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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过期期刊 MCS 2000 Issue 3 选举型民主还是选举型派阀政治:俄国的民主化和转型理论
期刊 过期期刊 MCS 2000 Issue 3 选举型民主还是选举型派阀政治:俄国的民主化和转型理论
选举型民主还是选举型派阀政治:
俄国的民主化和转型理论
俄国的民主化和转型理论
一、选举和自由民主制度
二、俄国的民主化和民主转型的理论
三、苏联的政治文化和苏联的解体
四、极权体制的崩溃和建立民主政治
五、从俄国经验中汲取教训
【注释】
二、俄国的民主化和民主转型的理论
三、苏联的政治文化和苏联的解体
四、极权体制的崩溃和建立民主政治
五、从俄国经验中汲取教训
【注释】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俄国经历了1917年以来的第二次民主化努力和自彼得大帝以来的第三次全盘西化的尝试。现在来看，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努力并未带来亲西方的俄罗斯民主派所预想的结果，相反却可能失败，至少也不会完全成功。就象俄国历史上发生过的，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只是部份地在俄国的土地上扎下根来，这一次在俄国扎根的最重要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因素是竞争性选举，而自由主义的其他基本要素却不仅未能实现，而且自苏联的晚期年代以来还显著地退化了。与1990至1991年的戈尔巴乔夫时代相比，今天俄罗斯的大众传媒和司法系统更缺乏独立性，社会对政府的制约更弱，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更少保障，甚至选举也比1990年苏联时期的那次选举更少自由和公平。要理解俄国民主化的这一结果，就需要考察选举过程与自由主义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选举和自由民主制度
二十世纪后半期，在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学家、特别是政治精英的思维中，民主是一种理想的、至少是人类社会的最佳可能的组织方式的信念已占据支配性地位。今天，基本上很少有人会去讨论民主是好还是坏，人们只是在哪一种民主形式更符合民主的要义或更纯正等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有的政治学家指出，当今世界上每个领导人和政治运动都希望被视为是民主的，这种现象导致民主这个词被“伸长”得“象个含混不清的大众化概念而缺乏严格界定和具体含义”。[1]
但如何理解“民主”的含义并非过时的命题。可以把关于民主的现代定义的诸多学者划分成两个主要的群体。一个群体沿袭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的理解，坚持认为选举是判断民主制度的实践上的唯一标准。[2] 而另一个群体则相信，不能单用选举来定义民主制度。而这个群体又可分成两派。一派把政治自由主义的要旨纳入了民主的定义，他们认为，一个民主的社会不应仅仅表现为有自由、公正的选举，也应表现为宽泛的多元主义。因此，他们视民主制度与其自由民主的形式为一体。[3] 而另一派则进一步地把社会和经济民主也纳入民主制度的定义，即要保障社会平等，至少也要有某种程度的社会公正。[4]
关于民主概念的讨论基本上是政治理论家们的事。而在现实政治中，熊彼德的定义占了上风。在当今世界上，西方的政府及非政府团体以及他们在非民主国家的反对派支持者们主张民主和自由化，号召在非民主国家立即依照当代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的规则组织全面选举。不管是在波士尼亚、俄罗斯、卢旺达，还是在中国或尼日利亚，选举都被当做是首要和主要的去除社会病症的药方。这一方法在许多国家取得了成效，若以是否实行自由公正的选举为标准来衡量，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正稳定地增长。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支持选举民主的人开始谈论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甚至引出了象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说的“历史的终结（end of history）”之类的奇怪的概念。
与此同时，一些坚持深入研究的学者最近注意到，在许多国家，选举并未产生一般所理解的那种自由民主，如高度的自由、法治、对个人和少数群体的自由与权利的保障等。[5]事实上，在某些国家，选举所产生的是相反的结果。对这种现象的分析导致一种对民主的新的理解，即把选举与自由主义区分开来；当仍然视选举为民主的核心要素时，，则把民主与自由主义区分开来。那些虽允许常规的相对自由的选举、但在其他所有方面都不符合自由民主体系的标准的政治制度，往往被定义为“选举的（electoral）”、“不自由的（illiberal）”或“代表型（delegative）”民主。[6]
按照这些新定义的支持者的看法，虽然世界上不自由的民主快速增多，它们当中只有很少的一些变成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形式。这些人警告说，对正式选举的方法之评估并不见得会有助于了解一个政治系统的更基本的方面。[7] 在俄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度里的民主化经验可以为有关的讨论提供重要的素材。
二、俄国的民主化和民主转型的理论
在俄国最近的民主化中有两种主要理论，一种应用流行的“转型”和“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理论而拒绝采用文化因素方面的解释，另一种使用老式的俄罗斯政治文化观点，认为俄罗斯的威权主义文化传统排斥自由民主。这后一种观点明显的过于简单化和陈旧，它在定义上是静态的，不能包容政治文化的任何重要的演变，然而，这些演变实际上是相当明显的。在一些国家自由民主制度最终能稳固下来的事实表明，原有的政治文化并不是绝对的、具决定性的因素，它可能随着时代的推进而出现重大转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每个具体的历史阶段信念就不发挥作用。就象拉瑞.戴蒙德（Larry Diamond）所说的，“不管政治文化维持不变还是发生了变化，它都会影响并约束民主化的可能进程”。[8]
然而，当人们试图从理论上总结俄罗斯民主化的进程时，他们经常忽略了文化因素。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ual）的看法。他把今天的俄国视为一个已经完成了向选举民主转型的国家，所有的政治活动家都“同意一套新的（尽管还只是最低标准的）以社会大众的选举为政治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的政治竞争规则”。[9] 麦克福尔在分析中把两种方法揉合在一起了。其中之一是“理性选择”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政治过程是由采用理性决策选择的个人决定的，这些人在选举中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并按照预期的效用使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他采用的另一种方法是政治转型理论，这一理论视政治转型是主张转变和支持旧政权的两个群体之间的一场斗争，是在位者与向其地位挑战的人之间的斗争。在某些情况下，这两个群体会达成一致意见，以建立一套新的决定政治行为的规则。这样，转型就得以顺利地成功。而当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转型就会失败。后一种理论是建立在当代对制度转型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它认为成功的转型的条件是，“这场双方拉锯式的转变过程所涉及的范围越窄，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可能性就越大”。[10]
麦克福尔把俄国的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即从1991年8月的起义到苏联解体为止的第一个阶段，以1993年总统与最高苏维埃之间的武装冲突为代表的第二个阶段，都不成功。他认为，在这两个阶段，“并未达成关于新政治规则的一致意见，也未通过谈判来形成协议，相关的政治势力越出了现存的游戏规则以追求自己的利益。因为求变的诉求涉及面太宽泛，而抗争的双方之间权利的平衡含混不清，因此两极化的阵营彼此对抗，运用零和博弈式的策略，直到一方胜出。”这样，他把转型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求变的诉求所涉太广，认为它不仅包括了政治制度的改革，还包括了新的财产关系的引入、国家主权的诸多改变以及重新界定国家和国内疆界的需要。麦克福尔认为，在第三阶段求变的诉求所涉的范围和议题显著地收缩了，国家主权、疆界和财产关系的重新分配等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唯一剩下来尚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只是寻求一种新的政治权利的平衡。所以，根据麦克福尔的看法，此时要寻求新的政治权利的平衡就容易得多了：最强有力的政治势力推行了一套新的规则并把它纳入1993年的新宪法，不同政治势力间权力的分布改变了，新的权力平衡被所有主要的政治势力（包括新规则的制定者叶利钦）所认可，虽然这样的认可是有限度的，但有关各方都能“遵从新的制度架构下的自我约束机制”[11]。
这种按照求变诉求范围的宽窄来解释政治演变的成功的说法，虽然建立在时髦的现代理论基础之上，但事实上却相当平凡。其主要论点所反映的只不过是个常识，即改变越少，变化过程就越容易。然而它并未回答这样的重要问题，在转型中国家求变的诉求差不多相同的情况下，为什么在有的国家转型既快且易、并最终取得成功，而有的国家的转型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甚至失败。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考虑到文化的因素，要分析主要政治势力对转型目标、动机和理想的主观理解。让我们以爱沙尼亚、俄国、乔治亚和塔吉克斯坦为例来作一比较。在这四个国家求变诉求是相对一致的，即要解决新的疆界、新的主权、财产的重新分配并重新考虑内部的政治平衡，但这四个国家转型的结果却完全不同。同样地，在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之间，或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之间，也有相似的情形。民主制度在一些国家失败（特别是当原殖民主义势力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改行民主制度时）、却在另一些国家存活的事实表明，研究这些转型问题时有充份的理由引入阿尔蒙（Gabriel Almond）和韦尔巴（Sidney Verba）的政治文化概念[12]，并置其于首要位置。由此看来，要全面地观察俄国的转型，就必须把文化因素引入转型理论。
从总体上讲，人们也许可以同意麦克福尔的“理性选择”观点，即“主要政治势力之间对权力平衡的共识越大，有关各方就越可能接受一套新的规则”。[13] 但必须澄清的是，在某一社会的特定时期里，什么样的行为被认为是理性的（或不理性的），是由其政治文化决定的。例如，一个日本的学生大学入学考试失败后，可能会把跳楼自杀视为理性行为。因为，日本社会普遍认为，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的生活不仅是缺乏理性的，而且是丢脸的。而一个俄国的学生则更可能把这样的自杀视为不理性的、甚至是犯傻的行为，他会喝掉一瓶伏特加酒以便忘掉这次失败，然后等待明年再考。这并不是说，在大学入学考试失败的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一个俄国学生会自杀。但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学生遇到这种情况时自杀的例子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文化对态度的影响并不是一个铁律，因为每个人的行为也为其他多种因素所决定。但有关文化如何影响态度的知识使我们可以判断由统计数据表现出来的最可能的典型行为。要判断政治行为也是如此。在美国，争取某个少数族裔权利的活动很可能会视政治游说和运用大众传媒影响公众舆论为合理的做法。而在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那里，他们相信个人为正义的理由而献身将开启直通天堂之路，所以可能会把在一辆坐满了无辜乘客的以色列公共汽车上引爆炸弹自杀视为是一种理性行为。在一种政治文化里，为一个理念战斗到底直到最后的胜利并献出自己的生命，会被看作是理性的行为；而在另一种政治文化里，为达成现实可能的结果而妥协也会被当作理性行为看待。
所以，不懂得当事人自己对理性行为的理解，就不可能解释个人或政治群体的选择。在转型时期，主要政治势力之间就权力平衡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上一般的对共识的主观导向有关，要看是否有意愿形成共识，以及对共识的必要性是如何理解的。如果某一政治文化缺乏分享权力的习惯、传统和愿望，因而排斥对共识的理解，那么，就很难甚至不可能形成权利平衡的结局。
三、苏联的政治文化和苏联的解体
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政治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缺乏关于分享权力之必要性的信仰。在俄国政治家和政治问题分析家的话语或理论文章中，在他们所提出的种种口号、方案中，并不缺少三权分立、权力制衡之类的诉求。而在政治文化的整个体系中，对这些诉求的解释却反映出不愿分享权力的倾向。这些从西方或从1917年以前的俄国政治话语中借来的、关于权利制衡的说法，在今天的俄国通常被视为达到更高政治目标的手段，此目标即建立一个理想公正的社会，为人人带来繁荣。如果这些手段并未导致理想的结果，就会被牺牲掉而代之以更实用的手段。就此而言，法治、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权利、宪政下的政府权力分立等，虽然被看作是重要而又值得追求的，但其地位显然低于其他政治目标。
在苏联的政治现实和政治文化中可以看到这种功利型民主化的根源。有不少学者试图用理论来解释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社会，他们大多数是政治学家，但他们往往表面化地把西方的政治学概念套用到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俄罗斯现实中，因而这种搬用是不恰当的。韦德（Janine Wedel）所做的一项研究似乎是目前最成功的，她应用人类学的方法，把今天俄罗斯的政治过程看作是政治派阀和帮派之间的斗争[14]，但她没有说明新的俄罗斯派阀政治系统的来源和发展史。要了解这一来源，就必须仔细地分析苏联的晚期历史。
传统的苏联政治体制的特点是权力的高度集中，这就是它经常被称为“极权主义”的原因。但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并不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莫斯科的苏共中央当局在全盘操纵权力。各级地方政府和各个政府部门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行使着他们的权力。苏联极权主义的本质是，在全国没有哪个机构或个人的活动领域不受国家机器中更高层次的机构或个人的掌控。理论上，每个画家、作家、演员都受一个更高层级的国家机器的控制，如艺术家协会、作家协会或演员协会。这些协会又受政府的主管部门的控制，而这些政府主管部门则对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相关部门负责。整个架构向上直到苏共中央政治局，理论上，政治局对所有的事情都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当然，在现实中，政治局不会直接开除或雇佣每一个人，也不会直接指导每个画家画什么画、每个歌唱家唱什么歌，但在某些重要的特定场合，政治局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有时最高当局会准许、有时甚至鼓励不同主管部门之间的竞争（例如，在克格勃、内务部、总检察长办公室之间，或在中央各部或地方当局之间），但始终有一个更高层级的权威居于这样的竞争之上，控制全局并在主管部门之间的对立走过头时加以制止。各级代议机构（苏维埃）要服从其执委会，执委会则对同级党委负责，而执委会及其同级党委都要接受上级党委的领导。虽然在苏联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各自追求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诉求，但直到戈尔巴乔夫领导的前期岁月，这些群体都必须通过官方渠道活动，服从更高的权威。他们甚至没有权利宣传自己的诉求，而只能向上反映他们的要求。
这一体制当然对民众的信念有巨大的影响，连俄罗斯民主派也不例外。俄罗斯民主派把推进民主化看作是必要工具，以摧毁腐败、无效和蛮横的共产党官僚们的绝对权力构成的系统，然后以民主派的类似的绝对权力取而代之。他们相信，只有“好人”的绝对权力才能保证建立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而这样的社会的最重要的特徵是，法治、权力制衡、公正、繁荣、所有人的愿望都能实现、为所有人创造出未来。既然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是个一体化的权力体系，所以共产党的权力和整个政府都被视为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障碍；而要去除这个障碍，就有必要从下而上地摧毁整个的权力金字塔。
1991年这个权力金字塔的核心消失了，同时其整个结构也垮了，而残留的则是许多分支，如各级苏维埃、各级政府的主管部门、各层政府的代理机构、工业部门、研究所及其他单位，它们都失去了上级领导者。经过一段短暂的混乱时期，这些机构开始巩固他们的官僚权力，对过去归他们管辖的下属机构发号施令。由于缺少来自上面的控制，又没有权力分享的概念，这些派阀开始在他们以前的领地和可争夺的地盘内夺取绝对权力。他们有些自称是“民主派”，有些标榜为“爱国者”，还有些则政治上保持中立。这些派阀有的是在特定的地域内巩固自己的权力（如地方当局的政治精英），有的是在其垄断的行业内建立自己的天下（如石油天然气总公司Gazprom、俄国公共电视系统及其他一些“私有化”了的部门垄断系统），还有的则是以过去的朋友、同事为核心组成的（如丘巴依斯（Anatoliy Chubays）领导的颇有影响力的圣彼得堡派系），此外还有一类帮派是在以前的非法活动关系网（如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等）基础上形成的。当然，许多这样的势力彼此盘根错节，新、老派系相互间的混杂过程也十分明显（更准确地说，是原党政官员组成的新派系和过去无官员身份的老关系网之间的混杂）。他们在一点上是共同的，不管是新派系还是老帮派，其目标都不是彼此分享权力和责任，而是摄取尽可能多的权力和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支持财产和权力的私有化，并要求实现对到手资源的“统治权”。
这些派系的相互斗争部份地与他们政治上的差别有关，但政治上的差别不是派系斗争的决定性因素。在这方面有一个鲜明的例子，那就是行政当局与苏维埃（议会）之间的斗争，在1992年至1993年期间，从地方到联邦各级都出现了这样的斗争。这些冲突其实与各方在政策方案或发展道路等问题上的歧见关系不大，而是与派阀型的官僚机制各部份之间的摩擦有关，这样的官僚机制是其旧上司和主宰苏共留下来的。
1992年至1993年，“苏维埃”派阀的最高领导者茹斯兰.哈斯布拉托夫（Ruslan Hasbulatov，最高苏维埃议长）并不把他领导的机构看成是西方型的议会，而是视之为苏联式的政府部门，并据此实施控制。他试图在全国各级苏维埃内引进严格的、由上而下的垂直领导式官僚纪律，不仅要求在最高苏维埃内部如此实行，而且要求所有的较低层级的苏维埃服从上一级苏维埃的领导（即区苏维埃向大区苏维埃报告工作，而大区苏维埃则向哈斯布拉托夫本人负责）。虽然宪法赋予哈斯布拉托夫的职责只不过是主持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但他却相信自己是全国各级苏维埃系统的头头。既然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哈斯布拉托夫就据此把自己看作是全国的最高领导人。
同样地，叶利钦也视自己为全国的最高领导人，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作用只是国家行政部门的一个普通负责人，而以为自己是高居于所有权力机关之上的“宪法的保障者”。由于叶利钦与哈斯布拉托夫不同、是通过全民选举而当政的，这令叶利钦充满信心地认为，他的权力不受法律或宪法上正式规定的约束、是无限的。而宪法法院院长瓦列里.索尔金（Valeriy Zor'kin）也认为，自己所代表的是凌驾于代议机构和行政部门之上的国家最高权利机关，职权并不限于解释宪法条文。他经常给总统和议会下指示，告诉他们应当如何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甚至连副总统亚历山大.鲁兹阔依（Aleksandr Rutzkoy）也要求与总统享有平等的权力，理由是他和总统都是以同样的选票由选民选出来的。
事实上，虽然“民主派”和共产党的支持者在选举过程中势不两立，但一旦当选进入议会（苏维埃）之后，他们就开始彼此合作，并与他们以前的政治兄弟、现在任职于行政机构各部门的官员发生冲突。这清楚地表明，这场权力斗争的特点并非意识形态之争，而是一种官僚体系内部的权力之争，它发端于基层的政府机构，然后才表现为中央层级的权力冲突。这样的权力斗争最早爆发于莫斯科市的“十月”区，在该区民主派占上风的区议会与议会的民主派主席伊里亚.扎斯拉夫斯基之间，出现了权力斗争。这场冲突最后因效忠于民主派总统的军队炮轰民主选举出来的最高苏维埃大楼，而于1993年十月告终。在这样的权力斗争中，每一次相关各方都相互指责对方是极权主义式的、非民主的，但同时又都采用旧的苏联政治斗争模式去压制反对派。
在前苏联以及此后俄国的“民族”共和国的一些地区，那些极力宣称自己拥有统治权的做法，其实也可以被视为原来的极权主义式体系分解后各实力派之间的官僚式权力斗争。在那里，民族主义口号常常只不过是这类斗争的前导话语（当一个地区并没有居多数地位的民族、而民族间的摩擦也不尖锐时，情形就更是如此）。每个地方当局都想在其小小的辖区内建立自己完全的统治，并把辖区内现存的所有财产摄取到自己的控制之下，有时这样的做法会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例如，莫斯科市的“红泉（Krasnopresneskii）”区民主派居主导地位的区议会做出了决定，宣布该区政府的统治权不仅囊括所有的区属财产，甚至也包括该区地理范围内的空域。上文提到，有一种理论认为，制度转型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求变诉求范围的大小，而现实中俄国基层政府各官僚派系之间尖锐的权力斗争，却提出了一个与此观点相反的论题。显然，在城市的区政府这一级，转型所涉及的任务比全国范围的转型任务要窄得多，但是，从权力斗争如火如荼这一现象来看，似乎在区政府这一级与中央政府层级并没有什么不同。
所谓的“私有化”过程也是被官僚式派系政治所左右的。国家财产转移到真正的私人所有者手中的情形十分罕见，而普遍的规律却是，这些公有财产被原来的国有企业经理、其亲友及与他们有关系的人们摄夺一空，而他们实际上也几乎不付分文。俄国的这一过程与拉美或南欧“典型”的专制政权之民主化过程完全不同。因为，在拉美或南欧，原来就存在着市场经济和自由政治基本架构的主要要素。而在苏联，民主化却演变成一个把极权体系解体成许多个仍然具极权色彩的子体系的过程。以前，一切都隶属于一个“老板”；现在，当这个旧“老板”消失后，人人都急于把他们所能抓到的任何东西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结果，他们不仅争夺权力、财产，甚至还要争夺空气。
大多数西方的分析家并不了解这一斗争的实质。他们一厢情愿地把俄国的政治活动家划分成两类，保守派和改革派、旧体制的支持者和新体制的推动者、民主派和“红色”政治势力。西方一些有影响的势力识别所谓的“好人”的理由常常也是相当表面化的。例如，韦德（Wedel）就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把圣彼得堡派系的那些人认定是改革俄国经济唯一的聪明人，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因为，这些人能说流利的英语，能使用西方政治家熟悉的经济术语，以前在西方的大学学习过，一向自称为“改革派”，与西方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有私人联系。其实，这一派系并非俄国唯一的“民主派”势力，这个派系甚至也不是俄国诸多的“民主”派和“改革”派势力中最有影响的力量。当西方倾全力支持盖达尔─丘巴依斯这一派系时，他们就犯下了大错误。西方国家的政策不是促成共识、妥协、权力分割和三权分立，而是鼓励诸多政治势力中的一个派系去摄取所有的权力，同时把其他的势力撂在一边。这样，这个得到西方支持的派系就得以掌控政府预算、绕过议会和政府依宪法实施的控制、忽视现存的法律。西方国家这些方法的谬误在于，它以为“可以通过支持特定的集团来建立可持久的制度，却未协助俄国建立法治及相应的转型过程”。[15] 当然，在俄国确实出现过旧体制的支持者，也有新体制的支持者，但不同派系之间的新、旧体制之争很快就消失了。一方面，所有的政治人物及势力都期待着变化，希望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能对自己有利；另一方面，所有这些势力都是在旧式政治思维的影响和框架内行动的。
在这种情况下选举的作用十分独特。首先，在戈尔巴乔夫统治的最后几年里，选举曾导致统治精英结构的重大改变。然而，当权力再分配完毕后，各派系的领导层就逐渐开始把选举当做一种手段，以便把扩大本派权力的努力合法化，同时压制其他派系。这加速了政治体系的离散倾向，导致危险的（有时甚至是武装）冲突。尽管民众不认为原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有合法性，在选举中也不选他们，但原来的各级干部却在新的俄罗斯选举中当选并获得了合法地位。
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不应该把苏联的解体及随后发生的事件与西班牙、葡萄牙或某些拉美国家的威权政权终结相提并论，那些国家曾相当长期地保持着有限的自由化。苏联的解体只能与另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巨人──中华帝国的瓦解相比较。在中国，1911年的辛亥革命导致传统的中央集权的政府解体了，而1913年的选举有加速了这一解体的过程，结果出现了以军阀为首的地方军事割据势力以及与政府密切挂钩的强大的寡头派阀，这种情形与苏联解体后的局面很像。随后中国陷入了种族和地区的冲突及战争，直到最强大的派系（恰好是共产党人）完全控制了全国，冲突和战争才停止。
四、极权体制的崩溃和建立民主政治
伊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他的经典著作《自由的两个概念》中指出，既然在民主制度下多数人毫不留情地把自己的意愿加诸于少数人，而一个经过启蒙时代的自由的专制政权在理论上可能比民主制度提供更多的自由，所以他强调，“从这个意义来讲，自由在逻辑上与民主或民众的政治自主并无关联”。[16] 直到最近，西方的政治学家才开始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当民主的理念播种在缺乏民主氛围的土壤中时，可能未必创造出更多的自由，甚至可能导致原来已有的有限的自由空间也告终结。除了历史上有典型的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藉民主选举而上台的例子，近来又有几个人们时常提到的案例。例如，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在选举中差点获胜，结果该国政府不得不取消选举；在南斯拉夫，每个共和国的选举都为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打开了通向政治权力的大门，结果导致种族间的战争和联邦的解体。最近，法利德.扎卡瑞亚（Fareed Zakaria）在一篇耸人听闻的文章中说，当今的世界并非自由世界，而是一种不自由的民主，因为民选的领导人压制公民自由之势正俨然抬头。扎卡瑞亚认为，“宪法保障下的自由体制导向民主，但民主似乎并没有带来立宪自由体制”。他指出，“过去的二十年中，在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亚洲的部份国家，不少没有立宪自由背景的专制政权让位给了民主政治，但其结果却不见得令人感到鼓舞。”[17]
很可惜，无论是西方的政治学家，还是俄罗斯的民主派，都未讨论过在苏联引入民主程序的可能的负面影响。这两类人都认为，自由选举将不可避免地终结共产党的统治并让民主派上台，后者则将创造一个西方式的自由立宪民主体制。他们既没考虑到大众信念会在选举中产生什么样的作用，也未考虑到俄罗斯社会结构的特殊性。
不过，也有一些俄罗斯学者预见到了可能来临的威胁，其中之一人是1922年被布尔什维克政府流放到国外的流亡哲学和政治思想家伊万.伊林（Ivan Il'in）。伊林相信，1917年俄罗斯第一次民主化的失败以及欧洲法西斯政权登上舞台，给那些正试图寻找俄罗斯后极权时代政治发展道路的人上了重要的一课。他认为，那些民主派政治活动家有一种教条式的信念，要把标准的民主制度引进尚未具备条件的社会里，结果导致了这些历史灾难。他预见到，如果经过了一个相对较长的“准备”时期之后，1917年在俄国引进民主的企图仍然失败的话，那么一旦共产主义体制崩溃了，局面恐怕就难以乐观了。伊林在写于四、五十年代的文章中指出，长期的极权主义统治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特点。他的看法是，“如果在共产主义结束之后有什么东西能给俄罗斯带来新的巨大的冲击的话，那准是那种在极权暴政终结后顽强地引进民主制度的尝试。这样的暴政有足够的时间去瓦解俄罗斯民主所必要的所有的前提条件，而没有了这些条件，只可能出现暴民的骚乱、普遍的腐败和唯利是图，反对共产主义暴政的新的民主只会是表面层的东西”。伊林预见到了这个国家解体的真实可能性，他觉得，俄国将会分裂成“一群小而弱的实体”，其结果是，“俄罗斯的领土将会被无休止的争执、冲突和内战所纷扰”，分裂的俄国将“变成一个巨型的‘巴尔干地区’、长期的战争之源、纠纷的温床”，会成为“整个世界的难以治愈的祸源”。[18] 他认为，要摆脱这种困境，需要在初始阶段先引入强有力的威权体制，这样的体制可以教育民众并回归到常态，为此需要增加自由的程度、通过渐进地推行选举并扩大选举权而丰富民众的政治经验、保障私有财产权、推动资讯和教育的独立发展等。
那时，伊林的看法在苏联国内和海外的苏联移民群体中的影响都很有限。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他的看法在苏联国内还是得到了一些回响，特别是著名的作家阿历克山德.索尔任尼琴回应了伊林的看法。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索尔任尼琴在演讲和文章中都呼吁，要用缓慢、谨慎、平滑的方式摆脱极权体制。因为，“若突然宣布民主，会导致我们国家内部出现种族冲突，结果会断送了民主”。[19] 1973年，当索尔任尼琴还留在国内时，他曾给苏联领导人写过一封公开信，试图让他们认识到，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注定要失败，所以他们应该考虑一条理性的出路。他提出的建议是，苏联领导人应该在维持其政治权力垄断的同时，拒绝官方的意识形态、允许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实行法治、在民众中培养财产所有者的心态、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20] 1990年，当索尔任尼琴分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他再次涉及到从极权体制转型以及民主问题。他尖锐地批评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perestroyka}）”政策的混乱后果，他表示，自己并不是“主张未来的俄国不需要民主，俄国非常需要民主，但既然我们的人民对错综复杂的民主生活完全缺乏准备，民主只能渐进地、耐心地由下而上地建立起来，要使之得以扎根，而不是突如其来地从上面宣布并一下子就实行全盘民主”。[21]
苏联及西方的民主派都排斥伊林和索尔任尼琴，指责他们在鼓吹专制，甚至说他们主张法西斯主义。西方国家和俄国的反对派都有一种居支配地位的信念，以为直接选举能够包治俄国的百病。最近对扎卡瑞亚（Fareed Zakaria）的类似批评也源于此见，其实扎卡瑞亚的唯一错误只不过是指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在英国的前殖民地国家里，英国的威权式殖民统治为相对稳定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可扎卡瑞亚发表了他的看法后，立刻就被指责为鼓吹殖民主义。然而，今天有许多专家已承认，既然“最终的目标是推动政治的持续发展直到建立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政治，那么就不能忽略民主选举的前提条件”[22]，所以，对不成熟的选举提出质疑，并不见得就是鼓吹法西斯主义或殖民主义。
后苏联时代的俄国政治发展表明，悲观主义者大体上是对的。如果把那些批评直接在苏联引进全方位民主的人指责为自由民主的敌人，指责他们要为俄国出现的新权威主义之灾负责，那是没有道理的。这些人的分析其实并无谬误:原则上在一块毫无准备的土地上是不可能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而在这样的条件下组织的选举，不可避免地或者导致无政府状态，或者产生出一个被选票合法化了的新威权主义。许多摆弄理想主义或过时的传统观念的政治和政治学“专家”们曾指责索尔任尼琴所作的政治预见，但索尔任尼琴的预见却被证明确实是相当现实的。人们今天唯一能庆幸的是，他关于苏联各族人民之间会出现全面种族战争的预言还未成真；这位作家曾以为，会有几百万民众死于这样的种族冲突，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是，最近在俄国死于这类冲突“只”是成千上万人而已。但索尔任尼琴的主要结论却似乎是正确的:如果没有转型阶段，民主在俄国就是“假的和不成熟的”；就可预见的未来而言，“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是否愿意，俄国都注定会出现一个威权统治”。[23] 当然，历史的演变总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而俄国也很难永远停留在威权状态。不过，在最近的将来，民主政治在俄国全面成熟的机会是很小的。
现在，俄国的政治体制已经是威权式的了。它之所以未变成完完全全的专制，并非受政治文化或宪法的制约，而是因为中央政府的软弱、在尚存的民主程序基础上对叶利钦总统个人的尊重、以及西方对俄国政治的看法。同时，中央政府的软弱也给了地方领导人相当大的机会。那些不那么在意民主制度和西方看法的地方领导人，已经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压制型专制统治（比如在远东的沿海边疆区、巴什基利亚共和国、鞑坦、卡米基亚和其他地区）。
今后的前景并不乐观。现在，宪法法院已经决定，叶利钦总统不能第三次连任，有三个人可能在新的总统选举中去争夺这个位子，即莫斯科市长尤里.鲁日科夫、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的领导人亚历山大.列别德和现任总理叶夫根尼.普利马科夫。近年来莫斯科市稳定的经济增长使人们对鲁日科夫抱有希望，期待着新当选的总统能稳定全国的经济。但在政治上，即使从好的方面来设想，鲁日科夫的政权也可能是更象韩国的朴正熙当局或印尼的苏哈托当局。鲁日科夫更相信个人的作用，而对依法行事则不那么尊重。他控制了莫斯科市的媒体、法院和民选议员（他固然不会象共产党那样用行政手段去控制，但他是用资金和种种好处去控制），市政府里充满了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从1997年12月由市政府精心操纵的莫斯科市杜马（议会）的选举中可以看出，若在“鲁日科夫总统”的领导下，选举将会是什么样的。在那次选举中，尽管每个区有多名候选人，但莫斯科市民所选出来的多是市长所推荐的候选人，如此相当一致的可疑的选举结果只能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选举结果相提并论。
列别德将军也很难被视为民主制度的可能的推动者。虽然他在言论上强烈地表示要支持民主并反对腐败，他的实际活动却表明，他是个很少保持前后一致、恣肆行事的政治人物，所以是个相当危险的总统候选人。例如，他曾多次公开赞扬前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将军。他当选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长后，他还纵容属下逮捕了前任州长瓦列里.祖可夫的团队中的许多人，包括前任州长的副手们，在法庭审讯前就公开称这些被逮捕的人是罪犯。列别德的政治野心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些人的金融力量的基础之上，这些人包括现任的“独立国协”秘书长、一个强大的金融寡头集团的负责人保利斯.别列索夫斯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大型铝业集团负责人、被一家报纸称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的影子州长”的阿纳托利.布科夫（尽管列别德后来与此人有了争执），而这些人的声誉即使不算十分可疑、也至少是争议很大的。[24]
看起来，如果现任总理叶夫根尼.普利马科夫当选下任总统，民主政治的程序似乎有更大的机会存活下来，或许还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普利马科夫一方面维持了民主化和经济改革的成就，一方面在试图巩固政府并复兴经济。但不幸的是，西方再一次表现出对俄国形势的不甚了了，采取了等待观望的姿态。许多西方的观察家和记者明显地受到了“破产”的前“改革派”政府的影响，仅仅因为普利马科夫象西方的许多人一样主张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就给他贴上了“左派”、甚至“共产党人”的标签。虽然普利马科夫的政府竭尽全力地试图把这个国家推离整体性的政治经济混乱状态的边缘，但那些以前强烈地支持自称的俄国“改革派”、实际上用金融援助破坏了俄国经济的西方金融机构，拒绝给普利马科夫的政府提供任何实质性援助。考虑到俄国的庞大以及核武库的规模，这样的混乱肯定不仅仅只是俄国人民的灾难。西方的短视态度削弱了普利马科夫政府改善经济的能力，使得他成为总统的机会大为缩小。正因为了解到这一点，普利马科夫本人始终坚定地拒绝参加2000年的总统选战。
就象扎卡瑞亚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要让民主化转型取得成功，自由社会的发展必须领先于全面选举的引入。前苏联东欧地区的转型为这一结论提供了充份的证据。在象捷克共和国那样的有着古老而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国家，转型是最平和顺利的。在这方面，比较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转型经验尤其具有启发性。在加入苏联集团之前，这两个国家都未经历过足够长久的民主政治，而两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也同样薄弱。但早在五十年代后期，匈牙利的共产党领导人就开始了自由化，先在经济领域，然后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当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相继崩溃时，匈牙利差不多已经是这些国家中自由度最大的了。而罗马尼亚则一直受着东欧地区最残忍的极权专制的统治（或许阿尔巴尼亚更甚之）。因此，匈牙利朝着民主政治的转型毫无流血冲突，而且比罗马尼亚成功得多，但罗马尼亚却经历了流血的民众起义以及长期的不稳定。笔者甚至可以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匈牙利不仅得益于卡达尔领导下的共产党政权认真推进改革的成果，而且得益于上层的民主化受制于苏联的又一次可能的入侵。这样，在匈牙利先出现了经济、意识形态和立法方面的自由化以及基层民主化，然后才实行了自由的全国性选举。换言之，全盘民主化是在一块已经耕耘的土地上开花结果的。与1956年的形势相比，情况就再明显不过了。那时，民主化的引入十分迅速而且毫无准备，结果导致了混乱、派系间的武装冲突和私刑（当然这丝毫不说明当时苏联就有理由入侵匈牙利）。
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本可以在强势的威权统治下推行匈牙利式的自由化改革。几位著名的苏联政治学家，如安德若尼克.米格让扬和伊戈尔.克里雅姆金，曾在八十年代后期向苏联领导人推荐过这一政策。[25] 但当时要求实行全盘民主化的多数改革派抵制这样的政策建议。戈尔巴乔夫也缺乏象卡达尔或邓小平那样的共产党改革者的政治智慧、谨慎和经验。那时候并不存在可能阻碍民主化的外部威胁。戈尔巴乔夫失去了把马车置于马的身后那样的渐进式自由化的机会。从内部政治原因来看，戈尔巴乔夫受到了那些熟知西方政治思想却不谙国情的顾问们的影响，试图把自由选举当做自由化的工具，以动摇共产党机器的权威（即使他这么做了，民主派教条主义者仍然批评他动作迟缓）。同时，他基本上未采取任何行动去改革经济或为自由化创造合法基础。事后很快就证明，不管共产党的权力结构如何僵化老旧，它事实上仍然是控制这个国家的唯一机器。戈尔巴乔夫摧毁了这个系统，又未能用新的系统来取代它，结果失去了对政治过程的控制，导致了政府系统的混乱而最终不得不下台。
叶利钦比戈尔巴乔夫更相信亲西方的顾问，他并未接受戈尔巴乔夫的教训，还犯了同样的错误。他没有致力于巩固由选票合法化了的权威、并利用他在民众中的声望去推动结构性改革，而是过份强调选举并批准实行所谓的经济改革。这样的改革把庞大的国有资源分配给了一群暴发户式的帮派，而未给社会带来任何明显的益处。叶利钦的政治风格与戈勒莫.奥唐奈尔所描述的“委托式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的某些要素十分接近。这位俄国总统相信，选民用选票所表达的信任给了他无限的权力，而自由社会的各种制度，如独立的法院和立法机构，只不过是对他的妨碍（在民主制度中有时这样的妨碍是不可避免的），只会干扰他、令他不能建立他想要的“大民主（Great Democracy）。这种看法在俄国各级权力机构的大多数民主派领导人当中其实是十分普遍的。不仅叶利钦总统如此，当时的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圣彼得堡市长阿纳托里.索布恰克、莫斯科市十月区区议会主席伊里亚.扎斯拉夫斯基，以及他们的许多支持者也莫不如此，他们相信，你们既然选了我，现在就该让我来做我们认为该做的事。然而，与“委托式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所产生的领导人不同，俄国的民主派领导人从来没有置身于权力斗争之外（虽然叶利钦曾试图营造出这样一种形像）。无论是在公众的眼中，还是在现实里，他们都实际上是某一派系或派系联盟的领导者，依靠自己的派系去反对其他派系。
从俄国民主派的观点来看，提出了建立民主政治这一目标，就有理由去排斥某些民主程序。例如，“俄罗斯民主运动”的联合主席之一列夫.波诺马列夫就说过，“是的，（叶利钦总统的）不少行政命令是在紧急时刻签署的，是违宪的。但是，我把这些命令看做是一种创造。它们完全符合政治需要”。[26] 俄罗斯的民主派，特别是那些置身于行政当局的人，甚至在某些阶段认为，改革的敌人运用民主程序来破坏改革。那些当选的各级民主派议员与他们的行政同僚们持相同之见。结果权力和财富被各种新旧派阀或帮派所瓜分，1993年俄国陷入了混乱局面。总统的权力停留在纸面上，而他推动自由化改革的能力和意愿则几乎化为乌有。
五、从俄国经验中汲取教训
尽管俄国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去实现民主化，但今天的俄国仍然远离自由民主的状态，在这方面情况甚至比苏联的末期阶段还差。俄罗斯新的经验表明，在一个自由化不能领先于民主化、而又匆忙随意地引入自由选举的社会里，受宪法保障的自由民主制度很难生存下来。这并不意味着，因过快地推行民主化而面临不稳定的国家，就应当排斥所有的民主化努力并把选举搁置一旁，反而引进权威主义式的专制或把殖民统治者再请回来。在当今世界上，无论是从现实的角度、还是从伦理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主张都行不通。一方面，谁也无法保证一个权威主义或殖民主义政权会根据政治理论方面的建议而推行自由民主制度。许许多多的政权为了维持权力而不计手段，包括严厉的镇压，而这样的做法只会产生更多的矛盾。另一方面，为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以及人们对在这场斗争中失利者的同情，使任何具有人类情感的人都无法为了寻求一条理论上的理想的转型道路，而主张把无罪的人们投入监狱或剥夺他们已争得的自由。不过，在一些国家（如菲律宾、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阿美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等国），仓促的民主化确实导致了无政府状态或新的专制。所以，俄国的经验以及这些失败了的或不很成功的民主化转型的经验，还是为寻找与此不同的民主化政策提供了充份的证据。
首先，正同扎卡瑞亚正确地提出的，西方的学者和政治家应该改变他们重点支持的对象，从支持专制政权国家里呼吁立即选举的力量，变成支持能推动持续的自由化改革、同时又能维持某种程度的稳定并巩固国家权力的力量。这些自由化改革不应仅涵盖经济层面。人们经常过份夸大了经济现代化的独特作用，认为它能成为政治民主化的基础。实际上，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就谈不上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虽可以创造出新的合约关系，但也仅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促进政治的自由化。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在一些社会里，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完全可能与威权政权共存，而不要求更大的独立或更多的权利。[27] 比经济现代化更重要的，是立法和司法体系的健全和社会成员法治观念的增强，在这方面应该包括法院的独立、法治、三权分立、独立民间组织的发展（起初可以不一定是政治性组织，也可以是生态或环保组织）、新闻自由、宗教自由、意识形态自由等。这样的新环境更有利于创立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至少也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个新的、比较自由的环境中要维持一个有效的政府，这意味着警察、法院、税务、海关等机构以及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机构的渐进改革。只有在这样的改革过程中，统治精英的政治文化以及随后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才能改变，尊重法律和三权分立的概念才能被普遍接受。
其次，有必要承认，在事先没有政治和经济自由化的情况下仓促引进自由选举，不仅毫无效用，而且是危险的。这样的荒唐政策已经在前苏联辽阔的土地上产生了近乎无政府的状态。许多西方人士直到现在才开始懂得，在俄国这样一个拥有大规模杀伤力武器、又无法安全妥善地保存核材料的国家里，无政府状态会有多危险。最近，人们也开始担心印度尼西亚的自由选举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是又一个存在着各种各样复杂问题的大国。那里的选举可能会动摇原本就很脆弱的不同种族和宗教之间的平衡，使极端民族主义的领导人摄取权力。[28] 人们也可以想象，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里，有相当数量的核武器，还有许多经济、地区、民族和生态问题，如果在认真改革立法、司法系统以及整个权力机器之前，就引进自由选举，形势将会如何混乱。
俄国今天之所以陷入困境，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忽视了上述改革，又高估了选举的作用。现在，每个月在俄国的各级行政区域里都有一些选举，但政治文化却仍然停留在后极权主义时期。这些选举并未产生依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有效政府体系，相反，选举成了各种派阀争夺权力的手段，甚至成为犯罪集团干扰司法的手段。所以，笔者的看法与麦克福尔（McFual）不同，我不认为俄国的形势代表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民主的胜利。俄国的政治文化并未根本改变，而缺乏真正的自由化改革也遏止了这样的改变。不同政治人物之间暂时的权力平衡，只是各种势力集团中某一集团强度关山、把自己的意愿加诸其他集团之上的结果，这样的权力平衡并未建立在能被所有人真诚地接受的、新的稳定的游戏规则之上。一个新的俄国总统能轻易地忽视叶利钦宪法的某些条款或把这个宪法完全废除（这样的行动居然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因为当时为实行这一宪法的公民投票明显地是不正当的）。[29] 所以，斯迪文.费希（Steven Fish）的看法可能是对形势的更准确的描述。他认为，俄国政治制度的许多方面，包括民主制度本身，其存在“往往不是因为能有效地运作，而是因为没有可行的替代办法，或者是虽有替代办法、但此办法却不受现行制度背后的支持者的欢迎，而唯有这些势力才具备足够的可改变现状的权力”。[30] 随着经济危机的加重，另谋出路的看法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普遍，而改变暂时的权力平衡的愿望也会越来越强烈。
在这样的情况下，若把俄国现在的政治体制定性为“选举型民主”会是一种误导。它所反映的是一种“常见的误解”，它把任何举办了选举而又没有太明显的选举违规情形的国家都称为民主国家。[31] 用“选举型派阀政治”这个词来描述俄国的现实才更准确。它指的是一种政治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选举并非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监督和制衡架构内依法选择公务人员的手段，也不是直接选择强有力的、具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的过程（这样的人物会设法位居派系斗争之上、以多数民意的名义实行统治，即选举型民主或委托式民主），而是解决后极权时代各政治派阀之间彼此争执的手段，这些派阀通常是在法律的约束之外运作，法律甚至对它们毫无办法。
这并不是说，自由民主制度就永远不能在俄国生根开花。确实，自由民主体制是在欧洲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但这一体制随后扩散到了许多文化传统各不相同的国家，这证明了，多元政治的政治文化不仅在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中可以发展，在其他文明中也同样能发展。不过，既然自由主义在欧洲的发展较现代民主制度的出现领先数百年，所以，实现自由民主体制会需要相对较长的转型期。例如，有人认为，在印度，自由主义的发展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代就开始了，那时，印度本土的宗教宽容传统、不同文化、种族甚至阶层的和平共处，与英国人对法律的尊重结合到了一起。在希腊、日本、韩国、台湾、土耳其、波兰和匈牙利，民主政权得以巩固之前，都经历了很长的当地传统中的多元化因素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政治影响相融合的阶段，从而创造出具有独特民族特点的稳定的民主制度的温床。
俄罗斯传统中的某些因素也涉及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早在十九世纪，俄国的政治制度就已是相当自由的了，特别是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之后，从1905年开始俄国就实际上变成多元化了。虽然共产党政权中断了这一进程，对俄国社会对以前的自由主义的某些追忆依然存在。真正的选举实践的某些因素（如在学术和专业团体内）以及知识分子道德上的独立传统，在苏联时代仍然得以保留下来。最后，东正教教义中至少有一条解释强调精神自由的重要性，东正教在今天的俄国正赢得越来越大的影响。但以上这几个因素本身并不足以构成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这一制度最需要的是三权分立的信念，但这一信念至今仍然十分薄弱。只有当俄国的改革从根本上调整方向，这一信念的形成以及自由民主制度的巩固才会成为可能。
要建立民主制度，目前的俄国必须经历一个发展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理念的时期。要建立对法律和秩序的尊重，要创造出一个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系统，要保障司法和媒体真正的独立，而不是一面倒地强调选举和讨论抽象的货币政策。同时，要增强政府体系的地位，使公民和各社会集团都尊重各级各部门政府机关的决策。一个鼓励政治文化之必要转变的、强有力的、改革取向的政府当局可以争取做到这一点。不然，这个国家会陷入另一轮的无政府状态，或者是出现一个新的威权政权。那些旨在建立俄国的自由民主立宪体制的政治家们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作者简介】
亚力山大.鲁金（Alexander Lukin）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外交学院，获英国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他曾先后在苏联外交部、苏联驻华大使馆、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莫斯科人文和政治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工作。他是俄国民主党政治理事会理事，1990年至1993年当选为莫斯科市苏维埃（议会）议员并任其地区事务委员会主席，1993年和1995年曾两次竞选国家杜马（俄罗斯国家议会）的议员。牛津大学出版社去年出版了他的著作“俄国民主派：政治文化的研究（Russian Democrats: A Study of Political Culture}）”。本刊1997年第3期（总第62期）以“俄国政治1985-1993:俄罗斯民主派的形成和演变”为题，摘要译登了该书的部份内容。鲁金还在俄国、美国、英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发表了大量关于俄国和中国政治以及外交政策的文章。
【编者注】
原文载于Demokratizatsiya}, Vol.7, No.1(Winter 1999):93-117 (Heldref Publications)。本刊编辑部获The Helen Dwight Reid Educational Foundation许可翻译转载。
【注释】
[1] Robert A.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sis} （New Haven and Londong: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
[2]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New York: Harper 1942）, p.269.在当代的理论家当中，萨谬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和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及他的一些同事也持这种观点。见Samuel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5）, pp.7-10；Adam Przeworski, Michael Alvares, Jose Antonio Cheibub, and Fernando Limongi, "What Makes Democracy Endure?" Journal of Democracy, No.1（January 1996）, pp.50-51。
[3] Robert A. Dahl, Polya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2-3.}
[4] 参见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75-83；Anthony Arblaster, Democracy}（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98-99。
[5] 关于自由民主主义的各种观点的综述可参见Larry Diamond, The End of the Third Wave and the Global Future of Democracy} （Vienna,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1997）, pp.8-10.
[6] Diamond, The End of the Third Wave and the Global Future of Democracy}, p.7；Daniel A. Bell, David Brown, Kanishka Jayasuriya, and David Martin Jones, Towards Illiberal Democracy in Pacific As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Fareed Zakaria, "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Vol.76, No.6（November/December 1997）, pp.22-43；Guillermo O'Donnel, "Deleg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No.1（January 1994）, pp.55-69.
[7] 关于“选举至上主义的谬误（fallacy of electoralism）”，可参见Diamond, The End of the Third Wave and the Global Future of Democracy, p5.
[8] Larry Diamond, "Introduction: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Larry Diamond, ed.,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1993）, p.27。
[9] Michael McFaul, "Democracy Unfolds in Russia," Current History, October 1997, p.319.
[10] Michael McFaul, "There is a Charm? Explaining Success adn Failure on Russia's Transition Road," unpublished manuscript, September 1997, p.33. Courtesy of the author.
[11] 出处同上，第34页。
[12]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13] McFaul, "There is a Charm?" p.33.
[14] Jannie R. Wedel, "Clique-Run Organization and U.S. Economic Aid: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Demokratizatsiya} 4（Vol.4, 1996）, pp.571-597.
[15] Wedel, "Clique-Run Organization and U.S. Economic Aid," p.595.
[16] Isa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58）, p.14.
[17] Fareed Zakaria, "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 p.28.
[18] Ivan Il'in, O gryadushchey Rossii （Of Future Russia） （Moscow: Voenizdat, 1993）, pp.158, 26 e 172.
[19] Aleksandr I. Solzhenitsyn, "Presskonferentsiya v Stokol'me （Press Conference in Stockholm）, December 12, 1974, in his Publitsistika: Obshchestvennye zayavleniya, interv'yu, presskonferentsii （Paris: YMCA-Press, 1989）, p.130.
[20] A. Solzhenitsyn, Letters to Soviet Leaders （New York, Evanston, San Francisco, London: Index on Censorship, 1974）.
[21] A. Solzhenitsyn, Rebuilding Russia: Reflections and Tentative Proposal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1）, p.82.
[22] Jorgen Elklit and Palle Svensson, 1997, "What Makes Elections Free and Fair,"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8, No.3, p.34.
[23] A. Solzhenitsyn, Letters to Soviet Leaders}, p.53.
[24] Aleksandr Smirnov and Sergey Aleksandrov, 1998, "General na rogakh (General in Indignation)," Moskovskiy Komsomolets}, December 11, P.2.}
[25] 参见Andranik Migranyan, 1989, "Dolgiy put'k yevropeyskomu domu (The Road toward the European Home)", Novyy Mir}, No.9, pp.166-184；Igor Klyamkin, Interview in Moskovskiy Komsomolets, June 7, 1990.
[26] Quoted in Sogrin, ibid., p.113.
[27] See: Bell, Brown, Jayasuriya, and Jones, Towards Illiberal Democracy in Pacific Asia.
[28] See, for examle, Nicholas D. Kristof, "In Indonesia, Democracy's Dark Sid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26, 1998. p.1.
[29] McFaul在别的地方承认，总统候选人中至少有一位，即鲁日科夫，能够根本上改变游戏规则。MIchael McFaul, "Perils of Yeltsin's Passion," Moscow Times, April 2, 1998.
[30] M. Steven Fish, "The Pitfalls of Russian Superpresidentialism," Current History, October 1997, p.329.
[31] Elklit and Palle, "What Makes Elections Free and Fair," p.34.
一、选举和自由民主制度
二十世纪后半期，在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学家、特别是政治精英的思维中，民主是一种理想的、至少是人类社会的最佳可能的组织方式的信念已占据支配性地位。今天，基本上很少有人会去讨论民主是好还是坏，人们只是在哪一种民主形式更符合民主的要义或更纯正等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有的政治学家指出，当今世界上每个领导人和政治运动都希望被视为是民主的，这种现象导致民主这个词被“伸长”得“象个含混不清的大众化概念而缺乏严格界定和具体含义”。[1]
但如何理解“民主”的含义并非过时的命题。可以把关于民主的现代定义的诸多学者划分成两个主要的群体。一个群体沿袭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的理解，坚持认为选举是判断民主制度的实践上的唯一标准。[2] 而另一个群体则相信，不能单用选举来定义民主制度。而这个群体又可分成两派。一派把政治自由主义的要旨纳入了民主的定义，他们认为，一个民主的社会不应仅仅表现为有自由、公正的选举，也应表现为宽泛的多元主义。因此，他们视民主制度与其自由民主的形式为一体。[3] 而另一派则进一步地把社会和经济民主也纳入民主制度的定义，即要保障社会平等，至少也要有某种程度的社会公正。[4]
关于民主概念的讨论基本上是政治理论家们的事。而在现实政治中，熊彼德的定义占了上风。在当今世界上，西方的政府及非政府团体以及他们在非民主国家的反对派支持者们主张民主和自由化，号召在非民主国家立即依照当代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的规则组织全面选举。不管是在波士尼亚、俄罗斯、卢旺达，还是在中国或尼日利亚，选举都被当做是首要和主要的去除社会病症的药方。这一方法在许多国家取得了成效，若以是否实行自由公正的选举为标准来衡量，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数量正稳定地增长。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支持选举民主的人开始谈论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甚至引出了象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说的“历史的终结（end of history）”之类的奇怪的概念。
与此同时，一些坚持深入研究的学者最近注意到，在许多国家，选举并未产生一般所理解的那种自由民主，如高度的自由、法治、对个人和少数群体的自由与权利的保障等。[5]事实上，在某些国家，选举所产生的是相反的结果。对这种现象的分析导致一种对民主的新的理解，即把选举与自由主义区分开来；当仍然视选举为民主的核心要素时，，则把民主与自由主义区分开来。那些虽允许常规的相对自由的选举、但在其他所有方面都不符合自由民主体系的标准的政治制度，往往被定义为“选举的（electoral）”、“不自由的（illiberal）”或“代表型（delegative）”民主。[6]
按照这些新定义的支持者的看法，虽然世界上不自由的民主快速增多，它们当中只有很少的一些变成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形式。这些人警告说，对正式选举的方法之评估并不见得会有助于了解一个政治系统的更基本的方面。[7] 在俄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度里的民主化经验可以为有关的讨论提供重要的素材。
二、俄国的民主化和民主转型的理论
在俄国最近的民主化中有两种主要理论，一种应用流行的“转型”和“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理论而拒绝采用文化因素方面的解释，另一种使用老式的俄罗斯政治文化观点，认为俄罗斯的威权主义文化传统排斥自由民主。这后一种观点明显的过于简单化和陈旧，它在定义上是静态的，不能包容政治文化的任何重要的演变，然而，这些演变实际上是相当明显的。在一些国家自由民主制度最终能稳固下来的事实表明，原有的政治文化并不是绝对的、具决定性的因素，它可能随着时代的推进而出现重大转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每个具体的历史阶段信念就不发挥作用。就象拉瑞.戴蒙德（Larry Diamond）所说的，“不管政治文化维持不变还是发生了变化，它都会影响并约束民主化的可能进程”。[8]
然而，当人们试图从理论上总结俄罗斯民主化的进程时，他们经常忽略了文化因素。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ual）的看法。他把今天的俄国视为一个已经完成了向选举民主转型的国家，所有的政治活动家都“同意一套新的（尽管还只是最低标准的）以社会大众的选举为政治权力的唯一合法来源的政治竞争规则”。[9] 麦克福尔在分析中把两种方法揉合在一起了。其中之一是“理性选择”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政治过程是由采用理性决策选择的个人决定的，这些人在选举中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并按照预期的效用使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他采用的另一种方法是政治转型理论，这一理论视政治转型是主张转变和支持旧政权的两个群体之间的一场斗争，是在位者与向其地位挑战的人之间的斗争。在某些情况下，这两个群体会达成一致意见，以建立一套新的决定政治行为的规则。这样，转型就得以顺利地成功。而当双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转型就会失败。后一种理论是建立在当代对制度转型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它认为成功的转型的条件是，“这场双方拉锯式的转变过程所涉及的范围越窄，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可能性就越大”。[10]
麦克福尔把俄国的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即从1991年8月的起义到苏联解体为止的第一个阶段，以1993年总统与最高苏维埃之间的武装冲突为代表的第二个阶段，都不成功。他认为，在这两个阶段，“并未达成关于新政治规则的一致意见，也未通过谈判来形成协议，相关的政治势力越出了现存的游戏规则以追求自己的利益。因为求变的诉求涉及面太宽泛，而抗争的双方之间权利的平衡含混不清，因此两极化的阵营彼此对抗，运用零和博弈式的策略，直到一方胜出。”这样，他把转型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求变的诉求所涉太广，认为它不仅包括了政治制度的改革，还包括了新的财产关系的引入、国家主权的诸多改变以及重新界定国家和国内疆界的需要。麦克福尔认为，在第三阶段求变的诉求所涉的范围和议题显著地收缩了，国家主权、疆界和财产关系的重新分配等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唯一剩下来尚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只是寻求一种新的政治权利的平衡。所以，根据麦克福尔的看法，此时要寻求新的政治权利的平衡就容易得多了：最强有力的政治势力推行了一套新的规则并把它纳入1993年的新宪法，不同政治势力间权力的分布改变了，新的权力平衡被所有主要的政治势力（包括新规则的制定者叶利钦）所认可，虽然这样的认可是有限度的，但有关各方都能“遵从新的制度架构下的自我约束机制”[11]。
这种按照求变诉求范围的宽窄来解释政治演变的成功的说法，虽然建立在时髦的现代理论基础之上，但事实上却相当平凡。其主要论点所反映的只不过是个常识，即改变越少，变化过程就越容易。然而它并未回答这样的重要问题，在转型中国家求变的诉求差不多相同的情况下，为什么在有的国家转型既快且易、并最终取得成功，而有的国家的转型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甚至失败。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考虑到文化的因素，要分析主要政治势力对转型目标、动机和理想的主观理解。让我们以爱沙尼亚、俄国、乔治亚和塔吉克斯坦为例来作一比较。在这四个国家求变诉求是相对一致的，即要解决新的疆界、新的主权、财产的重新分配并重新考虑内部的政治平衡，但这四个国家转型的结果却完全不同。同样地，在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之间，或在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之间，也有相似的情形。民主制度在一些国家失败（特别是当原殖民主义势力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改行民主制度时）、却在另一些国家存活的事实表明，研究这些转型问题时有充份的理由引入阿尔蒙（Gabriel Almond）和韦尔巴（Sidney Verba）的政治文化概念[12]，并置其于首要位置。由此看来，要全面地观察俄国的转型，就必须把文化因素引入转型理论。
从总体上讲，人们也许可以同意麦克福尔的“理性选择”观点，即“主要政治势力之间对权力平衡的共识越大，有关各方就越可能接受一套新的规则”。[13] 但必须澄清的是，在某一社会的特定时期里，什么样的行为被认为是理性的（或不理性的），是由其政治文化决定的。例如，一个日本的学生大学入学考试失败后，可能会把跳楼自杀视为理性行为。因为，日本社会普遍认为，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人的生活不仅是缺乏理性的，而且是丢脸的。而一个俄国的学生则更可能把这样的自杀视为不理性的、甚至是犯傻的行为，他会喝掉一瓶伏特加酒以便忘掉这次失败，然后等待明年再考。这并不是说，在大学入学考试失败的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一个俄国学生会自杀。但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学生遇到这种情况时自杀的例子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文化对态度的影响并不是一个铁律，因为每个人的行为也为其他多种因素所决定。但有关文化如何影响态度的知识使我们可以判断由统计数据表现出来的最可能的典型行为。要判断政治行为也是如此。在美国，争取某个少数族裔权利的活动很可能会视政治游说和运用大众传媒影响公众舆论为合理的做法。而在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那里，他们相信个人为正义的理由而献身将开启直通天堂之路，所以可能会把在一辆坐满了无辜乘客的以色列公共汽车上引爆炸弹自杀视为是一种理性行为。在一种政治文化里，为一个理念战斗到底直到最后的胜利并献出自己的生命，会被看作是理性的行为；而在另一种政治文化里，为达成现实可能的结果而妥协也会被当作理性行为看待。
所以，不懂得当事人自己对理性行为的理解，就不可能解释个人或政治群体的选择。在转型时期，主要政治势力之间就权力平衡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与社会上一般的对共识的主观导向有关，要看是否有意愿形成共识，以及对共识的必要性是如何理解的。如果某一政治文化缺乏分享权力的习惯、传统和愿望，因而排斥对共识的理解，那么，就很难甚至不可能形成权利平衡的结局。
三、苏联的政治文化和苏联的解体
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政治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缺乏关于分享权力之必要性的信仰。在俄国政治家和政治问题分析家的话语或理论文章中，在他们所提出的种种口号、方案中，并不缺少三权分立、权力制衡之类的诉求。而在政治文化的整个体系中，对这些诉求的解释却反映出不愿分享权力的倾向。这些从西方或从1917年以前的俄国政治话语中借来的、关于权利制衡的说法，在今天的俄国通常被视为达到更高政治目标的手段，此目标即建立一个理想公正的社会，为人人带来繁荣。如果这些手段并未导致理想的结果，就会被牺牲掉而代之以更实用的手段。就此而言，法治、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权利、宪政下的政府权力分立等，虽然被看作是重要而又值得追求的，但其地位显然低于其他政治目标。
在苏联的政治现实和政治文化中可以看到这种功利型民主化的根源。有不少学者试图用理论来解释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社会，他们大多数是政治学家，但他们往往表面化地把西方的政治学概念套用到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俄罗斯现实中，因而这种搬用是不恰当的。韦德（Janine Wedel）所做的一项研究似乎是目前最成功的，她应用人类学的方法，把今天俄罗斯的政治过程看作是政治派阀和帮派之间的斗争[14]，但她没有说明新的俄罗斯派阀政治系统的来源和发展史。要了解这一来源，就必须仔细地分析苏联的晚期历史。
传统的苏联政治体制的特点是权力的高度集中，这就是它经常被称为“极权主义”的原因。但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并不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是莫斯科的苏共中央当局在全盘操纵权力。各级地方政府和各个政府部门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行使着他们的权力。苏联极权主义的本质是，在全国没有哪个机构或个人的活动领域不受国家机器中更高层次的机构或个人的掌控。理论上，每个画家、作家、演员都受一个更高层级的国家机器的控制，如艺术家协会、作家协会或演员协会。这些协会又受政府的主管部门的控制，而这些政府主管部门则对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相关部门负责。整个架构向上直到苏共中央政治局，理论上，政治局对所有的事情都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当然，在现实中，政治局不会直接开除或雇佣每一个人，也不会直接指导每个画家画什么画、每个歌唱家唱什么歌，但在某些重要的特定场合，政治局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有时最高当局会准许、有时甚至鼓励不同主管部门之间的竞争（例如，在克格勃、内务部、总检察长办公室之间，或在中央各部或地方当局之间），但始终有一个更高层级的权威居于这样的竞争之上，控制全局并在主管部门之间的对立走过头时加以制止。各级代议机构（苏维埃）要服从其执委会，执委会则对同级党委负责，而执委会及其同级党委都要接受上级党委的领导。虽然在苏联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各自追求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诉求，但直到戈尔巴乔夫领导的前期岁月，这些群体都必须通过官方渠道活动，服从更高的权威。他们甚至没有权利宣传自己的诉求，而只能向上反映他们的要求。
这一体制当然对民众的信念有巨大的影响，连俄罗斯民主派也不例外。俄罗斯民主派把推进民主化看作是必要工具，以摧毁腐败、无效和蛮横的共产党官僚们的绝对权力构成的系统，然后以民主派的类似的绝对权力取而代之。他们相信，只有“好人”的绝对权力才能保证建立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而这样的社会的最重要的特徵是，法治、权力制衡、公正、繁荣、所有人的愿望都能实现、为所有人创造出未来。既然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是个一体化的权力体系，所以共产党的权力和整个政府都被视为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障碍；而要去除这个障碍，就有必要从下而上地摧毁整个的权力金字塔。
1991年这个权力金字塔的核心消失了，同时其整个结构也垮了，而残留的则是许多分支，如各级苏维埃、各级政府的主管部门、各层政府的代理机构、工业部门、研究所及其他单位，它们都失去了上级领导者。经过一段短暂的混乱时期，这些机构开始巩固他们的官僚权力，对过去归他们管辖的下属机构发号施令。由于缺少来自上面的控制，又没有权力分享的概念，这些派阀开始在他们以前的领地和可争夺的地盘内夺取绝对权力。他们有些自称是“民主派”，有些标榜为“爱国者”，还有些则政治上保持中立。这些派阀有的是在特定的地域内巩固自己的权力（如地方当局的政治精英），有的是在其垄断的行业内建立自己的天下（如石油天然气总公司Gazprom、俄国公共电视系统及其他一些“私有化”了的部门垄断系统），还有的则是以过去的朋友、同事为核心组成的（如丘巴依斯（Anatoliy Chubays）领导的颇有影响力的圣彼得堡派系），此外还有一类帮派是在以前的非法活动关系网（如有组织的犯罪集团等）基础上形成的。当然，许多这样的势力彼此盘根错节，新、老派系相互间的混杂过程也十分明显（更准确地说，是原党政官员组成的新派系和过去无官员身份的老关系网之间的混杂）。他们在一点上是共同的，不管是新派系还是老帮派，其目标都不是彼此分享权力和责任，而是摄取尽可能多的权力和财产。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支持财产和权力的私有化，并要求实现对到手资源的“统治权”。
这些派系的相互斗争部份地与他们政治上的差别有关，但政治上的差别不是派系斗争的决定性因素。在这方面有一个鲜明的例子，那就是行政当局与苏维埃（议会）之间的斗争，在1992年至1993年期间，从地方到联邦各级都出现了这样的斗争。这些冲突其实与各方在政策方案或发展道路等问题上的歧见关系不大，而是与派阀型的官僚机制各部份之间的摩擦有关，这样的官僚机制是其旧上司和主宰苏共留下来的。
1992年至1993年，“苏维埃”派阀的最高领导者茹斯兰.哈斯布拉托夫（Ruslan Hasbulatov，最高苏维埃议长）并不把他领导的机构看成是西方型的议会，而是视之为苏联式的政府部门，并据此实施控制。他试图在全国各级苏维埃内引进严格的、由上而下的垂直领导式官僚纪律，不仅要求在最高苏维埃内部如此实行，而且要求所有的较低层级的苏维埃服从上一级苏维埃的领导（即区苏维埃向大区苏维埃报告工作，而大区苏维埃则向哈斯布拉托夫本人负责）。虽然宪法赋予哈斯布拉托夫的职责只不过是主持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但他却相信自己是全国各级苏维埃系统的头头。既然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哈斯布拉托夫就据此把自己看作是全国的最高领导人。
同样地，叶利钦也视自己为全国的最高领导人，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作用只是国家行政部门的一个普通负责人，而以为自己是高居于所有权力机关之上的“宪法的保障者”。由于叶利钦与哈斯布拉托夫不同、是通过全民选举而当政的，这令叶利钦充满信心地认为，他的权力不受法律或宪法上正式规定的约束、是无限的。而宪法法院院长瓦列里.索尔金（Valeriy Zor'kin）也认为，自己所代表的是凌驾于代议机构和行政部门之上的国家最高权利机关，职权并不限于解释宪法条文。他经常给总统和议会下指示，告诉他们应当如何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甚至连副总统亚历山大.鲁兹阔依（Aleksandr Rutzkoy）也要求与总统享有平等的权力，理由是他和总统都是以同样的选票由选民选出来的。
事实上，虽然“民主派”和共产党的支持者在选举过程中势不两立，但一旦当选进入议会（苏维埃）之后，他们就开始彼此合作，并与他们以前的政治兄弟、现在任职于行政机构各部门的官员发生冲突。这清楚地表明，这场权力斗争的特点并非意识形态之争，而是一种官僚体系内部的权力之争，它发端于基层的政府机构，然后才表现为中央层级的权力冲突。这样的权力斗争最早爆发于莫斯科市的“十月”区，在该区民主派占上风的区议会与议会的民主派主席伊里亚.扎斯拉夫斯基之间，出现了权力斗争。这场冲突最后因效忠于民主派总统的军队炮轰民主选举出来的最高苏维埃大楼，而于1993年十月告终。在这样的权力斗争中，每一次相关各方都相互指责对方是极权主义式的、非民主的，但同时又都采用旧的苏联政治斗争模式去压制反对派。
在前苏联以及此后俄国的“民族”共和国的一些地区，那些极力宣称自己拥有统治权的做法，其实也可以被视为原来的极权主义式体系分解后各实力派之间的官僚式权力斗争。在那里，民族主义口号常常只不过是这类斗争的前导话语（当一个地区并没有居多数地位的民族、而民族间的摩擦也不尖锐时，情形就更是如此）。每个地方当局都想在其小小的辖区内建立自己完全的统治，并把辖区内现存的所有财产摄取到自己的控制之下，有时这样的做法会达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例如，莫斯科市的“红泉（Krasnopresneskii）”区民主派居主导地位的区议会做出了决定，宣布该区政府的统治权不仅囊括所有的区属财产，甚至也包括该区地理范围内的空域。上文提到，有一种理论认为，制度转型的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求变诉求范围的大小，而现实中俄国基层政府各官僚派系之间尖锐的权力斗争，却提出了一个与此观点相反的论题。显然，在城市的区政府这一级，转型所涉及的任务比全国范围的转型任务要窄得多，但是，从权力斗争如火如荼这一现象来看，似乎在区政府这一级与中央政府层级并没有什么不同。
所谓的“私有化”过程也是被官僚式派系政治所左右的。国家财产转移到真正的私人所有者手中的情形十分罕见，而普遍的规律却是，这些公有财产被原来的国有企业经理、其亲友及与他们有关系的人们摄夺一空，而他们实际上也几乎不付分文。俄国的这一过程与拉美或南欧“典型”的专制政权之民主化过程完全不同。因为，在拉美或南欧，原来就存在着市场经济和自由政治基本架构的主要要素。而在苏联，民主化却演变成一个把极权体系解体成许多个仍然具极权色彩的子体系的过程。以前，一切都隶属于一个“老板”；现在，当这个旧“老板”消失后，人人都急于把他们所能抓到的任何东西控制在自己的手中。结果，他们不仅争夺权力、财产，甚至还要争夺空气。
大多数西方的分析家并不了解这一斗争的实质。他们一厢情愿地把俄国的政治活动家划分成两类，保守派和改革派、旧体制的支持者和新体制的推动者、民主派和“红色”政治势力。西方一些有影响的势力识别所谓的“好人”的理由常常也是相当表面化的。例如，韦德（Wedel）就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把圣彼得堡派系的那些人认定是改革俄国经济唯一的聪明人，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因为，这些人能说流利的英语，能使用西方政治家熟悉的经济术语，以前在西方的大学学习过，一向自称为“改革派”，与西方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有私人联系。其实，这一派系并非俄国唯一的“民主派”势力，这个派系甚至也不是俄国诸多的“民主”派和“改革”派势力中最有影响的力量。当西方倾全力支持盖达尔─丘巴依斯这一派系时，他们就犯下了大错误。西方国家的政策不是促成共识、妥协、权力分割和三权分立，而是鼓励诸多政治势力中的一个派系去摄取所有的权力，同时把其他的势力撂在一边。这样，这个得到西方支持的派系就得以掌控政府预算、绕过议会和政府依宪法实施的控制、忽视现存的法律。西方国家这些方法的谬误在于，它以为“可以通过支持特定的集团来建立可持久的制度，却未协助俄国建立法治及相应的转型过程”。[15] 当然，在俄国确实出现过旧体制的支持者，也有新体制的支持者，但不同派系之间的新、旧体制之争很快就消失了。一方面，所有的政治人物及势力都期待着变化，希望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能对自己有利；另一方面，所有这些势力都是在旧式政治思维的影响和框架内行动的。
在这种情况下选举的作用十分独特。首先，在戈尔巴乔夫统治的最后几年里，选举曾导致统治精英结构的重大改变。然而，当权力再分配完毕后，各派系的领导层就逐渐开始把选举当做一种手段，以便把扩大本派权力的努力合法化，同时压制其他派系。这加速了政治体系的离散倾向，导致危险的（有时甚至是武装）冲突。尽管民众不认为原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有合法性，在选举中也不选他们，但原来的各级干部却在新的俄罗斯选举中当选并获得了合法地位。
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不应该把苏联的解体及随后发生的事件与西班牙、葡萄牙或某些拉美国家的威权政权终结相提并论，那些国家曾相当长期地保持着有限的自由化。苏联的解体只能与另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巨人──中华帝国的瓦解相比较。在中国，1911年的辛亥革命导致传统的中央集权的政府解体了，而1913年的选举有加速了这一解体的过程，结果出现了以军阀为首的地方军事割据势力以及与政府密切挂钩的强大的寡头派阀，这种情形与苏联解体后的局面很像。随后中国陷入了种族和地区的冲突及战争，直到最强大的派系（恰好是共产党人）完全控制了全国，冲突和战争才停止。
四、极权体制的崩溃和建立民主政治
伊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他的经典著作《自由的两个概念》中指出，既然在民主制度下多数人毫不留情地把自己的意愿加诸于少数人，而一个经过启蒙时代的自由的专制政权在理论上可能比民主制度提供更多的自由，所以他强调，“从这个意义来讲，自由在逻辑上与民主或民众的政治自主并无关联”。[16] 直到最近，西方的政治学家才开始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当民主的理念播种在缺乏民主氛围的土壤中时，可能未必创造出更多的自由，甚至可能导致原来已有的有限的自由空间也告终结。除了历史上有典型的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藉民主选举而上台的例子，近来又有几个人们时常提到的案例。例如，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在选举中差点获胜，结果该国政府不得不取消选举；在南斯拉夫，每个共和国的选举都为极端民族主义势力打开了通向政治权力的大门，结果导致种族间的战争和联邦的解体。最近，法利德.扎卡瑞亚（Fareed Zakaria）在一篇耸人听闻的文章中说，当今的世界并非自由世界，而是一种不自由的民主，因为民选的领导人压制公民自由之势正俨然抬头。扎卡瑞亚认为，“宪法保障下的自由体制导向民主，但民主似乎并没有带来立宪自由体制”。他指出，“过去的二十年中，在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亚洲的部份国家，不少没有立宪自由背景的专制政权让位给了民主政治，但其结果却不见得令人感到鼓舞。”[17]
很可惜，无论是西方的政治学家，还是俄罗斯的民主派，都未讨论过在苏联引入民主程序的可能的负面影响。这两类人都认为，自由选举将不可避免地终结共产党的统治并让民主派上台，后者则将创造一个西方式的自由立宪民主体制。他们既没考虑到大众信念会在选举中产生什么样的作用，也未考虑到俄罗斯社会结构的特殊性。
不过，也有一些俄罗斯学者预见到了可能来临的威胁，其中之一人是1922年被布尔什维克政府流放到国外的流亡哲学和政治思想家伊万.伊林（Ivan Il'in）。伊林相信，1917年俄罗斯第一次民主化的失败以及欧洲法西斯政权登上舞台，给那些正试图寻找俄罗斯后极权时代政治发展道路的人上了重要的一课。他认为，那些民主派政治活动家有一种教条式的信念，要把标准的民主制度引进尚未具备条件的社会里，结果导致了这些历史灾难。他预见到，如果经过了一个相对较长的“准备”时期之后，1917年在俄国引进民主的企图仍然失败的话，那么一旦共产主义体制崩溃了，局面恐怕就难以乐观了。伊林在写于四、五十年代的文章中指出，长期的极权主义统治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特点。他的看法是，“如果在共产主义结束之后有什么东西能给俄罗斯带来新的巨大的冲击的话，那准是那种在极权暴政终结后顽强地引进民主制度的尝试。这样的暴政有足够的时间去瓦解俄罗斯民主所必要的所有的前提条件，而没有了这些条件，只可能出现暴民的骚乱、普遍的腐败和唯利是图，反对共产主义暴政的新的民主只会是表面层的东西”。伊林预见到了这个国家解体的真实可能性，他觉得，俄国将会分裂成“一群小而弱的实体”，其结果是，“俄罗斯的领土将会被无休止的争执、冲突和内战所纷扰”，分裂的俄国将“变成一个巨型的‘巴尔干地区’、长期的战争之源、纠纷的温床”，会成为“整个世界的难以治愈的祸源”。[18] 他认为，要摆脱这种困境，需要在初始阶段先引入强有力的威权体制，这样的体制可以教育民众并回归到常态，为此需要增加自由的程度、通过渐进地推行选举并扩大选举权而丰富民众的政治经验、保障私有财产权、推动资讯和教育的独立发展等。
那时，伊林的看法在苏联国内和海外的苏联移民群体中的影响都很有限。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他的看法在苏联国内还是得到了一些回响，特别是著名的作家阿历克山德.索尔任尼琴回应了伊林的看法。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索尔任尼琴在演讲和文章中都呼吁，要用缓慢、谨慎、平滑的方式摆脱极权体制。因为，“若突然宣布民主，会导致我们国家内部出现种族冲突，结果会断送了民主”。[19] 1973年，当索尔任尼琴还留在国内时，他曾给苏联领导人写过一封公开信，试图让他们认识到，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注定要失败，所以他们应该考虑一条理性的出路。他提出的建议是，苏联领导人应该在维持其政治权力垄断的同时，拒绝官方的意识形态、允许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实行法治、在民众中培养财产所有者的心态、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20] 1990年，当索尔任尼琴分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他再次涉及到从极权体制转型以及民主问题。他尖锐地批评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perestroyka}）”政策的混乱后果，他表示，自己并不是“主张未来的俄国不需要民主，俄国非常需要民主，但既然我们的人民对错综复杂的民主生活完全缺乏准备，民主只能渐进地、耐心地由下而上地建立起来，要使之得以扎根，而不是突如其来地从上面宣布并一下子就实行全盘民主”。[21]
苏联及西方的民主派都排斥伊林和索尔任尼琴，指责他们在鼓吹专制，甚至说他们主张法西斯主义。西方国家和俄国的反对派都有一种居支配地位的信念，以为直接选举能够包治俄国的百病。最近对扎卡瑞亚（Fareed Zakaria）的类似批评也源于此见，其实扎卡瑞亚的唯一错误只不过是指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在英国的前殖民地国家里，英国的威权式殖民统治为相对稳定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可扎卡瑞亚发表了他的看法后，立刻就被指责为鼓吹殖民主义。然而，今天有许多专家已承认，既然“最终的目标是推动政治的持续发展直到建立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政治，那么就不能忽略民主选举的前提条件”[22]，所以，对不成熟的选举提出质疑，并不见得就是鼓吹法西斯主义或殖民主义。
后苏联时代的俄国政治发展表明，悲观主义者大体上是对的。如果把那些批评直接在苏联引进全方位民主的人指责为自由民主的敌人，指责他们要为俄国出现的新权威主义之灾负责，那是没有道理的。这些人的分析其实并无谬误:原则上在一块毫无准备的土地上是不可能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而在这样的条件下组织的选举，不可避免地或者导致无政府状态，或者产生出一个被选票合法化了的新威权主义。许多摆弄理想主义或过时的传统观念的政治和政治学“专家”们曾指责索尔任尼琴所作的政治预见，但索尔任尼琴的预见却被证明确实是相当现实的。人们今天唯一能庆幸的是，他关于苏联各族人民之间会出现全面种族战争的预言还未成真；这位作家曾以为，会有几百万民众死于这样的种族冲突，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是，最近在俄国死于这类冲突“只”是成千上万人而已。但索尔任尼琴的主要结论却似乎是正确的:如果没有转型阶段，民主在俄国就是“假的和不成熟的”；就可预见的未来而言，“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是否愿意，俄国都注定会出现一个威权统治”。[23] 当然，历史的演变总有各种各样的可能，而俄国也很难永远停留在威权状态。不过，在最近的将来，民主政治在俄国全面成熟的机会是很小的。
现在，俄国的政治体制已经是威权式的了。它之所以未变成完完全全的专制，并非受政治文化或宪法的制约，而是因为中央政府的软弱、在尚存的民主程序基础上对叶利钦总统个人的尊重、以及西方对俄国政治的看法。同时，中央政府的软弱也给了地方领导人相当大的机会。那些不那么在意民主制度和西方看法的地方领导人，已经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压制型专制统治（比如在远东的沿海边疆区、巴什基利亚共和国、鞑坦、卡米基亚和其他地区）。
今后的前景并不乐观。现在，宪法法院已经决定，叶利钦总统不能第三次连任，有三个人可能在新的总统选举中去争夺这个位子，即莫斯科市长尤里.鲁日科夫、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的领导人亚历山大.列别德和现任总理叶夫根尼.普利马科夫。近年来莫斯科市稳定的经济增长使人们对鲁日科夫抱有希望，期待着新当选的总统能稳定全国的经济。但在政治上，即使从好的方面来设想，鲁日科夫的政权也可能是更象韩国的朴正熙当局或印尼的苏哈托当局。鲁日科夫更相信个人的作用，而对依法行事则不那么尊重。他控制了莫斯科市的媒体、法院和民选议员（他固然不会象共产党那样用行政手段去控制，但他是用资金和种种好处去控制），市政府里充满了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从1997年12月由市政府精心操纵的莫斯科市杜马（议会）的选举中可以看出，若在“鲁日科夫总统”的领导下，选举将会是什么样的。在那次选举中，尽管每个区有多名候选人，但莫斯科市民所选出来的多是市长所推荐的候选人，如此相当一致的可疑的选举结果只能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选举结果相提并论。
列别德将军也很难被视为民主制度的可能的推动者。虽然他在言论上强烈地表示要支持民主并反对腐败，他的实际活动却表明，他是个很少保持前后一致、恣肆行事的政治人物，所以是个相当危险的总统候选人。例如，他曾多次公开赞扬前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将军。他当选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长后，他还纵容属下逮捕了前任州长瓦列里.祖可夫的团队中的许多人，包括前任州长的副手们，在法庭审讯前就公开称这些被逮捕的人是罪犯。列别德的政治野心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些人的金融力量的基础之上，这些人包括现任的“独立国协”秘书长、一个强大的金融寡头集团的负责人保利斯.别列索夫斯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大型铝业集团负责人、被一家报纸称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的影子州长”的阿纳托利.布科夫（尽管列别德后来与此人有了争执），而这些人的声誉即使不算十分可疑、也至少是争议很大的。[24]
看起来，如果现任总理叶夫根尼.普利马科夫当选下任总统，民主政治的程序似乎有更大的机会存活下来，或许还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普利马科夫一方面维持了民主化和经济改革的成就，一方面在试图巩固政府并复兴经济。但不幸的是，西方再一次表现出对俄国形势的不甚了了，采取了等待观望的姿态。许多西方的观察家和记者明显地受到了“破产”的前“改革派”政府的影响，仅仅因为普利马科夫象西方的许多人一样主张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就给他贴上了“左派”、甚至“共产党人”的标签。虽然普利马科夫的政府竭尽全力地试图把这个国家推离整体性的政治经济混乱状态的边缘，但那些以前强烈地支持自称的俄国“改革派”、实际上用金融援助破坏了俄国经济的西方金融机构，拒绝给普利马科夫的政府提供任何实质性援助。考虑到俄国的庞大以及核武库的规模，这样的混乱肯定不仅仅只是俄国人民的灾难。西方的短视态度削弱了普利马科夫政府改善经济的能力，使得他成为总统的机会大为缩小。正因为了解到这一点，普利马科夫本人始终坚定地拒绝参加2000年的总统选战。
就象扎卡瑞亚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要让民主化转型取得成功，自由社会的发展必须领先于全面选举的引入。前苏联东欧地区的转型为这一结论提供了充份的证据。在象捷克共和国那样的有着古老而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国家，转型是最平和顺利的。在这方面，比较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转型经验尤其具有启发性。在加入苏联集团之前，这两个国家都未经历过足够长久的民主政治，而两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也同样薄弱。但早在五十年代后期，匈牙利的共产党领导人就开始了自由化，先在经济领域，然后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当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相继崩溃时，匈牙利差不多已经是这些国家中自由度最大的了。而罗马尼亚则一直受着东欧地区最残忍的极权专制的统治（或许阿尔巴尼亚更甚之）。因此，匈牙利朝着民主政治的转型毫无流血冲突，而且比罗马尼亚成功得多，但罗马尼亚却经历了流血的民众起义以及长期的不稳定。笔者甚至可以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匈牙利不仅得益于卡达尔领导下的共产党政权认真推进改革的成果，而且得益于上层的民主化受制于苏联的又一次可能的入侵。这样，在匈牙利先出现了经济、意识形态和立法方面的自由化以及基层民主化，然后才实行了自由的全国性选举。换言之，全盘民主化是在一块已经耕耘的土地上开花结果的。与1956年的形势相比，情况就再明显不过了。那时，民主化的引入十分迅速而且毫无准备，结果导致了混乱、派系间的武装冲突和私刑（当然这丝毫不说明当时苏联就有理由入侵匈牙利）。
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本可以在强势的威权统治下推行匈牙利式的自由化改革。几位著名的苏联政治学家，如安德若尼克.米格让扬和伊戈尔.克里雅姆金，曾在八十年代后期向苏联领导人推荐过这一政策。[25] 但当时要求实行全盘民主化的多数改革派抵制这样的政策建议。戈尔巴乔夫也缺乏象卡达尔或邓小平那样的共产党改革者的政治智慧、谨慎和经验。那时候并不存在可能阻碍民主化的外部威胁。戈尔巴乔夫失去了把马车置于马的身后那样的渐进式自由化的机会。从内部政治原因来看，戈尔巴乔夫受到了那些熟知西方政治思想却不谙国情的顾问们的影响，试图把自由选举当做自由化的工具，以动摇共产党机器的权威（即使他这么做了，民主派教条主义者仍然批评他动作迟缓）。同时，他基本上未采取任何行动去改革经济或为自由化创造合法基础。事后很快就证明，不管共产党的权力结构如何僵化老旧，它事实上仍然是控制这个国家的唯一机器。戈尔巴乔夫摧毁了这个系统，又未能用新的系统来取代它，结果失去了对政治过程的控制，导致了政府系统的混乱而最终不得不下台。
叶利钦比戈尔巴乔夫更相信亲西方的顾问，他并未接受戈尔巴乔夫的教训，还犯了同样的错误。他没有致力于巩固由选票合法化了的权威、并利用他在民众中的声望去推动结构性改革，而是过份强调选举并批准实行所谓的经济改革。这样的改革把庞大的国有资源分配给了一群暴发户式的帮派，而未给社会带来任何明显的益处。叶利钦的政治风格与戈勒莫.奥唐奈尔所描述的“委托式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的某些要素十分接近。这位俄国总统相信，选民用选票所表达的信任给了他无限的权力，而自由社会的各种制度，如独立的法院和立法机构，只不过是对他的妨碍（在民主制度中有时这样的妨碍是不可避免的），只会干扰他、令他不能建立他想要的“大民主（Great Democracy）。这种看法在俄国各级权力机构的大多数民主派领导人当中其实是十分普遍的。不仅叶利钦总统如此，当时的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波波夫、圣彼得堡市长阿纳托里.索布恰克、莫斯科市十月区区议会主席伊里亚.扎斯拉夫斯基，以及他们的许多支持者也莫不如此，他们相信，你们既然选了我，现在就该让我来做我们认为该做的事。然而，与“委托式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所产生的领导人不同，俄国的民主派领导人从来没有置身于权力斗争之外（虽然叶利钦曾试图营造出这样一种形像）。无论是在公众的眼中，还是在现实里，他们都实际上是某一派系或派系联盟的领导者，依靠自己的派系去反对其他派系。
从俄国民主派的观点来看，提出了建立民主政治这一目标，就有理由去排斥某些民主程序。例如，“俄罗斯民主运动”的联合主席之一列夫.波诺马列夫就说过，“是的，（叶利钦总统的）不少行政命令是在紧急时刻签署的，是违宪的。但是，我把这些命令看做是一种创造。它们完全符合政治需要”。[26] 俄罗斯的民主派，特别是那些置身于行政当局的人，甚至在某些阶段认为，改革的敌人运用民主程序来破坏改革。那些当选的各级民主派议员与他们的行政同僚们持相同之见。结果权力和财富被各种新旧派阀或帮派所瓜分，1993年俄国陷入了混乱局面。总统的权力停留在纸面上，而他推动自由化改革的能力和意愿则几乎化为乌有。
五、从俄国经验中汲取教训
尽管俄国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去实现民主化，但今天的俄国仍然远离自由民主的状态，在这方面情况甚至比苏联的末期阶段还差。俄罗斯新的经验表明，在一个自由化不能领先于民主化、而又匆忙随意地引入自由选举的社会里，受宪法保障的自由民主制度很难生存下来。这并不意味着，因过快地推行民主化而面临不稳定的国家，就应当排斥所有的民主化努力并把选举搁置一旁，反而引进权威主义式的专制或把殖民统治者再请回来。在当今世界上，无论是从现实的角度、还是从伦理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主张都行不通。一方面，谁也无法保证一个权威主义或殖民主义政权会根据政治理论方面的建议而推行自由民主制度。许许多多的政权为了维持权力而不计手段，包括严厉的镇压，而这样的做法只会产生更多的矛盾。另一方面，为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以及人们对在这场斗争中失利者的同情，使任何具有人类情感的人都无法为了寻求一条理论上的理想的转型道路，而主张把无罪的人们投入监狱或剥夺他们已争得的自由。不过，在一些国家（如菲律宾、阿尔及利亚、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阿美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等国），仓促的民主化确实导致了无政府状态或新的专制。所以，俄国的经验以及这些失败了的或不很成功的民主化转型的经验，还是为寻找与此不同的民主化政策提供了充份的证据。
首先，正同扎卡瑞亚正确地提出的，西方的学者和政治家应该改变他们重点支持的对象，从支持专制政权国家里呼吁立即选举的力量，变成支持能推动持续的自由化改革、同时又能维持某种程度的稳定并巩固国家权力的力量。这些自由化改革不应仅涵盖经济层面。人们经常过份夸大了经济现代化的独特作用，认为它能成为政治民主化的基础。实际上，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就谈不上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虽可以创造出新的合约关系，但也仅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促进政治的自由化。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在一些社会里，新兴的企业家阶层完全可能与威权政权共存，而不要求更大的独立或更多的权利。[27] 比经济现代化更重要的，是立法和司法体系的健全和社会成员法治观念的增强，在这方面应该包括法院的独立、法治、三权分立、独立民间组织的发展（起初可以不一定是政治性组织，也可以是生态或环保组织）、新闻自由、宗教自由、意识形态自由等。这样的新环境更有利于创立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至少也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个新的、比较自由的环境中要维持一个有效的政府，这意味着警察、法院、税务、海关等机构以及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机构的渐进改革。只有在这样的改革过程中，统治精英的政治文化以及随后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才能改变，尊重法律和三权分立的概念才能被普遍接受。
其次，有必要承认，在事先没有政治和经济自由化的情况下仓促引进自由选举，不仅毫无效用，而且是危险的。这样的荒唐政策已经在前苏联辽阔的土地上产生了近乎无政府的状态。许多西方人士直到现在才开始懂得，在俄国这样一个拥有大规模杀伤力武器、又无法安全妥善地保存核材料的国家里，无政府状态会有多危险。最近，人们也开始担心印度尼西亚的自由选举可能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是又一个存在着各种各样复杂问题的大国。那里的选举可能会动摇原本就很脆弱的不同种族和宗教之间的平衡，使极端民族主义的领导人摄取权力。[28] 人们也可以想象，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里，有相当数量的核武器，还有许多经济、地区、民族和生态问题，如果在认真改革立法、司法系统以及整个权力机器之前，就引进自由选举，形势将会如何混乱。
俄国今天之所以陷入困境，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忽视了上述改革，又高估了选举的作用。现在，每个月在俄国的各级行政区域里都有一些选举，但政治文化却仍然停留在后极权主义时期。这些选举并未产生依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有效政府体系，相反，选举成了各种派阀争夺权力的手段，甚至成为犯罪集团干扰司法的手段。所以，笔者的看法与麦克福尔（McFual）不同，我不认为俄国的形势代表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民主的胜利。俄国的政治文化并未根本改变，而缺乏真正的自由化改革也遏止了这样的改变。不同政治人物之间暂时的权力平衡，只是各种势力集团中某一集团强度关山、把自己的意愿加诸其他集团之上的结果，这样的权力平衡并未建立在能被所有人真诚地接受的、新的稳定的游戏规则之上。一个新的俄国总统能轻易地忽视叶利钦宪法的某些条款或把这个宪法完全废除（这样的行动居然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因为当时为实行这一宪法的公民投票明显地是不正当的）。[29] 所以，斯迪文.费希（Steven Fish）的看法可能是对形势的更准确的描述。他认为，俄国政治制度的许多方面，包括民主制度本身，其存在“往往不是因为能有效地运作，而是因为没有可行的替代办法，或者是虽有替代办法、但此办法却不受现行制度背后的支持者的欢迎，而唯有这些势力才具备足够的可改变现状的权力”。[30] 随着经济危机的加重，另谋出路的看法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普遍，而改变暂时的权力平衡的愿望也会越来越强烈。
在这样的情况下，若把俄国现在的政治体制定性为“选举型民主”会是一种误导。它所反映的是一种“常见的误解”，它把任何举办了选举而又没有太明显的选举违规情形的国家都称为民主国家。[31] 用“选举型派阀政治”这个词来描述俄国的现实才更准确。它指的是一种政治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选举并非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监督和制衡架构内依法选择公务人员的手段，也不是直接选择强有力的、具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的过程（这样的人物会设法位居派系斗争之上、以多数民意的名义实行统治，即选举型民主或委托式民主），而是解决后极权时代各政治派阀之间彼此争执的手段，这些派阀通常是在法律的约束之外运作，法律甚至对它们毫无办法。
这并不是说，自由民主制度就永远不能在俄国生根开花。确实，自由民主体制是在欧洲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但这一体制随后扩散到了许多文化传统各不相同的国家，这证明了，多元政治的政治文化不仅在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中可以发展，在其他文明中也同样能发展。不过，既然自由主义在欧洲的发展较现代民主制度的出现领先数百年，所以，实现自由民主体制会需要相对较长的转型期。例如，有人认为，在印度，自由主义的发展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代就开始了，那时，印度本土的宗教宽容传统、不同文化、种族甚至阶层的和平共处，与英国人对法律的尊重结合到了一起。在希腊、日本、韩国、台湾、土耳其、波兰和匈牙利，民主政权得以巩固之前，都经历了很长的当地传统中的多元化因素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政治影响相融合的阶段，从而创造出具有独特民族特点的稳定的民主制度的温床。
俄罗斯传统中的某些因素也涉及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早在十九世纪，俄国的政治制度就已是相当自由的了，特别是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之后，从1905年开始俄国就实际上变成多元化了。虽然共产党政权中断了这一进程，对俄国社会对以前的自由主义的某些追忆依然存在。真正的选举实践的某些因素（如在学术和专业团体内）以及知识分子道德上的独立传统，在苏联时代仍然得以保留下来。最后，东正教教义中至少有一条解释强调精神自由的重要性，东正教在今天的俄国正赢得越来越大的影响。但以上这几个因素本身并不足以构成稳定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这一制度最需要的是三权分立的信念，但这一信念至今仍然十分薄弱。只有当俄国的改革从根本上调整方向，这一信念的形成以及自由民主制度的巩固才会成为可能。
要建立民主制度，目前的俄国必须经历一个发展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理念的时期。要建立对法律和秩序的尊重，要创造出一个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系统，要保障司法和媒体真正的独立，而不是一面倒地强调选举和讨论抽象的货币政策。同时，要增强政府体系的地位，使公民和各社会集团都尊重各级各部门政府机关的决策。一个鼓励政治文化之必要转变的、强有力的、改革取向的政府当局可以争取做到这一点。不然，这个国家会陷入另一轮的无政府状态，或者是出现一个新的威权政权。那些旨在建立俄国的自由民主立宪体制的政治家们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作者简介】
亚力山大.鲁金（Alexander Lukin）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外交学院，获英国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他曾先后在苏联外交部、苏联驻华大使馆、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莫斯科人文和政治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工作。他是俄国民主党政治理事会理事，1990年至1993年当选为莫斯科市苏维埃（议会）议员并任其地区事务委员会主席，1993年和1995年曾两次竞选国家杜马（俄罗斯国家议会）的议员。牛津大学出版社去年出版了他的著作“俄国民主派：政治文化的研究（Russian Democrats: A Study of Political Culture}）”。本刊1997年第3期（总第62期）以“俄国政治1985-1993:俄罗斯民主派的形成和演变”为题，摘要译登了该书的部份内容。鲁金还在俄国、美国、英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发表了大量关于俄国和中国政治以及外交政策的文章。
【编者注】
原文载于Demokratizatsiya}, Vol.7, No.1(Winter 1999):93-117 (Heldref Publications)。本刊编辑部获The Helen Dwight Reid Educational Foundation许可翻译转载。
【注释】
[1] Robert A. Dahl, Democracy and Its Crisis} （New Haven and Londong: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
[2]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New York: Harper 1942）, p.269.在当代的理论家当中，萨谬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和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及他的一些同事也持这种观点。见Samuel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5）, pp.7-10；Adam Przeworski, Michael Alvares, Jose Antonio Cheibub, and Fernando Limongi, "What Makes Democracy Endure?" Journal of Democracy, No.1（January 1996）, pp.50-51。
[3] Robert A. Dahl, Polya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2-3.}
[4] 参见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75-83；Anthony Arblaster, Democracy}（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98-99。
[5] 关于自由民主主义的各种观点的综述可参见Larry Diamond, The End of the Third Wave and the Global Future of Democracy} （Vienna,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1997）, pp.8-10.
[6] Diamond, The End of the Third Wave and the Global Future of Democracy}, p.7；Daniel A. Bell, David Brown, Kanishka Jayasuriya, and David Martin Jones, Towards Illiberal Democracy in Pacific As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Fareed Zakaria, "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Vol.76, No.6（November/December 1997）, pp.22-43；Guillermo O'Donnel, "Deleg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No.1（January 1994）, pp.55-69.
[7] 关于“选举至上主义的谬误（fallacy of electoralism）”，可参见Diamond, The End of the Third Wave and the Global Future of Democracy, p5.
[8] Larry Diamond, "Introduction: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Larry Diamond, ed., Political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1993）, p.27。
[9] Michael McFaul, "Democracy Unfolds in Russia," Current History, October 1997, p.319.
[10] Michael McFaul, "There is a Charm? Explaining Success adn Failure on Russia's Transition Road," unpublished manuscript, September 1997, p.33. Courtesy of the author.
[11] 出处同上，第34页。
[12] Gabriel A. Almond a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13] McFaul, "There is a Charm?" p.33.
[14] Jannie R. Wedel, "Clique-Run Organization and U.S. Economic Aid: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 Demokratizatsiya} 4（Vol.4, 1996）, pp.571-597.
[15] Wedel, "Clique-Run Organization and U.S. Economic Aid," p.595.
[16] Isa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58）, p.14.
[17] Fareed Zakaria, "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 p.28.
[18] Ivan Il'in, O gryadushchey Rossii （Of Future Russia） （Moscow: Voenizdat, 1993）, pp.158, 26 e 172.
[19] Aleksandr I. Solzhenitsyn, "Presskonferentsiya v Stokol'me （Press Conference in Stockholm）, December 12, 1974, in his Publitsistika: Obshchestvennye zayavleniya, interv'yu, presskonferentsii （Paris: YMCA-Press, 1989）, p.130.
[20] A. Solzhenitsyn, Letters to Soviet Leaders （New York, Evanston, San Francisco, London: Index on Censorship, 1974）.
[21] A. Solzhenitsyn, Rebuilding Russia: Reflections and Tentative Proposal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1）, p.82.
[22] Jorgen Elklit and Palle Svensson, 1997, "What Makes Elections Free and Fair,"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8, No.3, p.34.
[23] A. Solzhenitsyn, Letters to Soviet Leaders}, p.53.
[24] Aleksandr Smirnov and Sergey Aleksandrov, 1998, "General na rogakh (General in Indignation)," Moskovskiy Komsomolets}, December 11, P.2.}
[25] 参见Andranik Migranyan, 1989, "Dolgiy put'k yevropeyskomu domu (The Road toward the European Home)", Novyy Mir}, No.9, pp.166-184；Igor Klyamkin, Interview in Moskovskiy Komsomolets, June 7, 1990.
[26] Quoted in Sogrin, ibid., p.113.
[27] See: Bell, Brown, Jayasuriya, and Jones, Towards Illiberal Democracy in Pacific Asia.
[28] See, for examle, Nicholas D. Kristof, "In Indonesia, Democracy's Dark Sid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26, 1998. p.1.
[29] McFaul在别的地方承认，总统候选人中至少有一位，即鲁日科夫，能够根本上改变游戏规则。MIchael McFaul, "Perils of Yeltsin's Passion," Moscow Times, April 2, 1998.
[30] M. Steven Fish, "The Pitfalls of Russian Superpresidentialism," Current History, October 1997, p.329.
[31] Elklit and Palle, "What Makes Elections Free and Fair,"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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