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中国前途》国际研讨会纪要

在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创办十周年和《当代中国研究》杂志创刊十周年之时，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中华发展基金会于2000年8月25日至26日在纽约召开了《新世纪的中国前途》国际研讨会，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董事长丘宏达教授作了主题发言，与会学者交流了关于中国大陆社会经济情势和海峡两岸关系的看法，讨论了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来自中、美、日、英、法、荷兰等国以及港、台的近五十名社会科学学者参加了会议。现将与会学者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从海外观察国内问题的视角

关心国内问题的海外学者经常聚会讨论国内问题，但以往很少有人谈论从海外观察国内问题的视角。这次会议上不少人都提到这一点，并且指出，目前海外媒体关注中国社会的焦点与国内民众所关切的问题有一定的落差。前者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腐败、两岸关系和法轮功上；而从民意调查的结果看，国内民众对腐败的蔓延也非常关注，除此之外，他们还十分注意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问题，而后面这些问题却较少引起海外媒体的重视。当然，这种海内外视角的落差与国内民众人在局中、而海外观察者身处局外的位势差异有关。国内民众比较容易关心与他们眼前的生活和前途直接相关的事务，如对子女升学、加入世贸和西部开发的关注的背后，就隐含着对未来就业机会和收入预期的关注。

    一般来说，国内学者讨论的话题经常与政府一个时期的宣传导向和政策议论的中心有关；而海外学者则往往会把注意力放到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更具长远意义的问题上，他们的话语和议题有相对的独立性。海外学者判断国内的热点问题有几种可能的途径，如通过份析统计数据和国内媒体报导发现热点问题、在国内调查的基础上作出判断、跟踪国内学者关注的热点等，因此海外学者对国内热门话题的把握往往会滞后于国内学者。

    有的与会学者认为，由于海外学者一般不会被国内体制提供的利益所牵制，所以他们观察国内问题时可能比较充份地发挥“批评型思维（critical thinking）”式知识分子功能。他们可以采取只关心中国前途、但并不涉入政治利益的超然和前瞻的立场，坦诚、理性地指出一些在国内尚不便展开讨论的问题，这是海外学者观察中国问题时的一个优势。不过，他们对国内现象的直接观察也可能受到其接触面的局限。例如，在京、沪、穗、深圳四大最繁华都市的观感，与深入两湖或豫皖农村所得印象，当然不会一样；在城市里主要接触年轻一代的中上收入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还是接触下岗工人或进城打工的农民工，访谈者的结论显然会不同。所以，观察国内问题时要特别注意避免以偏概全。

    海外学者应设法逐渐缩小海外观察与国内观察之间的落差，不要脱离国内民众和学者的认知。随着国内学者对国外文献的了解日益增多，在把握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基本知识和发展方面，国内学者和海外学者的距离正在逐步缩小。例如，最近一年多以来在国内思想界争论自由主义的实质以及对“腐败有利论”的认识时，国内一些学者的学理性讨论就达到了较高层次，而海外学者中只有少数人加入了这场讨论。与会学者提出，应当进一步加强海外学者和国内学者的多元化交流，加深彼此之间的理解，存同求异，追求双方关注的最大交集点。毕竟推动中国大陆进步的主要力量只能、而且一定是来自国内民众。只有充份了解国内各阶层民众的需求，把握世界潮流的走向，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知识分子才能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起建设性作用。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的悲愿，若脱离了民众的需求，就难以发挥正面的价值；若脱离了世界的主流，往往会成为附庸风雅的工具。当此新世纪来临之际，任何不汇入人类发展潮流的民族都可能落伍，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

二、中国经济形势评估

    与会学者注意到了中国经济最近略有好转的某些迹象，但大部份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认为，即使短期内可能会出现经济回升，但从长期来看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最近，不少国内学者对经济走势发表了乐观的看法，其中的一种说法是“拐点说”。根据这一看法，自1997年以来中国出现的经济萧条只是暂时现象，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略为提高表明，经济增长已经度过了经济萧条低谷期的拐点，就象从字母V的左半侧下降到底部之后、转而成为上升的右半侧，这标志着中国经济正向着高增长不断攀升。但与会经济学者则认为，今后中国的经济大概很难恢复九十年代的那种高增长，而只会保持比较低的增长率，所以经济的走势可能更象字母L显示的轨迹，即经增长率经过不断下降的阶段后，将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上，而不会出现明显的攀升。

    几年来经济低增长有两个重要原因：第一，集体企业和个体（包括私人）投资的增长率呈趋势性下降，这与生产经济结构调整迟缓、多年盲目的设备投资造成生产能力过剩有关；第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经济萧条，农民消费下降。到内地农村考察过的与会学者指出，目前农村问题严重，主要表现是：一，种植业的收入扣除成本和多种税费及摊派后几乎所剩无几，农民种地还不如不种，所以他们不但不再进行生产型投资，甚至开始大量弃耕；二，农民无法在种植业上获得必要的收入，乡镇企业大批裁员，外出打工的机会和收入又明显减少，但由他们负担的养活基层政府的种种开销却越来越重，所以生活相当困难，大批农村学龄儿童因此失学；三，村级组织的财务严重亏空，许多村委会不得不借高利贷上交各种摊派和苛捐杂税，村平均负债达到六、七十万元以上，这种大量负债的局面危及村级组织的正常维系。以上问题近期内似无缓解的迹象，这将对农村和农业的长期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并威胁到全国经济社会的稳定。

    现有的消费格局无法支撑经济的加速增长，扩大出口的拉动作用又有限，目前的经济增长依赖政府投资，而财政为了维持投资规模，只能连年扩大债务发行并不断增税。在国民经济增长率连续几年徘徊于7％到8％的背景下，税收却每年以15％以上的速度增长。重税必然降低企业的投资能力，这正是近年来企业投资低增长的重要原因。今年国有企业的利润略有增加，但不应高估这种帐面现象的表面意义，因为上半年的工业新增利润中的一半来自石油价格上涨造成的石油工业盈利增加，此外，“债转股”企业停付银行利息、银行连续调降贷款利率、财政提高出口退税等也帮助了企业利润的回升，这些都不是企业经营状况改善的结果，很难说“国有企业已经脱困”。目前国家综合负债指数（包括政府负担的内债、外债和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已接近国际警戒水平，今后不能靠目前的加税发债办法维持经济增长率，政府用短期政策支持的经济增长已达上限。

    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在于，农村经济和工业这个经济基本面境况不佳，影响未来的经济前景。过去几年来在改善经济基本面这点上未取得明显的进展；相反，却沿着“走捷径”和“短平快”的方向，在经济基本面之外投注了很大气力，如“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假日消费”、“新经济”、“（汽车和商品房等）新经济增长点”、“西部开发”等。解决经济基本面的难题是绕不开、躲不过的。外资的进入量很大程度上将由国内经济的荣淡决定，何况中国这个大国也不能把维持经济繁荣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外国投资上，更不能坐等外商来帮助中国在经济基本面上“脱困”。从根本上改善和调整基本经济结构将是个比较缓慢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会面临一系列以往经济繁荣时期被掩盖的深层次矛盾的持续压力，很难指望用一些技巧性措施避开这些压力。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需要有政治经济方面进一步和彻底的改革作保障，加入世贸组织固然可以起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外部竞争只是外因，关键还在于国内的主动因应。应当正视今后制度转型中的困难，只有真正依靠广泛的社会支持、克服阻力及既得利益群体的牵扯，才可能创造出推动这些变革的社会政治条件。

三、过去二十年来社会政治环境的演变

    与会学者回顾了中国过去二十年来的改革历程，分析了转型期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的演变及其意涵。

    比较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改革，两个阶段的相同之处在于，受限于政治体制的架构，经济改革只能是局部性的，而且一直遇到来自极左思潮方面的阻力。这两个阶段改革的不同之处在于，八十年代比较强调思想解放，政府曾设立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目标，试图有组织地逐步推进。为了实现经济改革的目标，比较少使用“花钱买人心”的策略，因此，虽然在知识分子中对经济改革的目标有比较多的共识，但在干部和工人中则未必尽然，存在着经济市场化的社会阻力。在这一时期，党内改革派比较多地关注保守派的抵制，但未充份意识到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不平衡的转型过程中权力市场化可能造成的广泛的腐败现象。九十年代未再确立清晰明确的经济改革目标，而是形成了在意识形态上“不争论”的前提下放手让各级政府和企业“随意市场化”的态势，允许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利用各种权力和机会“创收”，腐败逐渐蔓延。九十年代上半期，因为将社会稳定放在优先地位，松动了对城市收入和福利的控制，知识分子和工人对收入福利的迅速提高是满意的，各级干部也因有了以权致富的机会而认同“随意市场化”的过程，这样一度形成了城市各阶层皆大欢喜的局面。

    在过去二十年的转型过程中，局部型经济改革的收效本来并不足以支撑高增长和城市社会的高收入高福利，但有三类不可再生的一次性机会有助于造就城市经济的阶段性繁荣，即动用改革前和改革初期积累的国家掌控的财力（包括财政收入、银行存款等）满足城市社会对高收入高福利的需要、利用金融和农村供销系统将农村创造的收益转移到城市来使用、以港台投资为主的大规模引入外资。八十年代的改革考虑到整体改革目标的实现，较少利用前两种机会，而第三种机会则直到九十年代才出现。九十年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与充份运用了这三种机会有关。但到了九十年代下半期，前两种机会提供的可再分配资源已经基本用完，财政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降到了低点，银行坏帐达到了令人担忧的水平，农村经济的萧条逐渐显露，同时港台投资的高潮也结束了。这样，城市经济的繁荣就变得后继无力，而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和银行潜在的金融危机，不得不开始削减对城市国有部门的资助补贴，并向城市居民转嫁部份福利性支出的负担，于是经济的疲态愈发突出。由此看来，目前中国经济的相对萧条并不是偶然的。由于上述一次性机会的消失，相当大部份的城市居民不再能享受九十年代上半期的那种高收入高福利的生活，却面临下岗失业、收入萎缩的困难。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缺乏公平竞争和公正分配的制度条件，在权力市场化和权力资本化的过程中，腐败的蔓延造成了一个依靠权力致富、生活奢华的既得利益阶层，占人口比例很小的中产阶层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政治权力，而占大部份人口的农民、进城打工的“流民”、城市居民的中低阶层则生计日益艰难，社会的严重分化已成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情势下已无法简单重复以前的经济策略，因为上述的一次性机会是不能再造的。新的既得利益者几乎垄断了所有资源，阻挠着任何可能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措施。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再不及时推行政治改革，听任局势自然发展，则经济基本面的困境必然继续下去，社会分化会不断加剧，以致于酿成越来越多的社会冲突，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就会分崩离析。

    与会学者也讨论了中国的教育问题，如文盲占人口百分之三十的比例居高不下、农村基础教育系统长期面临严重困难、国有高校师资素质不理想和师风不正、扩大城市民办教育的意义、高校扩招与今后毕业生就业门路变窄的矛盾、中国的青年学子再度争相出国等现象。其中如农民子女失学、拖欠乡村教师工资等老问题十五年前就列入了教育部的工作重点，至今也未见起色。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是社会现状的一个缩影，如果整个社会的诸多难题拖而不决，将影响教育系统的正常功能，进而阻碍下一世纪的人才培育和社会进步。

    与会学者还谈到了生态环境问题。目前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已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空气质量下降、耕地沙漠化等，在人均自然资源很少的中国，这直接意味着人民的自然生存空间的减少和潜在社会压力的增大，所以，从社会政策和社会稳定的角度看，在新世纪里保护生态环境将是一个非常紧迫、需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的大问题。

四、全面制度转型：新世纪之初中国面临的挑战

    可以说，当中国迈入新世纪时，也正是中国的制度转型处在一个转折点的时刻。首先，单靠理想主义式的改革口号由上而下地推动改革已难奏效，绝大多数推不动的改革都是被既得利益群体阻挡住的。例如，在农村试行的税费征收改革触犯了县、乡干部的利益而遭到抵制、无法成功；前几年提出了“公车改革”，要消除各级干部“腿上的腐败”，减少他们免费使用公家轿车带来的巨额浪费，现在也因各级政府部门的抵制无疾而终。其次，政府今后再没有资源去轮流安抚不同的利益群体，因此无法沿用过去二十年中屡试不爽的这个老办法缓解社会矛盾，而压制又不能阻止矛盾的积累。再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学习世界各发达国家多年积累的经济制度方面的经验，将推动中国的制度建设登上一个新台阶，但这个外来的冲击也将从根本上改变各级政府过去多年来已习以为常的工作步调和管理方式，会导致政府行为的“悄悄的革命”。今后各级政府不但很难再象以前那样简单地把利用外资当做稳定经济社会的工具，相反却可能因对制度转型准备不足而陷入被动。如何面对以上难题，能否努力寻求社会共识从而有效地缓解矛盾，是过去二十年来社会政治环境的演变留给新世纪的中国的最大挑战。

    坦诚地面对以上难题需要有高度前瞻的眼光和敢于接受现实挑战的准备。否则，就会出现容谏纳言之量见短、讳病忌医之相显露、空泛浮夸之语日盛、务实扶本之志渐弱的局面，而这样的局面显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令实际情势更加严重。最近，正当中国最需要政治改革来遏制日益严重、普遍蔓延的腐败现象时，一些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知识分子再度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制，使得思想界的气氛重又沉入不正常的“寂静”，这对解决新世纪中国发展和改革的上述难题自无正面的作用。目前基层民众、知识分子和相当部份的干部失望感很强，各种声音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希望能出现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只有顺应民意、因势利导，否则就可能引发潜在的社会对抗。

    不少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变革不但无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否则，执政者将误国、误民、误己。政治改革不仅是中国整体制度现代化的需要，而且也成了解决当前不少重要政治、社会、经济问题的必要或唯一手段。例如，大规模的腐败屡反屡犯、边打击边发生的局面就表明，这早已不是个别人的品行或道德问题，而是从现行体制中内生出来的弊端，唯有政治改革才能从根本上遏止腐败的丛生。又如，乡级政权过度膨胀，早已超出农民的负担能力，不精简机构就无法缓解摊派重、农民穷、农村萧条的局面，但上级政府很难主动砍掉自己在基层的“桩脚”，唯有把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的层次从村级提升到乡级，才可能真正有效地改革乡级机构。

    那种以为市场化能自动提出并解决政治改革任务的期盼，是一种历史浪漫主义的想法，中国制度转型过程中权力市场化的事实完全否定了这种说法。在中国从来没有人公开反对过民主，但却有种种强调政治改革条件不成熟、中国体制的本土特色等观点。东欧巨变后，“亚洲价值观”也一度被歪曲为抵制政治改革诉求的借口。中国在亚洲维持了大约两千年的文化霸权，从大约两百年前开始失坠。有趣的是，1890年时中国人把自由、民主拒之门外，更多地是基于对传统体制和国家利益的自卫心理；而今天中国取得了经济改革的一些成就，中国人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自豪感和自信心，但这也成了阻碍政治改革的新因素之一。如果抱残守缺，把“亚洲价值观”与自由民主完全对立起来，拒绝改造国家的权力结构，中国就不能及时形成能适应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和有活力、有道义性的政治系统，就无法与国际社会接轨，倘若如此，在新的世纪里中国的发展前景将很难令人乐观。随着亚洲各国民主政治的安定化和成熟化，任凭中国在国家体制的选择上踌躇不决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如果不能在社会矛盾积累到临界点而突然爆发之前进行政治改革，后果不堪设想。

    七十年代末中国的经济改革起步于思想解放，今后中国能否将制度转型引向正确的轨道，同样取决于能否进一步解放思想。传统的意识形态已脱离社会现实，沦为某些复旧势力的话语工具。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中国今后制度转型所面临的任务关系到制度架构的基本层面：是承认、赋予并保护民众的经济自由和私有财产权利，缩小和减少腐败赖以滋生的公有资产和寻租行为的空间，还是限制这些自由和权利、把操纵公有资产的权力和机会留给仅占人口一小部份的既得利益集团；是让民众真正获得宪法所规定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把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引向遏制腐败、支持变革的方向，还是杜绝这些管道、视民意为洪水猛兽、把媒体变成粉饰太平的工具。哪一种做法将通向社会政治的进步稳定，答案是不言而明的。

    现在讨论的重点应从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转变为政治改革的可能性。目前国内的安定话语之所以有一些说服力，与“文革”期间全民从政的集体记忆有关。但若因而推论，一旦人民参与了政治就会导致天下大乱，那是对民主制度的无知。无论在韩国、泰国还是拉美国家，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恰恰是专制及其后遗症而不是宪政。在绝大多数场合，与宪政相结合的民主程序已成为最有效的社会安定装置。主张政治改革在中国应该缓行的另一种说法是，由于教育和生活水准太低，老百姓既缺乏参政的兴趣也缺乏参政的能力。这是一种误导。难倒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素质还不如二百年前的美国民众吗？其实，今天在文盲占人口30％的中国农村里已经出现了初步的村级民主选举，城市居民的参政议政能力肯定比农民更强，中国完全具备推行真正的民主选举的社会条件。问题不是民众缺乏参政的兴趣或能力，而是为政者缺乏允许民众参政的兴趣。

    从现代各国推行民主政治的经验来看，由职业政治家通过竞争人民的选票而取得政治决策权，可以把民主程序与有民意基础的政治权威结合在一起，这不仅符合现代国家中以复数政党之间的政策比赛和选举竞争为基础的议会政治的现实，还可以满足社会对选择领袖的需要。亚洲各国的经验表明，把违法的权力之争转变成依法的程序之争，把一纸具文的宪法转变成名实相副的宪法，是民主化得以成功的关键。韩国和泰国就是如此，当然，根本性的改革措施是在民众抗议活动的压力之下被迫采取的。有人认为，“十三亿人搞选举的制度成本太高”，但这种说法回避了专制政体下权力被滥用的代价，如年复一年地因决策失误而要国家为官僚的错误付所谓的“学费”、国有资产的流失、公民权益被侵害、社会发展的停滞、民族创造力的压抑等。现在“信息技术革命”已很容易降低投票成本，电子媒体又可以起到广泛传播选举信息和选民意见的功能。

五、台湾和东欧的启示

    在两岸关系方面，有的与会学者提出了一个十分简单明了、但却一向被忽略了的话题，究竟两岸关系中争议的核心是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吗？实际上，所谓的台湾独立的主张其实是指要从一个中国的认知下独立出去，这个主张本身就暗含着“一个中国”的前提。实际上，两岸争议的核心是谁能代表这“一个中国”，或者说，在“一个中国”的认知下，大陆政府能代表台湾的政府吗？因此，两岸关系的实质是代表权问题。一般都认为，在两岸关系上中国大陆倾向于把两岸之间的争议归属到统独之争上，而台湾的学者则往往强调是制度之争。八十年代以来，海峡两岸的政治发展轨迹差别明显。大陆虽然推行了经济改革，但在政治方面只实行了一些行政改革，始终回避民主化，因此也无法实现法治。而台湾经历了先由上而下、再由下而上的政治民主化过程，民主化后国民党仍能当选执政十几年，又实现了和平的政党轮替。但台湾和大陆的制度基础不同，台湾一向是市场经济并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市民社会，而大陆尚未具备这一条件。不过，台湾的民主化证明，华人社会完全可以走民主化的道路。

    在讨论中也有学者指出，两岸关系与各自政治演变中的不少现象，不能完全用统独之争或制度之争来解释，实际上还涉及到海峡两岸各自内部的政治权力之争。例如，当年民进党提出的“台湾人出头天”，表面上是着力在省籍问题上，似有统独之嫌，而实际上这一口号的背后反映的是重新分配台湾政治权力的诉求。身为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在位时也曾利用这一说法巩固其个人权势。一旦长期在野的以本省籍民众为主要支持者的民进党当选执政了，“出头天”实现了，民进党的两岸政策也会随着现实需要而不断调整。中国大陆的学者对这一点有时不很理解，容易简单化地把台湾的政党立场与统独之争直接对号入座，结果他们对国民党的信心甚至比台湾的民意表现出来的还高。不过，对于几千年形成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来说，制度认同和国家认同只不过是近几十年、一百年的事，文化认同则涉及几千年的历史，民族认同更是与生俱来、难以改变的。所以，自由、民主、和平、统一实在应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诉求。

    与会学者还讨论了各国民主化的趋势。六十年代的民主化理论认为，拉美国家的政治制度多经历过从民主到威权、再到民主的过程，在此期间民主制度并不是不可逆转的。从东欧民主国家十年来的发展看，在后极权时代的民主化过程中，政党轮替的速度很快，常常每次选举都会出现执政党的更替。推动民主化的民主派政治精英往往都出身于前共产党，不少人以民族主义为诉求，争取民众的支持，把自己“漂白”成民主化阶段的新精英。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会快速推动第一次选举，从而占领有利位置；但此后却可能把宪政制度当成权力精英玩弄权谋的工具，因此破坏了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度的政治社会条件。大约五年之内，第一代的民主派政治精英往往先后在选举中“阵亡”。替代他们的是新的左派政党政治家（如改造后的共产党或从原共产党翻牌而来的社会民主党等），这些人往往是在转型中捞得脑满肠肥的官僚，不少人有秘密警察背景。不过，这批左派政治家的上台并不意味着极权主义的复返。

    东欧的经验还表明，民主制度下有利于解决民族冲突问题，但不能完全化解民族冲突；可是一个处于民主化过程中的政权最难解决民族问题。在政治制度的选择方面，东欧也有几点教训。首先，凡是以相对多数（而不是绝对多数）的选举办法产生国家领导人，造成国内政治不安定的可能性较大；其次，东欧国家基本上都选择了半总统制或双首长制，这使政治权谋家得以快速掌握最高权力，但却不承担全部的政治责任，总理被迫承担政策后果；最后，大一些的国家的国会一定要采取两院制，而不宜采行一院制。这些教训值得中国参考。

(本刊编辑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