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庐山会议（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件，即1969年才在“文化革命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共中央新的领导核心出现了分裂。林彪及其追随者在会议上的一些活动后来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政变”，有关“设国家主席”和“称毛泽东为天才”的两个意见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政变的政治和理论纲领。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对设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怎么会成了“反革命政治纲领”？本文根据中国大陆已公开的有关材料剖析这一事件，提出了不同于以往既定结论的看法。 

党内高层有关“设国家主席”的不同意见    

    文革中原担任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彻底打倒了，因此国家元首的职位出缺。中共“九大”前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达到了顶点，当时谈到选新的国家主席，当然是非毛莫属，任何人提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都是十分自然的。但是毛泽东本人却另有考虑。 

    1970年3月，在长沙休养的毛泽东收到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3月7日[1]，毛泽东在与汪东兴谈话时突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说：“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毛泽东既未与“副统帅”林彪商量，也不告知周恩来或政治局其他领导人，便径自作了这一事关国家领导制度重大变更的决定。按照毛的要求，中国将成为一个只有党和政府领导人、却没有国家元首的独特国家。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他的任何话都是只能照办的指示而不是提供商量的建议。毛并要汪东兴次日回北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他的指示。 

    3月8日晚，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政治局自然是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3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毛泽东在批示中再次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2]。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会上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但是，“也有些人仍希望毛泽东重新担任国家主席”[3]。迄今为止的史料从未指明这个所谓的“有些人”具体是谁，如果仅仅是后来被指为“林彪集团”的成员，有关方面一定会着重点明。现在既然始终未点明，似可推测，一些与“林彪集团”无关的人也希望毛仍担任国家主席。 

    周恩来委托叶群将有关情况向正在苏州养病的林彪通报后，林彪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去电话：“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得知后，让秘书回了这样一个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4] 此一问候既可被理解为毛泽东委婉地否决了林彪的建议，也可被理解成是对林彪的建议表示赞许和鼓励。至少，此时的毛泽东并未向林彪明确表示反对设国家主席及毛本人不担任此职，更没有说明毛个人要改变国家领导制度的任何理由。4月11日，林彪向秘书口述了他的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此意见同时报给了在长沙的毛泽东和北京的政治局。 

    4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林彪的意见，结果是“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5] 此前，在3月8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本来已“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不设也不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为什么一个月后政治局的多数成员（包括周恩来，甚至可能也包括江青集团的一些成员）却改变了前议，同意林彪提出的应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来担任的建议呢？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一个月前，政治局委员面对毛突然提出的变更国家领导制度的要求，习惯性地表示了服从；但一个月后当林彪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时，显然政治局的多数成员认为林彪的这个建议是正确的，故而表态同意林彪的建议。但这样一来，毛泽东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之事出现了第一次转折。 

    在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的党内，虽然政治局多数成员提出了仍应设立国家主席并由毛担任的意见，但毛泽东再一次以个人独断否决了政治局多数成员的集体意见。他在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可是，究竟为什么此议不妥，毛却只字未谈，也不容许政治局成员谈。如此大事，政治局成员的看法不同本不奇怪，但是毛把事情弄得如此高深莫测倒是有点不正常了。有的史著称，“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和林彪第一次在重要问题上各执己见。”[6] 这个说法不全面，其实，这哪里是毛泽东与林彪一人各执己见，实际上是毛与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意见相左。4月下旬，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这次，他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隐晦地解说了他的理由：“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得知党内上层仍有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时，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7] 结果，周恩来在7月18日的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小组会上发言时又收回前议，他说：“可以考虑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8] 这样，毛泽东在此事上的个人意见重新占了上风。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前夕，1970年8月22日下午3时，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有关会期、日程、分组等事项。在会上政治局常委多数成员（包括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明知毛对国家主席一事的态度，仍然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担任。“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9] 

    这段会议记录表明，林彪并不是唯一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人，除了毛本人外，几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看法都与林彪的意见相近。一向善于揣摸毛泽东意图的周恩来认为，毛泽东可能是不愿陷入繁琐的外事礼仪活动中，还十分周到地提出了由毛授权、让别人代替出场的设想。康生的话则表明了他与其他政治局成员既不赞成毛的意见、又不敢反对的两难处境，明显地暗示了毛的个人意见有违众愿，这等于是在“将”毛的“军”，甚至可以说是在以“大家”的意见进行要挟。显然，在这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林彪并没有主导争论，与会的多数人也未接受毛泽东的意见，没有作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决定，而毛也没有因大家与他的个人意见不合而发怒。[10] “对毛泽东已经多次表明态度的‘国家主席’问题，在常委会上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11] 8月22日当晚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向政治局委员和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传达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意见，可以断定，没有传达“不设国家主席”的结论性意见。 

    这样，是否设国家主席一事再度出现了转折，毛的个人意见又退居下风。政治局多数成员之所以会这样做，可能有以下原因。首先，他们还是觉得国家需要有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而在当时全国狂热的个人崇拜气氛中，国家元首只能由毛泽东来担任。其次，当时为了修改宪法正自下而上地汇集各级意见，这些意见也一致希望毛成为国家元首，政治局常委们根本没有理由反对这些意见。“对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反映上来的讨论结果，康生作过这样的说明：‘根据广大群众的热切愿望，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那就不要。最后到底怎么样，请毛主席定。......因为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起草的时候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的意见。所以，一直处在这样一种矛盾当中。’”[12] 再次，毛从未明确交代他坚决反对设国家元首的真实意图（是否有某些不便启齿的权谋考虑就不得而知了），也拿不出名正言顺的借口，这使得政治局多数常委既无从揣摩，也不敢乱猜测，甚至可能以为毛只是假意谦虚一下而已，因此政治局多数常委们按照国家元首不宜缺位的常规思维来表态是一种正常做法。 

    毛泽东此前也多次有过假意谦虚之情，他对真正的权力其实从来是丝毫不让的，但有时又对名义上的虚权故意谦让已示“胸怀”、以测“臣意”，中共的高层领导人当然懂得不能把毛对权力的“谦虚”当真。1969年在中共“九大”的开幕式上就演出过这样的一幕。在那次会上，毛泽东首先提出选林彪当大会主席团主席，周恩来和林彪自然而然地都提出还是要毛当大会主席团主席；然后毛竟然提出，要让林彪当大会主席团主席、他自己当副主席；这时，林彪只好站起来，强调一定要毛泽东当大会主席团主席，并一边呼喊“毛主席万岁”，一边号召“赞成的举手”，同时率先把手高举起来，带动全场“逼”得毛同意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对此有目共睹、记忆犹新，谁敢肯定这次毛反对设国家主席不是类似的“花样”，谁又敢把毛对权力的“谦虚”当真呢？ 

    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据陈伯达去世前回忆，大会开幕前林彪与毛泽东单独在一个房间里进行了“时间并不很短”的谈话，之后才举行会议开幕式。林彪代表中央讲了话，可能是考虑到毛泽东一再表明不设、不当国家主席的态度，林彪在讲话中没有再提“国家主席”之事，而只是含混地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元首”，这可被视为林彪顾及毛的意见而采取了折衷的办法。[13] 

    充当江青集团的“顾问”、后来成为林彪专案组第二号负责人的康生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时，不仅对林彪的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拥护”，还说，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他进一步提出：“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14] 这是首次有政治局常委在党内会议上明确提出，在毛实在不愿担任国家元首的情况下，可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但提出这个建议的康生不仅与林彪的派系没有什么渊源，而且一年半以后就俨然成了代表中央查处“林彪反党集团”的负责人。所以，很难假设康生的这一提议与林彪有关。 

    在当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吴法宪提议，全会各小组应该学习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可以再听一遍讲话录音。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报告了毛泽东[15]，显然毛泽东未表示异议。在各小组听录音的过程中，有人[16]提出要把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与会者自然拥护。周恩来让汪东兴就此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17] 这说明当时毛对林彪的讲话并无重要的反对意见。据陈伯达回忆，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会后，他曾特地问林彪，林在会上的讲话是否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林彪说，他的讲话毛主席是知道的。[18] 毛泽东后来在南巡讲话中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这似乎不合乎情理，也不大象真话。 

    据汪东兴回忆：“24日以后，部份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表态支持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19] 按照当时的情况推断，联名上书的人很可能不只是“部份”，而应是“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汪东兴本人在华北组讨论中发言时就讲了这样一些话：“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20] 林彪死后，汪东兴为自己的这一发言辩解说，“当时没有识破陈伯达的阴谋......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事后要按照批判林彪的官方套话，把政治责任推给已被打倒的陈伯达以涮清自己，这是不难理解的，但他的这种辩说显然没有道理。首先，毛几次表示不设、不当国家主席，汪东兴绝不可能糊涂到“忘得一干二净”的地步，倘若他在政治上真这么糊涂，他就不可能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升到毛的“大内总管”的位置。其次，他表态拥护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来担任，与政治局多数常委的意见一致，可能他自己当时也认为这一意见是正确的。再次，所谓的“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阴谋”是否真的存在，是可以存疑的，本文下面的分析还将进一步谈到这点。 

庐山会议上的争论与“设国家主席”无关    

    直到8月24日晚，这次庐山会议上并未因“设国家主席”问题而发生尖锐冲突。毛泽东突然在会议期间“龙颜大怒”，似乎并非源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争论，而是与许多人批评了江青集团有关。 

    24日会议开始分组讨论后，各小组会发言中并未就“设国家主席”问题发生争论，也没人提出要林彪当国家主席，当然就更谈不上为此议题而发生冲突了。真正引起了冲突的是另一个话题。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等在小组发言中提出，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天才，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其他许多人也作了类似发言，攻击矛头明显指向张春桥。据8月24日华北组小组讨论后反映发言情况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即全会第六号简报）[21]中记载：听了陈伯达、汪东兴的发言，“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对于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对于应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则是“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22] 

    据陈伯达去世前回忆：“华北小组简报惹了大祸，我想是其中有‘把人揪出来’的句子。我的记忆，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李雪峰同志和华北组其他同志说的。如果我的记忆不错，好像是汪东兴说的。”[23] 汪东兴在回忆中承认：“当时，我的情绪也比较激动，.....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24] 当时汪东兴经常代表毛泽东向政治局传达毛的指示，因此，在那个人人随时观察政治风向的时代，汪的话有很大的份量。而汪是个政治上极为谨慎的人，他所说的应该不是他杜撰的“个人意见”，很可能与毛私下里的某些表示有关。在当时的情况下，想趁机打击一下张春桥一夥（即江青集团）的，决不只是林彪集团中人，批评江青集团的人动机各有不同，但目标趋向一致。 

    8月25日中午，江青带着十分恐慌的张春桥、姚文元去向毛泽东告状，于是，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立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宣布分组会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让陈伯达作检讨。后来毛泽东南巡时对华国锋说得很明白：“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25] 很显然，毛是因为看到江青集团遭到了攻击才“龙颜大怒”的。 

    其实，在庐山会议之前审定宪法修改草案的工作会议上，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的“矛盾开始表面化。在1970年8月13日的宪法工作小组会和8月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与康生、张春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吴法宪主张在宪法中要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在表达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前面要加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而康生、张春桥则反对。以致吴法宪在会上叫嚷：‘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26] 

    需要指出的是，从现已披露的材料来看，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当时的公开冲突是表现在“称天才”这个理论问题上，而不是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不但没有他们冲突的例证，相反，作为江青集团“顾问”的康生甚至还公开、明确地提出，若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就请林彪当。毛泽东于8月31日写下的批判陈伯达的“我的一点意见”中，也只字未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因一个“称天才”的理论问题发生冲突，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实质究竟何在，这需要另作专门的研究。然而，由于毛泽东在世时把这场冲突的焦点转移到所谓的“设国家主席”问题上，以后的研究者和史料也围绕着这一钦定说法打转，模糊了“称天才”问题背后的冲突根源。 

    显然，毛泽东并不是因为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并要毛担任国家主席而发怒的，他明知坚持这一意见的并非林彪一人，还包括周恩来、江青集团的“顾问”康生等人在内的绝大多数政治局成员。那么，他可能仅仅为一个“称天才”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发怒吗？这似乎也讲不通，因为“称天才”是他早已赞同并写进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在江青集团告状后立刻“龙颜大怒”呢？他为什么要公开站出来支持江青集团而反对林彪集团，为什么要说反张春桥就是实际上反对他呢？ 

    海外学者有一种观点认为，林彪集团“九大”后进入了政治局，为了巩固既得利益、使已到手的权力不再受动乱的威胁，便急于结束“文化大革命”，因而与想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和江青集团发生了冲突，国内的一些公开出版物中也有类似的论述。根据这种看法，“九大”召开前起草政治报告时，陈伯达就与张春桥、姚文元发生了正面冲突。陈伯达不与张、姚合作，独自组织人起草了一个报告稿，名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而张、姚则批评陈伯达起草的报告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他们在江青、康生的支持下另行起草了一个报告；张、姚的报告草稿拿到中央讨论时，陈伯达指责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27] 现在也有研究者认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报告稿是“按林彪意见撰写的”，当陈伯达指责张、姚报告稿时，毛泽东还严厉批评了陈伯达。[28] 

    在1973年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也有一段话明确谈到这个问题：“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 

    若由此推断，则可以认为，毛泽东之所以改变对林彪这个“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态度，主要是怀疑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后、要像刘少奇一样“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对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倘若确实如此，所谓的“设国家主席”、“称天才”之类的说法其实都不过是借口，因为毛泽东若直接指斥“副统帅”、“接班人”反对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只会造成全国人民的思想混乱，增加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阻力。 

    不过，有关起草“九大”报告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那些争论并无充份根据，还有不少反证，何况仅凭这一争论也无从证明林彪集团想要结束“文化大革命”。首先，当时陈伯达刚开始向林彪集团靠拢，还未成为林彪集团中人。陈伯达去世前回忆，他起草“九大”报告时，林彪并未给他什么指示；而且，由于他未把毛泽东对他起草的报告稿所作的批示告诉江青等人，江青等人指责他“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召开了对他的“批评会”，叶群在会上公开支持江青，呼喊了“拥护江青同志”的口号。[29] 其次，起草“九大”报告前陈伯达似乎也没有故意“不与张、姚合作”，他们三人一起去林彪处商讨，出来后张、姚对陈伯达说：“你就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后来陈伯达将写好的头三个题目初稿（预计写十个题目）拿到中央文革讨论时，遭到了张、姚等人的批评。叶群向林办秘书们传达时，只说是同情“老夫子”（陈伯达），但又要秘书们在向林彪讲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内容时，不要讲得太细，以防林彪脑子一热对陈伯达的东西发生兴趣。[30] 据此看来，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写了些什么并不知情。 

    因此，所谓的“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报告”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陈伯达与张、姚之间在起草报告中的冲突并不一定代表着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的政治性冲突，更可能是带有“文人相轻”、“争功邀宠”味道的摩擦。而陈伯达与张、姚之间的那些争论，也可能只是理解毛泽东的意图时的偏差而已。而且，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作的许多指示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明确性，往往可以让人得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去甚远的各种理解。例如，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曾说过，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31] 按照这个说法，“九大”之后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底”了，自然应该考虑将主要精力转入生产建设。显然，文革时期那种习惯性地把对毛的说法的不同理解“上纲”成“两条路线斗争”的思路，不一定能成为史家的论据。 

“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之说十分可疑    

    如上所述，在这次庐山会议上，“设国家主席”一议其实并未引起什么冲突，而真正发生了的“称天才”问题上的争吵，会后又被掩了下去，不再深究了。这很可能是因为在这个所谓的“理论”问题上其实没有多少“油水”可以挖，也罗列不出多少政治上的罪名。然而，毛泽东既然决定要整林彪集团，就需要上纲上线，需要找到“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这样才能有名正言顺的理由。直到这次庐山会议结束一年之后，毛泽东才考虑成熟，他选择把“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纲上线”到“反革命纲领”的高度。从此，“设国家主席”就骇人听闻地变成了“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领”，根据这一说法，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就是他自己想当国家主席，也就是想“篡党夺权”、“抢班夺权”。 

    这种说法最早出自毛泽东的南巡讲话。1971年南巡途中的8月27日，毛泽东在与刘丰的谈话中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32] 毛还说：“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33] 需要指出的是，毛的原话说的是“他们”，似乎泛指他的对立面是一批人；而“九一三事件”之后，可能考虑到这个说法不妥，涉及的对立面过宽，有损毛的形像，就在正式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毛泽东南巡讲话中，把“他们”改成了“有人”[34]，这样就把矛头集中到了林彪一人身上。从此，在中国的当代史学界，毛泽东的这一说法就成了定论，即使在批判了“两个凡是”之后，它似乎仍然被普遍视为解释和评论林彪事件的一个主要论据。然而，史学界应当对这个“论据”重新分析思考。 

    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是为了“篡党夺权”、“抢班夺权”，既不合逻辑，也不合中国的国情和历史事实。众所周知，林彪这个“接班人”的位置并不是他自己争来的。“据林彪身边的人讲，1966年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他托病不出，在大连休养，是毛主席派秘书去叫他，让他一定出席他才来的。让他当‘接班人’，他‘不接受’，并写了文字报告，毛主席做了批示还是让他干。后来，他曾把这个写有毛主席批示的报告撕得粉碎扔进痰盂里，叶群又捞出拼好粘到一块……”[35] 后来，经由毛泽东亲自挑选并带头“大树特树”、而且在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等所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竭诚拥戴和热烈支持下，林彪这个法定“接班人”的地位才确立起来。中共“九大”通过了写有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内容的新《党章》后，周恩来专门作了拥护林彪作毛泽东接班人的讲话，从历史和现实多方面歌颂了林彪的功绩，他这个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甚至不惜歪曲历史、屈尊为起义时任基层军官的林彪捧场。[36] 

    称林彪“抢班夺权”，无非指他欲得国家主席之位。林彪既已身处“接班人”、副统帅的地位，居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对他来说，登上一个虚位国家元首（国家主席）的地位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高升”，而且这个位置也毫无实权可言，他这个“接班人”、副统帅多一个“国家主席”的空头名义也不可能就达成从毛泽东手里“篡夺党权”的目的。在以党领政、毛泽东个人“君临天下”的体制里，一切大事都得由“党”（实际上是毛泽东个人）说了算，国家主席这个虚位元首不可能对毛构成真正的威胁。毛泽东甚至都不需要专门的武装，仅靠动员群众，就能把手举宪法小册子的上任国家主席刘少奇置于死地。即便林彪真有意愿当这个名义元首，也算不上滔天大罪，更何况毛泽东早就在十多年前自愿让出国家主席这个位置了，他自己不想坐，为什么就一定要“国无元首”呢？ 

    不管当国家主席对林彪来说有没有实际意义，也不论国家主席之虚位到底有没有实权，就算林彪的心中确实暗暗有非份之想，也不能依想法念头入人以罪。指林彪“抢班夺权”，这一罪名的要害在于“抢”和“夺”，这是需要事证的。可是，恰恰在事证方面，迄今为止只有一个孤证，即叶群对吴法宪讲：“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仅凭此一孤证就想证明林彪曾“抢”、“夺”国家主席之位，显然是不足信的，更何况这一孤证的可信程度还非常之低。 

    其一，吴法宪“交待”的这句叶群所言是否属实，值得怀疑。至少它不象是叶群的原话，因为叶群对人讲话时从来不直呼林彪名讳，而只称“林副主席”或“101”、“首长”。更重要的是，吴法宪这个“交待”发生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不久的1971年10月21日，当时他刚被逮捕，正受到中央专案组的突击审讯。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里按最高领袖意旨设立的、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中央专案组之所为，恶名昭彰。[37] 怎能证明这样的专案组会对吴法宪网开一面、手下留情地“依法办事”，毫无逼供信之类的情事？如果并非如此，如此专案组搞出来的审讯结果能作为凭据吗？ 

    其二，即便叶群确有此言，她的话也不一定能代表林彪的意见，更不能证明林彪有“抢班夺权”的行动。众所周知，叶群与林彪在生活、作风、思想、政治上都有不少分歧，叶群经常打着林彪的旗号办一些她自己决定的事，林彪并不知情。据“林办”工作人员讲，叶群私自搞来的许多文物字画、在毛家湾住地大院里修建的游泳池，林彪都不知道；甚至连林彪的爱女林立衡不堪忍受叶群的毒打折磨而自杀未遂，林彪也一点都不知道[38]。“叶群为了控制空军，控制吴法宪，把一儿一女安插到空军，并背着林彪暗示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豆豆为空军报社副总编，是林豆豆在一年之后跟林彪说的。林彪大怒，熊了叶群……。”[39] 由此可见，叶群打着林彪旗号办的事并不等于都得到了林彪的指示。因此，如果把叶群说的那句话理解为“叶群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也颇有道理，但这样一来就不能给林彪定罪了。 

    其三，如果林彪真有此意，按常理他就应该给几个心腹大将都打招呼，可是现在掌握的情况表明，除了吴法宪一人从叶群处“听过”以外，林彪集团的其他几员大将及“小舰队”成员均不知此事，这就给此事的真实性打上了问号。同时，对“林彪往哪里摆”这样的需要众人支持配合的大事，叶群怎么可能只给吴法宪一人讲而不对其他心腹透一点口风？这也实在有悖常理，何况叶群生性爱唠叨，就象林办秘书张云生说的：“叶群的嘴像个破瓢，她是不肯‘保密’的，特别是当她认为透点风声对自己有利的时候。”[40] 

    其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即使吴法宪的这个“交待”万分可靠，那中央也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才得知的。换言之，在林彪死亡之前，中央并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证明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既然如此，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断定并指责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就是毫无根据的了。换言之，当毛泽东决定发动军队将领反对林彪时，他安在林彪头上的罪名，至少在当时，可能是“莫须有”的。 

    不仅“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一事根本就缺乏充足的证据，而且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直接、间接的证据，说明林彪不见得想当国家主席。林彪身体不好，据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主席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说他有病，身体不行，不能出席会议。毛主席说重要会议你来，一般会议让叶群代表你来参加就行了。”[41] 同时，林彪也不喜欢同外国人打交道[42]。国家主席这一虚位元首的主要职能就是参加礼仪性的国事活动，连出席中央的会议都不情愿的林彪，怎么反倒愿意承担这一任务，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频繁地“受洋罪”呢？ 

    据在林彪身边担任警卫和生活服务工作的总参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的回忆：“1966年7月林彪住大连，是汪东兴奉毛主席之命打电话到大连叫林彪马上回北京参加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后，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他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我们没有听到叶群讲过。从林彪的口中，我们倒听到他讲过连副主席也不愿当。他不仅这样说，也还有让毛主席当主席，他不当国家副主席的交代，我记得是叫于运深秘书写的。我们认为他不愿当副主席从他身体状况、不愿接见外宾和他对‘接班人’的态度来看是有可能的。”[43] 

    既然林彪连位高权重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都不情愿当，在当时“以党代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反动的多中心论”的体制下，林彪反而会去觊觎徒具虚名、无权有劳的国家主席职位吗？前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因为处理大跃进后遗症卓有成效而薄有声望，结果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只凭毛泽东的个人意愿就被拉下马来、迫害致死。林彪这个深明韬晦之理的人，岂能不懂死活地去抢这个坐着受罪、顶着危险的位子？ 

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不设和不当国家主席？   

    关于“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从1970年3月至8月间有过几次“最高指示”。8月25日他再次提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在这几次指示中，毛始终没有说明他本人不愿当国家主席的真正原因，从“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之说来看，似乎毛对国家主席频繁的国事活动十分厌倦。但是，他一直未说明，为什么他个人不愿意当国家主席，中国就不能设这个职位、就不再有国家元首？事实上，从他关于“因人设事”的说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完全把国家主席这一代表国家荣誉和国体尊严的职位看成是为他一人而设、可有可无的“形式”，他个人不喜欢承担国事活动的责任，就宁可国无元首。这种“朕即国家”式的霸道，反映出毛泽东根本缺乏现代国家的观念，将国事玩弄于个人的股掌之中。 

    毛泽东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恐怕不完全是害怕为国事礼仪活动操劳，因为周恩来明明已为他设想了解除这一后顾之忧的具体办法，他仍不肯改变初衷。那是不是其中有一些毛泽东连对政治局常委也无法明说的难言之隐呢？ 

    国内对此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即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只是为了不让林彪当国家主席，这种说法明显站不住脚。因为，毛若不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只需提名另一人即可，以毛当时万众拥戴、一呼百应的权威，必然会得到“热烈拥护”、“一致通过”。但毛显然不作此想。[44] 

    国内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毛泽东担心别人当了国家主席后他又会大权旁落。“从1959年直到‘文革’开始，随着中共中央主席与国家主席职务的分离，两者之间协调程度不断下降。同时，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却显得越来越活跃，其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在某些时候，刘少奇甚至成为事实上与毛泽东分工负责的最高领袖之一。这种情况本来无可厚非，从比较宪法的角度看，实权元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最高地位，甚至是唯一的最高地位，当属天经地义。但在我国，这却带来了国家实权元首制度的彻底崩溃，实权元首制度本质上与我国政治制度所规定的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地位相冲突，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必然地排斥国家元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在政治制度还不太完善，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至高无上的情况下，国家元首的地位和作用过度扩张，并不是人们对制度和行为深思熟虑的结果，它必然带来国家元首制度的根本性崩溃。”[45] 这种说法从理论上讲有一定的道理，但还缺乏必要的事实依据，尚待进一步探讨。 

    如果我们摆脱在“文革”时期形成的思维习惯，抛弃“两个凡是”的观点，就会发现，毛泽东有关不设国家主席的言论不但算不上“英明指示”，而且完全不讲道理，十分霸蛮。这实际上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一次较为充份的暴露。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毛泽东硬把“设国家主席”与批判林彪集团联系起来、搅在一起了。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到毛的赏识而得以爬上高位，干了许多不得人心的坏事。于是，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毛的无理便似乎变成了有理，甚至是有功。“庐山真面目”便被罩上了一层人为的迷雾。如果事实上“设国家主席”之争根本就不是毛泽东要打倒林彪的真正原因，那么真正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以上分析其实提出了一个探讨“林彪事件”真相的重要线索。 

【注释】     
[1] 此事《周恩来年谱》记载是8日，汪东兴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是7日，此处依汪说。 
[2] 批示内容不详。 
[3]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页227。 
[4] 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页21。 
[5] 金冲及，《周恩来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页1970。 
[6] 出处同上。 
[7] 出处同注[4]，页26。 
[8] 出处同注[5]，页1971。 
[9]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页386至387。 
[10] 汪东兴列席了此次会议并担任会议记录，他后来在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没有专门述及以上情节，但从他回忆录里引述的二十多段对话中可以看出，会议的气氛是平和的，并未发生尖锐的争论或对立。由此可见，当时政治局常委多数与毛之间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重大政治事件。 
[11] 出处同注[5]，页1974。 
[12] 出处同上。 
[13] 叶永烈，《陈伯达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年，页523。 
[14] 出处同注[5]，页1976。 
[15] 出处同上，页1976。 
[16] 此为何人不详，似乎可以肯定不是“林彪集团”的人，否则在整肃“林彪反党集团”时，此人一定会被指为林彪的急先锋而点名批判。 
[17] 出处同注[4]，页39。 
[18] 出处同注[13]。 
[19] 出处同注[4]，页45。 
[20] 出处同上，页44。 
[21] 这份会议简报当时被毛泽东指为“反革命简报”，“文革”结束后则已平反。 
[22] 出处同注[3]，页233。 
[23] 出处同注[13]，页530。 
[24] 出处同注[4]，页44。 
[25] 出处同注[4]，页99。 
[26] 出处同注[3]，页230。 
[27] 出处同注[13]，页494至497。 
[28] 刘志男，“九大至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和矛盾”，《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页39。 
[29] 出处同注[13]，页494至496。 
[30] 张云生，《毛家湾纪实》，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年，页211。 
[31] 出处同注[3]，页209。 
[32] 出处同注[4]，页103。 
[33] 出处同上，页93。 
[34] 此文件有关内容见叶永烈的《陈伯达传》536页。 
[35] 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页215。 
[36] 当时周恩来说，“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份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见“周恩来等九位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员会翻印，1969年5月7日。 
[37] 著名记者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谈到中央专案组如何坚持“两个凡是”、阻挠平反冤案时，回顾了中央专案组在“文革”中是如何炮制冤案的：“这些专案组，其凶残冷酷狡诈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伪证成了公开的秘密。”书中列举了中央专案组为逼供贺龙“叛变”和“政变”的材料而残酷折磨一些将军的例子，有的将军就是在这种审讯中被迫“交待”了贺龙的所谓“叛变”和“政变”材料，有的“交待”后又翻供，再被拷打又“交待”。见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页106至109。 
[38] 出处同注[35]，页219、167─169。 
[39] 出处同上，页172。 
[40] 出处同注[30]，页96。例如，叶群在请人“改诗”（改好后冒充她或林彪的作品）时，她一边给找来改诗的空军干部打招呼，要求保密，怕传出去被人笑话，一边却又忍不住另找了“林办”秘书和《空军报》社、空军司令部的其他一些人。结果是她自己没有保住密。见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页150。 
[41] 出处同注[37]，页218。 
[42] 林彪的秘书张云生曾亲见林彪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巴卢库“热情地上前和他紧紧拥抱，林彪笨拙地接受了这一礼遇。……坐下来通过翻译寒喧了四五分钟。这次接见结束后，林彪回来一见我们工作人员就大有感慨地说：‘和洋人打交道实在受不了……’。”林彪此后就不再单独接见外宾了。见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页330。 
[43] “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页13。 
[44] 据林彪办公室秘书张云生回忆，他看过两份当时叶群与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记录，叶群请毛泽东秘书转告毛主席，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并说“这是国内外人民的共同愿望”，毛泽东秘书回电话说，他已向主席转报了林彪建议，“主席听后‘笑了’。主席说：‘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就让董老当吧？’”这两个电话记录是叶群事后口述让秘书于运深追记的。假如是真的，毛泽东这个“让董老当国家主席”的私下里的说法并未再公开提出过。也就是说，任何人当国家主席毛都不同意。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页384。 
[45] 杨凤春，“论我国国家元首制度的演变及其未来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6期，页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