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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过期期刊 MCS 2002 Issue 2 文字可以做什么？ ──从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谈起
期刊 过期期刊 MCS 2002 Issue 2 文字可以做什么？ ──从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谈起
文字可以做什么？
──从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谈起
──从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谈起
【附录】一、李昌平上总理书
【附录】二、李昌平2000年3月15日在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千人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稿（摘要）
【附录】二、李昌平2000年3月15日在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千人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稿（摘要）
李昌平是近年来中国的高知名度人物之一。这位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揭露了农村社会的真相，呼吁“给农民国民待遇”；他像历史上的梁漱溟和彭德怀一样为农民说话，也使得他那个世界、使中国的农民们关心他的走向。许多报刊介绍过他的传奇经历；《南方周末》将他评为2000年的“风云人物”；他出名后许多农民给他写信；四川步云乡直选时也把他作为仅有的两位佳宾之一请去观摩。
去年李昌平写了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2002年1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受到读者的欢迎，首印3万册很快销售一空，至于图书市场（所谓的“第二渠道”）书商们的盗版则更是不计其数。《中国图书商报》等报纸以整版的篇幅介绍了这本书；《南方周末》把它列为2001年末推荐的好书；《战略与管理》杂志2002年第1期则以该书为由发表“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等专题文章。
名人辈出，名人荟萃，名人世界，已成为中国大陆近年来的一种社会现象。中国的伪市场社会使得人们不用计较名誉的信用和正当有效便径取名声的占有感。但李昌平不同，他并不得意，其出名也不是为了娱乐我们，而是因为他使官、产、学各界以及有良知忧患的精英朋友关心起他和他代表的世界。
李昌平的成名有命运的眷顾，他是幸运的；但说出了真话之后他坎坷的经历也值得我们深思。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乡党委书记，想有所作为而不与农民对立，最后必然是触犯了上级的利益。他无畏地道出了“三农问题”的症结：农民的穷苦、农业的危险、农村的破败，不是因为农民懒惰无能，而是来自外部，来自一个所谓的“县乡基层”的不劳而获的剥削大军，来自他们对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的为所欲为。
李昌平以他的亲身经历提醒我们：农民的负担重如“泰山”，农民不论种不种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连丧失劳动能力的80岁老人和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地必须按人头交几百元钱的摊派。经常有老人跪在他面前求个说法儿：“李书记，你说说看，中国有哪朝哪代，当官儿的要我们80多岁的老人交税的？”甚至有老人拉着他的手痛哭流泪地表示，自己宁可早点死以免除儿女代交摊派，还常有小孩跪在他面前要书记帮着安排上学。
老人们诉说的其实是早已被当代国人忘得干乾净净的事：中国历朝历代除了王朝末期的暴政之外，对60岁以上的老人向来免赋；自从清代雍正朝实行“摊丁入亩”后，大清国民就不用按人头交税了。如今苛捐杂税却逼得农民们像逃避瘟疫一样离家出走，宁愿把地荒着。而我们的一些精英们却一再盛赞，中国农民可爱得把土地当作自己的“命根子”。其实，上亿的农民在中国大地上的流动已有十多年历史了，对城里人来说，这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中国特色”。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李昌平痛切地感受到，乡村基层已经与城市的发展脱节，政策就像“谎言”一样，土地成了农民的包袱，“联产承包责任制”则成了农民的“枷锁”，而基层干部就好像“蝗虫”。他写道：“干部们工资大涨，机构和人员膨胀，奢华风盛行，房子、车子、手机、电脑等越配越高级，公费考察从国内发展到国外。”
面对这一切深感孤掌难鸣的李昌平最后选择了给朱扁基总理写信，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朱扁基也作了批复，李昌平的出名正缘于此。这就把李昌平推到了农民代言人的前台，半年后有媒体平实地报导了这一事件，从此他成了为中国农民说话的象征。
随后李昌平的经历就更有戏剧性了。由于中央和省政府出面干预，监利县开始了乡村税费改革，轰轰烈烈热闹了2、3个月，是为“监利经验”。李昌平身处这场“热闹”的中心，自然不难发见其中奥秘：在“改革”的“遮羞布”下，既得利益者们其实并没有什么损失，而农民们也未得到实惠，这不过是又一次折腾农民罢了。此后不久，农民负担又大幅度反弹上升，仅2000年10月到2001年1月监利县就有4位农民因拖欠税费而被逼死。至于李昌平2000年春“上书”中提出的改善农村困境的诸多建议，则至今依旧如石沉大海般毫无反响。
尽管李昌平的信得到了总理的批示，他的处境却日益恶化。省里某领导愤然曰：“监利怎么搞这种人当书记！”组织部门找他谈话，说他是“监利不稳定的核心”。悲愤莫名的李昌平体会到：“还不如说腐败在反我！”最后他只能被迫辞职，南下广东打工。在广东打工期间，他既受到来自社会的尊重，也遇到来自原籍的干扰；甚至当新闻媒体采访他之后，湖北的地方政府部门竟出面善意或他意地提醒、暗示他注意言论。有一家想在湖北境内发展的公司给李昌平发了聘书，可是最后却在某些压力下不得不放弃聘用，只能希望李昌平理解该公司的苦衷。
辞职后李昌平几易职业，数次在广东和北京之间往返，既为了寻找生存的机会，更为了探求解决“三农”问题的答案，最后他踏进了新闻和“三农问题”研究领域。在北京这个名人云集、专家学者门派众多的地方，他四处诚心求教，结果却是“越听越糊涂”。然后，他开始整理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其成果就是纪实和对策兼备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尽管他的书稿起初被许多出版社拒绝，但最后终于出版了。一个生意人买下两卡车，连夜运往李昌平的老家湖北监利，以8元钱一本卖给乡亲们，结果一抢而空。据说，监利县等地方政府的官员们也是人手一册，纷纷“对号入座”，他们的观感自然与农民不同。当地官员们不仅对李昌平的“出尽风头”不无羞恼，而且向上面打报告说，李昌平的书“影响很坏”，应该禁止其出版发行。
也有人说，中国的“三农问题”专家多的是，哪轮得到李昌平来发言？确实，在城里的精英圈里生活的人，提到哪个领域，就知道谁是那方面的专家；提到哪位名人，也能指出他是研究农村税费还是研究乡镇企业的。关于“三农问题”理论对策的专家论述更是洋洋洒洒、不可胜数。可是“三农问题”依旧困扰着中国，甚至越来越严重，而农民则仍然处于苦难当中，并看不见“出头之日”。
不过，李昌平的书自有其价值。它揭露了对中国“成功的现代化”或“后现代”一类感觉的虚幻，展示了另一个“中国”，一个更大的对当前和未来局势产生着巨大影响的“中国”。从梁漱溟、彭德怀披鳞直言的时代开始，这个“中国”就一直存在着，却又经常被忽视、侮辱、损害、盘剥。历史的诡异还在于，这个“中国”往往被“锦被”刻意遮盖了起来。我们不仅熟悉那些“农民的日子越过越好”的宣传，也听惯了有关解决农村问题的种种理论对策和政策宣示；在梁漱溟和彭德怀遭到打击的时代如此，今天也依然如此，当下不同的只是知识分子中多了一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以及“后现代思维”一类的自欺欺人。回顾历史，除了农民们的苦苦求诉哀声不绝，留下来的记载依旧只是梁漱溟那苍凉的呼唤和彭德怀那悲壮的身影。现实似乎仍然不愿正视那样一个“中国”，社会也仍然不肯思考一下它的存在意味着什么，为农民说话的“李昌平们”因此就只好远避它乡了。
李昌平确实写了一本好书，它是朴素的。事实上，无论是有良知的官员及其政策主张，还是具社会关怀的学者之理论对策，或是有良心的企业家及其商业伦理，都很难真正帮助中国的农民改善待遇，更不用说能使农民的自由意识觉醒、懂得如何通过有组织的诉求来改善处境。作为农民国的中国至今仍是个集权社会，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大众只能向上求助，求到极处，也不过是乞求位居高位者动心施善。李昌平给总理写信、向学者请教，也体现了这种传统中国的特色。
文字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李昌平在他的书里写了那么多的眼泪，提到那么多孤苦无告的农民向他下跪，他能安慰谁呢，他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向总理说实话”，这对以汉语为精神血脉和语言指向的人来说，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心声了；但若翻译成其他语言，例如英语、法语、俄语等，持这些语言的人们似乎就不易理解了。正是在这不同的理解中，我们或者能想见言路思路方面迥然不同的民族精神，也许就在这种思维观念的不同处有着我们民族新生的契机。
不过，在目前的中国，李昌平仍给了人们不小的安慰。这也是鲁迅所说的，中国人生多苦辛，而有时却极易得到安慰。可伶这安慰常常只是一点笔墨文字而已。李昌平提出了问题，尽管他像梁漱溟、彭德怀们一样，诉诸人的良知常识，“卑之无甚高论”，但他也是中国的。
是的，当无数的读者读之动情流泪时，是否想过那80岁的老人对李昌平提出的问题？对那样的问题，我们中国古代的亚圣孟子也多次谈过，他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养生丧死无憾，才是王道之始。他甚至详细地探究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我们年少时读这些文字，常对亚圣的浅陋不以为然，哪里会想到这就是我们充满罪与苦的中国呢？甚或今天的我们还不如亚圣时代的中国？孟子还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除了最后一位儒者梁漱溟先生外，今天为农民说话的已不再是“士”了，李昌平也不是。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只能等历史来回答了。
【附录】
一、李昌平上总理书
总理：
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一、盲流如“洪水”
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二十多天来，“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的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有40,000人，其中劳力18,000人。现在外出25,000人，其中劳力15,000人。今年人员外流和往年比有新的特点：一是盲流。过去一般是有目的流动，今年多数农民是抱着“运气”和“要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一种负气的心情外出。二是人数多、劳力多。过去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部份富余劳力，现在是男女老少齐外出。三是弃田撂荒的多。过去出门一般都待田转包出去后再出门，今年根本不打招呼就走人。外出的人数还在上升，估计今年全乡弃田弃水面积将达到35,000亩，占全乡总面积的65％。现在我们会全力以赴做调田转包工作，估计今年至少要撂荒20,000亩以上。
二、负担如“泰山”
我们这儿的田亩负担有200元/亩，另外还有人头负担100－4OO元/人不等。两项相加350元/人亩左右。一家五口种地8亩，全年经济负担2500－3000元（不含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农民种地亩产1,000斤谷子（0.4元/斤），仅仅只能保本（不算劳动负担）。80％的农民亏本，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过500多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一切尽在哭泣中。今年的负担又长了，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少壮打工去，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唯望天地哭。”
三、债台如“珠峰”
1995年，约有85％的村有积累，现在有85％的村有亏空，平均每村亏空不少于40万元。90％的乡镇财政有赤字，平均负债60万元以上，月利率20‰。1995年约有70％的乡镇财政有积累，现在90％的乡镇财政有赤字，平均赤字不少于400万元。平均负债不少于800万元，月利率高达15‰。村级负债每年增加10－15万元，乡级负债每年增加150万元左右。
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村级集体亏空一年比一年多，乡镇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我们棋盘乡不搞任何建设只交上面的税费，发干部的工资，支付负债款利息，收支两抵，乡、村每年净亏1,000万元。这样下去，基层组织和政府怎么运转？
四、干部如“蝗虫”
1990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不过120人，现在超过340人，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领导无法顶住内外压力，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排一帮子人吃“皇款”，年年有新官，干部增长何时休？官取于民、民取于土、落在水土、打在泥土，农民怎么受得了！
五、责任制如“枷锁”
“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让亿万农民欢欣鼓舞。可是现在农民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必须贴自己外出“打工”的血泪钱，负担的日益增加，价格的连年回落，被农民视为生命的土地已成为农民的沉重包袱，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农民视为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出生在集镇，就不要人头负担，出生在农村就年年交人头费几百元，这是多么不公平啊！
六、政策如“谎言”
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保护农民积极性的政策，很难落到实处。近年来没有对农民发放过贷款，即使有极个别的，其月利率在18‰以上（高利贷）。没有按保护价收过定购粮，相反，国家收粮还要农民出钱做仓容。国家不收粮，农民自己消化还要罚款，甚至还要没收。农民负担年年喊减，实际负担额极个别地方虽没有增加，但农民收入下降了，相对负担却是年年加重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岂能如此玩儿戏。几亿农民不相信中央的农村政策，这种后果是可怕的！
七、假话如“真理”
谎言讲一百遍便像是真理。现在实话无处说。上级领导只听农民增收就高兴，汇报农民减收就批评人。有典型，无论真假，就记录、就推广。基层干部察言观色，投领导所好，到处增产增收，形势大好。所以真话也听不到了。如果有人讲真话、实话，马上就有人给扣上帽子“政治上不成熟，此人靠不住”。我今天给您写信报告基层情况是一名基层党员应做的工作，是讲政治、讲正气的表现，是符合党章规定的。可是我却经历了近三个月的思想斗争，因为我自己也觉得给您写信是“不成熟”的表现，是“靠不住”的表现……。现在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干部不出假典型、不报假数字、不违心说话、不违心做事、做实事求是的干部太难，太难啊！
我在农村工作已有17年，先后担任过四个乡镇的书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沉重过。我不知道全国的情况，至少我说的情况在湖北省有代表性。现在农民太苦了！农村的工作太难了！农业潜在的危机太大了！
九十年代初期，总书记亲自下乡调查研究，“三农”问题得到了又快又好的解决。现在亿万农民再一次呼唤党中央国务院关注农村、农业、农民，为农村的发展拨开云雾，指明航向。
站在一个基层干部的角度，我建议中央从四个方面着手解决“三农”问题。
一、坚决刹住浮夸风
请您给全国发一封信，再一次告诫全党实事求是，反对浮夸风，重申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浮夸与跑官买官是同胞兄弟，都是以升官发财为目的，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跑官买官的人，多半都是喜欢搞浮夸的人。浮夸风是农民负担过重的思想根源。报假数字，出假典型的领导干部，同样要受到党纪政纪处份。
二、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人，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积极性的问题。农民积极性不仅仅是农业的根本问题，也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调动农民积极性，一靠中央，二靠地方。
从中央而言，1. 要减免农业税，中央要带头减农民负担，中央政府完全有这个实力。2. 中央要加大农业计划和政策保护的范国，加强对农业、农村、农民保护的力度，制订区域种植计划，减少大宗农产品种植面积。3. 制订农业生态保护计划，增加西部北部植被面积。4. 制订粮食对口援调计划，保证产粮区粮食有市场，退耕还林、还牧、还渔的地方有定价粮供应。5. 强化粮棉保护价政策。6. 制订支农贴息小额贷款政策。7. 制订土地金融政策，促进土地有序、有偿流转，加快集镇建设步伐，促进二、三产业发展。8. 制订小集镇居民建房专项贷款政策。9. 制订商品粮基地大中型水利设施国建、国有、国管政策。10. 发行国债帮助各乡村放下高利贷包袱，后由县、乡、村逐年还国债。11. 适度通货膨胀，提高农产品价格。
从地方而言，1. 要下大力减少吃税费人员，至少要减到1990年的人数，减1／2。2. 合村、合区、合乡。就湖北荆州而言，1,000人以下的村要合并，20,000人以下的管理区要合并，60,000人以下的乡要合并。3. 要加快政府“退”的步伐。政府不能包揽一切。鼓励社会办学，社会办小农水，社会办试验场等等。4. 要实行负担改革，把众多的收费税机构合并，实行“一票制”。凡只收费、以收费代管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部门人员要进行清理，其职能由政府的农办等内设办、组、室代替。5. 干部离任实行“两审制”，即：“审编制”，任职时人员编制是多少，离任时不能增加；“审赤字”，任职时财政和村级集体“赤字”是多少，离职时不能增加，只能减少。6. 吃税费干部实行末位淘汰制，确保干部能上能下得到执行。基层干部千万不能终生制、铁椅子。要坚决杜绝干部家族化。有不少乡镇干部的亲族化严重，就那么大一点地方，老子是领导，儿子、姑娘、女婿、侄子都在一起当干部。群众称为“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家只能留一人当干部，原从哪里来，现在到哪里去。
三、强化监督，严治腐败，确保政令畅通，取信于民。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在农村政策很难执行。农民讲：“经”是好的，关键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近些年来，有些基层干部因贪、占、拉等问题被依法判了刑，可仍保留工作籍，照发工资，照当干部，这些情况还比较普遍，群众称为“官官相护、无法无天”。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监督不够，腐败惩治不严。减负的调子一年比一年高，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1996年中央发布13号文件以来，全国通报了很多加重农民负担致死人命的恶性案件，处罚了一些乡镇干部。乡干部是“羊官”，替罪羊而已！其实问题出在下面，责任本在上面。乡镇干部违纪的行为都是上面“逼”的，上面装清官，下面做“羊官”，这就是“官官相护、无法无天”的根本原因。
任何形式的监督，都不如群众监督，现在农村要加强能代表农民自身利益的组织（如农会）建设，代表农民讲话，行使监督权力，确保中央农村政策严肃执行，还权于民，取信于民。授予一定数量的人民代表或农民联合签名罢免县乡不合格领导职务的权力。
四、鼓励改革创新，加强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策路线，制定切合实际的农村政策。
现在的问题成堆，不改革没有出路。联产承包责任制要完善，农村负担办法要完善，县乡机构要改革，农村基层组织要创新，工作方法方式要创新……。“稳定压倒一切”被一些人片面理解，以为稳定应该压倒发展，稳定应该压倒改革。中国有十亿农民，农民最有创新精神，农村的基层干部最了解农村的实际，很多人也有很高的学历和很强的能力，应给予他们讲台和改革创新的宽松环境，农民和农村的基层干部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很多文化产品把他们贬低得一钱不值，其实他们艰难、甚至忍辱负重地支撑着整个国家和民族。农民用100亩地的纯收入养活着一个国家干部，自己却外出“打工”谋生。基层干部受尽各种屈辱完成各种税费，自己工资却无着落，拿“白条”回家过年。如果县以上领导干部每年能在乡镇工作两个月，和基层同志一起研讨问题，探求政策，我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就不会发生。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决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我说的都是实话，但不一定正确，请您批评指正。
李昌平 2000年3月10日
二、李昌平2000年3月15日在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千人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稿（摘要）
一、正确认识棋盘
1. 正确认识棋盘人民的承受能力。
棋盘有基本农田60,000亩，1999年平均每亩产粮900斤，粮食销售价格0.4元/斤，亩毛收入360元，每亩生产成本170元，上交负担230元。农民种田收入-成本-负担=360元-170元-230元=-40元。这就是说，我们乡40,000农民一年辛辛苦苦，不仅没有收入，相反还要贴上自己在外卖血卖肉的血泪钱240万元。这样下去，农民不造反，就只有死路一条啊！我们这样对待农民是有罪的啊！
2. 正确认识棋盘的集体经济。
到1999年底全乡23个村负债2,251万元，其中高利贷占1,600万元，平均利息22%，全年支付利息486.64万元。棋盘乡全年农民合理负担580万元，其中属于村级留用部份150万元；村办企业收入全乡200万元，两项相加350万元。所有的集体收入支付利息后缺口136.64万元。而1997、1998、1999三年村级支出平均为900万元，如果不加以控制，到2000年年底村级负债将超过3,000万元，2001年底负债接近5,000万元。这样下去村集体经济就要崩溃！
（李昌平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财务问题成了难以问津的黑匣子。一般副县级干部，不知道县财政的真实底细；副乡长、副书记不知道乡财政的真实底细；村里的一般干部不知道村里的实实在在的底细。就更别指望县乡人民代表、村民代表能够知道家底了。负债的底细成为单位的核心机密，只有主要领导知道。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可是，时下却都是这样。）
3. 正确认识棋盘的财政状况
到1999年底，棋盘乡财政负债2,600万元，其中教育负债400万元，管理区负债1,200万元，乡政府负债1,000万元。财政所欠债务利率平均为18%，年支付利息468万元。棋盘乡财政每年可用财力不足350万元，而乡财政仅发工资每年就需300万元。1997、1998、1999年乡财政平均每年支出竟高达1,100万元。棋盘乡的财政已经无法保证政府运转，这样下去政府要垮台啊！
综上所述，农民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集体难以维持简单再服务，财政难以维持简单再分配。从纯经济角度看，农民要破产、集体要崩溃、政府要垮台。
（李昌平注：很多乡区干部和退休的老干部也是第一次了解财政的真实情况。此时的会场就像一锅烧开的水一样。）
造成全乡如此经济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天灾，1996年水淹，1998、1999年长江防汛各级支出很大；二是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三是部份农民欠款收不上来增加了各级的负债；四是高利贷和利滚利雪上加霜；五是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下跌；六是机构庞大，人浮于事。
二、棋盘的干部是什么？
1. 棋盘干部是棋盘人民的“老爷子”
棋盘的人民把60,000亩地的收入全给了我们，还把在外地打工、“卖血卖肉”的钱拿出240万元来养活我们。
每个干部一年的工资、费用不少于二万元，是大约100亩农田的负担或粮价每百斤50元时农民种400亩地的纯收入。我们干部中不少人常常发牢骚：“给共产党干了几十年，一个月还拿不到1,000元，还不够上县城请人吃两餐饭。”同志们啊！和农民比比吧！
2. 棋盘干部是棋盘人民养的“不孝子”
棋盘人民每年拿出的1,300多万元，我们还不够用，每年还拿高利贷1,000万元花销，还千方百计“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吃喝玩乐、中饱私囊。我们有些干部一场牌桌就输赢上千，一场赌博就输掉几千、几万元，靠我们自己的工资赌得起吗？
有位总支书记，经常带领管理区干部、村支部书记、村长进县城玩赌机。每次进城，都输掉几万元。为了把输掉的钱补上，他们就村、区联合，用虚开水利工、虚设水利工程、虚报高利贷利息等办法，大肆盗领公款，把他们的赌债转移给全区农民负担。这是集体腐败，这种集体腐败不只一个管理区有，在我们很多单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同志们啊！我们当干部的良心何在！人性何在！
3. 干部到底有多少真本事？
我们有多少人能办好企业，有多少人懂技术，有多少人会管理，我们有多少人能开好一个群众大会？我们有60%以上的干部在家里休息是个贡献，上班对人民是个负担。
老百姓说，百无一用是“干部”啊！我们凭什么享受棋盘父老乡亲的供奉和乳汁，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干部，因为人民对共产党还有深厚的感情。可是，我们不能这样践踏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像。
同志们啊！我们这些号称人民公仆的共产党官员已经变成了人民的主人，而棋盘的人民则变成了被统治的奴隶。棋盘父老乡亲已经一贫如洗了，我们这些干部把他们拖苦了、拖垮了，到了该棋盘干部尽孝的时候了！
三、惟一的选择。
1. 牢固树立长期过紧日子、过苦日子思想不动摇。量入为出，全力保农民不造反，保干部不饿死。
从观在起，从我做起，坚决不准上馆子、坚决不能租车子、坚决不准借钱搞面子、坚决不准借钱过日子。
干部要带头把高利贷的利息降下来，谁不要利息，优先还谁的钱，还款按利息高低排队。干部的工资每季度发一次，每月400元生活费，其余的有钱就发、无钱挂账。干部的开支权取消，不许报租车费、报烟条子、报饭条、酒条子……过去的特权一律取消。
各级要充份发挥老共产党员的监督作用，各项开支要经过老共产党员组成的民主理财小组审查，公开曝光，徵求民意才能报销。
2. 全部清退编外人员。可有可无的部门全部与政府脱钩，能够合并的机构一律合并，能撤销的机构一律撤销。清人要先从乡党政领导成员的子女亲戚开始，不讲特殊情况，一刀切，一律化。
3. 坚决把农民负担减下来，按上级批复数，各级不许加一分钱。不论出现什么困难都不能打农民的主意，要让农民休养生息。
4. 乡里拿出10,000亩水面的25年经营权，用于偿还三级所欠的债务，把三级的债主变成乡办渔场的股东。但是，对过去的高利贷，我们要清理整顿，把多领的利息要追回来，把息转本退回来，把高利息降下来，要坚决打击无本生息等以权谋私的违法犯罪。
5. 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用1-2年的时间，建立土地流转制度，在土地流转制度建立的基础上，改革现有村组织结构形式，重点培育农业专业合作组织，降低行政管理成本。
6. 开放农业资源市场，对外招商引资开发农业，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李昌平注：将近两个小时的报告，会场里没有一个人进出，人人神情专注。会场上也有不少人脸上的肤色红一阵、白一阵，脸上的肌肉紧一阵、松一阵，会议达到了出乎预料的效果。我也被会场上激愤、紧张、信任的气氛所感染。）
去年李昌平写了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2002年1月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受到读者的欢迎，首印3万册很快销售一空，至于图书市场（所谓的“第二渠道”）书商们的盗版则更是不计其数。《中国图书商报》等报纸以整版的篇幅介绍了这本书；《南方周末》把它列为2001年末推荐的好书；《战略与管理》杂志2002年第1期则以该书为由发表“作为政治问题的农民问题”等专题文章。
名人辈出，名人荟萃，名人世界，已成为中国大陆近年来的一种社会现象。中国的伪市场社会使得人们不用计较名誉的信用和正当有效便径取名声的占有感。但李昌平不同，他并不得意，其出名也不是为了娱乐我们，而是因为他使官、产、学各界以及有良知忧患的精英朋友关心起他和他代表的世界。
李昌平的成名有命运的眷顾，他是幸运的；但说出了真话之后他坎坷的经历也值得我们深思。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乡党委书记，想有所作为而不与农民对立，最后必然是触犯了上级的利益。他无畏地道出了“三农问题”的症结：农民的穷苦、农业的危险、农村的破败，不是因为农民懒惰无能，而是来自外部，来自一个所谓的“县乡基层”的不劳而获的剥削大军，来自他们对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的为所欲为。
李昌平以他的亲身经历提醒我们：农民的负担重如“泰山”，农民不论种不种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连丧失劳动能力的80岁老人和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地必须按人头交几百元钱的摊派。经常有老人跪在他面前求个说法儿：“李书记，你说说看，中国有哪朝哪代，当官儿的要我们80多岁的老人交税的？”甚至有老人拉着他的手痛哭流泪地表示，自己宁可早点死以免除儿女代交摊派，还常有小孩跪在他面前要书记帮着安排上学。
老人们诉说的其实是早已被当代国人忘得干乾净净的事：中国历朝历代除了王朝末期的暴政之外，对60岁以上的老人向来免赋；自从清代雍正朝实行“摊丁入亩”后，大清国民就不用按人头交税了。如今苛捐杂税却逼得农民们像逃避瘟疫一样离家出走，宁愿把地荒着。而我们的一些精英们却一再盛赞，中国农民可爱得把土地当作自己的“命根子”。其实，上亿的农民在中国大地上的流动已有十多年历史了，对城里人来说，这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中国特色”。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李昌平痛切地感受到，乡村基层已经与城市的发展脱节，政策就像“谎言”一样，土地成了农民的包袱，“联产承包责任制”则成了农民的“枷锁”，而基层干部就好像“蝗虫”。他写道：“干部们工资大涨，机构和人员膨胀，奢华风盛行，房子、车子、手机、电脑等越配越高级，公费考察从国内发展到国外。”
面对这一切深感孤掌难鸣的李昌平最后选择了给朱扁基总理写信，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朱扁基也作了批复，李昌平的出名正缘于此。这就把李昌平推到了农民代言人的前台，半年后有媒体平实地报导了这一事件，从此他成了为中国农民说话的象征。
随后李昌平的经历就更有戏剧性了。由于中央和省政府出面干预，监利县开始了乡村税费改革，轰轰烈烈热闹了2、3个月，是为“监利经验”。李昌平身处这场“热闹”的中心，自然不难发见其中奥秘：在“改革”的“遮羞布”下，既得利益者们其实并没有什么损失，而农民们也未得到实惠，这不过是又一次折腾农民罢了。此后不久，农民负担又大幅度反弹上升，仅2000年10月到2001年1月监利县就有4位农民因拖欠税费而被逼死。至于李昌平2000年春“上书”中提出的改善农村困境的诸多建议，则至今依旧如石沉大海般毫无反响。
尽管李昌平的信得到了总理的批示，他的处境却日益恶化。省里某领导愤然曰：“监利怎么搞这种人当书记！”组织部门找他谈话，说他是“监利不稳定的核心”。悲愤莫名的李昌平体会到：“还不如说腐败在反我！”最后他只能被迫辞职，南下广东打工。在广东打工期间，他既受到来自社会的尊重，也遇到来自原籍的干扰；甚至当新闻媒体采访他之后，湖北的地方政府部门竟出面善意或他意地提醒、暗示他注意言论。有一家想在湖北境内发展的公司给李昌平发了聘书，可是最后却在某些压力下不得不放弃聘用，只能希望李昌平理解该公司的苦衷。
辞职后李昌平几易职业，数次在广东和北京之间往返，既为了寻找生存的机会，更为了探求解决“三农”问题的答案，最后他踏进了新闻和“三农问题”研究领域。在北京这个名人云集、专家学者门派众多的地方，他四处诚心求教，结果却是“越听越糊涂”。然后，他开始整理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其成果就是纪实和对策兼备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尽管他的书稿起初被许多出版社拒绝，但最后终于出版了。一个生意人买下两卡车，连夜运往李昌平的老家湖北监利，以8元钱一本卖给乡亲们，结果一抢而空。据说，监利县等地方政府的官员们也是人手一册，纷纷“对号入座”，他们的观感自然与农民不同。当地官员们不仅对李昌平的“出尽风头”不无羞恼，而且向上面打报告说，李昌平的书“影响很坏”，应该禁止其出版发行。
也有人说，中国的“三农问题”专家多的是，哪轮得到李昌平来发言？确实，在城里的精英圈里生活的人，提到哪个领域，就知道谁是那方面的专家；提到哪位名人，也能指出他是研究农村税费还是研究乡镇企业的。关于“三农问题”理论对策的专家论述更是洋洋洒洒、不可胜数。可是“三农问题”依旧困扰着中国，甚至越来越严重，而农民则仍然处于苦难当中，并看不见“出头之日”。
不过，李昌平的书自有其价值。它揭露了对中国“成功的现代化”或“后现代”一类感觉的虚幻，展示了另一个“中国”，一个更大的对当前和未来局势产生着巨大影响的“中国”。从梁漱溟、彭德怀披鳞直言的时代开始，这个“中国”就一直存在着，却又经常被忽视、侮辱、损害、盘剥。历史的诡异还在于，这个“中国”往往被“锦被”刻意遮盖了起来。我们不仅熟悉那些“农民的日子越过越好”的宣传，也听惯了有关解决农村问题的种种理论对策和政策宣示；在梁漱溟和彭德怀遭到打击的时代如此，今天也依然如此，当下不同的只是知识分子中多了一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以及“后现代思维”一类的自欺欺人。回顾历史，除了农民们的苦苦求诉哀声不绝，留下来的记载依旧只是梁漱溟那苍凉的呼唤和彭德怀那悲壮的身影。现实似乎仍然不愿正视那样一个“中国”，社会也仍然不肯思考一下它的存在意味着什么，为农民说话的“李昌平们”因此就只好远避它乡了。
李昌平确实写了一本好书，它是朴素的。事实上，无论是有良知的官员及其政策主张，还是具社会关怀的学者之理论对策，或是有良心的企业家及其商业伦理，都很难真正帮助中国的农民改善待遇，更不用说能使农民的自由意识觉醒、懂得如何通过有组织的诉求来改善处境。作为农民国的中国至今仍是个集权社会，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大众只能向上求助，求到极处，也不过是乞求位居高位者动心施善。李昌平给总理写信、向学者请教，也体现了这种传统中国的特色。
文字的力量究竟有多大？李昌平在他的书里写了那么多的眼泪，提到那么多孤苦无告的农民向他下跪，他能安慰谁呢，他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向总理说实话”，这对以汉语为精神血脉和语言指向的人来说，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心声了；但若翻译成其他语言，例如英语、法语、俄语等，持这些语言的人们似乎就不易理解了。正是在这不同的理解中，我们或者能想见言路思路方面迥然不同的民族精神，也许就在这种思维观念的不同处有着我们民族新生的契机。
不过，在目前的中国，李昌平仍给了人们不小的安慰。这也是鲁迅所说的，中国人生多苦辛，而有时却极易得到安慰。可伶这安慰常常只是一点笔墨文字而已。李昌平提出了问题，尽管他像梁漱溟、彭德怀们一样，诉诸人的良知常识，“卑之无甚高论”，但他也是中国的。
是的，当无数的读者读之动情流泪时，是否想过那80岁的老人对李昌平提出的问题？对那样的问题，我们中国古代的亚圣孟子也多次谈过，他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养生丧死无憾，才是王道之始。他甚至详细地探究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我们年少时读这些文字，常对亚圣的浅陋不以为然，哪里会想到这就是我们充满罪与苦的中国呢？甚或今天的我们还不如亚圣时代的中国？孟子还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除了最后一位儒者梁漱溟先生外，今天为农民说话的已不再是“士”了，李昌平也不是。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只能等历史来回答了。
【附录】
一、李昌平上总理书
总理：
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一、盲流如“洪水”
开春以来，我们这儿的农民快跑光了。连续二十多天来，“东风”大卡车（坐不起客车）没日没夜的满载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奔向祖国四面八方的城市。我们乡有40,000人，其中劳力18,000人。现在外出25,000人，其中劳力15,000人。今年人员外流和往年比有新的特点：一是盲流。过去一般是有目的流动，今年多数农民是抱着“运气”和“要死也要死在城市，下辈子不做农民”的一种负气的心情外出。二是人数多、劳力多。过去外出打工的主要是女孩和部份富余劳力，现在是男女老少齐外出。三是弃田撂荒的多。过去出门一般都待田转包出去后再出门，今年根本不打招呼就走人。外出的人数还在上升，估计今年全乡弃田弃水面积将达到35,000亩，占全乡总面积的65％。现在我们会全力以赴做调田转包工作，估计今年至少要撂荒20,000亩以上。
二、负担如“泰山”
我们这儿的田亩负担有200元/亩，另外还有人头负担100－4OO元/人不等。两项相加350元/人亩左右。一家五口种地8亩，全年经济负担2500－3000元（不含防汛抗灾，水利等劳动负担）。农民种地亩产1,000斤谷子（0.4元/斤），仅仅只能保本（不算劳动负担）。80％的农民亏本，农民不论种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人头负担高过500多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到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一切尽在哭泣中。今年的负担又长了，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少壮打工去，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唯望天地哭。”
三、债台如“珠峰”
1995年，约有85％的村有积累，现在有85％的村有亏空，平均每村亏空不少于40万元。90％的乡镇财政有赤字，平均负债60万元以上，月利率20‰。1995年约有70％的乡镇财政有积累，现在90％的乡镇财政有赤字，平均赤字不少于400万元。平均负债不少于800万元，月利率高达15‰。村级负债每年增加10－15万元，乡级负债每年增加150万元左右。
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村级集体亏空一年比一年多，乡镇财政赤字一年比一年大。我们棋盘乡不搞任何建设只交上面的税费，发干部的工资，支付负债款利息，收支两抵，乡、村每年净亏1,000万元。这样下去，基层组织和政府怎么运转？
四、干部如“蝗虫”
1990年棋盘乡吃税费的干部不过120人，现在超过340人，并且这种增长的势头无法得到控制。新上任的领导无法顶住内外压力，不得不滥用权力安排一帮子人吃“皇款”，年年有新官，干部增长何时休？官取于民、民取于土、落在水土、打在泥土，农民怎么受得了！
五、责任制如“枷锁”
“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让亿万农民欢欣鼓舞。可是现在农民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必须贴自己外出“打工”的血泪钱，负担的日益增加，价格的连年回落，被农民视为生命的土地已成为农民的沉重包袱，联产承包责任制被农民视为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出生在集镇，就不要人头负担，出生在农村就年年交人头费几百元，这是多么不公平啊！
六、政策如“谎言”
中央扶持农业的政策，保护农民积极性的政策，很难落到实处。近年来没有对农民发放过贷款，即使有极个别的，其月利率在18‰以上（高利贷）。没有按保护价收过定购粮，相反，国家收粮还要农民出钱做仓容。国家不收粮，农民自己消化还要罚款，甚至还要没收。农民负担年年喊减，实际负担额极个别地方虽没有增加，但农民收入下降了，相对负担却是年年加重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岂能如此玩儿戏。几亿农民不相信中央的农村政策，这种后果是可怕的！
七、假话如“真理”
谎言讲一百遍便像是真理。现在实话无处说。上级领导只听农民增收就高兴，汇报农民减收就批评人。有典型，无论真假，就记录、就推广。基层干部察言观色，投领导所好，到处增产增收，形势大好。所以真话也听不到了。如果有人讲真话、实话，马上就有人给扣上帽子“政治上不成熟，此人靠不住”。我今天给您写信报告基层情况是一名基层党员应做的工作，是讲政治、讲正气的表现，是符合党章规定的。可是我却经历了近三个月的思想斗争，因为我自己也觉得给您写信是“不成熟”的表现，是“靠不住”的表现……。现在作为一名农村基层干部不出假典型、不报假数字、不违心说话、不违心做事、做实事求是的干部太难，太难啊！
我在农村工作已有17年，先后担任过四个乡镇的书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沉重过。我不知道全国的情况，至少我说的情况在湖北省有代表性。现在农民太苦了！农村的工作太难了！农业潜在的危机太大了！
九十年代初期，总书记亲自下乡调查研究，“三农”问题得到了又快又好的解决。现在亿万农民再一次呼唤党中央国务院关注农村、农业、农民，为农村的发展拨开云雾，指明航向。
站在一个基层干部的角度，我建议中央从四个方面着手解决“三农”问题。
一、坚决刹住浮夸风
请您给全国发一封信，再一次告诫全党实事求是，反对浮夸风，重申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浮夸与跑官买官是同胞兄弟，都是以升官发财为目的，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跑官买官的人，多半都是喜欢搞浮夸的人。浮夸风是农民负担过重的思想根源。报假数字，出假典型的领导干部，同样要受到党纪政纪处份。
二、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人，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积极性的问题。农民积极性不仅仅是农业的根本问题，也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调动农民积极性，一靠中央，二靠地方。
从中央而言，1. 要减免农业税，中央要带头减农民负担，中央政府完全有这个实力。2. 中央要加大农业计划和政策保护的范国，加强对农业、农村、农民保护的力度，制订区域种植计划，减少大宗农产品种植面积。3. 制订农业生态保护计划，增加西部北部植被面积。4. 制订粮食对口援调计划，保证产粮区粮食有市场，退耕还林、还牧、还渔的地方有定价粮供应。5. 强化粮棉保护价政策。6. 制订支农贴息小额贷款政策。7. 制订土地金融政策，促进土地有序、有偿流转，加快集镇建设步伐，促进二、三产业发展。8. 制订小集镇居民建房专项贷款政策。9. 制订商品粮基地大中型水利设施国建、国有、国管政策。10. 发行国债帮助各乡村放下高利贷包袱，后由县、乡、村逐年还国债。11. 适度通货膨胀，提高农产品价格。
从地方而言，1. 要下大力减少吃税费人员，至少要减到1990年的人数，减1／2。2. 合村、合区、合乡。就湖北荆州而言，1,000人以下的村要合并，20,000人以下的管理区要合并，60,000人以下的乡要合并。3. 要加快政府“退”的步伐。政府不能包揽一切。鼓励社会办学，社会办小农水，社会办试验场等等。4. 要实行负担改革，把众多的收费税机构合并，实行“一票制”。凡只收费、以收费代管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部门人员要进行清理，其职能由政府的农办等内设办、组、室代替。5. 干部离任实行“两审制”，即：“审编制”，任职时人员编制是多少，离任时不能增加；“审赤字”，任职时财政和村级集体“赤字”是多少，离职时不能增加，只能减少。6. 吃税费干部实行末位淘汰制，确保干部能上能下得到执行。基层干部千万不能终生制、铁椅子。要坚决杜绝干部家族化。有不少乡镇干部的亲族化严重，就那么大一点地方，老子是领导，儿子、姑娘、女婿、侄子都在一起当干部。群众称为“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家只能留一人当干部，原从哪里来，现在到哪里去。
三、强化监督，严治腐败，确保政令畅通，取信于民。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在农村政策很难执行。农民讲：“经”是好的，关键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近些年来，有些基层干部因贪、占、拉等问题被依法判了刑，可仍保留工作籍，照发工资，照当干部，这些情况还比较普遍，群众称为“官官相护、无法无天”。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监督不够，腐败惩治不严。减负的调子一年比一年高，农民负担一年比一年重。1996年中央发布13号文件以来，全国通报了很多加重农民负担致死人命的恶性案件，处罚了一些乡镇干部。乡干部是“羊官”，替罪羊而已！其实问题出在下面，责任本在上面。乡镇干部违纪的行为都是上面“逼”的，上面装清官，下面做“羊官”，这就是“官官相护、无法无天”的根本原因。
任何形式的监督，都不如群众监督，现在农村要加强能代表农民自身利益的组织（如农会）建设，代表农民讲话，行使监督权力，确保中央农村政策严肃执行，还权于民，取信于民。授予一定数量的人民代表或农民联合签名罢免县乡不合格领导职务的权力。
四、鼓励改革创新，加强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策路线，制定切合实际的农村政策。
现在的问题成堆，不改革没有出路。联产承包责任制要完善，农村负担办法要完善，县乡机构要改革，农村基层组织要创新，工作方法方式要创新……。“稳定压倒一切”被一些人片面理解，以为稳定应该压倒发展，稳定应该压倒改革。中国有十亿农民，农民最有创新精神，农村的基层干部最了解农村的实际，很多人也有很高的学历和很强的能力，应给予他们讲台和改革创新的宽松环境，农民和农村的基层干部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很多文化产品把他们贬低得一钱不值，其实他们艰难、甚至忍辱负重地支撑着整个国家和民族。农民用100亩地的纯收入养活着一个国家干部，自己却外出“打工”谋生。基层干部受尽各种屈辱完成各种税费，自己工资却无着落，拿“白条”回家过年。如果县以上领导干部每年能在乡镇工作两个月，和基层同志一起研讨问题，探求政策，我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就不会发生。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决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我说的都是实话，但不一定正确，请您批评指正。
李昌平 2000年3月10日
二、李昌平2000年3月15日在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千人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稿（摘要）
一、正确认识棋盘
1. 正确认识棋盘人民的承受能力。
棋盘有基本农田60,000亩，1999年平均每亩产粮900斤，粮食销售价格0.4元/斤，亩毛收入360元，每亩生产成本170元，上交负担230元。农民种田收入-成本-负担=360元-170元-230元=-40元。这就是说，我们乡40,000农民一年辛辛苦苦，不仅没有收入，相反还要贴上自己在外卖血卖肉的血泪钱240万元。这样下去，农民不造反，就只有死路一条啊！我们这样对待农民是有罪的啊！
2. 正确认识棋盘的集体经济。
到1999年底全乡23个村负债2,251万元，其中高利贷占1,600万元，平均利息22%，全年支付利息486.64万元。棋盘乡全年农民合理负担580万元，其中属于村级留用部份150万元；村办企业收入全乡200万元，两项相加350万元。所有的集体收入支付利息后缺口136.64万元。而1997、1998、1999三年村级支出平均为900万元，如果不加以控制，到2000年年底村级负债将超过3,000万元，2001年底负债接近5,000万元。这样下去村集体经济就要崩溃！
（李昌平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财务问题成了难以问津的黑匣子。一般副县级干部，不知道县财政的真实底细；副乡长、副书记不知道乡财政的真实底细；村里的一般干部不知道村里的实实在在的底细。就更别指望县乡人民代表、村民代表能够知道家底了。负债的底细成为单位的核心机密，只有主要领导知道。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可是，时下却都是这样。）
3. 正确认识棋盘的财政状况
到1999年底，棋盘乡财政负债2,600万元，其中教育负债400万元，管理区负债1,200万元，乡政府负债1,000万元。财政所欠债务利率平均为18%，年支付利息468万元。棋盘乡财政每年可用财力不足350万元，而乡财政仅发工资每年就需300万元。1997、1998、1999年乡财政平均每年支出竟高达1,100万元。棋盘乡的财政已经无法保证政府运转，这样下去政府要垮台啊！
综上所述，农民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集体难以维持简单再服务，财政难以维持简单再分配。从纯经济角度看，农民要破产、集体要崩溃、政府要垮台。
（李昌平注：很多乡区干部和退休的老干部也是第一次了解财政的真实情况。此时的会场就像一锅烧开的水一样。）
造成全乡如此经济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天灾，1996年水淹，1998、1999年长江防汛各级支出很大；二是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三是部份农民欠款收不上来增加了各级的负债；四是高利贷和利滚利雪上加霜；五是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下跌；六是机构庞大，人浮于事。
二、棋盘的干部是什么？
1. 棋盘干部是棋盘人民的“老爷子”
棋盘的人民把60,000亩地的收入全给了我们，还把在外地打工、“卖血卖肉”的钱拿出240万元来养活我们。
每个干部一年的工资、费用不少于二万元，是大约100亩农田的负担或粮价每百斤50元时农民种400亩地的纯收入。我们干部中不少人常常发牢骚：“给共产党干了几十年，一个月还拿不到1,000元，还不够上县城请人吃两餐饭。”同志们啊！和农民比比吧！
2. 棋盘干部是棋盘人民养的“不孝子”
棋盘人民每年拿出的1,300多万元，我们还不够用，每年还拿高利贷1,000万元花销，还千方百计“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吃喝玩乐、中饱私囊。我们有些干部一场牌桌就输赢上千，一场赌博就输掉几千、几万元，靠我们自己的工资赌得起吗？
有位总支书记，经常带领管理区干部、村支部书记、村长进县城玩赌机。每次进城，都输掉几万元。为了把输掉的钱补上，他们就村、区联合，用虚开水利工、虚设水利工程、虚报高利贷利息等办法，大肆盗领公款，把他们的赌债转移给全区农民负担。这是集体腐败，这种集体腐败不只一个管理区有，在我们很多单位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同志们啊！我们当干部的良心何在！人性何在！
3. 干部到底有多少真本事？
我们有多少人能办好企业，有多少人懂技术，有多少人会管理，我们有多少人能开好一个群众大会？我们有60%以上的干部在家里休息是个贡献，上班对人民是个负担。
老百姓说，百无一用是“干部”啊！我们凭什么享受棋盘父老乡亲的供奉和乳汁，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干部，因为人民对共产党还有深厚的感情。可是，我们不能这样践踏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像。
同志们啊！我们这些号称人民公仆的共产党官员已经变成了人民的主人，而棋盘的人民则变成了被统治的奴隶。棋盘父老乡亲已经一贫如洗了，我们这些干部把他们拖苦了、拖垮了，到了该棋盘干部尽孝的时候了！
三、惟一的选择。
1. 牢固树立长期过紧日子、过苦日子思想不动摇。量入为出，全力保农民不造反，保干部不饿死。
从观在起，从我做起，坚决不准上馆子、坚决不能租车子、坚决不准借钱搞面子、坚决不准借钱过日子。
干部要带头把高利贷的利息降下来，谁不要利息，优先还谁的钱，还款按利息高低排队。干部的工资每季度发一次，每月400元生活费，其余的有钱就发、无钱挂账。干部的开支权取消，不许报租车费、报烟条子、报饭条、酒条子……过去的特权一律取消。
各级要充份发挥老共产党员的监督作用，各项开支要经过老共产党员组成的民主理财小组审查，公开曝光，徵求民意才能报销。
2. 全部清退编外人员。可有可无的部门全部与政府脱钩，能够合并的机构一律合并，能撤销的机构一律撤销。清人要先从乡党政领导成员的子女亲戚开始，不讲特殊情况，一刀切，一律化。
3. 坚决把农民负担减下来，按上级批复数，各级不许加一分钱。不论出现什么困难都不能打农民的主意，要让农民休养生息。
4. 乡里拿出10,000亩水面的25年经营权，用于偿还三级所欠的债务，把三级的债主变成乡办渔场的股东。但是，对过去的高利贷，我们要清理整顿，把多领的利息要追回来，把息转本退回来，把高利息降下来，要坚决打击无本生息等以权谋私的违法犯罪。
5. 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用1-2年的时间，建立土地流转制度，在土地流转制度建立的基础上，改革现有村组织结构形式，重点培育农业专业合作组织，降低行政管理成本。
6. 开放农业资源市场，对外招商引资开发农业，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
（李昌平注：将近两个小时的报告，会场里没有一个人进出，人人神情专注。会场上也有不少人脸上的肤色红一阵、白一阵，脸上的肌肉紧一阵、松一阵，会议达到了出乎预料的效果。我也被会场上激愤、紧张、信任的气氛所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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