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长江防洪

去年长江发生了严重洪灾，引起了各界人士对长江防洪问题的关心。当时，长江上、中、下游的洪水形势都与1954年相似，但洪水总量少于1954年，长江的宜昌、汉口、大通段的最大流量、最高水位和超过警戒水位的天数，都不及1954年。有些河段及沙市、监利、城陵矶、九江、湖口等城市的水位，则高于1954年。

    去年以来，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关于水灾原因的讨论。虽然有的专家认为，早修三峡就好了；但多数分析者都认为，关键问题是上游水土严重流失、中游湖泊蓄洪量锐减等。去年9月4日的《南方周末》刊登了记者专访“陆钦侃眼中的长江防洪”，其导读标题为“天灾因素与人祸影响，18年前‘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所提出的诸项任务，迄今尚未完成”。陆是水利、水电和防洪规划的老专家，40年代到美国参加过萨凡奇的三峡计划研究，从50年代起，一直参加三峡工程的规划论证。我认为，陆的这个长篇谈话真正触及到了长江防洪问题的要害，即水利部门如果确实认真执行了自己原定的防洪计划，那么，去年的水灾并非不可避免。

本世纪以来长江的自调蓄洪能力大大下降

    历史上长江曾是条具有良好的自调蓄泄功能的河流，洪灾并不很严重。宋代以前有九穴十三口，南北分泄、调蓄洪水，演变到本世纪，仅存南岸四口。国民党统治时期，听任湖泊长期淤积，盲目开垦湖田，湖泊调蓄作用大减，导致水灾严重。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这个教训虽有所认识，但在“蓄洪垦殖”的水利方针、“以粮为纲”的战略、以及“要超纲、开湖荒”的口号影响下，围湖造田日趋严重。长江中下游原有大量湖泊，1954年通江湖泊共计15,329平方公里，但到了1980年仅存6,605平方公里。湖北的洪湖、西凉湖、东西湖等通江湖泊的湖口全被堵塞了；洞庭湖、鄱阳湖都新增了围垸，蓄洪量减少近半。

    同时，长江两岸新建了很多码头、港口，在河床上也乱建工程、扩大居地，当地政府对此长期不加控制和管理。另外，长江流域上游本是关内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地区，自“大跃进”时代大炼钢铁、乱砍林木以来，森林植被一直遭到严重破坏，由此导致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面积增加了40至50％，泥沙下泄、河床壅高、湖泊淤积。

五十年代:水利部门“修三峡、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江防洪问题”之主张遭到了否决

    1954年洪水之后，为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水利部门一直催促三峡工程上马，认为这是最有效的一劳永逸之法。那时，我在电力部主管水电建设，很不同意这种意见，曾与主张三峡工程上马的有关方面展开过一场争论。1956年3月，我在给中央写的有关报告中，曾谈到了长江防洪与三峡的关系：“防洪本身也必须是综合规划，即干流水库、支流水库、湖泊洼地蓄洪，以及堤防工程，四者不能偏废；应根据条件，见效快慢，逐步提高防洪标准。”

    1958年1月，中央召开了南宁会议讨论三峡问题，曾否决了三峡工程尽快上马的意见。那年的3月间，周总理率领各有关部门领导和大批专家查勘三峡，讨论三峡和长江防洪问题，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在中央随后召开的成都会议上，由周总理主持起草，通过了一个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我曾列席这次会议并参加了这一文件的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的第四项，涉及长江的防洪问题。该文件提出，“长江较大洪水一般五年可能发生一次，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各项防洪工程，其中堤防特别是荆江大堤的加固，中下游湖泊、洼地蓄洪排渍工程等，决不可放松。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我记得，这最后一句话是我加上去的。

    1958年的成都会议一共通过了30多个有关“大跃进”、总路线的决议和文件，这些文件就如同过眼烟云，早被世人忘却。这个会议通过的文件中，唯独关于三峡的这个决议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此后，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中，我不太清楚有关长江防洪和三峡工程的情形，只知道不论水利部门怎样催促三峡工程的上马，毛主席和周总理直到去世也从未给过首肯之辞。

几十年来水利部门负责人指导思想上的偏差

    几十年来，水利部门的防洪主导思想是严重脱离实际的，他们一直重水库、轻堤防；重建设、轻管理；重工程措施、轻水土保持；重大江干流、轻支流小河；重下游、轻上游。三峡水库只能控制四川来水，减轻荆江大堤所受的威胁，但对长江中下游防洪的作用是有限的，对武汉也不起什么作用。1954年的6、7、8三个月里，上、中游来水总量中，宜昌以上来水只占45％。1954年长江江堤溃口、分洪成灾时，长江水量为1,023亿立方米，中下游原防洪部署加固加高堤防后，其中一半可由河道下泄，另一半还得靠分蓄洪区解决。三峡水库建成后，即便按175米的最高蓄水位计算，它能控制的洪水量也不过100至200亿立方米，这个数量相当于中下游堤防加高一米后河道可增泄的流量。所以，如果再出现1954年那样的洪水，即使有了长江三峡工程，长江中下游地区所受的水灾淹没损失，也只能减轻5％左右。何况三峡大坝的175米方案遗留问题极多，主要是泥沙淤积对重庆有很大影响，因此，许多专家建议大坝高度应控制在160米。

    1980年，长江发生过一次洪水。事后，根据国务院的要求，水利部召开了长江中下游五省一市防洪座谈会，经过讨论，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这一“报告”中说：“从实际出发，长江中下游的防洪任务是，遇1954年同样严重的洪水，确保重点堤防安全，努力减少淹没损失”。为此，确定了5项措施：“（1）培修巩固堤防，尽快做到长江干流防御水位比1954年实际最高水位略有提高，以扩大洪水泄量。沙市由44.67米提高到45米，湖口由21.68米提高到22.5米，南京定为10.58米，上海定为5.1米。其他堤防，各省自定标准。（2）落实分蓄洪措施，安排超额洪水。要求荆江分洪区、洞庭洪区、洪湖区、武汉附近区、湖口附近区，共分洪500亿立方米。（3）停止围垦湖泊。（4）整治河道，扩大泄洪能力。（5）加强防汛。按照以上措施，在十年内安排长江中下游防洪工程34项，需投资48亿元”。但是，在八十年代当中，水利部领导方面最关心之事仍是三峡工程的上马，上述“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所定措施，并未抓紧一一落实。

    我是1979年平反复职的，当年就卷入了三峡上马的争论。1982年3月，我从电力部退下来时，曾见到过财政部的一个文件，尖锐地批评了水利部门乱用投资以及一个水库工程问题严重等情况。于是，我向中央写了一份“对水利工作的意见”万言书。同年7月，在国务院召开的水利讨论会上，此件作为会议头号文件印发了。

    我在这份“意见书”中谈到，水利部门的防洪指导思想，多年来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江河防洪标准要求过高，要在短期内解决力不胜任的防洪任务，而不是根据具体情况作经济比较，逐步提高。另一方面，因为对围湖围滩和河道洪障不加控制，以及泥沙淤积等原因，使一些重要河道的排洪能力有所下降（如淮河目前已低于1956年）。

    第二，重工程措施、轻水土保持。据调查，近年全国水土流失更趋严重，黄河、长江泥沙都在增加。在水土保持工作中，也是重工程措施而轻生态保护。“水土流失关系民族命运”，这恐非危言耸听。

    第三，重水库蓄洪，轻湖泊、洼地分洪、滞洪。一方面热衷于修防洪水库，不惜淹没损失，劳民伤财；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不注意利用原有的能分滞洪水的湖泊洼地，不落实必要的措施，洪水来临时，这些湖泊洼地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且有的湖泊洼地地段围垦日增，如淮河的城西湖蓄洪区、海河的文安洼、东淀等都已成田，长江中游的湘鄂两省尤其严重（洞庭湖已较解放前缩小了40％）。不适当的依靠水库防洪的思想，以及水库的防洪如何同综合利用更好结合，仍然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第四，重蓄轻排，重水库轻堤防及河道整治。1954、1956、1958、1963、1975、1980、1981年各年大水，几条大江大河还是主要靠堤防防洪。堤防与分洪，是古今中外行之有效的最主要的防洪办法（至今美国也是这样），相信21世纪以后也必将如此。令人担心的是，现有堤防质量问题不少，遇到较大洪水要临时抢险；河滩造林和阻水建筑物影响行洪，比较普遍，长期得不到解决。

    第五，重防洪，轻除涝。我国水灾最严重的100万平方公里平原地区，内涝十分严重，对农业威胁很大。即使提高了防洪标准，堤防未决，仍然会有严重涝灾。1954年长江洪水的受灾面积中，渍水内涝及先涝后洪约占80％。1980年亦与此相似。此种情况，即使建成三峡大库，也是不能解决的。海河、淮河等平原地区，除涝标准都还很低。

    我在“意见书”的末尾，提出了几点具体建议:如水利工作应回顾历史，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切莫护短，这样才能实事求是，走上正道，主要是要彻底清理30年来“左”的思想，彻底纠正“左”的错误；要切实加强水土保持工作，对此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扎扎实实抓下去；防洪方针应切实际，着重发挥和加强现有防洪工程和措施的作用，以堤防为主，充份利用原有的蓄洪、分洪、滞洪工程。

长江防洪部署长期未能落实

    令人遗憾的是，1980年所提的“十年防洪部署”一再拖延，至今已经18年了，仍未能落实。以堤防而论，当时安排的荆江大堤、武汉市堤、无为大堤、同马大堤以及其他堤防的加固加高、护岸培修、洪道整治等工程，至今尚未完成。远在1990年7月，姚依林副总理在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结束时，就曾特别提到，“长江自1954年以来已有三十多年没有发生全流域的大水。天有不测风云，要居安思危，早筹良策。当前要继续抓紧1980年平原防洪方案（作者按:指前述“报告”中的部署）的各项工程和非工程措施的建设”。可是，此后多年中，落实长江防洪部署的问题仍然流于空谈。其实，在去年长江发生大洪水之前，长江的防洪系统就已经破绽百出了。1995年汛期，长江干堤曾发生险情2,562处；1996年汛期中，又暴露出堤身未达标及堤质不佳等诸多隐患。去年大水来临时，又发生了渗漏、管涌、塌坡、涵闸等几千处险情，甚至决口成灾。

    其实，加强堤防并非大难之事。之所以堤防不固，其原因只能说是主其事者志不在此。于是，洪水来临时，就只得动员群众，调遣部队，千万人紧急抢险。这就是去年7、8两月的电视中天天出现的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场面。若就事论事，不谈这些场面所包含的种种伟大意义，那么，这种抢险是既劳民又伤财，且达不到质量要求，汛后还要返工重修，真是既不合理又不经济。我国堤防的主要问题是老化失修，应当认真地加固和在必要时加高。我们可以修建高达百米的坚固土坝，加固10、20米高的堤防会有什么技术困难呢？前述的“十年防洪部署”总共只需要48亿元投资，而三峡工程开工后，每年就需要成百亿投资。但是，修三峡有钱，巩固长江堤防却没钱，究竟是国家真的拿不出来，还是有关部门不愿把钱投入堤防建设呢？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常发生大洪水，干流上并未修一个水库，而是靠堤防作为防洪的根本措施，遇到大洪水时，也未听说过要动员多少人上堤抢险之事。

    近年来，长江中下游水灾频繁。1995年的受灾农田为6,916万亩、人口7,489万人，死亡1,302人，直接经济损失592亿元。1996年（6、7月份统计）受灾农田7,305万亩、人口7,000多万人，直接经济损失700亿元。这两年的洪水规模都比1954年小，但灾情却比1954年重，去年的灾情当然就更严重。因此，长江防洪问题上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几十年来，许多专家学者、社会名流不赞成水利部门那种舍近求远、舍易求难的想法和作法，他们就长江防洪问题提过许多切合实际的意见，可惜都未引起重视。经过去年的这场大水，水利部门应当认真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应当改弦易辙、回船转舵了。

(编者注:文中小标题为本刊编辑部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