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的叙说”与“真问题”

这期杂志的内容丰富，作者们探讨的内容涉及到当代中国许多重要的领域，在冷静理性的分析之外，也隐含着道德激情。

    关于农村问题的一组文章揭示了潜藏已久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现象，特别是关于李昌平的文章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良知的叙说那么孤立无援？

    在“政治制度分析”专栏里韩丽的文章相当有见地。她从理论层面解析了中国的一个常识问题：在立法过程中真正的权力中心是执政党，而不是《宪法》或《立法法》所确立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研究中国的立法过程必须考察其外部非正式性，而要点是分析中共、国务院与人大三者之间在立法过程中的非正式关系。在现实政治中当局用文字上的巧妙解释掩盖了宪法规定上的这个逻辑矛盾：在法律上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党必须遵循人大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人大有权追究政党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而在实际政治体制中人大必须接受党的领导。韩文鞭辟入里的分析，映衬出那种根据中国某次人大会上有人投了否决票就认定中国的人大已开始改变政治功能的冬烘之论完全是个假问题。可惜的是，那种冬烘之论目前竟然占据主流地位，而且不仅仅是在中国。

    “当代思潮评析”一栏的几篇文章评述了当前中国的几种主要思潮。

    张祖桦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结”指出，新民族主义并不是民间自发产生的思潮，而是政府因官方意识形态失败与重建合法性的需要刻意营造的一种社会思潮，它完全服务于执政党重塑合法性的政治策略。

    徐贲的文章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反自由主义的民粹式民族主义所谈的“民主”以诉求于“人民”为特徵，举着“体制外”的旗帜，但却绕过政治民主化问题，在不冒犯当局的前提下来谈论他们所谓的“体制外民主”。这些“判断的困惑”所表现出来的犬儒主义，在“大众民族主义”的“民主政治”话语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话语是在抽空了民众政治活动的基本社会组织条件的情况下赞美所谓的“大众式民主”，还用扭曲史实的方式对中国的极权和威权政治作了一系列正面解读，一些张冠李戴、似是而非的“精致”说法有意无意地在帮助中国现行的权力操作，使得已充满了谎言的公众政治领域进一步“假面化”。

    笑蜀则指出：当前刚愤的极端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有着天然亲缘，一种形式是从所谓的“国家利益”出发而鼓吹恐怖主义，另一类则从人文的终极关怀角度呼唤恐怖主义。两者都极端轻视民众的生命，而这种轻视民众生命的观点其实正来自官方意识形态。因为官方意识形态不仅一向把党和“国家”的利益置于民众利益之上，而且惯于号召民众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或生命；并刻意将“以人为本”的现代价值观念定性为敌对意识形态和敌国“文化侵略、文明侵略的主要手段”。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论调无非是迎合了这种政治宣传而已。

    萧功秦的文章分析了“党内民主论”在中国未来的前途与命运。这篇文章指出，如何处理全能主义时代形成的共产党与行政系统的关系，是后全能主义时期面临的一个难题。80年代中共曾提出了“党政分开论”，主张逐渐弱化党的功能；但近年来腐败造成了政府功能的弱化，“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已成为维持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出现了以党代政、实行更彻底的“一党权威主义”治国方式的倾向。“党政分开论”的思路似乎已成为“昨日黄花”，如果现存局势没有重大变化，它离进入政治实践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

    特别值得一读的是何蜀的“被疯狂的年代愚弄的外国人”，这篇文章讲述了一群自小就接受西方文明薰陶的外国专家们，出于理想主义激情到中国来参加“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毛泽东思想“精神原子弹”的威力影响下，自觉积极地投身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最后又如何被当作外国特务投入监狱，终至理想幻灭的全过程。里面的不少人物是国人十分熟悉的。不过，这篇文章的最佳读者或许应该是西方国家的左派们。此文使编者联想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革命书店”，那家书店里的整个色调让人忆起“文革”时期中国的“红海洋”，店内陈放的书籍是全套毛主席著作、《江青传》等在中国已难以见到的书籍，橱窗上的招贴画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在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被中国人视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在那里被美化得让人颇觉滑稽。“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堕入末路时，有时就是种误解与误读。”

    由真正懂得中国的学者们来讨论目前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真问题，就是本刊所要坚持的编辑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