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态思维”和“表态文化”看知识分子的责任

“911”事件后的一个多星期是我几年来上网最多的时间，下载了意见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大量贴子。下线后往往要花好几小时认真地阅读和辨析，应该说各方意见都对我极有启发，但又各有独断论的偏执，阅后颇有不能已于言的冲动。周泽雄关于“态度就是一切”的批评切中问题的核心，足以说明当下的大多数言论为何如此肤浅极端，如此一根筋通到底，为何对不同意见如此不宽容──而这种不宽容与恐怖分子的思维方式其实是完全同构的。

    事实上部份大学生不理智的欢呼并不令我震惊，多年来他们早已习惯的“表态思维”只能导致如此结果。50年来他们的长辈、父执乃至“精神导师”每天都在如此行事。现在我虽然已很难被震惊，却并非没有愤怒，但我又知道仅有愤怒是不够的，而无节制地表达愤怒或蔑视更是无助于改变或帮助他们──无节制地表达对他们的愤怒和蔑视倒是很可能有利于我的表态或姿态（用周泽雄的说法就是“增加道德积分”），而这又是我不屑为的，因为他们毕竟是我的同胞，他们身上的耻辱标记就是我额头的红字。而且我不能以与他们划清界限来减轻我的耻辱感，我甚至也不能以与恐怖分子具有天然的不必划清就已泾渭分明的界限来减轻我的耻辱感，因为即便是恐怖主义者，也是我的同类。因为我们首先同是人类，然而才分别是中国人、美国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所以悲哀和痛苦每时每刻都击打着我。我希望自己活着能致力于建设而非破坏，致力于传播慈悲而非扩散敌意，使这个世界能够略微改善一些，让我有勇气活下去──但决不是苟活，而是高贵地活着，有尊严地活著。

    50年来中国式的“表态思维”，往往都是要国民为了利益（个人利益、家族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而违背公理与良知。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就是一种抽去了深度的“表态”文化，不仅政治是“表态”的政治，连文化乃至一切精神领域的活动都是“表态”压倒一切。而“表态政治”和“表态文化”确实使当代中国人的思想（如果还称得上思想的话）仅仅停留在毫无深度的“浅表状态”。泛政治化的“表态文化”事实上使一切公共生活都成了赤裸裸的利益考量，因为“表态”是不涉及超利益的形而上价值的，“表态”的唯一目的就是表明政治立场，所以，“态度就是一切”的实质其实无非是“立场就是一切”、“利害就是一切”。其实，现代公理与天赋良知其实是不用表态的。正如泽雄所言，如果连“恐怖暴行”是对是错都要“表态”，等于是对强奸是否合法进行表态：“表态，这要求太低级了，不表态不仅不能说明我对暴徒的仇恨，相反，表态倒让我浑身不自在，好像仅仅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好歹算个人。”

    半个世纪以来，在必须人人过关的政治高压下，要求国人“表态”的大部份事情恰恰是违背最基本的人性和良知的，我们都亲身经历过甚至至今依然在痛苦地经历着。在中国特色的大一统政治高压下，这种“表态”往往是难以逃避的，几同于庄子所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又不得不希望“过关”，于是我们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自己的人性、情感、良知、正直而去“表态”。这种“表态”当然是虚假的表演、无耻的作秀。我辈知识分子因为还有点良知，或许会在“表态”时留有余地，说得尽可能模棱两可，然后尽快把这件倒霉事忘掉。但下一次“表态”很快就会来临，我们又不得不再苟且一次。就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不得不”苟且之中，我们的良知早已所剩无几；即便我们自以为良知还在，自以为一点灵明尚存，自以为没有动摇和损失分毫，但按这种良知诉诸行动或与泯灭良知的恶政恶法对抗的勇气毕竟已大大地丧失了。于是我们就知行不一起来，变得身心高度分裂，认知能力和实际行为严重对立和矛盾。

    我最厌恶的当代中国的公共政治生活就是每周五（文革期间则几乎天天有）的所谓“政治学习”──无非是“传达”中央文件、“学习”重要讲话、深刻体会“精神”，通过这种强奸良知的“深刻体会”，我们每个人在“有罪假设”下都急于证明自己已经“提高了觉悟”，证明的唯一方法就是不容例外的人人“表态”，而“表态”的内容是没有选择的，只有“拥护”才能“过关”。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习逐渐松散，“表态”的压力逐渐降低，你甚至可能不“表态”就混过关，但我认为，麻木不仁地坐在那里听“传达”，就是思想的缴械和人格的惨败。即便你闭目塞听，一句也不往心里去，但你乖乖地坐在那里本身，就是甘受奴役的铁证。即便自己没有表态，但当你亲见亲闻那么多同事、同行、同胞违背良知地争先恐后“表态”，而你竟然没有怒目相向、拍案而起、拂袖而去，那么你的良知即便还没有丧失，也已经进入了冬眠状态、休克状态、假死状态。而且事后你也没有嫉恶如仇地与那些丑恶的“表态”行为誓不两立，没有道不同不相为谋，而是依然与“表态”者们应酬敷衍，甚至称兄道弟，那么你心底连冬眠的良知也已接近空无了。

    当代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人格、良知、正直、勇气，就在这一次又一次反人性的政治“表态”中，被蚕食殆尽。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自辩：我心里知道是非，我心里还有良知，但是我没有办法！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自慰：毕竟我自己没有直接干丧尽天良的坏事，我也事实上没有同流合污；我只是空洞而消极地口头拥护，而没有积极地实质性地助纣为虐；我只是没有勇气向恶直接宣战而已。于是我们得以宽恕自己。然而，我们却实在就是这样无一例外地成了道德上的懦夫、苟且偷生的犬儒、不得已的奴隶，甚至心甘情愿的奴才。我们先秦以前的伟大祖先曾经有过的高度智慧、高度文明和高度尊严，经过2,000年的专制、尤其是近50年史无前例的现代极权，就这样在我们这几代人身上悲惨地落到了谷底；先秦的龙种，经过2,000年专制的“耕耘”和半个世纪极权的“栽培”，终于收获了一大群只会狂热地跳出来丢人现眼的现代“跳蚤”。

    中国的专制是一种制度化的“恐怖主义”，比世界其他地方任何个人的、小集团的恐怖主义都更为恐怖。恐怖主义仅仅消灭肉体，但专制制度消灭灵魂。制造“911”事件的恐怖分子固然也可能有自我神圣感，但他们毕竟知道自己是现代公理的挑战者，是野蛮对文明的犯规者，所以他们的自我神圣是阴暗的──所以他们在杀人的同时不得不自杀，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很难活着躲过正义的惩罚，也很难躲过内心那不可能彻底泯灭的微弱良知的谴责。但2,000年中国专制的制度化以及近50年极权制度的日益现代化、精密化和虚假合法化，使专制制度的恶法似乎变得存之有理了──这当然是专制语境下的强词夺理，因为它剥夺了国民与它自由辩论的天赋权利──在这种恶法恶规面前，反对或挑战专制的人反倒成了犯法犯规者。人们既然对近在咫尺的制度化恐怖如此安之若素，那么他们对远在天边如同好莱坞大片的真实恐怖境头欢呼雀跃，就不会让我有任何震惊了。在信息严重过滤和屏蔽以及无所不在的强力灌输下，如果他们尚具有健全的良知，反倒更令我意外。所以，如果要说震惊，我震惊的也不是他们竟如此麻木，而是震惊于我们自己──当代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竟然如此罪孽深重。

    是的，我们罪孽深重，我们的罪孽就是失职。当我们不理智地或起码是缺乏反省精神地愤怒于那些愚味的“911”事件欢呼者时，必须意识到，即便自己作为个人比他们高尚，但作为社会群体中互相平等却角色不同的一分子，我们远比他们罪孽深重。因为，按照社会角色，他们的无知恰恰证明了我们未能尽职；毕竟他们的角色不是传播真理而是分享真理的光辉，而我们的分工和不可推卸的天职却正是传播真理，启蒙民众尤其是青年，用真理之光照亮专制的黑洞。如果中国的民众和青年在基本良知上出现了严重的“精神疾患”，那么我们首先要检讨的就是自己的失职，而不是指责他们为“天生的贱民”。

    世上没有天生的贱民，正如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低贱的劣等民族、而是曾具有长期高度文明的伟大民族。贱民是专制造成的，暴民是暴政造成的。人文思想者的首要天职就是反抗专制和暴政，反抗专制暴政的最主要任务不是以暴易暴、用暴力革命推翻专制制度，而是不遗余力地与专制制度争夺对民众尤其是青年的影响力。既然我们对民众和青年的影响力如此之微，我们为什么不肯承认自己作为教师的失败？为什么不肯承认自己是真理的不称职的仆人？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自己领悟自由的真谛，我们更大的责任是实践和亲证这些良知。泽雄兄有一篇近作“自由其及履践”，谈的就是这个重要问题。这次“911”事件在国内引起的反应证明，当代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事实上没有赢得那些大学生的爱戴和信服，难道不应该为“失民心”而深刻反省吗？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申报中级职称的表格上，第一栏就是要求申报者填写是否拥护“四项基本原则”。那时我突然意识到，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和苟且偷生，我已无数次在这种“灵魂契约”上摁下手印了。这一张张“灵魂契约”早已把我的灵魂抵押给了“魔鬼”。生命对我仅有一次，自由是生命的本质。不自由，毋宁死。我不能再无限度地违背良知、甘心为奴、继续堕落下去了！于是我写下了“我不仅不拥护，而且我坚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就这样，我悟道甚迟地在1995年32岁时选择了不再做“精神奴隶”。

    网络上大部份为“911”事件欢呼的年轻人都还未及而立之年，而且，那似乎甚嚣尘上的网上狂热分子其实只是极少数人。要知道，狂热分子的工作热情（在网上则表现为发贴的热情和滥用语言暴力乃至语言恐怖的肆无忌惮）非常之高，一个狂热分子上传的贴子数量可能超过100个具有良知的理智者。所以，我们也不必如临大敌，不必过于悲观，更不能用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另一种语言暴力对他们的语言暴力“以毒攻毒”。仇恨不可能消除仇恨；敌意不可能消除敌意，更不可能导致理解。我不相信那些狂热的大学生不向往自由，我更不相信他们愿意做专制的奴隶；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尤其是年青人选择自由，踏上文明之路，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以，若要我在宽恕他们和原谅自己之中作选择，我会选择宽恕他们，而不是原谅自己。我愿意忏悔，并为他们祈祷。事实上，我在网络上也看到了许多令我敬畏的后生，以“可爱的中国”为网名的那位就是如此。他的勇于认错，使我深感惭愧，更使我感到青年人的可爱，即便时有糊涂。[1]

    但是，我们人文思想者、作家、学者中，又有几人具有这种知错就改、从善如流的道德勇气？死不认错者大有人在，将错就错、一错到底的也不乏其人。尽管中国的人文思想者需要反省和检讨，但20年来我们的工作还是略有成绩的，起码中国的现状比过去50年的前30年要有所好转，再加上民众和青年对自由和真理的天然向往和自发努力，中国人的良知正在缓慢地苏醒，并持续地向文明的方向推进。所以，我不主张一味地悲叹悲观，而是主张悲壮而永不放弃地继续努力。上帝拯救自救者，决不拯救自弃者。我们永远不能急躁，急躁于事无补，真理之声的传播永远比邪恶之声的传播慢得多，因为真理不带来直接利益，而邪恶往往诉诸于短期利益。立意为真理献身的仁人志士，必须永远意识到任重而道远，时刻警惕乌托邦狂热在我们身上的遗毒。天国永远不会降临，真理永远不可能普世实现。同样，我也决不认为美国民众尤其是个别美国政客不需要反省和检讨。美国及其盟国不应被冷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强权永远不代表公理，不受监督、不准批判、不许挑战的强权永远具有腐蚀性和毒瘾性；即便是暂时最优越最强大的国家及其制度也要接受全人类的道德裁判，相对最不坏的民主制度也可能有缺陷。

    向往民主理念的中国人文思想者，不能对具有极大真理性的民主理念的现实摹本──一个具有历史和现实局限因而决不可能达到至善的民主制──过于迷信甚至将其神圣化，但更不能把民主理念的真理性与个别美国政客基于个人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决策的现实性混为一谈，尤其不能因为坚信民主远胜于专制就不允许他人包括某些无知的同胞对美国的强权的批判。作为批判性人文思想者不朽榜样的苏格拉底就是个伟大的反民主斗士，他不是因为代表真理才成其伟大，而是因为具有批判强权（而他面对的强权正是民主的多数暴政）的道德勇气才成其伟大。对于追求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人文思想者来说，永远不存在未经批判和检验就先验地绝对正确的真理，也永远不存在“我已经批判或检验过，所以你无权再批判和检验”的任何绝对真理；谁具有这样的思维偏执，谁就不配做苏格拉度的传人和同道，谁就不是真正的自由思想者，谁就是一个狂热分子，不论他的思想在国内语境中多么“政治正确”（比如支持恐怖分子）或在国际语境中多么“政治正确”（比如谴责恐怖分子），他都失去了自由思想者的资格，羞辱了自由思想的超越现实利害的无上尊严。

    【作者说明】拙文初稿“关于表态──致余世存、周泽雄两位友人的公开信”写于2001年9月20日，“世纪中国”网站的刘擎先生把它贴在该站的“世纪沙龙”论坛。文章贴出后引来许多攻击谩骂，可能是此文的看法引起了反感，也可能是我在几天前由朱学勤起草、27名知识界人士签名的“关于九一一事件的三点共识”（9月15日在“世纪沙龙”上贴出）一信上签了名。大部份签名者此后都未再针对“911”事件发表言论，于是我的这篇文章便成了反感“三点共识”的狂热跟贴者的攻击目标。但也有少数网民通过与我私下的电子邮件表达了他们的共鸣，特附录于后。

    一、笔者与网友“枉谈”的相关通信：

    “枉谈”来信：“在凯迪网读到由苏三网友转贴的你的‘关于表态──兼评网上关于九一一事件的各种意见’帖子。你的这个帖子理智而又深刻，对我触动很大。我已读多遍。是的，人应该‘高贵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但在暴力的专制统治下，又谈何容易？......你的帖子透出对人文工作者的深刻的反思。......我钦佩你的勇气。......我想请教的是，在目前这种暴力的专制统治下，如何对民众尤其是青年进行启蒙，用真理之光照亮专制的黑洞？如何不再做奴隶？中国通过何种途径和手段来实现民主与自由呢？......非常希望听到你的见教。”

    笔者回信：“你的来信让我深受鼓舞，令我感到温暖，并证实自己的信心并非虚幻。但你的问题太大，我几乎无法回答。因为不可能有一个适合所有向往自由者的答案。自由不是一条现成的既定的通衢大道──而在这个“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语）的世界里，自由常常是一条艰险的道路。自由意味着允许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天性，按自己的自主选择而生活──同时允许别人享有同样的天赋权利。当然，一个向往自由的人一定愿意与另一个向往自由的同类交流关于自由的感悟，并把别人的有益意见作为自己拿主意的参考。但由于你出的题目太大，一方面不可能在这封短信里详论（更何况我未必是一个高明的阐述者，古今中外有许多伟人都有过了不起的论述，有兴趣不妨读一些），另一方面我已在自己的著作中花过大量笔墨，不必在这里重述。我想你可以在网上搜索到我的许多文字，尤其是拙着《寓言的密码》、《永远的风花雪月永远的附庸风雅》和《通天塔》，有很大的篇幅都涉及我关于自由的思考。这三本书的全部和大部我都已经传上了网。......或许我们能做更深入的探讨──同时欢迎你对我的文字中论述不完备的部份提出补充和批评。”

    “枉谈”再次来信：“我们的信仰之舟，颠簸于惊涛骇浪之中。我们的自由灵魂，游荡于民主的荒漠之中。......你在公开信中的自责反省，让我仿佛在黑夜的跋涉中，听到同类的脚步声。我们越接近真理，就越感觉到黑夜的寒冷。但前方依稀透露着真理的曙光，再崎岖坎坷，我们也得坚韧向前。如同夸父逐日，致死不渝。......在现在的暴力独裁统治下，实现民主最有效的途径和手段是什么？实现民主所依靠的力量是什么？如何将民主自由之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一个运动，必须有系统的理论作指导，必须有坚强的组织来领导，必须有坚而不摧的队伍去战斗。这些问题，我还不甚明晰。”

    笔者回信：“我在‘关于表态’中说，虽然缓慢，但二十年来中国确实在进步。我觉得不应急躁，因为急躁无补于事。民主不可能是空中楼阁，也不可能靠少数人的觉悟就能提前到来，还是要依靠经济的进步，社会结构的调整，国民素质的提高。至于你提到‘指导理论’、‘组织’、‘队伍’，我觉得那是政治家的事，而且不到合适的时间也不会成功。我们人文主义者，要做的就是传播人文公理。但要使人文公理深入人心，一定不能是枯燥的说教，而必须生动形像。我一直努力这么做，做得并不好。希望能够互勉，并得到你的批评指教。”

    二、北京某读书类杂志主编的来信说：看了朋友推荐的“关于表态”一文后，深表同感，并且吃惊于我这个未届不惑的人对“表态”导致的身心分裂的强烈感受。他认为，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成长于“表态文化”全盛期之后，而新时期以来，“表态”文化的社会化程度持续下降并且隐性化，不得不直接表态的人已经大范围减少，因此许多人已不再直接感受到“表态”的压力。但他作为一个副局级干部，依然常常要开各种各样必须“表态”的内部会议，而这是他生活中最痛苦的事情，每当这种时候他常常借故溜掉。除了这种消极抵抗，他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为此非常苦恼。

【注释】
[1] “世纪沙龙”：“可爱的中国”，“我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表演感到恶心”；周泽雄，“你们的理由，我的理由──对两张帖子的答复”；“可爱的中国”，“接受周泽雄先生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