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制思想的思想运动──读李洪林的《中国思想运动史》

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都寄希望于历史的公正。文革初期，刘少奇受到残酷的迫害，大概他预料到自己可能会含恨而终了，就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句话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客观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一是文字的历史是人民写的。对第一种解释，已故的历史学家黎澍已经提出了质疑，在此不重复；如果是第二种意思的话，恐怕也不尽然。中国过去的正史大都是官修的，中国当代的历史也主要是执政的党写的。不同在于，过去官修的历史都是写前朝的，而共产党写的历史却是自己的历史。共产党的这个传统始于斯大林，他在世的时候就主持编写了《联共党史》。官方写历史有其优越的条件，他们掌握了大量的原始档案和文献，还有专门的研究机构，人力和财力都不缺，缺的只有一样至关重要的东西：自由探讨的精神。

    这当然不是说官方写的当代史都是不可信的；要研究当代史，官方的权威著作仍是不可少的，问题是它们的真实性往往要服从于政治性。毛泽东在世一天，刘少奇就要在脖子上挂着“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钉在耻辱柱上，万劫不复。毛泽东一死，政治气候变了。虽然还是共产党当权，还是党修党史，但继任的领导人有不同的政治考虑，需要说一些真话。于是就有了1982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为刘少奇等人平了反，还批评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但同时又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仍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决议突破了过去的一些禁区，但也为今后的研究设定了框框，成为此后撰写党史不能逾越的律令。

    因此，还是需要人民来写历史。李洪林先生的力作《中国思想运动史》就是这样一本书。这还不是一本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全面的历史，但思想运动（或政治运动）是中共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开国到“六四”，四十年间，风云变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头绪纷繁。作者不辞辛苦，穷五年之力，以翔实的材料和朴实的语言，重现了这一段历史。我相信，关心当代中国政治的人，都会对这本书感兴趣。

    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著作，海外已出版了不少。在国内，除了官方机构集体编着的“正史”和一些离休的高级官员撰写的回忆录之外，也出现了许多不带官方色彩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有的是很有价值的，有的却是事实加想象，使人真伪莫辩。李洪林长期在大陆从事理论工作，是多次思想运动的见证人，对中共体制内部的运作规则，自然看得真切；又因身在旋涡中，是被整的对象，比局外人多一层体会。以这样的资历来写这本书，当然是很适合的。

    这本《中国思想运动史》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但读起来并不费力，而且引人入胜。作者的文字仍然保持了过去的一贯风格：平易，明快，说理透彻，深入浅出。有的青年人也许会觉得，这种文风不时髦、不新潮了，但正是靠了这种文风，作者曾经吸引了大量读者，而且我相信现在仍然会受到欢迎。我认为，历史著作尤其需要这样的文风，因为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把事实按照它本来的面目叙述出来，而不需要加以过多的包装。一提到“思想运动”，人们或许会自然想起中国的“五四”运动或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这些思想运动冲破了统治集团的思想禁锢，启发人的头脑，打开人的眼界，推动时代前进。本书叙述的有些事件确实可以说是思想运动，如1978年到1979年的“真理标准”讨论和随之而来的思想解放无疑是思想运动。又如本书作为序幕来叙述的延安整风，在初期也还可以说是一次思想运动。但占本书大部份篇幅的运动，象批判胡风、反右派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却和通常所说的思想运动性质不同；作者称之为“思想斗争运动”，这才更为贴切。这种思想斗争运动也是政治斗争运动。例如，文化大革命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暴乱；与其说是“文化”，不如说是野蛮。毛泽东称之为“文化”革命，实际上不过是迷惑政敌，使人摸不清他的真正意图而已。不过这种政治运动有它的特色：总是以思想批判开路，由思想批判转变为政治批判和政治斗争。这种思想批判是靠由上而下的命令推动的。说是群众运动，实际上是运动群众。对这一点，我也是有亲身体会的。例如，我参加过的批判胡适运动就是如此。本书已经说到了这场运动的发动情况，我还可以在此补充一些内情。

    1954年11月初的一天，邓拓要我写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而且要我第二天就交卷。当时报纸上正在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邓拓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说：俞平伯所用的方法是胡适的方法；现在要把对俞的批判转变为对胡适思想的批判，首先要批胡适的实用主义。大概邓拓认为我是北大出身的，又是哲学系学生，所以把这个任务分配给我。自然，我也是很乐意接受这样的任务的。但要得这样急，我却毫无思想准备，只好匆匆忙忙跑到图书馆借了几本胡适、杜威、詹姆斯的著作，就连夜“突击”写起来了。我也记不得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交的卷，总之很快就在11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登出来了，题为《肃清胡适反动哲学的遗毒》。这是批判胡适的第一篇文章。现在看来，这种批判文章是很左很肤浅的，可当时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我自然也很高兴。不久，12月8日，郭沫若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上发言，他说，王若水同志的文章是“值得特别重视的一篇文章......我完全同意王若水同志的说法”。我对此并不觉得意外，因为我明白，他的意思实际上是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形式上是我对胡适思想“开了第一枪”，但实际上我只是奉命作文。当时这是政治的需要，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我正好在《人民日报》这个岗位上，就轮到我头上了。

    以后，批判梁漱溟、批判右派、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批判吴晗，也都有我的份。作为《人民日报》编辑部理论组的编辑，这是我的工作，同时也是我愿意做的。当然我并不是对所有这些批判一开始就都同意的，只是在发生这种情况时，我总认为错在自己，要根据党的指示把自己的思想搞通。直到文革初期，我还是一个毛泽东的热烈崇拜者。我的思想转变是迟至林彪死后才开始的。

    本来，思想运动的主角应该是知识分子，他们发动的思想运动又造就一大批知识分子，提高了民族的文化。但毛泽东发动的思想运动却正如作者所说，“实际上都是批斗知识分子的运动”。这些运动的目的是消灭一切异己（所谓非无产阶级思想）。“知识分子脑袋里各种各样的思想最多，因此便成了思想运动的主要对象。”这种思想运动不是要发展思想，恰恰相反，是要压制思想，造就一批不动脑筋的盲目追随者。这种运动越多，思想界就越是死气沉沉，文化和学术就越是荒芜。本书的最后一章“结语”写得很精彩，作者指出，这种思想运动消灭人的个性，扼杀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窒息人们的创造性，破坏正常的人际关系，还培育了一批以整人为职业的打手。

    中共过去常强调“千万不能忘记”过去的“阶级苦、血泪仇”，不过在事情涉及自己的不光彩历史时，态度就不一样了。由于中共当局的有意淡化，今天许多青年已不知“六四”，遑论“文革”？至于什么“反右派”，那更是太古时代的事了。可惜这本书未能在中国国内发行，其实它主要的读者都在国内，不仅是年轻人，就是上了年纪的过来人也可以通过重温这四十年的历史而获得更深刻的认识。恐怕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了官方宣传的欺骗，不是一下子就能完全明白过来的。本书夹叙夹议，有述有评，史论结合，既是四十年间政治运动的忠实再现，又是对这一段历史的批判和总结。书中还对当时流行的名词提供了注解，便于不熟悉过去历史的青年读者理解。

    看完全书，我深深感到，这四十年思想界的历史就是压制和反压制的历史。思想需要自由，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中国并不是没有真正的思想运动，但每次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刚刚抬头，就被大棒打下去了。四十年的文化盛衰，很能说明这个问题。1957年那一段短暂的“百花时期”，思想界是很活跃的。费孝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表现了一种普遍的乐观气氛。但是毛泽东不高兴了，来一个“反右派”，于是严冬来临，百花凋零。如果“反右派斗争”也算是思想运动的话，那么它是禁锢思想的运动，是惩罚自由思想的运动。六十年代初的大饥馑期间，文化领域也曾放松过一阵，出现过一些较好的作品，后来又被当作“毒草”批判。这种情况一直发展到文革。文革结束后，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铺平了道路，理论界出现了新气象。但邓小平又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这成为后来“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根据。

    关于“四项基本原则”，李洪林指出，从思想方法上说，“四项基本原则”和“两个凡是”一样，“都是确立几个先验的原则，既不受实践检验，也不容许丝毫怀疑，因此实际上是‘四个凡是’。这是从三中全会立场的一次大倒退”。这是说得很中肯的。试问，这四项基本原则要不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如果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怎么办？四项原则并不是新东西，过去一直说坚持。甚至林彪也有“四个念念不忘”，那么为何还出那么大的问题呢？中国当前的任务，正是要用几十年的实践去检验过去中共坚持的理论、原则、路线和方针，看看其中有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应该坚持的，只是那些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为正确的东西，而不能先验地设定一个界限，作为解放思想的前提。如果解放思想有前提的话，那只有一个，就是“事实求是”。邓小平虽然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他并没有坚持下去。真正把这个原则坚持下去的，正是那些被指责为“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知识分子，包括该书的作者在内。他的这本书，正是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这四十年中共的实践。

    正是因为坚持了这个标准，所以本书对一些著名人物的评论也比较客观公正。例如，大家、特别是知识分子都敬仰胡耀邦，本书对他作了高度评价和充份肯定，但在该批评的地方也有批评。比如，关于胡耀邦辞职的事，作者这样评论说，胡是中央全会选出来的党的总书记，要辞职也要向中央全会提出，而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一的胡耀邦却把辞呈交排名第二的邓小平，总书记自己不召开会议，而是被别人召来召去。“所有这些极简单的程序都乱了套，可见胡耀邦事实上已经被中央强大的专制传统压垮了。或者更确切些说，他本来就不曾跳出这种专制传统的框子。”这段话我认为是可圈可点的。关于赵紫阳的被整肃，李洪林是这样评论的：“曾经参与倒胡的赵紫阳，此时醒悟已晚。不过他在整个学潮中的理性和温和的态度，特别是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最后发言，使他给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了一个可以面对历史而无愧的句号。他没有象胡耀邦在失败后的失态。在成为对手俎上之肉的时候，他拒绝作违心的检讨，而是保持了一个政治家的尊严，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关于“倒胡”，赵紫阳曾有过辩护，本书也作了转述。对邓力群这个声名狼籍的“左派”，作者也没有从个人恩怨出发而完全否定。书中除了客观叙述邓力群的言行外，有这一段评论：“他思路清晰，能够组织力量写出大块文章。他善于用人，也善于整人。他对于投靠者爱护备至，而对于异己者的打击也绝不留情。他深沉持重，信念执著，不象胡乔木那样朝三暮四。他又因长期身处最高领导核心，所以深谙中共高层内部游戏规则。”

    对1979年春在西单民主墙上贴出的魏京生的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作者也有他自己的看法：“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民主生活正常的国度，本不足为奇，一个公民批评政府领导人是很普通的事情.....当时中国正在邓小平领导下为摆脱毛泽东的路线而奋斗，以他为首呼唤改革的中共领导人刚刚在和‘两个凡是’的较量赢得一个回合，在这个时候，不是支持他反左，而是反过来批判他，这实际上是从右边帮了左派的忙。”这几句评语，我认为是恰当的。中国要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只能由邓小平这样的中共元老和强人出来说话，正象美国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只能由尼克松这样的右派来实行一样。尽管这样，邓小平仍然不能不顾虑左派势力（即保守势力）的批评，他必须一面搞改革开放，一面竭力证明自己并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这也是他的真实思想。魏京生的大字报给左派一个攻击邓小平的借口，他们可以说，正是邓小平的路线使得魏京生这样的“反革命”活跃起来。邓小平对民主墙的镇压是完全错误的，但不能说这张大字报在政治上就完全正确。这不是说邓小平不可以批评，而是说这种批评作为一种政治行动，应该有全局考虑，不可逞一时之快。如果说当时这张大字报的作者在政治上还不成熟，这可以理解，但似乎到现在他仍没有总结经验。

    关于“六四”，作者指出，当局如何一步一步为戒严和军事镇压制造借口，“显然，只有把事情弄到用战争解决问题的程度，才能玉石俱焚，才能把政治对手一网打尽。应该说，这才是真正的‘有计划的阴谋’。......如果广场上的绝食早日适可而止，拔腿走人，阴谋家们将极度失望，因为学生们没有落入圈套。而学运领袖的失策，正好对方的阴谋得以完全实现。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我多么希望那些身在海外的学运领袖好好反思一下这个教训啊。

    总之，不管在具体材料和论点上是否有分歧，读者不能不承认，作者在撰写此书时是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的，那就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历史以公正。这四十年间思想运动的本来面目，就是对思想的压制、对知识分子以及一切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们的摧残迫害，同时人们也为争取思想解放和民主自由在不断斗争。本书已经充份地向我们展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