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政治运动的特征与规律

纵观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史，最富有特色的就是从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的一个接一个的轰轰烈烈、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而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则无疑是其中的高潮，也是这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终结。这种政治运动的最主要目的在于实现思想控制，笔者以为，借用道家的修炼用语“脱胎换骨”来形容这种政治运动的目的，颇为贴切。

    这种政治运动模式早在30年代初便已出现。当时中共在自己的控制区内进行大规模的肃反活动，特别是在江西，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与亲自操纵下，发生了所谓的“肃清AB团”事件，结果酿成令人震惊的“富田事变”。这次活动明显地体现出苏联肃反运动“以肉体消灭为主”的基本特征。从1942年的“延安整风”开始，中共才产生了以“脱胎换骨”为目标的具中共特色的政治运动模式，它摆脱了苏联的影响，体现出毛泽东的个人风格。1949年以后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可以说都是这种模式的体现。正因为如此，若研究中共的政治运动模式，“延安整风”比其他政治运动具有更大的典型意义和分析价值，尽管“文化大革命”引人瞩目的程度远远超过“延安整风”。

一、“脱胎换骨”模式的基本特征

1. 控制生存方式

    控制生存方式是通过“脱胎换骨”式政治运动实现思想控制的前提条件。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经过数年的经营，到了40年代初期，在延安成功地建成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通过对延安地区所有公民的工作、社会活动以及日常生活的全面管理，控制了所有公民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一切。当时的延安，市区居民约为7千人，大部份居住在城南，还有3万多人则是中共中央和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干部，他们散居在市区及郊区[1]。延安社会的一切方面都被纳入了严密的管理，所有人口被充分动员和组织起来。普通居民由党政机构和群众团体控制；干部作为“公家人”，则隶属于各自的工作机构及机构所代表的“组织”，未经“组织上”的批准，个人无法自行前往任何其他地方，个人一旦离开了“组织”就无法生存。

    1949年以后，中共迅速地把延安的社会管理模式逐步推向全国。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开始，到消灭私营工商业，再到1958年实现户口登记条例，民众的口粮、就业、居住等基本生存方式都被国家纳入了严密的控制。随着户口管理制度与工作单位档案管理制度的一体化，人们失去了自由迁徙、自由择业的权利，被户口制度限定在其居住地域活动，而个人又因单位里的档案要记录其社会行为而受到严格约束。在这样一种既严密又封闭的管理体系之中，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必然会失去相对自由漂游的特征。尽管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仍然在科技、文教、卫生等领域谋生，但这些部门里的每个机构实际上都机关化、行政化了[2]。所有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身份也由此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际上变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干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49年以后中国执政者对整个社会的控制程度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以这种生存方式控制为依托，推行以“脱胎换骨”为特征的思想控制就“运用自如”了。

2. 思想清洗

    “延安整风”运动的最初阶段是思想清洗，以政治学习和思想总结为主要形式，其对象主要是党内的高级干部，兼及广大的文化人。

    经过长时期的精心准备，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从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党的历史，特别是“苏维埃”时期所谓的“路线问题”。在此前后，毛泽东还借鉴斯大林主持编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经验，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以及《两条路线》等三部党史文献，在编辑过程中精心搜集、选择、整理甚至剪辑有关的党史资料，其主要观点是，只有毛泽东本人始终代表党的正确路线。这些材料就成了党内高层政治学习和思想总结的主要教材。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8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正式在全党发动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其任务主要是组织学习中共中央宣传部编的《整风文献》，强调所有的党员干部都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做到学用统一和自觉的检查反省。每个党员干部都被要求对自己的思想和历史作深刻的反省，在撰写思想自传的基础上，对个人的思想言行作全面系统的总结，特别是要端正立场和分析动机，不能再有什么个人的独立思想与自主意识。同时让每个人都详详细细地交代个人的历史，以便党组织发现“阶级异己分子”，也有助于党组织掌握干部的一切隐私。此外，各个单位也要全面地检查工作，做出总结。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按照毛泽东拟定的党史体系，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彻底清算了以王明为首的所谓“教条宗派”和以周恩来为首的所谓“经验宗派”，奠定了毛泽东在全党无可争辩的最高领袖地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此后直到毛去世，谁都无法动摇他集政治和道德为一体的绝对权威，别人最多只能是稍有一点阳奉阴违而已。

    在思想清洗过程中，常见的一种方法就是寻找靶子、用“大批判”制造并维持恐怖气氛，为此就可能运用“引蛇出洞”的策略。批判斗争的具体方法则通常是从否定被批判者的言论或文章入手，然后联系其现实“表现“，再追查”历史问题”，最后定罪。一人被批判，大家奉命群起而攻之。

    “延安整风”开始后，中央党校、中央研究院等文化人比较集中的单位成了“整风”的试点单位。“整风”动员之后先是鼓励“大民主”。本来，在延安地区思想文化活动一向受到严密控制，报刊中几乎不可能出现共产党人自我批判或反思的内容，也看不到象样的批评意见；然而，在“整风”初期对舆论的控制却出现了一些松动的迹象。例如，在中央研究院贴出了名为《矢与的》的墙报，因其畅所欲言，故而影响很大，观看者络绎不绝。同时延安的报刊杂志还发表了一些杂文或随感，如1942年3月《解放日报》先后刊登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等温和的批评文章。其中，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研究员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文，善意地批评了官僚主义和高干特权，赢得了不少文化人和青年人的赞赏。毛泽东读了“野百合花”之后猛拍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他当即打电话要《解放日报》社做深刻检查[3]。4月初的一个晚上毛又让警卫打着马灯和火把看了《矢与的》，然后明确表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

    于是，经过精心组织，从6月1日到11日，连续召开了10次对王实味的斗争大会。在斗争大会上，发言者用断章取义、故意曲解、移花接木、无限上纲、辱骂攻击等种种手法，对王实味的作品逐字逐句地分析批判，许多这样的发言都由《解放日报》发表。通过对王实味的批判，力图迫使当时在延安的文化人“检查动机、端正立场”。党的喉舌一再强调，大多数文化人的出身和立场都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他们理应产生沉重的原罪感，他们只有彻底丢掉长期以来形成的自尊、优越甚至傲慢，口服心服地努力改造世界观，才有出路。因此，在当时的“大批判”当中，“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的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4]。而丁玲、艾青等人为了摆脱自身的被动处境，在自我作贱的同时，也对王实味“反戈一击”，揭发谩骂。

    “延安整风”之后，这样的思想清洗运动一再重演，而每一次都会出现大量的互相揭发的大批判文章。揭发批判者与被揭发批判者往往是彼此熟悉的朋友、同事、师长，甚至父兄、配偶。揭发批判者常常把某些事实加以精心改编或有意夸大歪曲，再根据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任意发挥、“上纲上线”。这类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文化人斗文化人的手法所产生的后果极为严重，对文化人心灵与道德的巨大伤害几乎是无法估量的。而且令人省思的是，批判者批判了别人后，自己的命运往往也难以预料，有的人的确藉此升迁，而更多的人则历尽艰辛，甚至成为下次政治运动的批判对象。

    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先有1951年5月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10月批判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观点，1955年5月又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组织批判，这一系列以思想清洗为根本目标的政治运动在从未经历过“延安整风”的广大知识分子及文化人当中造成了很大的震动，而执政者所需要的恰恰就是这种效果。其实，《武训传》的编导孙瑜、《红楼梦研究》的作者俞平伯，《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之作者胡风，只是不幸被选中的批判、斗争对象。不选他们，也会选别人承担这种角色。

3. 组织清洗

    “延安整风”另一个主要手段是组织清洗。思想清洗主要体现在“整风”的前期，而组织清洗则主要体现在“整风”的后期，不过这两者之间互有联系，环环相扣。

    在党内高层，拉一派打一派是组织清洗的基本手段。“延安整风”时毛泽东的基本策略是依靠刘少奇，重用康生，打倒王明，搞臭周恩来。整肃的重中之重并不是王明为首的所谓“教条宗派”，而是周恩来为首的所谓“经验宗派”；但对王明等人是要彻底打倒，而对周恩来则是搞臭之后再重用。因为王明等人是纯粹的书生，在党内军内都毫无根基，凭借的只是他们所掌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所以毛泽东从理论上贬低他们所掌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声称这些理论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就十分轻松地而且是彻底地整垮了他们。中共党内特别是军队内部，文盲半文盲占绝大多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无所知；即使是党内高级干部，认真阅读过几本马克思列宁著作的人也不多。因此，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一个结果，就是使得一个宣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本来就不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变得更加淡薄。

    通过“延安整风”而形成的政治权力的基本格局，一直维持到“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但不时出现局部性变化。1949年中共建国后，中央的5人领导核心中，任弼时于1950年病逝，朱德则长期以来就基本上是个摆设，真正起作用的只有3个人，其中毛泽东总揽全局，刘少奇掌管党务，周恩来主持政务。由于周恩来掌握的实际权力多，毛泽东很快就把高岗等人调到北京分了周恩来的权力。毛泽东还唆使高岗四处活动，高岗先后拉拢了彭德怀、林彪、饶漱石等人。但高岗的活动也在党内掀起了轩然大波，毛泽东权衡利弊之后抛弃了高岗。然后毛泽东就一直刻意培养毛派人物邓小平与林彪，对这两人委以重任，以制衡刘少奇和周恩来。林彪身体不好，养病的时候多，而邓小平则精力充沛地活跃在第一线。50年代后期，在“反冒进”的问题上，周恩来受到毛的严厉批判，毛泽东甚至考虑过用柯庆施取而代之。那时毛泽东还确定由中央书记处领导国务院，使得党内排名在邓小平之前的周恩来实际上必须向邓小平请示汇报工作。

    在党内中下层，“延安整风”时组织清洗的主要形式是审查干部历史，在大规模审查干部历史和开展“抢救运动”的过程中，情治系统忙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对党员干部大搞逼供信、斗争、审问、关押，出现了“大揭发、大检举、大坦白”的浪潮，结果揪出了数不清的“叛徒、特务”，甚至还查出荒唐可笑的“路线特务”、“策略特务”。

    “延安整风”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后来的一些政治运动比以前的政治运动更加粗暴、更加蛮横，而毛泽东也把上述政治权术运用得炉火纯青。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仅存的一点点制约作用完全消失了；而共产党内特别是高层的矛盾冲突则日益加剧，因此，“文化大革命”的斗争重点不再是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而是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中毛泽东的基本策略仍然是拉拢怀柔，分化瓦解[5]，主要是依靠林彪，重用江青和康生，拉拢周恩来，打倒刘少奇，搞臭邓小平，其中打倒刘少奇是毛发动“文革“的最主要目标。然而，由于取代刘少奇的林彪个性较强，而且又掌握军权，因而他与毛泽东的”蜜月”只维持了短暂的时期，毛泽东又依靠周恩来解决了“林彪事件”。可是，由于周恩来企图否定“文革”中的一些做法，毛泽东又于1973年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依靠江青，重用邓小平，打击周恩来。此后毛又发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也达到了毛泽东的预定目的。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脱胎换骨”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大大得益于中国之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东方专制主义土壤。在承继欧洲文化的俄罗斯，特别是具有自由民主精神与公民社会传统的东欧各国，情况就有所区别。毛泽东确实博览群书，但他不仅没有什么西方思想文化方面的修养，甚至也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从他的藏书和读书记录来看，他酷爱的只是中国古籍，尤其是历代帝王统治术方面的经典。由此可见，毛泽东的确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山大王式的政治人物，而这恰恰是他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二、知识分子在中国的“脱胎换骨”

    “脱胎换骨”的一个主要对象就是文化人。本文在使用“文化人”与“知识分子”两个词时有严格的区别。所谓的知识分子，按照西方社会的标准定义是指具有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脑力劳动者，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采取批判态度。至于所谓的文化人，则与知识分子的概念不同，它只是泛指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并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经过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锻炼”，知识分子“脱胎换骨”后便成为文化人，而未做到“脱胎换骨”的则仍属于知识分子。

1. 建国后对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思想改造

    中共建国之后不久就展开了思想改造运动，所针对的主要对象就是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目的是把他们统统地改造成体制内的文化人。1955年，在科研、工程技术、教育、卫生、文艺等5个领域里共有384万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其中高级知识分子10万人，教授、副教授共有7499人[6]。

    1951年6月1日，思想非常亲共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担任了北京大学校长。当时中共党组织在高等院校里尚未完全运作起来，校长多少还保留着一点权力。马寅初认为北大有自由散漫的缺点，为此在暑期发动职员学习了40余天。以后他又想在全校教职员中发动一次有计划有系统的学习运动。9月7日，马寅初写信给周恩来，表示北大有新思想的校领导们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了北大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并邀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10人为政治学习的教师。9月11日，毛泽东对马寅初的信批示表示：“这种学习很好。[7]”席卷全国的针对体制外文化人的思想改造运动，就这样巧妙地发动起来了。虽然不知道在马寅初的后面是否有“大导演”在授意和指挥，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马寅初的确是摸透了毛泽东的心思并且有意识地加以迎合。

    在思想改造运动前后的一段时期内，特别是在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展开之后，占居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绝大多数的体制外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几乎都撰写了以批判和反省为主的自传、感想、汇报、交代、检讨、揭发等各类材料。这类检讨性文字，通常是先批判自己在1949年以前的经历，接着谈论1949年以后本人思想的转变，最后表示思想改造的决心。为了取得听众、读者特别是审阅者的信任，这些文字有一个共同点，往往表现出自我污辱、自我贬低，有时甚至达到离谱的地步。其中的一些知名人物写的这类文字往往会在报刊上发表。因此，当时的报刊上发表了数以千计的自我检查，起了制造声势和树立样板的作用。在这些文字当中，有陆志伟的“燕京大学受到的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梁思成的“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陈垣的“自我检讨”，金岳霖的“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等等。这些文章都对作者过去的经历、立场、思想，特别是学术成就与教学活动，几乎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特别是批判了自己亲美崇美的思想。至于普通人物写的这类文字，有的送交组织并存入本人档案，有的甚至要在工作单位里宣读甚至张贴。

    毫无疑问，思想转变是20世纪50年代广大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普遍选择。对他们的选择和转变，当然必须予以充分的理解。在当时的生存环境压力和巨大的政治高压下，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根本没有沉默的权利，他们不得不接受学习、批判和改造，最后都必须作出思想转变的表现，不转变是不行的。思想的转变究竟是真心诚意的，还是被逼无奈，或是充满了痛苦恐惧，那就因人而异了。至于思想究竟转变到什么程度，在此过程中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特别是讲不讲那些能够不说的话，做不做那些能够不做的事，其中的分寸之把握，或许与每个人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有相当大的关系。也就是说，个人多多少少还是要承担一点责任的。

2. 体制内文化人的处境

    1949年以后，中共体制内的文化人凭借政治优势在思想文化界占据了垄断地位，也成为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最基本的依靠力量。他们又可被分成3类。

    第一类是起家于中共延安时代的文化官僚。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延安时期因毛泽东的信任而得到提拔，虽然仅任职秘书等地位不高的职务，但是却进入了中共中央文教宣传工作的决策圈。其中一些人协助毛泽东起草、编辑和修改了许多重要文件，为从王明、博古、张闻天等留苏理论家手中夺取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为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最后形成做出了贡献。他们的人数并不多，不过数十人而已，但权力很大，1949年以后实际上掌握着中国学术界、文化界以及新闻界的领导权。其中最主要的有《论毛泽东思想》的作者陈伯达、《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作者胡乔木、《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编者周扬等。

    第二类是延安时代的文化人。他们大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投奔偏僻的延安，经过了“延安整风”的“千锤百炼”，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思想模式与研究方法。尽管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他们大多处于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地位，但1949年之后他们的地位一下子就超出了那些原先第一流的体制外学者，这些体制内文化人从此得以影响甚至决定中国大陆文学艺术的创作道路乃至文史哲研究的体系、思路和方法，而他们的新旧著述也成了学术论著的样板模式。与几十个出身延安的文化官僚不同，几万个“延安文化人”毕竟还可被视为文化人。他们当中的头面人物有《中国通史简编》的作者范文澜、《大众哲学》的作者艾思奇、《政治经济学教程绪论》的作者王学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作者丁玲等，这些人后来成了各自领域内所谓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主要奠基人。

    第三类是“重庆左翼文化人”。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生活工作在国民党统治下相对繁华的城市中（以重庆居多，但并不局限于重庆），思想左倾，长期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或抨击国民党统治，与中共有着种种联系，甚至就是中共党员或曾一度入党，例如郭沫若、李达、翦伯赞、马寅初、吴晗等。“重庆左翼文化人”当时的一些重要言论实际上也是代表着他们的党在说话。

    “延安文化人”与“重庆左翼文化人”毕竟还有一些不同。其一，前者具有延安“革命经历”，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政治资本，因而更能得到当局的信任和重用。“延安文化人”经过“延安整风”的“脱胎换骨”后在政治上算是过了关的，不需要再作自我批判，因此有资格在50年代出面“帮助”体制外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完成“脱胎换骨”。例如，1951年12月范文澜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做了著名的讲话“科学工作者应怎样展开新我对旧我的斗争”，教导科学工作者们应如何改造思想，他的讲话成为当时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份指导性材料。也正因为如此，属于“延安文化人”的范文澜在50、60年代中国史学界的实际控制力与理论影响力要远远超过表面上十分风光的“重庆左翼文化人”郭沫若。其二，“延安文化人”毕竟是在“延安整风”的严酷环境里“经过考验”成长起来的，知道那种政治环境的险恶可怕，所以为人处事多少有点谨小慎微。而“重庆左翼文化人”则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相对宽容得多的环境里健康成长起来的，还保持着几分开放社会中特有的天真和率直，1949年以后他们也想以指导者和教育者的面目出现，喜欢横冲直撞，却完全不了解政治运动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那就是自己也将成为革命斗争的对象。

    5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运动日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整肃越来越严，体制内文化人的政治处境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体制内文化人中箭落马，到了“文革”时期，则绝大多数的体制内文化人，与过去受到他们批判的体制外知识分子一样，统统都被关进了牛棚，整得死去活来。由于异己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每次都挨整，早就成了“死老虎”，因而对体制内文化人之整肃反而更加严厉。

三、民主党派与“脱胎换骨”

    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合法存在的8个“民主党派”之中，只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与“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较有规模和份量。“民革”源起于国民党的分裂，20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统治即将瓦解之时，国民党内部份化出来的一部份左派人士于1948年1月临时拼凑成立了一个组织，1949年11月又将“民革”、“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以及国民党其他左派人士合并成为“民革”。

    政党历史较长、组织系统比较完整的当属“民盟”。随着“民盟”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化，左派的“救国会”系统与偏左的“第三党”系统完全控制了“民盟”。在罗隆基身边则聚集了一小批具有留学英美背景或接受英美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对史良、章伯钧联手的当权派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在民盟的“一届四中全会”上，罗隆基等人与史良、章伯钧等当权派系的矛盾曾公开化，彼此的争论十分激烈。而中共中央则出面引导“民盟”批评了罗隆基的所谓“亲美路线”。民盟的主席先是张澜，后是沈钧儒，但他们年事已高，只挂名不管事。管事的是几个副主席，其中马叙伦是“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民盟”的事务他几乎插不上手；高崇民为人小心谨慎，对盟务管得较少；章伯钧虽然还担任“农工民主党”主席，但与“民盟”的关系比马叙伦密切得多，影响也大得多。1957年“反右”运动以前，真正想在“民盟”内部担负起领导责任并试图有限度地发挥民主党派作用和影响的，就是章伯钧、罗隆基、史良等3人。但他们从未幻想过让“民盟”扮演民主国家的反对党、在野党或参政党角色，而只是希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让“民盟”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下去，并且不要变成只是摆着好看的“政治花瓶”。可即便是这种小小的政治愿望，在当时也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性。其实，在“民盟”内部真正当家作主的并不是章伯钧、罗隆基、史良，而是1933年就已加入中共的民盟秘书长胡愈之。

    毛泽东对民主党派始终不信任，甚至怀有敌意。早在尚未取得政权的1947年，毛就打算抛弃一直共同患难的民主党派了。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表示，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中共之外的所有政党都应当退出政治舞台。可是斯大林并不赞成这种极端的做法，为此他在1948年4月20日的复电中表示了反对意见[8]。到了1957年，毛泽东终于找到机会来落实早先的设想了。

    “反右”运动的主要目的与重点之一，就是要设下圈套收拾“民主党派”人士，特别是“民盟”。因此，毛泽东按照“延安整风”运动的老模式，先是“引蛇出洞”，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民主党派”人士出席座谈会，鼓励他们“大鸣大放”，结果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等言论就成了“斗争靶子”。其实，在这些座谈会召开前的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就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悄悄地发给党内的高级干部阅读，做好了“反击”“右派”的准备。

    6月1日，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有计划地把廖仲恺夫人、“民革”中央副主席何香凝推到前台，通过她的嘴首次提出了“右派”一词，并且提出了批评和教育“右派”的问题。6月8日，中共中央在党内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精心地布置了“反右派”的步骤和策略。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卢郁文收到所谓匿名信一事作为幌子，巧妙地借题发挥，正式开展了“反右派”运动。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完全不顾章伯钧与罗隆基之间长期不和、政见各异、矛盾极深的事实，声称“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使得“反右派”运动迅速走向高潮。章伯钧与罗隆基就这样被“树立”成全国“右派分子”的老祖宗、总头目。至于出自“救国会”系统的与中共渊源深厚的史良则被保护了起来。

    当时“民盟”内部出现了不少“反右派”积极分子，在幕后指挥的是胡愈之，在前台揭批最起劲的两员大将，一个是反戈一击的史良，另一个就是咄咄逼人的左派头面人物吴晗。吴晗十分积极地“控诉章伯钧、罗隆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他未曾料到，8年以后姚文元原封不动地把吴晗在“反右”时用过的粗暴蛮横的语言照搬到“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中，当年的“反右”积极分子吴晗成了毛泽东为发动“文革”所借用的“斗争靶子”。

    由此又引出了一个1949年以后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越是优秀的知识分子或者文化人，倒霉的时间也越早；而迟至“文革”才倒霉的文化人，有相当一部份都是以往政治运动的干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批判斗争的对象几乎无一例外地不得不写出公开的检讨书或认罪书，承认自己通过深刻的反省已提高了认识，决心与过去彻底决裂云云。有的人彻底认罪，表示自己愧恨交集，请求宽恕；有的人机警地避重就轻；有的人甚至勇敢地适当辩解；还有的人则尽量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反右派”运动自不例外。这次运动开始后，仅在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上做检讨的就有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等22位著名的“大右派”。今天来看，当年被打成“右派”的55万多人中，有一些人几经犹豫之后利用“大鸣大放”的时机勇敢地说出了藏在心中已久的一些真心话，为此而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还有很多人在“大鸣大放”时其实一声没吭，此外，有一些被打成“右派”的甚至是“响当当”的“左派”人物。

    “反右派”运动给“民盟”带来了空前的大灾难。这次政治运动后，在“民盟”中央以及地方各级组织中真正起过作用的负责人大多数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特别是“民盟”中央及地方的89位主要负责人都被定成“章罗同盟”的“骨干分子”。“反右”运动后所谓“章罗同盟”的消失，实际上也意味着“民盟”主要骨干的消失，甚至也可以被视为真正的民主党派的消失。从此以后，民主党派在政治上极其有限的十分可怜的一点制约与监督作用不复存在，民主党派因此而名存实亡了。民主党派的名存实亡，又意味着社会上再也没有对共产党的牵制力量，这就为毛泽东随心所欲地发动“大跃进”铺平了道路。

四、“脱胎换骨”模式的顶峰和终结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大跃进”运动，其灾难性后果是造成了整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大跃进”之后中国普遍出现粮食严重短缺，因饥饿而身体浮肿的现象在全国蔓延，1961年初全国性的大饥荒达到了顶点，持续3年之久的这场大饥荒导致几千万农民的非正常死亡。如果不是执政当局严密控制社会的一套政治系统与政治手段仍然在有效地运作着，以致于民众根本无法掌握到可靠的信息，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危机时期，中国社会很可能会土崩瓦解。

    正是在这种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再也干不下去的毛泽东于1959年4月极不光彩地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在第一线主持工作，替毛泽东收拾烂摊子。而“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事件”的出现，标志着“毛泽东神话”己在中共高层领导中破灭。这一切迫使极端崇尚权力的毛泽东不得不花费了几年的时间，掀起了又一场空前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为了控制局势、进而稳住自己的阵脚，向全国的大中学校派出了大量的“文化革命工作组”。与1947年主持“老区”土改、1964年主持“四清”一样，刘少奇实行了一套极左政策。派出的“工作组”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仅仅在6月下旬的20余天时间里，北京市24所高等院校里就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有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民众和青年学生反“工作组”的情绪日益高涨。而刘少奇也因此落入了毛泽东事先设下的圈套。

    1966年8月5 日，毛泽东写出了令人震惊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极为明显地把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号召和鼓动民众绕过严密地统治着中国社会的各级中共党组织，起来冲击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通过鼓动下层“造反”来清理党内高层的做法，是对“脱胎换骨”模式的一次大发展，同时也是对政治高压传统的一次大突破。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次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治运动承袭了“脱胎换骨”模式的基本特征，但也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那就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新方法。“脱胎换骨模式”一向都是自上而下的，矛头一般指向党外文化人，即使涉及党内也仅限于少数人，不会针对整个党的各级组织，何况所有的政治运动都是由各级党组织领导人掌握的。但“文革”的主要目标恰恰就是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特别是其中的高级干部，因此它成为一次由毛泽东及其助手直接指挥的自下而上的针对中央及地方各级干部的政治运动。于是“红卫兵”运动和群众性组织风起云涌，遍及全国。除了解放军野战部队之外，全国各级地方党委陷于瘫痪或基本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了活动。以“全面夺权”、“全面内战”为主要表现形式，中国社会出现了自1949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无序和混乱。

    这使得高干和他们的家庭感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他们自然不甘心束手就擒。因此，“文革”初期就出现了由部份中共高干子女们所鼓吹的“血统论”，试图转移“打倒走资派”的“文革”目标。从7月至9月，在北京以及其他地方出现了一个“红色恐怖”时期，主要由高干子弟组成北京各中学的“红卫兵”在打人、抄家的过程中把暴力推向最高潮，他们私设刑堂，滥杀无辜，大批所谓的“黑五类分子”被毒打，甚至被杀害。

    1966年10月，政局出现了变化。陈伯达在1O月16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把“血统论”列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形式之一，希望以此推动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一步批判。群众性的“造反”运动因此而蓬勃兴起，17年以来高压政治下对社会的严密控制部份地松动了。虽然任何人都不能反对毛泽东、林彪，也不能反对毛的妻子兼打手江青，更不能与毛的所谓“革命路线”唱反调，但当时民众在一些方面却获得了1949年以来最大的活动空间。一些思想最为敏锐的学生开始质疑无产阶级专政。象“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这样一批人获得了难得的言论机会[9]。执政当局很快便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从1967年4月开始就限制民众自发性的“造反”活动，结束了“文革”中约持续了半年的言论较为开放的阶段。

    “文革”实际上包含着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其一是毛泽东精心策划实施的、利用民众打倒政治对手刘少奇的肮脏内幕，这不但是中国特色的政治运动发展到顶峰的标志，而且也是这种政治运动彻底破产的标志。“文革”让中国特色的政治运动反人道反人性的野蛮暴行发展到极端，也把中国的专制主义传统推向极端，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样一个悲惨的结果让民众大彻大悟，看清楚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其二则是一些民众利用毛泽东暂时借助于群众运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达了一些政治上的要求，使得民主运动后来成为“文革”的副产品[10]。特别是对 1949年以来建立的政治体制感到失望与不满的人们，在付出极为高昂代价的基础上，趁机做了一些自由民主的启蒙工作，引导民众开展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真正思考。当然，经过17年共产主义的教育，当时中国民众的人格已完全扭曲了，普遍缺乏真诚、善良、道德、责任，所以一些“造反”行动的确相当野蛮、偏执和狂热，毫无人性。但也应该承认，民众在“造反”时期对所谓“走资派”的迫害远不及“文革”前官员对民众的迫害，也远不及1969年以后当局对一些“走资派”的迫害[11]。

   1971年“林彪事件”后，中国民众逐渐觉醒，通过反思“文革”为走向改革开放奠定了牢固的社会基础，进而推动中国在1978年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艰难道路。“脱胎换骨”模式无论是在体制上还是信仰上，都丧失了合理性与合法性。然而，人们必须提高警惕，因为这种模式仍然可能随时出现，或者在改头换面之后出现。

【注释】
[1] 参见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11页。
[2] 参见黄平的“当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非知识分子化”，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5年4月号。
[3] 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443页。
[4] 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6月11日座谈会上的发言”，载《解放日报》，1942年6月29日。
[5]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98页。
[6] 参见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下）·建国以来15年统战工作的回顾与再认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出版。
[7]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48页。
[8] 列多夫斯基，“米高扬的赴华秘密使命（1949年1-2月）”，中译文载《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5期。
[9] 参见印红标的“遇罗克与他思考的时代”，载《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
[10] 参见徐友渔的《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253页。
[11] 参见朱学勤的“公民意识：中国的困难与曲折”，载《书斋里的革命》，长春出版社，199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