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即将加入WTO这一重大举措将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是经济学界和实业界高度关心的问题。本文通过具体分析中国各相关行业的现状和入世后可能的适应能力，试图描画出加入WTO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大致图景。 一般工业：继续发挥比较优势 

    中国加入WTO后，将按照国际规则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降低名义关税、废除优惠政策、实行国民待遇、加强政策透明度，这对中国的大部份企业来说是有利的。长期以来中国的名义关税的算术平均数是36％（按加权平均数计算是22.5％），但由于实行了五花八门的优惠政策，海关实际征收到的关税只不过占进口总额的4％到5%，即使取消了关税减免也只不过增加到10％至12％。如果再考虑到因走私而漏逃的关税[1]，则实际进口货物的平均关税水平更低。加入WTO后将降低名义关税，这首先有利于铲除走私的土壤、减少官员的减免税审批特权，对规范市场经济、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都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加入WTO以后，中国相当一部份素质先进的企业可能进入国际市场获得更大的发展。 

    目前，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包括服装、纺织、玩具、鞋类、食品、部份金属制品、机械制品等产业（属于一般劳动密集型部门），还有大部份机械电子产品（属于劳动/技术密集型部门）以及一些名特产品和部份稀有金属产业。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的一般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大部份机械电子产品制造业的体制已有较大幅度的改革，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多次承受过严重的进口冲击。当然，现在这类企业普遍存在着规模小、研究开发能力差、技术水平低等问题。但是，它们的生存发展本来就无法指望国家的关税保护、而是取决于其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所以加入世贸不会增加它们的生存压力；相反，由于中国加入世贸后会采取规范市场、打击走私、减低税收、发展资本市场等措施，这将为此类企业创造比现在更好的制度环境。估计届时这些行业中会有大批落后企业要改组、兼并、破产，其传统产业里的老工人下岗问题会比较严重。 

    中国在国际竞争力方面居于相对劣势的产业包括部份高技术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如化工、航空航天产品、先进技术装备）以及大部份的资源型产品（如粮食、食用油料、富铁矿、原油、木材等）。下面选择若干行业做详细的分析。 

    1.医药业 

    1994年中国的医药市场规模为90亿美元，人均购药数额仅7美元（为日本的1.6％、法国的2.2％、美国的2.3％），从长期来看，国内的药品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应有很大的潜力。但另一方面，在城市里现行的“以药养医”的体制下，医院70％的经费要从卖药利润中获得，再加上医药销售中回扣很高，使得医院为了获得高营业收入而滥开药品并过量使用进口药，导致进口药品急剧增加，1995年全国的进口量达7亿美元，合法进口药品加上走私药品竟然占国内市场的22％。公费医疗和医院管理体制的改革可能造成城市药品需求的阶段性下降，这会使医药业面临更大的国内市场压力。 

    中国目前可以生产24大类1,300多种化学原料和3,500多种制剂，是原料药出口国之一，但主要产品多属普通医药、附加值低，1997年医药工业总产值为1,400亿元。全国共有医药生产企业5,396家，76％为中小企业，存在着严重的重复生产现象（如全国生产安乃进这一普通药品的企业即达300家），全国只有华北制药、东北制药、山东新华制药、哈尔滨医药属于特大型企业。医药行业的科技和管理水平低，科研人员非常少，仅占职工的0.5％。在国外，制药业是个高投入、高效益、高风险的产业，实验室研发的各种药品中往往只有五千分之一最终能成功地投放市场，有的药品开发费用高达1亿美元，所以国外的大型医药企业投入新药创新的投资一般都达到年销售额的15％以上。但中国的这一比例仅为7％，所以多年来中国的医药产品中90％是仿制外国的产品，每年新仿制的外国产品为30至40种。加入WTO后，必须更严格地保护知识产权，今后若继续仿制外国药品就要支付赔款，其数额很高，仿制一种药物的年赔款即达4至10亿美元。所以，入世后医药业将不得不停止生产一些仿制药品，相应地仿制药品的出口也会下降，而合资企业的产品将逐渐在国内市场上占据优势。1996年我国已有1,500家合资药厂，其投资达45亿美元，其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 

    中国目前在高档医疗器械方面仍依赖进口，制剂的70％也需进口。入世前这些产品的关税为20％，入世后将降低到6.5％，所以国内的医疗器械和制剂制造企业会受到进口产品的冲击。由于质量管理不规范，中国的药品中仅10％符合国际药品生产规范（GMP），主要药品中只有青霉素和链霉素等达到了国际水平，这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的药品出口能力。医药企业应当加快企业兼并和改组，消除低水平重复生产，建立研究开发中心，加快开发新品种的速度。 

    2.造纸业 

    造纸业号称“永不衰竭”的工业，具有资金、技术密集和规模经济的特点，每百元产值所需投资为食品业的3.1倍、纺织业的1.6倍、化工和石油工业的1.1倍，制浆造纸厂的最小经济规模为日产量700至1,000吨，发达国家造纸厂的平均规模为年产14万吨，世界平均规模为6.8万吨。中国纸和纸板产量虽然高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但企业规模过小，83％的企业年产量在5,000吨以下，劳动生产率极低，1994年每吨纸和纸板的综合能耗为1.94吨标准煤，水耗为400立方米，比国际水平高出1倍。为保护环境，政府在1996年已取缔年产5,000吨以下的小造纸厂，实际关闭了4,000多家。因国内森林覆盖率低、木材缺乏，造纸原料中非木浆原料占90％。这样，造纸业的产品中低档货占70％，高档铜板纸只占1％。结果低档产品积压严重，高档产品则需要大量进口（如1996年进口高档铜板纸63万吨、高强瓦楞纸68万吨）。随着一大批中外合资企业的建成，国内的许多造纸企业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亏损面达40％。目前中国的纸业产品平均关税率为23.35％，入世后将下降到5-7％，进口产品将在市场上取得更大的价格和质量优势。就各方面条件来看，中国的造纸企业不具备国际竞争能力，必须大幅度提升企业的经营规模。同时，由于原料缺乏和污染严重，部份的纸浆生产应通过海外投资向国外转移。 

    3.纺织服装业 

    这是中国的传统支柱产业，1995年时全国此类企业达76,000个，员工1,470万，占全国工业从业人员的14.5％，产值7,400亿，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3.6％，产品的四分之一面向国际市场，服装出口达380亿美元，占全国出口额的25.5％，丝绸和羊绒业以外销为主，丝绸服装出口是一项优势。中国的出口市场的三分之二集中在美、日、欧盟、韩国和香港，出口量很容易受到进口国景气变化的冲击，风险比较大。为了维持出口，纺织服装业需要大量进口棉花和棉布，特别是高档面料和辅料的六成依赖进口。纺织业的结构失调相当严重，初加工能力过剩，深度加工、精加工能力不足；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比例很高，高附加值的产品比例较低。目前中国生产的化纤品种比国际水平落后10至15年，差别化、功能化纤维仅占总量的13％。纺织机械的制造则更为落后，1994年发达国家纺织机械中无梭织机的比重为90％以上，世界平均水平为27％，而中国只有5.4％。虽然中国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量居世界第一，年出口服装达50亿件，由于原材料开发、产品的生产和后整理、生产工艺和款式仍处于中等水平，所以出口产品只能靠低档货以量取胜，出口金额仅居世界的第4或第5位，出口服装的平均价格和附加值只及法国、意大利的四分之一，七成的出口服装没有自己的品牌，更缺乏国际知名品牌。因此，中国出口服装的赢利微薄，单件赢利不到4美元，出口企业的利润率低于2％。 

    本世纪末世界纺织品贸易格局的特点是：第一，供大于求。第二，纺织品的生产和供应中心从欧美为主转向亚洲，不含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的纺织品加工能力在全世界占一半。第三，进口市场相对集中，仅美国的进口量即占世界的20％。第四，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区域化加强了。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1995年加勒比海国家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增加了35％，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韩国则下降了5.5％。1995年美国将进口商品原产地的界定由裁剪地改为缝合地，在第三国加工、出口美国的纺织品要由原出口国出具出口许可证并使用原出口国的配额，这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来料加工、出口美国的数量，也影响发展中国家对第三国出口坯布、面料，对中国尤其不利。 

    全球的纺织品贸易过去一直游离在GATT之外，只遵照多边纤维协定（MFA），其基本做法是对进口纺织品实行配额管理。乌拉圭回合达成的纺织品和服装协议（ATC）的宗旨是逐步取消配额，所以，从1995年开始到2005年，世界纺织品贸易将逐步取消配额，从数量限制转变为自由贸易。中国本是纺织品出口大国，今后失去了配额对中国出口量的保护，将承受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向发达国家出口的主要是中低档服装，取消配额后高档服装出口国受益最多，而中国短期内却未必能大量增加中低档服装的出口。另外，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出口还面临外国的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例如，服装出口要达到安全、卫生、无害、无污染的国际生态标准（又称为“绿色技术壁垒”），就必须在棉花种植过程中避免使用农药和化肥，以减少服装原料中的残留农药。此外，服装的加工、包装、使用后的处理都要符合环保的要求。 

    4.感光材料制造业 

    目前中国每年销售1亿个彩色胶卷和5,000万平方米彩纸。现在中国人每人每年平均使用胶卷0.8个，而美国人是3.6个、欧洲人是3.1个，所以国内市场尚有潜力。过去几年来，中国的民用感光材料生产企业在与柯达、富士等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中多数非停即并，只有乐凯作为本国企业仍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其实，中外企业产品的技术差距并不大，但国民偏爱进口货，而胶卷的走私又相当严重（九十年代里进口胶卷中只有一成是报关完税后市售的），这使得乐凯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现在进口胶卷的市场售价为20元，而乐凯胶卷仅13元，所以加入WTO后，即使进口胶卷因降低关税而减价，国产胶卷仍有价格竞争力。 

    目前在中国的彩卷市场上，柯达公司正与日本的富士公司激烈竞争。现在，富士公司因在中国没有合资或独资公司，业务交由香港的中港照相器材公司代理，供应渠道不稳定，所以在与柯达公司的竞争中处于下风。国外消费者通常使用感光度为200度的胶卷，而中国消费者多使用感光度为100度的胶卷。目前，柯达在厦门的生产线主要生产200度胶卷，所以该公司准备降低其200度胶卷的价格，并开始与乐凯合作，以买4卷柯达胶卷赠送1卷乐凯胶卷的手法在上海促销。而富士则依托其在中国各地的3,300家彩扩店，并准备在中国设厂。这两大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竞争使得中国的乐凯面临着持续不断的竞争压力。 

    5．家用电器 

    中国有2,500个家用电器制造企业，过去几年其产值年递增32％，占领了国内市场的80％，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的年产量已占世界同类产品的五分之一之多。但是，该行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1995年产能的实际利用率仅达58％。目前，彩电、冰箱、洗衣机的城镇普及率已达82％，市场空间有限；这些家用电器的农村普及率虽然只有13％，但由于农村的购买力低，目前的市场容量有限。今后中国的家用电器行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和农村市场的扩大。 

    中国的家电生产企业主要依靠引进技术，自主开发能力弱，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的配套能力差。在新的国际化竞争中，如何提高该产业的技术水平对其生存来说性命攸关。例如，中国现在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彩电生产能力、以及摄像、录象和录音设备生产能力，但1997年4月美国已率先采用了数字电视，将来中国的彩电及其他影象设备制造业能否在零关税的条件下顺利转换到数字轨道上，很可能关系到中国整个影象设备制造业的生死存亡。国际上家用电器行业已进入成熟期，生产国集中在亚洲，利润率普遍偏低，降低生产成本是竞争的关键手段。在这方面，由于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了生产基地，由过去的对中国输出产品和技术变为输出资本和品牌，而中国的成本又比较低，所以中国具备一定的国际竞争条件，出口潜力较大。加入WTO以后，进口产品和零部件的关税将从20％降低到10％，下降幅度有限，这方面获益不多。现在欧洲联盟对中国征收44％的反倾销税，进入WTO后将解除这一关税，有利于对欧出口。 农业：中美之间最基本的竞争 

    中国农民户均耕地仅为0.41公顷，农产品的平均商品率为50％，这种半自给性的小农式农业现代化水平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指出，国际市场上过去18年来粮食的价格基本上呈下降趋势。可是过去十年来，由于中国的粮食生产成本年平均递增10％，使得玉米、大米等品种的国内平均价格已比国际市场价格高20％至70％。从1995年开始中国的粮、棉、油料等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就不断下降。加入WTO后至2005年，由于失去了关税的保护，中国的小麦、玉米、棉花、大豆和油菜籽的比较优势将分别下降21.19％、16.36％、21.36％、40.83％和13.21％。由于中国农产品的综合商品率只有40％，所以农产品市场开放后的外部冲击主要只影响商品化的农产品。 

    1999年中美双方签订的“中美农业合作协议”规定，美国大豆对中国的出口量可从1998年的170万吨增加到2006年的330万吨、小麦从200万吨增加到930万吨、玉米从25万吨增加到720万吨、大米从25万吨增加到530万吨、棉花从20万吨增加到2004年的89.4万吨；同时，中国承诺取消对玉米、棉花和大米的出口补贴，2004年将总体关税降低到17％，将对美国有竞争力的农产品的关税降低到14.5％（其中大豆3％、肉类和水果10-12％、乳制品12-19％、红酒20％）。中国扩大进口美国农产品后，首先会让消费者得利，比如进口的硬质小麦比国产的软质小麦更适合制作面包、挂面等面粉制品；其次，从美国进口需大量占用土地资源的基本农产品，实际上相当于购买美国的水、土资源，这有利于中国土地资源短缺的沿海地区调整农业结构。这一农业合作协议也有利于中国出口水产品、蔬菜果品、部份畜牧产品等非土地资源占用型农产品。根据这一协议将要进口的粮食约占中国商品粮消费量的20％，若进口量再增多可能构成对国家安全的某种影响。当然，农产品进口的增加会减少对本国农产品的需求，导致中西部传统农业地区农民经营基本农产品的收入下降。 

    中国的农民不计算活劳动成本，其收入主要由农业的剩余和地租组成。在农产品价格无法再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下，经营农业的剩余越来越小，而由于人均耕地少，地租量也非常小。所以，中国的农业利润率极低，投资很少，根本无法与美国的大规模农场竞争。即使国家继续用关税保护，中国的农业也无法扭转上述趋势。农业的出路应该是实行战略调整，其基点是从自身的资源禀赋出发，在保证国家安全所需的农产品供给的前提下，更加强调比较优势。例如，加入世贸对农户散养的生猪、水稻、烤烟、甘蔗、苹果的冲击就比较小，在这些方面是可以进一步发展的。 

    近期内大量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并不是影响中国农业发展的最关键问题，长期购买一定数量的农产品也未必就会摧毁中国的农业。应当看到，中国的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是一个整体，其面貌的根本改变取决于农村的发展和改革，以及如何有效地保障农民的政治经济权利。多年来，政府并未能有效地保护农业，实际上是在保护垄断型商业机构的专营，这样不但把农民阻挡在流通领域之外，而且直接损害了务农的农民的利益。另一方面，垄断型商业机构经营混乱，粮食的收购和进出口经常与农业生产呈反向调节；在腐败的社会条件下，专营必然导致严重亏损，国有粮食系统的亏损总额已接近3,000亿元，农业发展银行被迫用占全国基础性货币很大一部份的政策性贷款去填专营造成的窟窿。偏向保护城市居民利益的农产品专营与其他加剧城乡发展中二元结构差距的因素，使得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消费甚至有所下降。由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仍然吃不起肉，肉类需求不足导致以饲料粮为主的粮食消费呈低水平下的过剩，这又进一步使粮食价格下跌，减少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除了通过进一步的改革解决以上体制问题外，还应当加速推广农业科技和农村教育和加速农村城镇化。此外，还可以组织农民以劳动投入整治国土、开发耕地，在西北地区大规模造林。 战略工业：需要战略性重组 

    战略工业指对国民经济具重要意义的基础和先导产业，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国家保护以形成“动态比较利益”，如机械制造、汽车、钢铁、航空航天、高科技等。中国经过数十年的保护已初步建立了工业体系，但改革开放后采取了地方政府主导、优先发展外资和乡镇企业、地区倾斜式的发展战略，造成了重复建设，形不成规模经济，各产业都缺乏自主的研究开发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越来越大。在目前的国内外环境下，要再来一轮“进口替代”是非常困难的。跨国公司几乎在各个战略工业领域中都占据绝对优势，正在全球范围内实行产业整合。中国的某些产业（如汽车）已走上同行业各企业分别与跨国公司合资、在国内市场激烈竞争的道路，其他许多战略产业也很可能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1.汽车业 

    二十世纪中美、日、德、韩国和巴西的经济崛起都是以汽车为龙头的。发达国家汽车业的总产值往往占其GNP的10％至20％。汽车产业技术含量高，广泛使用电子技术。许多跨国型汽车企业的研制开发费用一般占年销售额的4％至5％，通用、福特等公司的年科研费高达50至60亿美元，即使在亏损年份也不减少[2]。企业只有达到相当的规模后才能消化巨额的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费用。可以说，没有年产100万辆的规模，就没有国际竞争力。经过九十年代的兼并和联合，国际上已形成了美国通用、福特、日本丰田、本田、德国大众、宝马、奔驰、法国雷诺、标致、意大利菲亚特等10家大型公司，其产量占全世界总产量的85％以上。汽车业的规模效益决定了跨国公司主导的格局，在这个行业里最典型地反映出生产国际化和跨国公司的作用[3]。例如，福特汽车公司的经济规模比挪威、沙特阿拉伯的经济还大。由于全球汽车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4]，各汽车公司力争抢占市场，不断在欧、亚、中南美、俄罗斯展开激烈的兼并重组活动。有人预言将来主要的汽车公司和零部件公司将只分别剩下6家和16家。[5] 

    汽车产业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点之一，目前其产值只占GNP的3％，按照国家的发展规划到2010年也才占5％。现在汽车全行业的生产能力为240万辆（其中轿车80万辆）[6]，1998年产量为163万辆（其中轿车51.9万辆，见表1），合法进口3.5万辆。“九五”期间国家投入到汽车产业中的资金为1,200亿元。在目前的高关税保护下，每卖出一辆汽车国家可得利税30,000元，汽车工业的每个就业机会可以带动7个相关行业的就业机会。中国未来的汽车市场被视为“一块肥肉”，是各国企业争夺的主要对象，1995年已经有20个国家和地区的汽车公司在中国建立了381家企业。中国1986年以前轿车的进口关税为220％、1994年降低到150％、1996年为100％、1997年为80％。由于关税过高，所以进口轿车的国内售价非常高，并带动了国产车的价格居高不下。别克轿车在美国的价格是2万美元，而在中国则是37万人民币（合4万美元）；本田雅阁在日本的价格是1.8万美元，但在中国却高达29.8万人民币（合3.6万美元）。加入WTO以后，中国将在2006年前将汽车的进口关税降低到25％、汽车零件的平均进口关税降低到10％、并取消进口配额。关税的大幅度调降意味着今后几年内进口轿车的价格每年平均下降4-6％。2006年关税调到位后将对中国的汽车产业产生巨大的影响。由于国际市场上同型轿车的价格总体上仅及目前国产轿车价格的三分之一，即使加上25％的进口税后其进口售价也大大低于国产车的价格，这将迫使国产轿车大幅度降价。为了适应这种汽车市场开放带来的竞争压力，国内现有的100多家汽车整车制造厂势必要进一步兼并重组，16家汽车类上市公司也肯定会出现重组和合资高潮。1999年11月15日中美达成加入WTO协议后国内的汽车类股票应声下跌，就反映出人们对于降低汽车关税的担心。

表1、中国1998年轿车产量

    1999年中国的汽车保有辆为1,350万辆，平均每90个人有1部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一分之一。据估计，当中国的人均GNP达到2至3万元人民币、家庭年收入达5万元时，价格6万元的轿车可望大量进入居民家庭；2000年轿车的需求量是130至160万辆、2005年为220至270万、2010年为350至400万辆，如此则轿车工业的增长速度将是每年16％左右。 

    要扩大家庭用轿车的需求就必须降价，而能否降价则取决于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技术水平、降低成本。中国1998年有122个汽车整车生产厂[7]，平均每家总资产只有21亿元人民币，其中12家轿车生产企业的平均资产为59亿元，而世界上最大的19家汽车公司的平均资产是579亿美元。中国现有汽车厂中只有4到5家能达到年产15万辆的水平，规模效益差导致国产车成本高昂，桑塔纳类轿车的国外价格相当于人民币6.5万元，而国产成本却高达8万元。2006年进口关税调降到位后，进口的奥迪A4型普通轿车的售价约为20万元人民币，福特两开门小轿车则不到9万元，那时国产轿车如不能大大降低成本将失去竞争力。 

    目前中国的汽车工业不仅依赖国外技术，而且相关的原材料和设备也需要进口。虽然已通过与外商合资建立了几家大型汽车厂，中方也控制了每家企业的多数股权，但外商转移到中国的总是过了时的技术，且技术开发和国外采购权仍在外资手中，这相当于把各发达国家的汽车工业引入中国市场来互相竞争，根本无法形成一个全国规模的民族汽车企业。而且各地保护主义越演越烈，严重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今后中国的汽车业需要大规模地兼并改组，可能最后形成一至二家大型企业。汽车工业国际竞争能力的标志之一是自主开发费用。中国汽车企业的开发费用低于销售额的2％，而国际水平是2％至10％。国外大公司的汽车产品每7至8年换一次车型，每开发一个新车型需要投资10至20亿美元，必须形成300至400万辆的量产规模才能把开发成本份摊掉，最低的生产规模也应达到年产40至60万辆车、100至200万辆车使用的零部件。只有真正具备了自主开发能力，有了自己的品牌，才谈得上建立所谓的民族汽车工业。 

    中国的汽车零部件制造系统也需要大改组。国际上先进的整车厂一般只制造发动机和变速箱，并负责车身的制造和装配，其自制率约为30％，而中国的整车厂自制率却往往高达50％至60％，同时，产品可列入国家机械局的产品目录的1,700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的专业化水平却很低，只有不到5％的企业能生产多种零部件，至于那5,000多家产品不被国家机械局承认的零部件生产企业的水准就更差了。因此，中国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完全没有规模效益，平均价格比进口产品高20％，大大抬高了汽车的成本。 

    加入WTO以后，中国的汽车工业产值将下降14％左右，零部件工业首当其冲。1999年国家机械局提出了重组方案，要把占全国92％产量的13家汽车企业重组为3至4家集团、5至6家骨干企业，以便自主开发微型轿车和客货车、农用车。发展中国的汽车工业还需要以下一系列条件。首先是路况和交通管理，中国1997年的公路总里程为122.64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4,771公里，90％的公路不适合汽车长途安全地行驶，而且交通事故率非常高。其次是燃料，中国的汽车保有辆略低于巴西，但全年消耗的燃料油却是巴西的三倍，汽油品质差造成了油耗和用车成本过高。此外还有环境保护、城市停车场、降低车辆收费等问题。目前一辆7万元的轿车要缴1万元道路建设基金、10％的公路附加费、保险费4千元、养路费1.8万元、油费8千元、小型零件更换和小修理费用1万元，总共5.7万元，占桑塔纳轿车售价的37％、夏利的29％、捷达的34％、富康的24％、标致的31％。再加上政策上强制实行国产车8年、进口车10年报废，车辆的年折旧费即达2万元。这种“买得起、用不起”的状况将严重限制居民家庭的轿车需求。 

    2.钢铁业 

    1999年中国的钢铁产量接近1.2亿吨，居世界首位，占世界总产量的15％。目前中国的钢材消费量占世界的17％，人均年钢材消费量92公斤，为日本的六分之一，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20公斤，未来市场潜力很大。中国已能冶炼高温合金、精密合金等1,000多个钢种，可轧制、加工40,000多个规格的工程和金属制品用材，能满足国内85％的需要，有15％至20％的设备属于国际先进水平。九十年代钢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中有三分之一来自技术进步因素。 

    国际钢铁业的发展趋势是高档优质化、多功能化、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钢铁工业的总体水平只能算是中等，其专业化、规模化、集团化的程度都不高，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很大。首先是产品品种质量差、档次低。1996年生产的一亿多吨钢材中只有1,500万吨的质量达到了国际水平。发达国家钢材成品中板管带的比重一般达60％，而中国仅为38％，钢材产品仍以型、线材为主。发达国家的钢材产品中高附加值钢材的比重一般为40％，而中国仅为13％。国内市场需要的关键性高档品种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需要进口，如1999年1至10月仅“三板一片”、高品质弹簧钢、轮胎帘线、管材就进口了1,225万吨。这种现象长期未能改观，建国48年里中国净进口钢材耗用外汇达843亿美元，居世界首位。其次，中国钢铁业的工艺技术装备落后[8]，中小型设备居多，自动化程度不高。第三，钢铁业管理水平低、结构不合理、企业平均规模小、布局分散。1996年全国的787个钢铁企业当中，年产量在50万至100万吨的有18个，100万至500万吨的为20个，500万吨以上的只有4个（即宝钢、鞍钢、首钢和武钢），这四大集团年销售额的总和仅及日本新日铁公司的63％。第四，中国钢铁业的技术经济指标相当差，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设备生产率低20％至40％、物耗生产率低30％、技术进步贡献率低20％；1996年全行业人均产钢仅32吨，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吨钢综合能耗为1.392吨标准煤，比发达国家高30％。随着国内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计划经济时代对钢铁工业的保护已逐渐消失，工资、煤、电、矿石、燃油、运输等成本都迅速上升，整个钢铁工业的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以前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 

    九十年代里世界钢产量年递增3.7％，但钢材的贸易量却增加了49.2％，总产量中的出口比重由25％上升到36％，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近年来国内钢材市场十分不景气，出现了结构性相对过剩，粗钢的价格一路下跌，1997年和1998年分别每吨下跌100元和170元。虽然国家制定了“限产保价”的政策，但很多企业为了生存，仍然在投资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增加产量，使钢材过剩、价格下跌的情形更为严重。虽然中国的钢材出口量已达到一千多万吨，但出口品种以低级产品为主，1992年中国出口钢材与进口钢材的单价比为0.68，即出口低档钢材、进口高档钢材。日本的这一比例则为1.7，即出口高档钢材、进口低档钢材。 

    加入WTO以后，进口关税将大幅度下降。中国的建筑用钢材等低档钢材因国内需求大、发达国家亦不再生产，所以受冲击不大。但国产的工业用钢材、尤其是高附加值产品及特殊钢材的国内竞争力较差，主要生产这些产品的宝钢、武钢、太钢、特钢等将受到进口钢材的冲击。例如，国际上不锈钢的生产能力过剩，开工率只有76％，中国生产不锈钢的企业的规模仅及国外企业的三分之一，质量差、成本高，1999年虽有进口配额限制，进口量仍达100万吨。加入WTO以后中国不得不取消进口配额限制，关税从20％下降到10％，这将使国内的不锈钢生产企业面临巨大的压力。 

    未来十年是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要限制低档钢材的生产，一方面要调整钢铁业的发展战略。2000年政府已决定减少1,200万吨产量，把钢产量限制在1.1亿吨以内。同时，要把发展的重点从数量扩张转向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从重视产量转向重视品种质量，从重视生产转向重视经营、服务和资本营运。近年来国内已有46家钢铁企业合并、18家破产，今后中国的钢铁业还必须大规模重组，才能适应新的国际化环境。 

    3.航空工业 

    航空工业是高科技战略性产业，在制造业中附加价值最高[9]，反映出国家的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涉及机械、仪表、电子、材料、冶金、化工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它需要巨额开发研究费用，开发1种飞机往往要花费20至50亿美元、耗用8至10年，开发出来后其销售量必须达到300架才能实现盈亏平衡。[10] 中国的航空工业奠基于五十年代，由于以生产军用飞机为主要目标，所以完全依靠国家拨款和国防开支。到1997年为止，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的资产为589亿元，有56万职工、245个企业、34个研究院所和7所高等院校。多年来27种军用飞机的产量达到14,000架，此外还生产了14,000枚导弹。改革开放后军品订货减少，航空工业不得不转向民品生产，1997年的销售收入中80％与“航空产品”无关。虽然从1986年开始曾通过与麦道、欧洲客车等公司的国际合作、装配和联合设计制造，提出了自主设计制造100座和180座的大型喷气客机的计划，但1998年波音公司兼并麦道公司后，波音公司与欧洲客车公司先后取消了与中国的合作计划，使中国发展航空工业的计划受到严重打击。中国到2017年要购买民用客机1,591架，总价值750亿美元。未来中国是完全依靠购买外国客机还是自己生产100座以上的客机，关系到中国的航空工业的生存和发展。 电信产业：降低价格、加速发展 

    1．通信和网络服务业 

    1998年开始中国的邮政和电信业务分营，邮电部和电子部合并后成立了信息产业部，并入广播电影电视部、航空部、航天部的与通信及网络管理有关的职能。1999年中国有固定电话用户1.03亿、移动电话3,760万户、无线寻呼4,575万户、互联网用户400万。中国东部地区固定网电话普及率为11.68％，中部地区为4.07％，西部地区为3.59％。据预测，2005年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互联网的用户将分别达到2.4亿、1.8亿、6,000万户。 

    1994年4月中国第一次接入互联网，1995年中国电信与金桥两大公众互联网正式开通，中国互联网的商业用途开发比美国晚了7年。目前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达1,000多万，1999年网上销售额突破4,000万美元。预计2003年互联网用户将超过1,600万，互联网服务业可望进入具商业潜能的赢利阶段。现在全国的上网电脑为200多万台，WWW站点数超过10,000个。1998年互联网收入达4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0.04％，其中90％的收入是互联网接入收入。中国电信是行业批发的垄断者，也兼作零售，目前互联网收入的绝大部份归中国电信所得。现有的600家中小型网络服务企业的市场份额很小，但对它们的投资却一直扶摇直上。1999年全国电脑销售量达600万台，比上年增长35％，软硬件销售额超过2,000亿元。目前上海、北京、广州、沈阳、成都、杭州、武汉、青岛、西安、厦门等市居民家庭的电脑拥有率为18％，其中广州最高（35.4％）、沈阳最低（9.8％）、上海居于全国平均水平（15.4％）。今后家庭电脑拥有率还将继续上升[11]。中国已有近10％的消费者开始接触因特网，上述十个城市居民的平均上网率为12.5％，厦门最高（18.5％）、沈阳最低（7.4％）、上海居中（9.4％）。上网族中30岁以下的占25％，40岁以上的低于5％。用户上网的地点依次为公司（41％）、家庭（30％）、学校（20％）、网吧（16％）。 

    中国互联网服务业面临的问题是，上网速度太慢、费用太高（参见表2），只有大幅度降低价格，才能启动居民需求。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不到美国的三十分之一，互联网费用高了一般家庭就无法承受。而且，现在网络服务集中在大城市和学生当中，电子商务受到限制。今后网络服务业应加强对用户的服务和指导，降低收费率，提高风险投资的运作水平。 

表2、中美互联网费率比较

资料来源：秦海，“信息网络的进步：需求与体制”，《产业论坛》，1999.5.26。

    中国在过去十年中投资了6,000亿人民币，建成了“8横8纵”的光缆通讯网，连接到大多数城市，网络应用正在高速发展（见表3）。目前，国家支持数字移动通信产品国产化的政策也已进入实质性阶段，提供了50亿无线移动产业化专项资金扶植国内企业，限制外国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严格执行外销比例，采用生产许可证和入网证制度控制总量，限制国内企业总量，规范销售渠道，并打击了数字移动通信产品的走私进口。除了电信网迅速扩大之外，目前拥有8,000万用户的广播电视网和拥有1,000万用户的专用电脑网也是网络服务业发展的重要部份。专用电脑网包括银行系统在600个城市的联网服务，89个证券公司的3,000个证券营业部的网上交易和网络操作，40个城市正在试行的通过网络进行税收征管，海关系统的全国联网监管、申报、稽查、纳税，外贸系统从2000年开始试行的企业网上配额申请，以及政府系统的上网工程（2000年80％的政府机构将在163/169网设站点）。目前，中央政府有意重组资源，将广电传播网、铁道网、电力网等作为国家的专用网，铁道网和电力网划归中国联通使用，让广电网与电信网联网、参与电信业务经营。国家虽然相当严格地管制电子媒体的内容，但并未控制其数量。1994年底国家批准的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和教育电视台即达3,125家，超过美国等11个大国的总和，许多企业都有自己的有线电视台。由于目前全国的300多家有线电视台分属地方政府或单位，股权分散，必须先“统一”全国的有线电视网络，才能发展进一步发展广电网的电信业务经营。

表3、1998年底中国通信网络水平

    阻碍中国电信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垄断经营下缺乏充份竞争，服务价格居高不下，抑制了居民家庭的使用率，使得通信服务业的经营效益很差。[12] 美国的国际长途电话每分钟平均收费0.58美元，而中国却收29元人民币，竟然比美国高6倍。中国消费者因为本国电讯业的垄断定价每年要损失125亿人民币。 

    1993年中国政府虽然开放了无线寻呼、800MHZ集群业务、450MHZ移动通讯、ZSAT甚小天线地球站、电话信息、电脑信息、电子数据交换、可视图文等业务，对互联网业务实行了许可证制度，但仍旧让国营电信部门垄断市话、长话、国际长途等通信服务业的基本业务，并且不允许电信业务与广电业务交叉经营。1994年成立联通公司后，允许其在除国际业务外的通信服务业基本业务范围内参与竞争。可是，中国电信部门利用独占网络的特权制订了高资费标准，不允许其他竞争者低价租用网络，并对寻呼、信息服务、INTERNET等业务的经营者收取很高的专线和中继线资费，阻碍了电信、电脑和电视的三网合一。要大幅度降低中国的通信费用，就必须打破垄断体制，实行市场定价，充份利用资本市场融资，从价格中取消投资性质的入网费。目前，信息产业部对电信企业进行了重组，将国家主体电信企业“中国邮电电信总局”从纵向上分为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卫星通讯集团公司、中国寻呼通讯集团公司，同时实行政企分开，信息产业部与各电信公司脱离了经济和隶属关系。这种改组实际上是在专业化方面加强了纵向垄断，并没有解决竞争问题。 

    加入WTO意味着进一步开放电信市场（包括各种通信和电脑），会使外资控制中国的一部份电信业务并获得丰厚的利润。有人甚至估计，外资可能控制整个互联网行业。目前中国的电信普及率非常低，有极大的潜在需求，因此需要外资进入。这一方面可以迅速增加供给能力，一方面能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体制、形成竞争，以大大提高服务的质量，降低收费标准，刺激需求。这样能弥补中国本国资源的不足，有助于中国尽快进入信息社会、促进社会进步和效率提高，特别是有利于提高中小城镇和农村居民的素质，在这方面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是中国的根本利益所在，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当然，中国的信息和网络安全形势也相应地非常严峻，要全力防止对信息系统的恶意攻击（包括计算机病毒和系统入侵）和信息的泄露和丢失。 

    北京、上海和广州是中国的具关键地位的电信业务走廊，三地电信业务占全国总量的75％，2003年这些地区的电信市场将全部开放。加入WTO之后5年内，还要逐步取消外资在寻呼机、移动电话进口、国内固定网络电话服务方面的地域限制；在4年内要允许外资在基础电信服务方面的持股比例由25％提高到40％，在寻呼业务、数据压缩转发等电信增值服务领域，外资的持股比例将可从30％提高到50％；移动通讯在加入WTO以后1年内开放网络服务，5年内完成开放目标；有线网及光缆在加入WTO以后3年开始放开，6年过渡。外国电信公司凭借实力投资于中国的电信网络，可能使2兆专线租费大大降低、ISP支出减少、上网速度加快、质量改善。中国开放电信市场将打破国内企业的垄断，促使电信费用下降，增加上网人数。为此必须尽快建立市场经济规则和反垄断制度。但是，电信产业存在“网络外部性”，新进入者需要借助互联、互通和特殊的市场准入，才能得到足够的用户；现有的服务商可以操纵建设标准、松绑程度、提供服务的时间和质量，来有效地阻止其他服务者进入。所以，中国需要公开透明的互联、互通政策，既保障原运营商的利益，也保证有效的市场准入。 

    中国的软件业具有发展潜力。1997年软件销售额为120亿元人民币，出口不足1亿美元，只占世界市场的1％，同时盗版率达到90％，严重影响了软件业产品的开发。而印度的软件出口已达到17.5亿美元，预计2001年可达40亿美元。印度软件业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官方语言是英语，劳动力成本低（在软件设计行业人工费占40％），软件设计人员已形成了140万人的规模，加上政府高度重视、规划在10年内成为软件超级大国，这些条件正吸引发达国家到印度设立软件开发中心。[13] 如果中国能消除对国内用户进出国际网路的管制，也同样可能在软件开发上与印度竞争。 

    2．通信设备制造业 

    这一产业包括交换设备（程控和移动交换机、AMT/IP交换机、光纤和通信电缆）、传输设备（卫星、微波、移动基站等）、用户终端（手提电话、寻呼机、网络终端）等。目前中国该产业的现状如下：程控交换机制造是利用外资最多最早的行业，外资企业的生产能力占全国产能的70％以上；移动通讯设备制造业有20多家合资企业，市场占有率达75％以上；光纤传输设备制造企业多是合资企业；卫星通讯、传真机、微波通讯设备则基本上是整机进口；固定电话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手机则需求旺盛，其95％是合资企业生产或进口的，国内85％的市场被诺基亚、爱立信和摩托罗拉占领，飞利普、三星、松下、NEC、西门子则占据市场份额的11％，而几十家国内企业如厦华、东信、科健、TCL、海尔、康佳等只占有市场的3％。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本国企业现为252家，开发能力低，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在稳定性、可靠性、系列化、全面化上有很大差距。加入WTO以后，中国将在2003年取消半导体、电脑、电脑辅助设备、电信设备和其他高技术产品的关税，本国企业将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同时，中国要在6年内取消寻呼、移动电话的进口限制和固定电话的地域限制，在4年内允许外资在所有电信领域中持股可达49％、部份领域可达51％。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商不会去边远地区架设线路，而只是在大城市开展业务，将获得非常丰厚的利润，因此此类企业的持股权将成为中外谈判的焦点。 

    中国的通讯设备制造业尚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移动电话最具投资价值；固定电话和无线寻呼设备接近成熟期，但仍有一定的成长可能；数据通讯业正处于由投入期向成长期转变的过程中，适合风险投资。关税降低后，通讯设备生产和采购会全球化，每个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将取决于其技术和生产水平。但通讯产业也处于高度复杂而又不稳定的市场环境中，投资需求量大、技术变化快、市场波动大、管制政策多，因此其风险也很大。随着IP技术的全面渗透，现有运营商的绝大部份为提供传统语音服务而建立的资产可能会被淘汰。 金融业：加快改革、慎重开放 

    为了加入WTO，中国在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承诺：确保在中国建立机构的外国金融服务提供者购买或获取中国公共机构的金融服务时享受最惠国待遇；允许非居民金融服务提供者跨境提供货物保险、风险评估、数据统计、索赔咨询等辅助性金融服务；允许外国金融提供服务者扩展商业性介入即开业权，包括购买现有的企业；确保外国金融服务提供者在境内提供本国暂缺的任何形式的新金融服务。 

    1.银行业 

    1999年2月底，外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共设立了191家营业机构（包括代表处、外资银行、外资银行分行、合资银行、合资财务公司、外资财务公司等），总资产360亿美元，占中国全部金融资产的2.58％、外汇资产的16.4％，贷款余额270亿美元，占国内全部外汇贷款余额的23％，存款余额48亿美元，占5％。中国加入WTO后，外资银行将逐渐获得以下待遇：在业务范围上以经营外币为主，转变为同时经营人民币业务、债券、租赁、投资组合、国内结算等；将有更多的外资银行设立经营性机构；从目前不能够跨省区开展业务变成不再受地域限制；在服务对象上突破只能对三资企业进行外币业务和部份人民币业务的限制，可对外国客户提供所有外汇业务，对中国的企业和居民提供人民币和外汇业务。外资银行的竞争优势是完全以利润为中心的商业经营，不良资产比例低，规模大，有国际网络、先进的设备和高素质人才。渣打银行的研究报告预期，1998年外资银行在中国的放贷额仅及中国本国银行业的1.7％，但10年后外资银行的贷款额将达到8％的市场占有率。 

    面对银行业的开放，国内银行所面临的具体挑战如下：银行的内部风险控制不能适应业务混业和交叉经营的要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有政策性业务，呆帐比例大，税收高于特区的外资银行；要从传统的一般存贷款业务向现代业务转变[14]；由于国内银行对客户的服务还远不到位，外资银行在管理服务质量方面既具有优势、又容易在国外低成本融资，大量中资企业将从依靠本国银行融资转向外资银行，有人估计可能会抢走国内银行20％的业务；部份业务骨干和客户将被外资银行以高待遇挖走；外资率先创立的网上银行可能成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15]。银行业开放后与外资银行的竞争将有众多正面影响，包括加速本国银行的现代化、电子化，促使国有银行和国内金融机构业务的国际化、市场化、直至股份化。 

    2.证券业 

    加入WTO会刺激外资进入中国的证券市场。如果放宽政策、允许外资进行证券投资，并在适当时机对外资开放股票市场，则中国的股市还有非常大的上升空间。以后A股和B股的界限将被打破，证券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的联系将更紧密，外国资金可能大量进入中国购买A股或者直接购买产权。这样，中国引进外资的增量中，证券投资的增加可能超过直接投资，外资更容易控股国内的绩优企业。如果大量外资进入证券市场并选购优质公司，将促进国内上市公司的分化。 

    在国内金融业界信誉不良的背景下，开放金融市场后必然被外资企业抢去部份业务，但同时也会促进国内金融机构改善服务。由于中国的金融机构在中小城镇和农村拥有广泛的分支机构，这方面具有外资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所以不应高估开放金融带来的金融风险。过去多年来中国并没有开放金融和外汇市场，但是国内的金融矛盾仍然越积压越严重。从金融安全的角度讲，适当向外资开放金融市场，在微观方面可以提高本国金融机构的信誉和管理水平，从宏观方面可以促进国内经济调控与国际接轨。国内外经济联系比以往密切，经济波动可能比较频繁，但却可能避免大规模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如果长期与国际经济隔绝，使得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长期严重失衡，也同样会出现金融危机。 其它的配套改革 

    1．外贸与国内商业 

    加入WTO后中国政府将开放外贸经营权，允许非国有外贸机构存在，这将大大促进外贸的发展。也许将需要实行公开拍卖许可证和配额这类市场经济方式，这有利于减少寻租、提高效率。1998年底合资的流通企业达到500家，占市场销售额的1.51％，已经超过了中国的正式承诺。中国的承诺是，将外资商业企业的试点范围扩大到计划单列市一级，开放批发市场，对连锁经营限制外商控股权在49％，如果是利用国际网络出口中国国内产品，经国务院批准也可以提高外商控股权。我国零售商业企业的实力远低于国际水平、规模小、经营理念差，今后加入国际竞争时将可能向连锁化和规模化发展，以买断制代替代销制，不能将风险通过价格向消费者转移，要批发与零售结合、商家拥有自己的品牌、扩大知名度。 

    2．外汇管理 

    中国现行的外汇管制框架包括资本项目事先审批、银行结售汇、外汇业务执法监管、外汇外债收支统计监测、进出口收付汇核销等。在经常项目开放、资本项目管制的情况下，外汇管理的重点在于审核交易的真实性（包括资本项目的事先审核和经常项目的事后核销）。加入WTO以后，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日益频繁会要求外汇资金进出的更大便利。跨国公司本外币资金互动式融资活动是多样化的，中央银行将面临更复杂的本外币政策协调管理。大量国际游资可以轻易地通过外资银行进入国内，境外投资者将持有部份国内资产，导致更频繁的外汇资金流动和金融市场波动。大量新生代金融工具将进入中国，大大提高外汇管理的难度和外汇风险。金融市场的开放将带来许多市场化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技术，也要求中国改进滞后的外汇统计和监测系统。 

    3．政治与行政改革 

    WTO正在从国际贸易规则发展成一套国际竞争规则，它要求非歧视、透明度、公开化。进入WTO就意味着受到国际规则的制约，包括法律、政策、文化、政治等各方面，这对发展中国家的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有促进作用。加入WTO对中国企业来说意味着全面彻底的改组，会大大加速国有企业的改革。政府管理也必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要依靠中央政府的力量，克服地方和部门权力和利益的阻挠，实现国内战略产业的重组，培养经营管理大企业的能力。这也是一种政企分开，地方政府不能再重复建设，实行地方保护、分割市场；中央政府各部则必须放弃纵向的管理权力，使战略产业成为综合性大公司。 结语 

    加入WTO后可能大量引进外资，这一方面会对国内企业造成冲击，另一方面也给国内企业带来了机会。因为外资可以比较有效地打破国内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的垄断。目前的粮食专营、电讯航空业垄断、金融分业管理等，都会在外资的冲击下被迫自行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可能较快地规范化。需要警惕的是，我们是在自己力量弱小的条件下加入WTO的，强大的国际跨国公司很容易形成垄断，因此我们必须加快准备，以各种办法争取时间、减少冲击，这方面各国都有很多经验，此处不再赘述。 

    加入WTO的实质，是以未来的国内市场换取外资进入。这在短期会促进国内经济繁荣，也会加速国内企业的破产和兼并，产生比较大的产业冲击。但是所谓的“开放国内市场”的真正代价并不在此。外资进入后早晚是要把以人民币形式取得的利润兑换成外汇汇出中国的，只不过不象证券股票投资那么快而已，一般会有3至5年的投资周期。所以，应当了解以下情形：开放国内市场后外商投资企业将在国内大量销售其产品，外资企业因此将获得巨额的人民币利润，其中有80％至90％可能不会马上汇出，而是以再投资的形式留在国内。但是，大约在5年以后，外资企业的人民币利润将积累到2万亿人民币的规模，恰好相当于国家的外汇储备数额。如果在突发事件的影响下，许多外资企业都突然要求兑换外汇，就会产生相当于国际投机资本对泰国冲击的结果。这才是大量引进外资的最大风险。 

    据美国高盛公司的估计，中国加入WTO后，由于贸易、资本和技术投入的增加，对GDP每年的潜在贡献为0.5至0.6个百分点。但中国经济能否真正获益，关键还是在于如何提高国内经济的效率，否则单纯以开放来拉动经济增长，未并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在“八五”计划期间的就业弹性为0.108，即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吸收60万就业人口。今后技术和资本增密将进一步降低这个比例。如果中国不能根本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那么，进入WTO后所付出的国内市场和本国企业破产的代价将会付诸东流，中国可能陷入纳尔逊所说的“增长的陷阱”，或者过份依赖外贸拉动经济增长而受制于人。 

    外资进入对于中国总体的就业形势有一些好处，同时将加快就业结构的变化，即专业人士和年轻人将大大增加收入，而传统产业的就业者和中年以上的劳动力的收入和就业将受到影响。收入差距会拉大，但未必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会加速两极分化。因为最不合理的两极分化就是权力的资本化，这在中国已经十分严重了。加入WTO后，在经济国际化的过程中，目前这种盛行的依靠权力和资本赚钱的方式将逐步让位给凭智力赚钱，这显然有助于在中国形成中产阶级，从而真正降低两极分化的程度。 

【注释】 
[1] 1999年打击走私后，走私大幅度减少，结果关税收入几乎翻了一番，从800亿人民币增加到1,500亿，可见以前走私之猖獗。 
[2] 1992年福特汽车公司虽然亏损了5亿美元，但当年仍然投入了60亿美元的开发费用。 
[3] 全世界有4万家跨国企业，25万家子公司，其总产值占全世界的40％，1995年销售额达6万亿美元。跨国公司控制了国际技术贸易的60％至70％、国际投资额的90％、科技研究和开发的80％至90％。跨国公司国外子公司总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比重已经从八十年代初期的2％上升到1994年的6％，在发展中国家则高达9％。跨国公司巧妙地利用了全球化战略，实行所谓的“全球化思考、本地化行动”（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成果瞩目。 
[4] 据统计，1996年全球汽车工业的生产能力为6,800万辆，实际产量是5,000万辆，相当于生产能力的73％左右。预计到2000年全球汽车生产能力为8,000万辆，需求量大约在6,000万辆左右。 
[5] 八十年代甚至有人预言，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世界汽车工业可能兼并成美、日、欧各1家的局面。 
[6] 全球汽车产量中75％是轿车，中国的轿车产量比例太小。 
[7] 另有改装和专用车生产厂780家、汽车零部件企业3,000多家。 
[8] 五十至七十年代，国外钢铁工业出现了以氧气顶吹转炉、连续铸钢、连续轧钢三大技术为代表的第一次技术创新。八十至九十年代又出现了真空精炼、高精度轧钢、薄板连铸连轧工艺三大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技术创新。中国在技术更新方面往往落后许多年。 
[9] 若按产品单位重量创造的附加值计算，船舶为1，小汽车为9，彩电为50，电子计算机为300，喷气客机为800，航空发动机为1400。 
[10] 欧洲数国联合生产的“空中客车”直到供货25年后、销售量超过1,300架时，才开始赢利。 
[11] 目前在月收入小于1,500元的家庭中电脑拥有率为8％，而月收入大于3,000元的家庭中电脑拥有率为33％。 
[12] 1996年中国的电信服务规模居于世界第12名，有7,045万用户，营业收入146亿美元，户均收益207美元。而德意志电信的用户是4,500万，营业收入为406亿美元，户均收益为902美元。 
[13] 《科学决策》，1999年第4期。 
[14] 外国银行的利润有40％来自中间业务，目前它们办理的出口结算业务已占中国市场份额的40％，以后还会吸引更多的本外币结算和国际结算业务。 
[15] 1998年4月英国保诚保险公司创建网上银行时，金融界嗤之以鼻，但18个月后此公司的网上银行存款总额超过了130亿美元，员工人均实现存款3万美元，而传统的银行人均仅5千美元。欧洲已经有1,200家金融机构开设了网上业务。目前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差距极大，例如，中国的自助银行利润率非常低，全国每台ATM（银行自动柜员机）平均每天只有18笔交易，每笔成本为52元人民币，比柜台出纳员的经手成本高52倍。而发达国家银行的柜台出纳员经手每笔交易的费用是1.07美元，银行的电话帐务系统的每笔费用是0.55美元，而网上银行仅0.02美元。 

【资料来源】 
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再造中国》，文汇出版社，1999年。 
“中国汽车行业分析报告”，《上市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主办，1999年第1期。 
李九九，“汽车行业研究报告”，中国证券市场设计中心主办。 
陈辉，“医药行业研究报告”，出处同上，1998年4月7日。 
李扬，“中国造纸行业”，出处同上，1998年。 
韩春绪、张迄，“中国民航运输业”，出处同上，1998年10月30日。 
张鹏，“中国绿硷行业研究报告”，出处同上，1998年11月18日。 
廖深，“中国乳品行业研究报告”，出处同上，1999年12月1日。 
李巧宁，“中国啤酒行业研究报告》，出处同上，1998年11月27日。 
陈玉润，“喷汽客机：我们在等什么？”，《产业论坛》，1999年8月16日。 
秦海，“信息网络技术进步，需求与体制”，出处同上。 
张陆洋。“高科技产业发展经济学特性的研究”，《东方证券》，1999年第4期。 
张昕竹，“WTO与中国电信业新监控框架”，《上市公司》，1999年第12期。 
厉建超，“网络服务行业研究报告”，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1999年11月29日。 
姜波克、陈已昕、阮雯、赵雷、吴一萍、田素华，“加入WTO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东方证券研究》，1999年7月22日。 
王小强，“中国航空工业何去何从？”，粤海《参阅文稿》，1999年7月1日。 
江小娟，《减弱复关冲击的国际经验比较》，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 
李扬，《金融全球化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