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凡是”与“唯一标准”

二十多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命题的提出，拉开了那场由一个不读书的人主导的、以“不争论”为号召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此后学术界对这个学理上荒唐的命题采取了容忍和宽容的态度。由于“唯一标准”是作为“两个凡是”的对立面提出来的，与“两个凡是”相比，“唯一标准”总算是一种进步，也的确在现实政治中产生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如果二十年后还是停留在那时的认识水平上，甚至把“实践唯一标准”上升到“伟大”的高度，那只能显现出今天思想理论方面的贫乏和主流文化层次的低下。面对着社会现实不断提出的重大问题，如是否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道路、是否该反对自由化、是否应推行政治民主化、是否应逐步放松新闻管制、是否应逐步开放“党禁”、法轮功是否邪教等，关于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说能从理论上提出有说服力的解答吗？一些据说是按照这个“标准”检验过的“真理”对上述问题确实有相当明确的回答，只是这些回答事实上所依据的并不是“实践”，而是“总设计师”或“核心”的看法。从这里可以看出，“唯一”与“凡是”这两个说法在性质上原来属于同一类，其中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的“主席标准”换成了“总设计师”或“核心”的标准。

    从学理上看，“实践标准”这个问题似乎不太值得讨论。数千年来，什么是真理的标准这个问题曾困扰过人类一代又一代最杰出的智者。人们的思考越深入，似乎离答案越遥远。现在，真理这个概念虽然仍在宗教领域中被广泛使用，但当代科学家们已逐渐意识到，在科学领域内真理这个概念可能完全没有意义。所以他们越来越回避这个概念，而科学哲学家们则更多地谈论“科学理论”。在科学理论的研究过程中，不管研究者是否承认真理这个概念，他们几乎不可能找出什么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只能是在理论探索中用多种标准反复验证各种理论假设。科学家们大多非常清楚，评价一种科学理论可以用符合观测事实、理论自洽、逻辑简单等多种标准，但绝对不存在什么“唯一标准”。用“真理”说或一时的“实践”标准去排斥理论上的必要争论，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种僵化的表现。在科学史上，正因为常常有人执着地坚持长期未得到实践支持的理论，或大胆地怀疑得到许多实践支持的理论，科学才能活跃，人类才能在思想上不断创新。科学的每一次进步几乎都是对原有的、被实践多次证明的理论的否定。

    天体物理学领域中哥白尼和开普勒的“日心说”替代“地心说”而成为主流理论的过程就是一例，在“日心说”提出后的一个世纪里，行星观测、日月食预测等方面的实践检验似乎都更支持“地心说”，教会则更是不遗余力地阻碍哥白尼学说的传播。幸亏那时的天体物理学者们都没有接受“实践”这个“唯一标准”，才使“日心说”逐渐发展成势。哥白尼的学说因其“简单”而获得理解和支持，开普勒的行星运行定律理论则因其理论上内在的“和谐”而得到青睐。同样地，早年在物理学界还有一个得到无数实践支持的公认命题，“运动物体不受外力作用就趋于静止”，但牛顿却大胆地提出怀疑并发现了“运动物体不受外力作用则保持运动状态不变”的惯性定律。后来，虽然牛顿力学曾得到无数实践的支持，爱因斯坦却大胆地提出怀疑，从而创立了相对论。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显然，实践只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一，却不是唯一的标准。

    在共产主义运动的精神领袖当中，马克思、恩格斯曾站在他们那个时代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前沿，列宁则远不如他们。但与领导所谓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国领导人相比，列宁毕竟还算个读书人，在实践标准问题上，列宁并不糊涂，他与马、恩、毛一样，并不认为实践是“唯一标准”。他说：“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他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1] 既然“实践”标准是既确定又不确定的，那么如果硬要把它说成是检验观念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就难免会有困惑。集权体制下，在重大观念问题上的解惑定论当然是由领袖来裁断的。正因为如此，“唯一”标准也好，“凡是”标准也好，其实都不过是“领袖”标准。

    今天，澄清包括“实践唯一标准”在内的诸多理论上的混乱，具有多方面的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这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即使暂且放下公正问题不谈，仅就稳定而言，若不推进政治改革，中国社会会经常处在高度的紧张状态，随时可能出现偶然事件引发的大规模动乱，使中华民族走进一场万劫不复的灾难。李慎之先生在那篇著名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中呼吁领导人向蒋经国学习，以政治改革求稳定，确是警世之言。

    然而，今日之领导人与蒋经国的处境又很不相同。蒋有个基本上可以自圆其说、具一定感召力的意识形态体系──三民主义，而中共的旧式意识形态早已不能自圆其说，也失去了感召力。法轮功及其他各种类宗教的迅速普及就是明证。而为了压制一个普通的民间社团法轮功，竟不得不动用几乎所有的专政机器，也进一步表明官方意识形态的不堪一击。很难设想一个在意识形态上缺乏信心的领导者会有勇气去开放“报禁”、“党禁”，去推进真正的民主化改革。今年台湾国民党的败选在中共领导层的心中更是投上了阴影。可是，拖延并非出路，中国仍然陷在这样的“死结”当中：“搞了政改，会亡党；不搞政改，会亡国。”

    中共要走出困境，只有重新整理自己的意识形态并推动政治改革。重新整理意识形态后，才可能真正重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推动政治改革后，才可能完成共产党向现代民主政党的转变，最终将其改造成一个立足宪政的左派政党。这样，也同时为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扫除了一些障碍。

    那么，中共是否可能在保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徽记的框架内，逐步建立起一个基本上可以自圆其说的意识形态呢？我认为是可能的，今天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混乱被动局面的出现并不是必不可免的，而是那场由一个不读书的人主导的、以“不争论”为号召的“思想解放”运动所造成的人为后果。今天许多人往往站在一种非历史的角度批判马克思主义，类似于在物理学进入了相对论时代后，仍然慷慨激昂地对“地心说”和“燃素说”大加挞伐。如果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和今天被教条化了的意识形态是不同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逻辑上是基本自恰的，在其自身“范式”内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也有一些感召力。而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经过二十世纪的科学和哲学的充份发展，人类已逐渐认识到自身理性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理论赖以建立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万能的基本公设已难以成立，与之相应的诸如客观历史规律、阶级斗争等主要概念也需要放弃。但是，今天马克思主义也并非毫无价值，它的理性魅力已经暗淡，但其道德魅力却依然存在。象所有的科学理论一样，作为一种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终将走完自己不乏辉煌的历程；但作为宗教和人类关怀的共产主义（我主张译为“共存主义”），却可能融入人类生生不息的理想主义追求的洪流，作为其中的一个浪潮，常变常新。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倡导“按需分配”、强调保护弱者利益的社会主义思潮，都会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公正产生积极的作用。

    其次，澄清“实践标准”等理论混乱还关系到信仰的重建。我是一个心理学家，我不相信一个没有信仰支撑的民族会真正地兴旺发达。没有民主固然是今日中国的一个严重问题，但没有信仰同样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在今日的中国，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法轮功等的发展都有利于中国人信仰的重建。同样，曾经浸润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共产主义信仰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人信仰的重建。马克思主义追求个体发展与群体发展的统一，追求“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向往着劳动成为生活需要而不再是获得财富的手段的社会，关注着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反对寄生虫和食利阶层等观点，不仅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而且，随着物质生活和文化教育水准的普遍提高，随着人们对金钱以外的生活质量的日益关注，将更加具有生命力。

    最后，澄清理论上的混乱也关系到思想的解放和创新。“唯一标准”对于理论选择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也不能成为接受或放弃某一理论的依据，但却对不同的声音有压制作用。思想文化管制固然可以暂时维持政治的稳定，但却牺牲了人的思想的自由和创造性，一个民族的兴旺离不开全民族创造性的发挥。为了发挥人的创造性，应该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给人民一点自由思想的空间；应该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允许一些人坚持一些可能暂时得不到实践支持的理论，也允许一些人怀疑某些已得到许多实践支持的理论。多一些不同意见，只会使我们找到更多的办法，少犯一些错误。思想一律的社会怎么会有生命力呢？　　

【注释】
[1] 《列宁选集》，第2卷，页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