制在经济领域来谈判和处理。所以，就事论事而言，中美之间目前在经济领域的摩擦，可以不构成发展两国关系的重大障碍。事实上，在冷战之后的中美关系中，经济上的交流、合作与互惠，已经取代了共同对付苏联这一战略地理因素，而成为两国关系接近的主要推动力。
但是，经济问题事实上并不会孤立存在。特别是在目前的中美关系中，经济领域的摩擦常常是与非经济问题直接相关的，常常被提升到非经济层次来考量，也常常被诉诸非经济手段来解决。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在美国方面常常被与人权问题挂钩来讨论。虽然在不同阶段这种关联在政策上表现的程度不同，但是，可以相信，这一趋势不会发生重大改变。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中美双方的争执，则一方面直接和中国本身的经济制度相关联，另一方面，与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的迅速增长也不无关联。前一方面的问题提升到了国家内部的制度层次，而后一方面则是着眼于世界强权的盛衰消长。反过来，经济手段本身也常常被使用来达成其他方面的外交目的。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使用经济制裁来表达多方面的外交意愿。在目前的中美关系中，经济制裁的手段常常被动用，以图解决双方在安全、军售、核扩散、人权等诸多方面的争执。总的来说，在目前的中美关系中，由于战略背景的变化，经济摩擦已经被赋予更多的意义，不单单是经济问题，而是直接表现在战略层次。在这个意义上，中美目前的经济摩擦，是具有战略摩擦的意义的。
（2）安全领域：中美关系中很多的摩擦都可以归纳为安全问题。这包括：军备与裁军问题上的争执，军火销售问题上的摩擦，军事技术转让问题上的冲突，核武器的试验与扩散问题上的角力，等等。与经济摩擦相类似，国与国之间在安全问题上的矛盾也总是大量存在、经常出现的，一般不因国家之间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相似性而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与法国之间，也存在着核武器试验问题上的争吵；在美国与以色列之间，也有军事技术转让问题上的摩擦；而军备与裁军问题则一直在多边国际谈判中占重要地位，今天也并不因为冷战结束和东西方对垒的消失而降低其重要性。也是由于这类摩擦的普遍性，同时又由于安全问题毕竟比经济问题对于国家生存的威胁更为直接，我们认为，中美在安全领域的矛盾，其位阶高于经济摩擦，应当列为双方紧张的第二个基础层次。
目前看，中美在裁军问题上的摩擦，主要在于美国对于中国扩充军事装备的关注和担心。反过来，美国则对台湾出售先进的军事装备，这受到中国方面的抗议。在这个问题上，一般性的安全问题是与特定的由中国所认定的主权问题相联系的。因此，冲突的紧张度就升高了。同时，中国的对外军售和核武器扩散问题，则对美国来说具有世界战略意义：一方面，中国通过军售和核武器扩散而增强其武装力量的经济力与对外的军事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在军事上装备那些美国所不喜欢的国家，等于支持美国的敌人；还有，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这样的武器交易中和伊斯兰国家有可能形成更加密切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关系，而这种可能的联盟在美国的世界战略视野中会是一支可怕的威胁力量。安全问题本来就相当敏感，如果再考虑到这样一些战略因素，则中美双方在这一领域的摩擦理所当然地具有重要战略含义，而形成一个重大的紧张点。
（3）人权领域：中美在这一领域的冲突十分突出，构成了九十年代以来两国关系中的一个热点。双方在人权问题上的争执，主要表现为美国方面谴责中国方面对人权的践踏，是美国取攻势，中国取守势。具体议题相当多样，这里不一一赘述。应当强调的是，这一领域的冲突，突出了双方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本来，人权问题既和中美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直接关联，也和双方在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异有关。但是，在宏观战略背景改变的情况下，现在前一个方面得到强调，成为摩擦的焦点。
（4）主权领域：在中美之间，这突出地表现为台湾问题。虽然，很多争执都可以上升到或联系到国家主权层次发生或分析，但是，在中美之间，台湾问题的存在似乎格外醒目和敏感。美国虽然并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是，很明显，它也不支持北京政府对于台湾的主权诉求，而只是模糊地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而且，在实际中，美国越来越表现出在台湾海峡两岸的争吵中它的亲台湾倾向。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现有的官方立场，还是冷战时代中美双方在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过程中相互讨价还价的产物。当时，美国为了拉拢中国成为以自己为首的反苏联盟中的一个合作者，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作出了让步。此后，在中美之间的整个战略合作阶段，双方虽然在台湾问题上仍然不断发生摩擦，但是，从来都没有象今天这么严重。可以认为，一方面，在冷战格局解体的情况下，美国正在重新考量其世界战略，对于台湾的定位有所改变，因此在试探改变原来的承诺，并采取行动落实其新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中国随着自己国力的增长和外向战略的浮现，则越来越不能容忍台湾出现的独立倾向，因此也越来越不能容忍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可能的试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问题再次成为中美关系中一个烫手的山芋。
与台湾问题类似的，还有西藏问题。中美之间在西藏问题上的争执，目前主要集中在人权等领域，但是也不时涉及主权的层次；而且，也同样具有世界战略层次的深远意义。下面，我们会看到，世界战略意义层次上的摩擦，正在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主导因素，因而改变了以上各个层次和领域的具体争执的意义，使这些具体摩擦变得难以解决起来。
（5）宏观国际战略领域：中美之间在所谓国际战略领域的摩擦，从根本上说，就是双方对一个重要问题的否定性答案所带来的摩擦。这个问题是：在冷战之后的世界战略格局中，中美双方的战略利益是不是相同的或相容的？在冷战时代，双方对类似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中美双方具有相同或相容的战略利益，因此双方形成了战略夥伴关系。现在，看来，双方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倾向于否定性的。在本文的第二部份，我们事实上已经集中论述了这个领域内的中美紧张。简单地说，中美在后冷战格局中具有结构性的对立，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国际战略，而两种国际战略相互矛盾的核心，乃在于世界霸权的兴衰交替。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同时，政治上依然秉持共产主义制度；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当前最为强大的国家，希图维持自己的世界霸权于不坠，因此正在寻找自己在后冷战时代的对手，企图把可能的挑战者遏制于初生阶段。这就形成了双方的战略矛盾。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第一，战略层次或领域的摩擦，在中美之间各个层次和领域的关系中，是一个结构性、总体性的框架因素，为中美之间的关系奠定了一个基调。可以说，中美之间在上述五个领域内的摩擦，并不是平面并列的，而是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可以按照不同领域内双方的冲突程度而形成一种层级架构。其中，从经济摩擦到战略摩擦，具有逐级上升和激化的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目前中美关系处在战略摩擦为主的阶段。第二，在后冷战的世界格局中，目前还没有其他两个大国之间的战略利益是这样明显地相互冲突。因此，中美之间这种以摩擦和冲突为基调的战略关系，就可能成为世界战略格局重新铸造过程中的一个具有轴心意义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双方的战略摩擦当然会主导双方各自对待对方的外交战略和政策。
四、在缓和与剧争之间：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
在分析了目前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徵和主要内容之后，我们的基本结论是：中美关系处在战略摩擦的阶段上，而这是由后冷战的世界战略格局所决定的。在这个基础上展望未来，我们认为，在世界战略格局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这种以摩擦为主的关系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问题只在于，这些摩擦是会逐步加剧呢，还是可以不断缓和？我们认为，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讨论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才是有意义的。
在结构性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中美双方的战略选择与互动，中美双方政治家的智慧与技巧，对于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就将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性因素。篇幅所限，这里不拟全面展开讨论，而仅就三个问题试加分析。
（1）如何估计世界格局中新旧霸权交替的局势？
如前所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大国，这是导致中美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背景因素。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真的能够构成对于美国世界霸权的挑战和威胁吗？中美政治家似乎都需要对这个问题做慎重的考量。目前看，美国在规划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战略的过程中，出现了这种认知与声音，并且在影响战略制定。所谓“围堵中国”，就是这种高估中国的挑战能力和威胁因素的产物。而就中国方面而言，虽然北京一再强调不存在所谓“中国威胁”，但是，事实上，在诸多方面的外交行为却都表现得富于强权特徵。这是不是表明中国确实也在把自己看做正在兴起的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强权呢？我们没有办法断定这一点。问题在于，如果双方都错误地估计了世界总体格局中大国力量兴衰交替的趋势，则可能给世界带来很大的悲剧。中美政治家有没有足够的智慧来正确认识后冷战的世界战略格局，确实是关乎两国未来关系和世界政治未来走向的一个大问题。
（2）如何处理经济交流与政治对立的关系？
无可否认，在后冷战战略格局的结构下，中美之间政治上的对立是造成两国诸多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经济上的交流则在出现摩擦的同时，也在促进两国的接近与合作。可以设想，如果经济因素得到突出，即使存在种种经济摩擦，中美关系也会持续往比较缓和、积极的方向发展；如果政治因素被突出，则双方的对立必将凸显，摩擦必将加剧。所以，两国政治家如何处理经济交流与政治对立的关系，就成为关乎双方关系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看，中美双方都认识到：在激烈的世界经济竞争中，中美加强经济合作，对于美国和中国，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面对急剧变动的世界经济结构，稳定的中美经济关系将是世界稳定与和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保障因素。如果双方都能通过经济合作来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而不是强调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以削弱和阻碍经济合作，中美关系中乐观的因素就会增加。对于经济合作中产生的摩擦，双方如果能够“就事论事”地解决，而不是拿到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分歧的层次来讨论，不是直接和强权兴衰相联系，合作就会比较容易，摩擦就比较容易解决。反过来，如果把经济因素直接当做人权、政治和战略上的砝码来使用，则两国关系将难以避免地出现危机。
（3）如何应对国内政治压力？
就短期而言，中美两国各自在内部政治上的问题，也是造成两国关系紧张的一个原因。美国方面，一个是因为两党较劲，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给民主党主政的行政部门出难题，形成美国对华政策的强硬化；另一个，面临总统大选在即，无论外交或内政政策上，现任总统都面临更多的掣肘因素。当然，从总体上说，美国民意和舆论界都在往对华强硬的方向移动，美国极端保守主义势力抬头，是制约美国国内政治从而制约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环境。中国方面，一般说来外交政策有相当高的自主性（autonomy），但是目前却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国内政治上的制约因素。首先，中共最高权力向邓小平之后时代的转移过程尚未最后完成，而在中共政治制度下，争夺最高权力者往往向对外强硬方向靠拢；其次，在邓小平之后，中共内部的强人政治似乎已经走到尽头，新的领导人没有类似毛泽东或邓小平那样的足够权威来在外交政策上独自形成重大决策，在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上必须在内部不同势力之间寻求较高程度的共识与妥协，因而所受掣肘处甚多；第三，在中国国内，象在美国国内一样，也在兴起一股新的民族主义浪潮，这从总体上制约着政府外交政策的选择。
问题是，政治家和政府如何以国家总体和长远利益为考量，来应对国内政治对于外交政策的种种压力？事实上，在美国和中国各自的国内政治中，都存在对外关系上的温和派和强硬派。如果双方是强硬对强硬，势必加剧两国摩擦，制造国际紧张，对双方关系的发展极为不利。仅仅是温和，则显然难以应对来自双方各自内部的压力。两国领导人能不能找到一种既能满足强硬要求、又能温和处理两国关系的战略和政策，使两国都能在与对方的关系中得到好处而避免坏处，是目前中美两国外交上最大的难题，也是对两国政府和民众的政治智慧和能力的考验。
简而言之，在战略结构既定的前提下，充满摩擦的中美关系会向何种方向发展，端视双方如何处理两国关系；而在处理当前中美关系的时候，上述三个问题的解决，可能会较大地影响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
五、简短的结论
在冷战时代，美苏对抗构成世界战略格局的轴心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受此一因素的制约而形成、发展和变化。在中共当政之初，即奉行外交“一边倒”的政策，加盟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共产主义阵营，从而与美国形成了战略对立关系。这是中美关系的第一阶段。在中苏交恶之后，中美开始相互接近，终于以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为标志，进入了两国关系的第二阶段，即战略合作阶段。无论是与美国对立还是合作，在整个冷战时代，中国都构成美苏对抗中举足轻重的第三方；而在中美的战略合作阶段，中美之间因此能够超越双方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甚至超越双方的局部战略利益（台湾问题），而达成了对苏战略夥伴关系。
在苏联解体之后，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形成的冷战格局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苏联因素的消失，使中美的战略合作失去了战略结构上的根据，两国之间的政治、意识形态分歧和战略利益的不同开始凸显出来。这导致两国关系进入第三阶段，我们把它叫做“战略摩擦”阶段。在这一阶段上，中美关系的主导因素是中美在未来世界霸权之争上的战略矛盾。由于这一矛盾的作用，中美之间在经济、安全、人权与台湾等诸多问题上的争议，都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摩擦领域。在这一基本框架下，中美关系在未来必然充满矛盾与摩擦。决定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的根本点因此在于：这些矛盾与摩擦是在谈判中得到控制而持续缓和呢，还是会不断激化和加剧？本文认为，在战略摩擦成为中美关系主导的前提下，双方能否对于未来世界的总体战略格局有正确的认识，能否处理好经济交流与政治对立的关系，以及能否正确应对国内政治的压力，对于双方的战略摩擦是走向缓和还是逐步激化，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本文的一个基本设定是：目前阶段的中美关系，是与世界进入所谓“后冷战时代”直接相关联的；我们必须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来理解当前的中美关系。简言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巨变，把世界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后冷战时代”。相对于冷战时代，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的变化，既受世界战略格局的这一根本性变化的制约，又反过来影响着新的世界战略格局的形成。
在这个基本设定下，我们将把中美关系的变化与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来考察。首先，我们将简要地回顾中美关系从冷战时代到后冷战时代的历史发展，判定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次，我们将考察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上的中美关系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第三，我们将给出一个分析当前背景下的中美关系的基本层次构架，从而进一步归纳后冷战时代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内容。最后，我们会结合目下的情势发展，来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一、从冷战到后冷战：中美关系的背景发生了什么变化？
从冷战时代到今天，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变化。简略地说，可以把这些发展变化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三个阶段上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是不同的，因此可以分别称之为“战略对立”阶段、“战略合作”阶段和“战略摩擦”阶段。以下，试对此三个阶段分别加以论述。
（一）战略对立阶段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上奉行所谓“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上完全与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结盟，并成为这一阵营的重要一员，站到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相抗衡的立场上。而美国则延续其支持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政策，扶持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稳住脚跟，隔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峙。因此，中美两国当时的关系，主调是相互敌对和隔绝。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的参战，直接导致了中美两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对峙。同时，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中美对峙进一步扩大。所有这些，都进一步恶化了中美两国关系，在两国之间形成了看来难以逆转的敌对局面。
东西方冷战是当时世界的基本战略格局，而中美之间的对立关系正是冷战的一种具体表现。因此，当时中美之间的对立，具备了冷战的所有因素：这包括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也包括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差异；这包括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上的冲突，也包括领导者和民众互不了解的因素；这包括外交结盟政策等方面的大异其趣，也包括军事上的直接对峙。不过，这种对立关系的形成，却不完全是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或对立造成的。事实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与初期，美国曾经试图与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建立某种起码是善意的关系。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却由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作用，忽略甚至是拒绝了这种善意，而迅速地采取了靠拢苏联的外交政策。一旦靠拢苏联，中国在世界冷战格局中的位置马上定位，与美国的关系也就定位在隔绝与敌对的基调上，中美之间的战略对立就此形成。随着中国在朝鲜参战，中国的对外政策就更从靠拢苏联而演变为直接对抗西方与美国，中国对自己在冷战中的位置的界定就更加明确了。
六十年代初期中国与苏联交恶，在世界战略架构上改变了中国依附苏联及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这一重大关系。但是，由于中国靠拢苏联而在中美之间已经形成的敌对关系，在当时并没有马上发生改变。这里的重要原因可能有三个：第一，美国对越南的战争，促使中国人相信美国正在实行对中国本身（而不单单是对苏联）的战略包围；冷战不单单是美苏冷战，也是中美冷战。第二，中国内部正在奉行强硬的比冷战还冷战的政策，即同时反美反苏，“反帝反霸”。第三，中苏之间的争吵最初还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上，摩擦还主要体现在经济等领域，而军事和外交方面尚未形成对峙，中国对于来自苏联的威胁可能还没有强烈的体认。所以，虽然中苏交恶，在当时却并不马上意味着中美关系的缓和；冷战在中美之间依然继续，双方关系的基调仍然是敌对与隔绝。
（二）战略合作阶段
但是，中苏关系的改变，毕竟是世界战略架构层次的改变，它或迟或早会体现为中国的主要对外战略关系的改变。美国是世界大国，中美关系就是中国的一种主要战略关系。同样，中苏关系的改变，也会或迟或早地表现到世界主要大国对中国的关系上来。中国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地位和战略力量，对苏冷战中的美国也需要重新审视对中国的关系：昨天，中国是敌人的朋友，美国因此与中国的关系是敌对的；今天，中国是敌人的敌人，美国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对华关系呢？
我们看到，中美开始实行战略接近，继而实现了战略合作。这就是中美关系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可以追溯到一九七零年代初期所谓的“乒乓外交”为止。不过，正式说来，中美关系的“战略合作”阶段应该以美国总统尼克松一九七二年的北京之行为标志。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固然也有很多的摩擦与争吵，但是，总的基调是战略上的合作。所以，我们说，一九七二年之后的中美关系，基本特点是缓和多于紧张，合作多于摩擦。
很明显，这一阶段的中美关系与上一阶段的中美关系有重大的区别，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性质。但是，同样很明显地是，第一，冷战的世界战略格局并没有改变；第二，中国内部的政治制度并没有改变；第三，美国的政治制度也没有改变。两个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的世界大国，为什么能够形成一种战略夥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美双方关系的重大改变呢？我认为，我们只能从世界战略的整体架构中去寻找原因，也就是从当时世界的冷战格局中寻找中美双方形成战略合作关系的根据。
东西方冷战的主要内容，是美国与苏联两强争霸世界。换句话说，在冷战时代，美国与苏联的对立和竞争形成了世界的轴心战略关系。相应地，国际上其他的双边和多边关系，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轴心战略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在中苏交恶之后，中国在冷战格局中的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是这一变化，导致了中美最终能够实现双方的战略接近和战略合作。为了共同对付苏联，美国和中国找到了最大的共同战略利益。中美之间的战略接近、关系正常化和战略合作，就是在这样一种所谓“苏联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也就是说，是在冷战时代世界战略格局的架构下形成的。
由于这一因素的强大作用，中美之间自一九七零年代起形成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当时的冷战时代背景下，既没有因为双方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而不克达成，也没有因为美国或中国的内部政治变化而发生根本的改变。在早期达成这一战略合作的时候，由于双方内部的制度都没有重大的变化，中美双方要从战略敌对走向战略合作，都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冲破自身内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对于各自的国际战略的制约。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内部继续推行极左路线的同时，在外交上作出了接近美国的战略决定。同样，在美国，强硬反共的尼克松在坚持其右派立场的同时，亲自造访北京以缔造美中之间的战略夥伴关系。后来，美国方面所出现的周期性政府更替，并没有影响中美之间的这种战略合作关系。民主党人总统卡特继续了共和党人总统尼克松的路线，最终在外交上完成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里根总统在竞选期间表现出强烈的亲台湾、反中国的立场，但是，当选之后，依然奉行与中国实行战略合作的外交方针。同样，在这一阶段上，中国方面在内政上出现了重大变化，实现了由毛泽东路线向邓小平路线的转折，开始注重于现代化建设，对外则实行开放政策。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的人事也大幅度更新。到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变革的效应甚至开始在制度层面表现出来，促使中国原有的共产主义制度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各个层面出现重大变化。但是，这样大幅度的内部变革，在冷战格局没有发生改变之前，并没有影响到中美之间的战略夥伴关系出现根本变化。这从反面证明了：中美之间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和根据，不在于双方内部的政治或经济制度，不在于双方各自的意识形态，也不在于双方的领导层之构成，而在于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架构，在于苏联威胁这一因素的存在，在于中国在美苏争霸关系之中所处的战略位置。
（三）战略摩擦阶段
既然中美之间战略合作关系的根据在于当时世界的冷战格局，那么，当世界冷战格局最终解体、后冷战时代开始的时候，中美关系也不可能不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认为，自九十年代起，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九四九年以来的第三阶段，即目前这一充满摩擦和紧张的阶段。与此前的摩擦与争吵不同，中美目前的争吵、摩擦和冲突具有战略意义。换句话说，中美双方目前的紧张关系，根据在于双方战略上的摩擦。因此，我把这一阶段叫做“战略摩擦”阶段。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中美关系开始明显恶化的起点，追溯到一九八九年的北京天安门事件。在后来的中美关系变化中，天安门事件发生了多个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凸现了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与美国的差别乃至对立；第二，凸现了中国的人权问题，加剧了中美关系中的“人权战”；第三，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内环境，美国民众和舆论从对华友善转而为对北京政权采取敌对的态度；第四，在美国开始形成中国政治反对力量的独立政治活动，其中他们的国会游说活动直接着眼于人权等问题，对于美国对华政策形成一定影响。
但是，天安门事件在中美关系中的意义，主要不是在于它对中国内部政治的作用，而在于它是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解体的先声，是冷战格局即将发生根本变化的一个先兆。与北京的天安门事件相接续，东欧发生巨变，苏联最终解体，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崩溃。这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根本变化，使冷战时代走入历史。苏联因素的消失，使得冷战时代中美苏之间的战略大三角关系解构，中美关系的基本背景因此产生了根本变化。具体地说，前苏联的解体改变了中国在美国全球政策中的战略地位，直接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两个重大的负面因素：首先，中国不再成为美国遏制苏联的战略夥伴，中美关系对于美国不再具有冷战时代那样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其次，中美之间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变得突出起来，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中唯一一个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对立的国家。一句话，中国作为美国夥伴的因素大大降低，而作为美国对手的因素却同时大大凸显。只有这一变化，才最终决定了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的基调。
从这一全球战略结构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因此不难理解两个现象：第一，虽然中国发生了天安门事件，美国政府当时的对华政策仍然主要是合作而非敌对；第二，虽然中国在一九九二年开始重新实行大幅度经济变革，中美关系依然不能走出颓势。这两个相反相成的事例都只表明一个事实：中美关系并不单纯决定于双方的内部状态，而主要决定于世界战略格局。设想天安门事件之后没有迅速发生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解体的情况，美中关系应该还会在增加争吵的情况下保持战略合作的基调；设想冷战结构依然存在，则中国无论是否发生市场化变革，都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中美之间的战略夥伴关系。反过来，正是由于冷战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中美两国关系无可避免地走上从战略合作到战略摩擦的变化之路。
在我看来，与冷战时代相比，中美关系在后冷战时代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中美之间在冷战时代基于针对苏联而架构的战略夥伴关系已经解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国力在市场化改革中迅速增强，但是依然维持其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因此被美国视为对现行以美国为霸权的世界体系的最大潜在威胁，从而在中美之间正在逐渐形成新的具有战略轴心特徵的紧张关系。基于这种战略关系的变化，中美关系自九十年代开始，进入了一个摩擦多于谅解、紧张多于缓和、竞争多于合作的新时代。在诸多的竞争领域和摩擦议题之中，经济、安全、人权与台湾问题等都在事实上对全球战略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究其本质都与美国霸权的衰落和中国国力的崛起相联系。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世界战略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将围绕中美之间在上述领域的争吵或合作而形成。
二、从战略合作到战略竞争：中美关系出现了什么新特点？
在前苏联崩溃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霸权。与此同时，中国则在实行市场化经济改革并坚持共产党垄断政治权力的情况，国力正在迅速发展。美国的独霸和中国的崛起，因此成为后冷战时代世界战略格局的两个突出景象。在苏联因素消失这一基调主导下，美国独霸和中国崛起这两个因素，不仅没有缓和两国关系的作用，而且也都促使中美关系变得严峻起来。
我们首先来看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美国虽然赢得了冷战，但是，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在后冷战时代，美国能不能保持其赢得冷战而带来的世界唯一超级强国的地位，成为美国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战略所最为关注的问题。在政治上，在共产主义阵营崩溃之后，美国国内和世界上对于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的迷信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因素大大增加。无论在情绪上还是在战略上，美国都希图抓住冷战结束和所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机遇，在世界上迅速推广民主制度，扩大西方式民主国家的阵营，从而在政治巩固美国对于世界的领导地位。与这种政治上的雄心相比较，美国在经济上的处境则相对要困难的多。冷战对美国的经济实力也有巨大的损耗作用；美国经济制度本身在经过长期的发展之后也开始面临众多的问题；美国在世界高度经济竞争的情况下正在越来越不具有原有的优势。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警觉到本身霸权的“衰落”，因此更加具有危机意识。在文化上，世界在迅速全球化、西方化的同时，也在各地开始产生强大的抗拒力量，全球不同文化、民族与宗教之间的差别与冲突越来越突出，并投射到不同国家相互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上来，特别是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其他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来。能否适当处理这样的文化冲突，对于美国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保持领导地位，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如果说，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所面临的主要困境，表现为其空前巩固的霸权地位与其逐渐衰微的领导能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其国际战略的根本点乃在于提高其经济与政治能力，以巩固其霸权地位；那么，中国在后冷战时代的基本国际处境，则也是由两个又联系又矛盾的基本方面所构成：一方面，通过经济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在迅速提升，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介入世界事务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独特性，使得中国国力的提高被邻近各国和西方世界视为对自身安全和世界秩序的一大挑战，从而为中国的开放、进而是为中国的进一步经济发展带来了国际环境上的制约。这种处境，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世界冷战格局的解体，暂时消弥了大国之间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反过来因此进一步突出了大国之间的国际经济竞争。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各国之间的国际竞争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结束，而是更加在经济领域本身体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加快和国力的迅速提高，对紧张的世界经济竞争是一个强烈的刺激。第二，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的条件下通过部份市场化而实现的，其进一步发展的逻辑应该是外向的，即：市场化本身的扩张力会推动中国向世界范围寻求经济发展的要素，而人口与资源之比的沉重压力也会推动中国逐渐具有外向的扩张性。第三，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改变了周边国家之间和亚太地区范围的国际政治、经济与安全的本来格局，增加了周边国家的不安全感，加强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未来经济竞争和安全冲突的强度。第四，中国的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形成了对于世界既存秩序的严重挑战。在这样四重因素的背景下，中国国力的迅速提高，不仅形成了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的一大特点，而且构成了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中一大变数。
对比来看，美国在后冷战时代希图维持世界霸权的国际战略，与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外向力之间，必定产生新的多重对立。这些对立会在多个方面表现出来。在政治上，美国鼓动与推行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的战略与中国坚持共产主义权威政治的方针形成尖锐对立；在经济上，美国的相对衰落及持续维持自身经济霸权的努力与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潜力形成了鲜明对照；在文化上，世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与之相伴随的文化冲突正在加剧，而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性质与悠久历史文明的大国，与美国之间的差别与冲突也在日益凸显；在地区层次，美国的目光有自东向西均势发展的趋向，认为自己应该理所当然地在未来可能成为世界发展重心的亚洲太平洋地区扮演领袖角色，而中国则因为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因素开始东向发展，走向海洋，也在日益成为东亚太平洋地区无可争议的大国；在全球层次，美国希图借助西方盟国和国际组织而加强所谓“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or“international regimes”），以通过这些因素来巩固和加强美国本身的霸权地位和领导能力，而中国则借助其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可以成为上述运作中的一个有能力的“捣乱者”，进而联合第三世界阻挠西方发达国家实现自身利益的企图。
但是，这并不是说，美国的独霸地位和中国的迅速崛起这两个因素，对于中美当前关系所带来的作用，都完全是负面的、消极的。美国的世界强国地位，决定了正在热切寻求经济发展的中国必然希图从美国获得多种多样的技术、经济和管理资源。反过来，中国的经济起飞，则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进入中国市场的契机。因此，在上述背景下，经济因素在中美目前关系中起着重要的良性作用。第一，一般来说，商界乃至整个经济界，都是推动美国外交政策趋向务实的主要力量，在当前也是推动美国对华政策降低意识形态色彩、降低对抗调门并改取合作态度的主要力量；第二，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对于美国、特别是美国经济界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是目前中美关系中最有正面作用的因素。
考虑到后冷战的时代背景，经济因素本身正在分别给中国和美国各自在双方关系上造成一种两难处境。美国所面临的两难是：或者选择完全打压中国，“围堵”中国，突出双方的对立，回到当年的战略敌对状态，而这会使美国失去巨大的经济机会，在激烈的世界竞争中美国只会因此加速自身的衰落；或者选择与中国合作，这在客观上会帮助中国的发展，从而帮助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但是美国本身也能从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机会来解决美国的经济难题，在一段时期内维持美国的世界霸权。中国所面临的两难则是：或者加强与美国的合作，以取得美国的技术、资金和其他方面的有利经济发展的资源，但是必须在非经济方面向美国让步，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承认美国的世界霸权；或者对美实行强硬政策，强力抗衡美国霸权，这会失去机会从美国得到各种有助于经济迅速发展的资源，同时整个国际环境也会恶化，非常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基于对上述两难处境的考量，中美目前的关系并不是回到“战略敌对”，而是具有新的特点，就是我们所说的“战略摩擦”。即：在战略层次充满摩擦，在实际层次寻求互惠。这就是目前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徵。
总的来看，我们可以把目前中美关系的状况概括为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中美之间有冲突，症结可以归为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世界霸权的争夺；其中，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是直接的，而对于世界霸权的争夺在目前来说则是潜在的。第二句话是：中美之间又有相互需要，有合作基础，这主要表现在经济上。
三、从利益冲突到霸权交替：中美关系的紧张点何在？
在上述背景下，近年来，中美之间在许多领域内和许多议题上都发生了一系列的摩擦和冲突。虽然双方在这些问题上也有一定程度的相互理解和合作，但是，如前所述，在现阶段，合作已经降低到战术层次，而摩擦却上升到战略层次。这与冷战后期在美苏中大三角架构下的中美关系正好相反。那时，中美双方的摩擦是在战术层次上存在，而合作则是建构在战略层次上。
为什么说中美之间的摩擦已经上升到战略层次呢？这些摩擦又究竟是些什么样的摩擦呢？概括地说，我们可以把近年来中美之间的主要争执归纳到五个基本的外交领域，而每个领域都包括数个目前在中美双方正形成摩擦的重要议题。这五个基本的领域是：第一，经济领域；第二，安全领域；第三，人权与政治制度领域；第四，国家主权领域；第五，宏观国际战略领域。首先，让我们逐一地观察和分析中美关系在这些领域内的摩擦焦点，然后，再来形成可能的结论。
（1）经济领域：就中美在经济领域的目前关系而言，合作的成份还是相当大的。但是，摩擦甚至冲突也不断出现。其中，纺织品出口问题，劳改产品出口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都相继成为双方的摩擦点，在双方谈判中被列为重要议题。特别是在美国是否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MFN）”待遇问题上，双方关系持续紧张，成为自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以来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摩擦焦点。与此同时，在中国参加国际经济贸易组织如“国际关贸总协定（GATT）”等的问题上，中美之间争执不断。近来，双方这一方面的摩擦，更集中表现在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上。中美在这一议题上讨价还价，已经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攻防战，迄今尚未达成最后的结果。可以预期，在今后的中美关系中，这类经济摩擦还会不断地以或旧或新的议题形式困扰双方关系，占据双方谈判的重要日程。
毫无疑义，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是直接与国家的实际利益相关联的。换句话说，在经济贸易领域，国家利益往往最容易界定，有最为直接、切实和具象的表现。同时，经济贸易关系在当今世界又往往是国家之间关系中最为广泛的关系领域。因而，这一领域的摩擦和冲突最常出现，最容易体认，因此也最为普遍地表现在国与国关系之中。同时，我们也可以说，这一领域的摩擦和冲突，往往并不以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地缘政治关系和外交结盟的紧密程度为转移。所以，我们看到，在世界各国之间，几乎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经济摩擦。比如说，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如日本等之间的经济摩擦，其广泛与激烈的程度，丝毫也不比中美之间的这类摩擦为小、为轻。基于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摩擦所具有的这些特性，即：国家利益的直接性，在国际关系中的常见性和普遍性，以及其摩擦性质的相对独立性或非政治性，我把经济领域列为中美关系当前诸多摩擦领域中的第一个层次，也是最为基本的一个层次。
经济摩擦本身虽然可以酿成重大的外交冲突，但是，一般说来，如果没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存在，则解决经济摩擦的主要手段还是存在于经济领域，国际政治家也往往会尝试把问题限制在经济领域来谈判和处理。所以，就事论事而言，中美之间目前在经济领域的摩擦，可以不构成发展两国关系的重大障碍。事实上，在冷战之后的中美关系中，经济上的交流、合作与互惠，已经取代了共同对付苏联这一战略地理因素，而成为两国关系接近的主要推动力。
但是，经济问题事实上并不会孤立存在。特别是在目前的中美关系中，经济领域的摩擦常常是与非经济问题直接相关的，常常被提升到非经济层次来考量，也常常被诉诸非经济手段来解决。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在美国方面常常被与人权问题挂钩来讨论。虽然在不同阶段这种关联在政策上表现的程度不同，但是，可以相信，这一趋势不会发生重大改变。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中美双方的争执，则一方面直接和中国本身的经济制度相关联，另一方面，与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的迅速增长也不无关联。前一方面的问题提升到了国家内部的制度层次，而后一方面则是着眼于世界强权的盛衰消长。反过来，经济手段本身也常常被使用来达成其他方面的外交目的。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使用经济制裁来表达多方面的外交意愿。在目前的中美关系中，经济制裁的手段常常被动用，以图解决双方在安全、军售、核扩散、人权等诸多方面的争执。总的来说，在目前的中美关系中，由于战略背景的变化，经济摩擦已经被赋予更多的意义，不单单是经济问题，而是直接表现在战略层次。在这个意义上，中美目前的经济摩擦，是具有战略摩擦的意义的。
（2）安全领域：中美关系中很多的摩擦都可以归纳为安全问题。这包括：军备与裁军问题上的争执，军火销售问题上的摩擦，军事技术转让问题上的冲突，核武器的试验与扩散问题上的角力，等等。与经济摩擦相类似，国与国之间在安全问题上的矛盾也总是大量存在、经常出现的，一般不因国家之间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相似性而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与法国之间，也存在着核武器试验问题上的争吵；在美国与以色列之间，也有军事技术转让问题上的摩擦；而军备与裁军问题则一直在多边国际谈判中占重要地位，今天也并不因为冷战结束和东西方对垒的消失而降低其重要性。也是由于这类摩擦的普遍性，同时又由于安全问题毕竟比经济问题对于国家生存的威胁更为直接，我们认为，中美在安全领域的矛盾，其位阶高于经济摩擦，应当列为双方紧张的第二个基础层次。
目前看，中美在裁军问题上的摩擦，主要在于美国对于中国扩充军事装备的关注和担心。反过来，美国则对台湾出售先进的军事装备，这受到中国方面的抗议。在这个问题上，一般性的安全问题是与特定的由中国所认定的主权问题相联系的。因此，冲突的紧张度就升高了。同时，中国的对外军售和核武器扩散问题，则对美国来说具有世界战略意义：一方面，中国通过军售和核武器扩散而增强其武装力量的经济力与对外的军事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在军事上装备那些美国所不喜欢的国家，等于支持美国的敌人；还有，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这样的武器交易中和伊斯兰国家有可能形成更加密切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关系，而这种可能的联盟在美国的世界战略视野中会是一支可怕的威胁力量。安全问题本来就相当敏感，如果再考虑到这样一些战略因素，则中美双方在这一领域的摩擦理所当然地具有重要战略含义，而形成一个重大的紧张点。
（3）人权领域：中美在这一领域的冲突十分突出，构成了九十年代以来两国关系中的一个热点。双方在人权问题上的争执，主要表现为美国方面谴责中国方面对人权的践踏，是美国取攻势，中国取守势。具体议题相当多样，这里不一一赘述。应当强调的是，这一领域的冲突，突出了双方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本来，人权问题既和中美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直接关联，也和双方在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异有关。但是，在宏观战略背景改变的情况下，现在前一个方面得到强调，成为摩擦的焦点。
（4）主权领域：在中美之间，这突出地表现为台湾问题。虽然，很多争执都可以上升到或联系到国家主权层次发生或分析，但是，在中美之间，台湾问题的存在似乎格外醒目和敏感。美国虽然并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是，很明显，它也不支持北京政府对于台湾的主权诉求，而只是模糊地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而且，在实际中，美国越来越表现出在台湾海峡两岸的争吵中它的亲台湾倾向。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现有的官方立场，还是冷战时代中美双方在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过程中相互讨价还价的产物。当时，美国为了拉拢中国成为以自己为首的反苏联盟中的一个合作者，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作出了让步。此后，在中美之间的整个战略合作阶段，双方虽然在台湾问题上仍然不断发生摩擦，但是，从来都没有象今天这么严重。可以认为，一方面，在冷战格局解体的情况下，美国正在重新考量其世界战略，对于台湾的定位有所改变，因此在试探改变原来的承诺，并采取行动落实其新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中国随着自己国力的增长和外向战略的浮现，则越来越不能容忍台湾出现的独立倾向，因此也越来越不能容忍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可能的试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问题再次成为中美关系中一个烫手的山芋。
与台湾问题类似的，还有西藏问题。中美之间在西藏问题上的争执，目前主要集中在人权等领域，但是也不时涉及主权的层次；而且，也同样具有世界战略层次的深远意义。下面，我们会看到，世界战略意义层次上的摩擦，正在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主导因素，因而改变了以上各个层次和领域的具体争执的意义，使这些具体摩擦变得难以解决起来。
（5）宏观国际战略领域：中美之间在所谓国际战略领域的摩擦，从根本上说，就是双方对一个重要问题的否定性答案所带来的摩擦。这个问题是：在冷战之后的世界战略格局中，中美双方的战略利益是不是相同的或相容的？在冷战时代，双方对类似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中美双方具有相同或相容的战略利益，因此双方形成了战略夥伴关系。现在，看来，双方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倾向于否定性的。在本文的第二部份，我们事实上已经集中论述了这个领域内的中美紧张。简单地说，中美在后冷战格局中具有结构性的对立，由此产生了不同的国际战略，而两种国际战略相互矛盾的核心，乃在于世界霸权的兴衰交替。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同时，政治上依然秉持共产主义制度；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当前最为强大的国家，希图维持自己的世界霸权于不坠，因此正在寻找自己在后冷战时代的对手，企图把可能的挑战者遏制于初生阶段。这就形成了双方的战略矛盾。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第一，战略层次或领域的摩擦，在中美之间各个层次和领域的关系中，是一个结构性、总体性的框架因素，为中美之间的关系奠定了一个基调。可以说，中美之间在上述五个领域内的摩擦，并不是平面并列的，而是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可以按照不同领域内双方的冲突程度而形成一种层级架构。其中，从经济摩擦到战略摩擦，具有逐级上升和激化的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目前中美关系处在战略摩擦为主的阶段。第二，在后冷战的世界格局中，目前还没有其他两个大国之间的战略利益是这样明显地相互冲突。因此，中美之间这种以摩擦和冲突为基调的战略关系，就可能成为世界战略格局重新铸造过程中的一个具有轴心意义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双方的战略摩擦当然会主导双方各自对待对方的外交战略和政策。
四、在缓和与剧争之间：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
在分析了目前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徵和主要内容之后，我们的基本结论是：中美关系处在战略摩擦的阶段上，而这是由后冷战的世界战略格局所决定的。在这个基础上展望未来，我们认为，在世界战略格局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这种以摩擦为主的关系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问题只在于，这些摩擦是会逐步加剧呢，还是可以不断缓和？我们认为，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讨论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才是有意义的。
在结构性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中美双方的战略选择与互动，中美双方政治家的智慧与技巧，对于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就将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性因素。篇幅所限，这里不拟全面展开讨论，而仅就三个问题试加分析。
（1）如何估计世界格局中新旧霸权交替的局势？
如前所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大国，这是导致中美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背景因素。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真的能够构成对于美国世界霸权的挑战和威胁吗？中美政治家似乎都需要对这个问题做慎重的考量。目前看，美国在规划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战略的过程中，出现了这种认知与声音，并且在影响战略制定。所谓“围堵中国”，就是这种高估中国的挑战能力和威胁因素的产物。而就中国方面而言，虽然北京一再强调不存在所谓“中国威胁”，但是，事实上，在诸多方面的外交行为却都表现得富于强权特徵。这是不是表明中国确实也在把自己看做正在兴起的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强权呢？我们没有办法断定这一点。问题在于，如果双方都错误地估计了世界总体格局中大国力量兴衰交替的趋势，则可能给世界带来很大的悲剧。中美政治家有没有足够的智慧来正确认识后冷战的世界战略格局，确实是关乎两国未来关系和世界政治未来走向的一个大问题。
（2）如何处理经济交流与政治对立的关系？
无可否认，在后冷战战略格局的结构下，中美之间政治上的对立是造成两国诸多摩擦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经济上的交流则在出现摩擦的同时，也在促进两国的接近与合作。可以设想，如果经济因素得到突出，即使存在种种经济摩擦，中美关系也会持续往比较缓和、积极的方向发展；如果政治因素被突出，则双方的对立必将凸显，摩擦必将加剧。所以，两国政治家如何处理经济交流与政治对立的关系，就成为关乎双方关系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看，中美双方都认识到：在激烈的世界经济竞争中，中美加强经济合作，对于美国和中国，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面对急剧变动的世界经济结构，稳定的中美经济关系将是世界稳定与和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保障因素。如果双方都能通过经济合作来淡化意识形态色彩，而不是强调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以削弱和阻碍经济合作，中美关系中乐观的因素就会增加。对于经济合作中产生的摩擦，双方如果能够“就事论事”地解决，而不是拿到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分歧的层次来讨论，不是直接和强权兴衰相联系，合作就会比较容易，摩擦就比较容易解决。反过来，如果把经济因素直接当做人权、政治和战略上的砝码来使用，则两国关系将难以避免地出现危机。
（3）如何应对国内政治压力？
就短期而言，中美两国各自在内部政治上的问题，也是造成两国关系紧张的一个原因。美国方面，一个是因为两党较劲，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给民主党主政的行政部门出难题，形成美国对华政策的强硬化；另一个，面临总统大选在即，无论外交或内政政策上，现任总统都面临更多的掣肘因素。当然，从总体上说，美国民意和舆论界都在往对华强硬的方向移动，美国极端保守主义势力抬头，是制约美国国内政治从而制约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环境。中国方面，一般说来外交政策有相当高的自主性（autonomy），但是目前却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国内政治上的制约因素。首先，中共最高权力向邓小平之后时代的转移过程尚未最后完成，而在中共政治制度下，争夺最高权力者往往向对外强硬方向靠拢；其次，在邓小平之后，中共内部的强人政治似乎已经走到尽头，新的领导人没有类似毛泽东或邓小平那样的足够权威来在外交政策上独自形成重大决策，在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上必须在内部不同势力之间寻求较高程度的共识与妥协，因而所受掣肘处甚多；第三，在中国国内，象在美国国内一样，也在兴起一股新的民族主义浪潮，这从总体上制约着政府外交政策的选择。
问题是，政治家和政府如何以国家总体和长远利益为考量，来应对国内政治对于外交政策的种种压力？事实上，在美国和中国各自的国内政治中，都存在对外关系上的温和派和强硬派。如果双方是强硬对强硬，势必加剧两国摩擦，制造国际紧张，对双方关系的发展极为不利。仅仅是温和，则显然难以应对来自双方各自内部的压力。两国领导人能不能找到一种既能满足强硬要求、又能温和处理两国关系的战略和政策，使两国都能在与对方的关系中得到好处而避免坏处，是目前中美两国外交上最大的难题，也是对两国政府和民众的政治智慧和能力的考验。
简而言之，在战略结构既定的前提下，充满摩擦的中美关系会向何种方向发展，端视双方如何处理两国关系；而在处理当前中美关系的时候，上述三个问题的解决，可能会较大地影响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
五、简短的结论
在冷战时代，美苏对抗构成世界战略格局的轴心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受此一因素的制约而形成、发展和变化。在中共当政之初，即奉行外交“一边倒”的政策，加盟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共产主义阵营，从而与美国形成了战略对立关系。这是中美关系的第一阶段。在中苏交恶之后，中美开始相互接近，终于以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为标志，进入了两国关系的第二阶段，即战略合作阶段。无论是与美国对立还是合作，在整个冷战时代，中国都构成美苏对抗中举足轻重的第三方；而在中美的战略合作阶段，中美之间因此能够超越双方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甚至超越双方的局部战略利益（台湾问题），而达成了对苏战略夥伴关系。
在苏联解体之后，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形成的冷战格局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苏联因素的消失，使中美的战略合作失去了战略结构上的根据，两国之间的政治、意识形态分歧和战略利益的不同开始凸显出来。这导致两国关系进入第三阶段，我们把它叫做“战略摩擦”阶段。在这一阶段上，中美关系的主导因素是中美在未来世界霸权之争上的战略矛盾。由于这一矛盾的作用，中美之间在经济、安全、人权与台湾等诸多问题上的争议，都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摩擦领域。在这一基本框架下，中美关系在未来必然充满矛盾与摩擦。决定未来中美关系走向的根本点因此在于：这些矛盾与摩擦是在谈判中得到控制而持续缓和呢，还是会不断激化和加剧？本文认为，在战略摩擦成为中美关系主导的前提下，双方能否对于未来世界的总体战略格局有正确的认识，能否处理好经济交流与政治对立的关系，以及能否正确应对国内政治的压力，对于双方的战略摩擦是走向缓和还是逐步激化，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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