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的“国难”

“911”事件发生后，我写了一篇题为“丧钟为我们而鸣”的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911’恐怖事件不仅是美国的国难，而且更是中国的国难”。文章发表后，我的观点受到了普遍的攻击和辱骂。面对这些，我尽量克制自己的愤怒。然而，无论受到怎样的质疑和责难，我也将坚持这一观点──这不仅是中国的国难，而且是中国自身邪恶的又一次严重的溃疡。

    在中国，打着“爱国”的旗号明确支持恐怖主义、对别国平民遭受的灾难幸灾乐祸的民众数量之多，又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这是一个身处苦难而又被苦难异化了的民族的必然反应，这是一个身处邪恶而被邪恶所吞没的民族唯一的发泄。经历了这次事件，中国的国际形像再次一落千丈，中国的未来也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国难已经产生，溃疡已经产生，我们无法视而不见。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它们？还有没有疗救的希望？既然“爱离中国有多远，民主就离中国有多远”，那么，如何从头建构我们自己的充满爱的现实生活呢？

他们为什么幸灾乐祸？

    恐怖事件之后的一个多星期里，大部份的中国民众表现出了漠不关心和幸灾乐祸两种心态，有些人的这两种心态还相互交织在一起。密德拉施说：“落到一个人身上的痛苦，没有不被另一个人从中利用的。”打个比喻：这种心态宛如一个长期以来嫉妒富有邻居的穷人，他经常虐待自己的老婆，而邻居却多管闲事地干涉他。突然有一天，邻居的老婆被坏人强奸了，于是，穷人立即兴高采烈地吆喝起来：“看，这就是你的下场，看你以后还敢干涉我的家务事！看你以后还敢在我的面前摆阔气！”请原谅我使用这样一个粗俗的比喻。在这个比喻之后，我试图更深入地探究那些幸灾乐祸的中国人心理状态的成因。

    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若用两个词语来概括，那就是“专制”与“暴力”。几千年来，我们从未享受过一天民主，我们也并非“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相互仇恨、相互撕咬、相互扼杀，却从来不会伸出头去仰望苍天以及苍天上的神，甚至以为这种生存方式就是最文明、最高尚、最自然的存在方式，也不想了解世界上是否还有其他的生存方式。晚近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风云突变。然而，戊戌变法、辛亥共和、抗战胜利……，好几次走向文明社会的契机都被错过了。最后，我们选择了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中国最顽固的东方专制主义以及流氓无产主义交媾而产生的怪胎──毛泽东主义。这不仅在过去给国人带来了更多的互斗和苦难，而且还向多数普通民众展示出未来的无穷困扰。这种相互斗争、仇恨的社会政治环境不可避免地带来心态的异化。因为自己长久以来生活得太悲惨，当观察到更为悲惨的事件发生在旁人身上时，便会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一个由美国新闻署邀请访美的中国记者团就是这样做的：在听到灾难发生的消息后，他们中有人在公众场合鼓起掌来。他们确实“情不自禁”，兴奋得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他们太可怜了，可怜得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显示自己“不那么可怜”。

    “看客”是鲁迅注意到的中国人最显著的国民性之一。这一次，是“有文化的人”表现出了这一特性，不少这样的人争先恐后地在网络上发泄怨恨。对他们来说，“快乐”就是悠然地旁观别人的遭殃。尽管别人的苦难并未给这些人带来实际的好处，但这已足以让他们满意了。这些人怎么也理解不了世界上还有其他类型的“幸福”，安德烈·纪德在《希望哺育我们》中说：“世上存在着贫困、绝望、痛苦和恐惧上的不可估量性，致使一位幸福的人想到自己已经拥有了幸福而羞愧。……我的幸福在于增加他人的幸福。为了我成为幸福的，我需要一切人都幸福。”大多数中国人都会嘲笑纪德的“天真”，或者指责他的“虚伪”。这些人拒绝一切他们理解不了的事物。他们会猜测：纪德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他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沽名钓誉，或者瞒天过海。他们最善于挖掘那些“幕后”的东西，因为他们自己从小就生长在黑暗里，不知光明为何物。

    在这个国度里，生命不是“自主”和“自足”的，生命只有在从属于某种意识形态、某种党派、某种族群的时候，才有其意义和价值。正是这种思路导致了我们的铁石心肠，使我们对身边消逝的生命熟视无睹──我们都是“文革”的儿子，尽管许多比我更加年轻的人是在“文革”后出生的。克莱瓦赫在《训诫》中说：“对于铁石心肠来说，不存在值得记忆的事物，除了牵连到的痛苦外，在当前不存在重要的事物，在它可能守望的或者准备的未来什么也不存在，除了它阴谋进行的某种报复行动外。简言之，把这一切可怕疾病的一切恶行归之于一个基本点：铁石心肠是遗失了对上帝的敬畏和人类的气息。”

    当我浏览完一个又一个的网站后，我无法掩盖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是一群值得悲悯的人──尽管我们自己已然习惯了罪恶，尽管我们自己已然丧失了同情心。叔本华说：“对于一切有生命之物的同情是对品行端正的最牢固和最可靠的保证。谁满怀这种同情，谁就肯定不会伤害人、损害人、使人痛苦，而是只要他能够，就宽容地对待任何人、宽恕任何人、帮助任何人，并且他的行动会带有公正和博爱的印记。”然而，“911”恐怖事件发生后，我们一些的同胞的所作所为，却与之截然相反。

我们如何学习“爱国”？

    仅仅因为表达对恐怖分子的谴责、仅仅因为表达对死难者的同情，我与一些朋友就被戴上了“汉奸”的帽子。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难道对恐怖分子表示热烈支持、对死难者表示幸灾乐祸，就是伟大的“爱国”行为？关于“爱国”，长期以来我们陷入了一个可怕的误区：我们究竟是爱一个抽象的、理念化的国家，还是爱身边每一个受苦受难的同胞？我们究竟是爱一个寿命短暂的领袖、政党和政权，还是爱永恒的山水与土地？这本是简单的常识。然而，在我们这里，这一常识却未能理所当然地成为“常识”。

    那些在网络上和在现实生活中发表丑恶言论的“爱国者”们，你们口口声声地说自己“爱国”，你们为“六四”惨案中被自己的政权杀害的公民们呐喊过吗？你们为江西芳林小学中因鞭炮爆炸而丧生的孩子们呐喊过吗？你们为广西南丹被活埋在矿井下的矿工们呐喊过吗？在河南郑州，有一位名叫曹海鑫的农民，就因为替村民说了几句话，被贪官污吏枪杀了；在广州火车站，一位抱着布娃娃、充满憧憬地进城的农村女孩苏萍被警察关进了收容站，遭到了流氓们的轮奸；在深圳的工厂里，女工因被怀疑偷窃而被迫脱衣接受检查……顶天立地的“爱国者”们，你们关心过他们的命运吗？你们有没有对这些凄惨的同胞施过一点点实际的帮助，哪怕仅仅是表达一下口头上的支援、同情和悲悯？如果没有，请收起你们的堂而皇之的“爱国”招牌来吧！说“爱国”这两个字，你们还不配！

    相反，在我的身边，我的朋友们、那些有良知和勇气的知识分子们、那些被你们辱骂为“卖国贼”和“汉奸”的人们，却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斥责最高领导人的谎言、斥责地方官员的残暴、斥责整个社会制度的不公正。因为发出独立的声音，许多人招致直接或间接的迫害：有的人漂流海外有家不能归，有的人承受了漫长的牢狱之灾，有的人失去了工作和家庭，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破……

    我是一个爱国者，但我坚决地反对以支持恐怖主义的方式“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我绝不接受那种因为爱国就得像野兽那样生活、就得放弃人类普遍的道义、放弃天赋人权的理论。对法西斯的统治有着深刻了解的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说过：“我们想用武器干什么？我们应当永远像野兽那样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至少要像这些野兽显示出同样的节制，因为它们从不在群内斗争，只是由于饥饿和其他困厄的驱使才相互战斗。相反地，人们为了一件小事而开始争斗。他们处于纯粹的轻率态度相互进入战场，不是一个人反对一个人，而是上万人反对上万人地进行斗争，并且面对堆得高高的尸体和血沃平原的景象而兴高采烈。”爱国、爱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我是个爱国者，我更是个人道主义者、世界主义者。9月18日那天，我一边写下“丧钟为我们而鸣”来纪念“911”恐怖事件中的死难者，一边接连写了3篇文章痛斥阴魂不散的日本军国主义和恬不知耻的日本政界人士。我知道，如果不对这些潜在的威胁世界和平的力量保持警惕，所谓的“捍卫国家利益”只能是水中之月、镜中之花。在我看来，爱国与追求世界和平、反对现存的极权主义（包括本国的专制统治）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统一的。叫嚣战争、炫耀武力易；追求和平、传播爱心难。我愿意选择后者，正如克莱瓦赫在《论皈依》中所说的那样：“爱好和平的人像孩子那样容易使自己陷入狼狈的处境；这样的人在当今恶劣的和有那么多使人恼怒事件的世界里不容易获得幸福。有忍耐性的人是──就像圣经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常存忍耐，就必须保全灵魂’。建立和平的人最后不只掌握他的灵魂，而且也还赢得了许多其他人的灵魂。”中国进步和富强的前提必然是一个和平的、人道主义占主流的国际环境。

    有的人以为，爱国就必须反对美国（包括美国代表的价值观念、甚至每个普通的美国人）。当他们把美国定义为“敌人”后，就自然而然地支持一切打击美国的行为（包括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然而，中国与美国只能成为敌人而不能成为朋友吗？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离开了美国所创造的伟大的精神和物质文明，中国有没有可能孤立地发展？我再进一步追问：是不是每个美国人都该死？陈纳德和他的飞虎队员们是不是美国人？当年他们来到大洋彼岸的中国，帮助中国人民反抗日本的侵略。今天，那些为中国抗战牺牲的飞虎队员的子孙是否也该被炸死？马丁·路德·金这位把中国人当作兄弟的伟大的人权斗士是否也该被炸死？在一次圣诞节演讲中，马丁·路德·金说：“任何人都是某一个人，因为他是上帝的一个孩子。而当我们说：‘你不应当死’，我们实际上是说，人的生活是太幸福了，不允许在世界的战场上夺取一个人的生命。……虽然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在我们之间存在区别，但是越南人是我们的兄弟，俄国人是我们的兄弟，中国人是我们的兄弟；而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共同地坐到兄弟友爱的桌子旁来。但是，在耶稣基督那里不存在犹太人或异教徒。在耶稣基督那里不存在男人或女人。在耶稣基督那里不存在共产主义者或资本主义者。在耶稣基督那里不存在任何一种受束缚的人或自由人。在耶稣基督那里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而如果我们真正地相信人的人格的神圣性，那么我们将不会剥削任何人，那么我们将不会用压迫的铁蹄践踏任何人，那么我们将不会杀害任何人。”马丁·路德·金是个爱国者，尽管他被某些白人种族主义者看着是卖国者。我愿意追随他的道路。

    近一个世纪以来，“爱国”这个词在中国被高度政治化了，“爱国”成了一切迫害和镇压的借口，成了愚民教育最强有力的工具。今天，国难降临的时候，也该是我们虚心地、诚恳地、彻底地学习如何“爱国”的时候。

虚拟空间、匿名与邪恶

    我发现，网络上的言论比现实生活中的言论还要邪恶。而且，在网络上发言的大多数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掌握最先进的资讯方式的年轻一代。这一现象这尤其让我感到悲哀。

    当我思考网络上为什么会聚集这么多邪恶言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原因：网络世界是一个虚拟空间，是一个匿名的世界。因为虚拟，就有了游戏的性质；因为虚拟，就不必追求真实。虚拟是一把最佳的保护伞。同时，因为匿名，不用为自己说的话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匿名，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内心的黑暗；因为匿名，可以选择所有非文明的、暴虐的方式说话。匿名者是怯懦者，不敢正视自己的内心肮脏；匿名者是自私者，不愿考虑言辞对他人的伤害。匿名在网络上发言的人，正如“文革”时代混在人群中殴打老师的红卫兵一样，当事过境迁之后，他们竭力回避自己的罪恶，而试图把所有的罪责推到“大家”的身上──既然是“大家”干的，“我”就从容地逃逸了。匿名在网络上发言的人，正如“六四”时举起枪口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的士兵一样，他们可以毫无忏悔之心地说：战友们都开枪了，我也开枪，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开枪！更何况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这样轻松地就卸下了对真理和人道的承担。

    匿名，意味着逃避责任；匿名，意味着“法不责众”；匿名，意味着放弃人类自身的尊严。匿名的行为本身，就说明了匿名者对自己说的话毫不自信，对自己内心深处不可抑制的邪恶充满着恐惧。正是出于对匿名者的厌恶，我对李敖、李寒秋、李宪源、阎学通诸君还存有最后一丝敬意──虽然他们说的话已经超越了做人的伦理底线，但他们毕竟留下了自己的真实姓名，这说明他们多多少少还愿意为自己的观点承担责任。

    匿名者是一群远离爱、远离勇气的人，是一群没有良知和良能的人。匿名是网络文化的一个显著标志，也是我绝不接受的标志。我不愿意参与网上讨论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我不会与一个匿名者讨论任何问题──一个连名字也要隐藏起来的人，你怎么可能奢求他真诚呢？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网络上那些天女散花般的言论的实质──它们十之八九都是语言垃圾。我一直认为，人是有责任感的动物，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重要一点就是对自身责任的自知。所以，无论在何时何地，我都一如既往地表示：我对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写过的每一个字负道德和法律上的全部责任。而匿名者们却是一群躲藏在网络的黑暗中的老鼠和蝙蝠。

    匿名者们高喊战争、歌颂战争、宣扬暴力、崇拜暴力，但是当战争和暴力真正来临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全部都是缩头乌龟──他们连自己言论的责任都不敢承担，怎么可能有“保家为国”的胆量呢？匿名者们无法面对冯·鹿特丹在“在所有民族那里受到谴责和镇压的和平所作的控诉”一文中的追问：“一个士兵怎么能够在这一祈祷中诵读祈祷文呢？当你要想扼住你兄弟的咽喉时，你没有感觉的嘴敢于称他为父亲吗？当上帝的名字由于在你们中间这种暴动而遭受更多的亵渎时，你的名字会变得神圣吗？你祈祷通过大量流血建立你的暴力统治，你的帝国就到来了吗？上帝要和平，而你准备战争，你的意志──在天上以及在人间──实现了吗？你烧掉你兄弟的种籽，并且甚至宁可让它腐烂而不愿从中得到好处，你是每天向上帝祈祷求面包吗？你现时应当用人的嘴说这种话。我们的罪责宽恕了我们，正如我们宽恕了我们的罪人一样，你就急急忙忙去杀害兄弟？你请求在诱惑的危险面前得到保护，同时你却通过你的危险的游戏把兄弟引入这一危险？你要求从恶行中解放出来，而你考虑的却是最严重的灾祸？”

    那些一边匿名，一边热衷于战争和暴力的家伙，就如同心灵色情而生理残缺的太监。连一向温和的马丁·路德·金也忍不住斥责他们为“废物”。马丁·路德·金在一次演讲中说：“我的朋友，我们已经太久地走着所谓可以通行的路，但是这条路无情地把我们越来越深地引入迷误和混乱。历史充满了那些专注于仇恨和暴力的废物。如果我们想要拯救我们的人民和人类的话，那我们就必须选择另一条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放弃完美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应当为使我们的民族摆脱种族隔离的桎梏而竭尽全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允许放弃我们对爱的责任。因为我们虽然反对种族隔离，但是我们必须爱各种种族的人。”诚如马丁·路德·金所说，爱是需要责任感、需要勇气和健全的思考能力的。这些，匿名者们无一具备。

    长期以来，网络上的许多言论一直充满着暴虐和血腥的气味。本来，网络应当给信息不畅通、新闻不自由的中国带来一股清新空气，并进而建构一个平等交流、自由讨论、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文化平台。然而，以上正面的功能远未实现，网络却日渐凸显出毛式语言、毛式思维占主导地位的危险情势来。可见，假如我们不在心灵结构和思维方式上来一次脱胎换骨的变异，即使我们能够熟练地运用最先进的科技成果，我们依然是一群生活在石器时代的野蛮人。

    当我面对网络上充满邪恶气息的言论的时候，我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个作家的日记》中写过的一段话：“‘只有为之流血的事物才是强有力的！’──无赖汉们仅仅忘记了，并不是那些使人流血的人们证明是强有力的，而是那些为之流血的人们证明是强有力的。而这，恰恰是这，是世上血的规则。”

    今天，在我看来，网络是一个黑暗的“狼区”。这里什么都是虚拟的，只有汹涌的邪恶不是虚拟的。邪恶是如此地真实，当我坐在电脑前面的时候，我分明感觉到了、倾听到了“恶狼”们那阴险的喘息声。回避不是最好的办法──并不因为你回避了，这些铺天盖地的邪恶就不存在了。我认为，我们每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必须从当下开始努力，致力于把“狼区”改变成“人区”，。让我们像基尔施说的那样开始吧：“我们想要把狼区创造成如兄弟般友好，我们的目光点燃了对某些事物的信仰。”

真理、非暴力与我们当下的生活

    恐怖事件发生之后，古巴、利比亚、北韩、伊拉克等美国的宿敌先后发电表示对死难者沉痛哀悼。而我们的某些“正义之士”却一相情愿地欢欣鼓舞──因为这次恐怖事件为这些“深受美国压迫”的民族和国家“讨回了正义”。两相对照，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在我们幸灾乐祸的时候，我们背离了真理。什么是“真理”？人们各自有各自的理解。在这里，我采用甘地的定义──这次事件，再次显示出“甘地在中国”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在甘地看来，真理就是非暴力。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非暴力？甘地说：“非暴力是我们人类所遵循的自然法则，正如暴力是野蛮的动物所遵循的自然法则一样。对于动物这一精神蛰伏于体内，反映出来就是只有体格强壮才能生存这一法则。而人的尊严要求其遵循更高的法则，即服从于精神的力量。”他又说：“非暴力不是逆来顺受，而是要全身心投入与强权的斗争，是以仁爱同情对待敌人。”“暴力只是打着解决问题的幌子播下苦痛仇恨的种子，最终落得两败俱伤。非暴力则是用爱来解决所有的难题，最后让敌对双方都走向幸福。”

    非暴力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它是柔弱的还是强大的？甘地说：“非暴力像活动中的镭。无论量多小，它一旦介入肿瘤的生长就将无声、平稳而又永不停息地发挥功效，直至将有病的肌体组织完全转化为健康的组织。同样，一点点非暴力也会微妙无声地发挥效力，并从不知不觉中使整个社会日新月异。”

    那么，非暴力的斗争对象是什么？甘地说：“东西方的暴力往往是东西方文明的差异造成的，其实，非暴力不是要消灭对手而是要把对手变成朋友。非暴力的基本出发点是对一人运用的原则便可用于万物。人类从本质上是相似的，于己可行则人人可行。”他又说：“真理力量不像暴力那样将对手排斥在问题的解决之外；相反，它重在改变对手，让他参与到问题的解决之中并从中获益，从而使双方共同升华。真理的力量不是把对手看作一个要攻克的敌人，而是一个携手探寻消除争端的至真办法的夥伴。真理的力量不是试图消灭对手，而是要将对手争取到真理的一边，要他弃暗投明。”“如果一个人不能在人际交往中运用非暴力，那么他就彻头彻尾错了。非暴力如同博爱宽容一样必须从内部做起。”

    非暴力的目的性是什么？甘地说：“不管怎样，非暴力是工具，真理是目标。工具必须触手可及，所以非暴力是我们至高的责任。只要我们注意方法，我们终有一日会达到目标，一旦我们掌握了这一点，最终的胜利势必属于我们。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无论遭受多大的挫折，我们都不会放弃对真理的渴求。”

    以上就是甘地一生寻求并用生命来捍卫的真理。这也正是中国人最需要的真理。中国的历史是“成王败寇”的历史，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历史。几千年来，暴力在中国上升为一种信仰、一种对成功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几乎所有的“历史的胜利者”都是暴力的服从者和实施者。尤其是到了二十世纪，暴力更是披上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的美丽外衣，侵入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毛泽东是暴力文化的集大成者，他的最可怕之处就在于让我们怀着激情接受并实施暴力、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为被他所催眠的“乌合之众”──直到今天，他的催眠术依然在对我们发挥着强大的作用。我们的日常生活完全地“暴力化”了。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鲁迅就天才地发现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其实是“吃人”的历史和文化。所有的文化典籍和现实生活都可被置换成“吃人”这两个字。既然都是“吃人者”，对大洋彼岸发生的恐怖事件表示一点幸灾乐祸又算得了什么呢？甘地的“非暴力”精神对中国太陌生了，与中国文化几乎是格格不入的。但是，要想重建我们当下的生活，重建我们对爱、对真、对善、对美、对人性本身的信心，我们必须吸取甘地给我们留下的这一丁点“镭”。

    我想，通过这一次的“国难”，如果有更多的朋友和同胞能够意识到改造我们当下的生活状态的重要性、能够对真理焕发出追求的热情、能够开始认识“非暴力”的价值，那么，这一次的“国难”就不再是一次“历史的无用功”；那么，这一次的“国难”就有可能是我们重生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