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与“文革”研究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发生40周年。由于官方以行政权力设阻，“文革”档案不开放，“文革”出版物受限制，有关“文革”的学术研究在中国步履维艰。出于历史的使命感，民间的独立学者仍然坚持抢救性的“文革”学术研究。而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就成为目前条件下推动“文革”研究继续深入的一条可行之路。本文仅对口述史与“文革”研究的几个相关问题作一讨论。

一、抢救历史资料的迫切性

    之所以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开展“文革”研究，首先是出于时间的考虑。口述历史选择的采访对象首先应该是历史活动的当事人，比如“文革”时期的中央和地方领导人、最高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各类群众组织的头面人物、重要事件的关键人物和知情者等；其次是经历了“文革”又具有历史记忆的普通人，他们在“文革”中也许不出名，但他们的讲述可以从个人独特的角度深化历史的认识，或弥补历史宏大叙事留下的空白。有些人本身不是重要人物，但他们的口述中有重要的见闻，同样有重要价值。如果历史的某些环节被遗忘了，被遮蔽了，而普通人的记忆恰恰能弥补这个环节，那这些材料就可能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总之，无论是历史重要人物，还是与重要事件有关的普通人物，留下他们共同的记忆才能复原历史的整体风貌。

    “文革”的参与者包括当时十几岁的学生到70、80岁的老年人。40年过去了，当年十几岁的中学生现在已经50多岁；当时40、50岁的中年人现在已经80、90岁了；而当时60岁以上的老人现在基本上都去世了。所以，采访“文革”的重要当事人，从时间上讲已十分紧迫。如果现在抓紧进行，还可能采访到一些当时的中年人；如果再拖20年，就只能采访当时的年轻人了。就我自己从事口述史研究的体会而言，我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采访过的吴祖光、温济泽、萧干、李慎之、唐达成、郑惠等人，“文革”时都是中年人，采访时年龄在70岁到80多岁之间，他们最近几年已陆续去世了；有的采访对象正在约定当中就突然去世了，比如项南。所以，今天做口述史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和死神赛跑。

    口述史的难度有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当事人有心理压力，不愿意接受采访；二是他们不接受口述史的方式，要自己写回忆录。李慎之、唐达成、郑惠等人开始都不愿意做口述史，一方面觉得自己就能写，还有时间，一方面总觉得别人的记录不如自己写出来的准确、完备。我有一个朋友赵诚约黄万里做口述史，黄说要自己写，还没动笔，就去世了。也有少数“文革”中的重要当事人如陈伯达，他的儿子陈晓农帮他做了口述回忆，出了书，因此就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线索和资料。王、张、江、姚已全部去世，想做口述史也不可能了。现在，口述历史一方面可以着重抢救来自老年的当事人的史料，一方面也要重视中年的当事人，如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或重大事件的参与者、目击者、知情者、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乃至社会各阶层有代表性的人物。

    最近几年，以口述历史的方法研究“文革”，已经受到一些机构和个人的重视。据我了解，像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史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等官方机构，早已着手对“文革”中的高层人士包括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或秘书人员进行采访。一些大学、民间机构和有志研究“文革”的学者，也开展了不同专题、不同层次的“文革”口述史研究。学者个人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能做的事是很有限的，但这还不是主要的障碍。更突出的问题是，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下，研究和出版严重不对称。一些口述史的成果，由于内容与官方历史解说的口径不一致，没有机会公开发表，只能由机构或学者藏之名山。学术本为天下之公器，官方对出版的严控极大地限制了“文革”口述史已有成果的公器作用。

二、从当事人的观察看口诉史的价值

    任何历史的现象层面都比文献更丰富，“文革”也是如此。口述历史在挖掘现象层面上具有特殊的优势。

    以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为例。在中国已出版的“文革”史中，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被认为是较好的一种。该书第2章第3节“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中，提到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反应时写道：“值得注意的是，出席全会的多数人，对毛泽东的大字报没有表示拥护，没有紧跟。这与许多人对大字报不理解有关，也与这张大字报的打击面相当大、许多人搞不通有关。实际上多数人对它有意见，不过不敢表态罢了。”他还写道：“出乎中央第一线和到会的绝大多数人的意外，毛泽东突然提出了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意见，并且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候选人名单。”[1] 中国流行的另一本“文革”史──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也说：“在原定全会要结束的8月5日，毛泽东突然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2]” 王年一、金春明没有说明他们关于“突然”的论断依据的是什么史料。

    中共中央的这次会议决定，刘少奇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林彪取代刘，林的地位在党内上升到了第二位。如此重大的中央人事变动，到底是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突然决定，还是早有打算？若是后者，他是一人独断，还是背着刘少奇与其他政治局常委事先商量安排过？这显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重要问题。

    实际上，毛泽东召开这次全会，是有备而来，对刘少奇发难之前早已与周恩来等商量好了“去刘用林”的政治局人事调整方案。在毛宣读他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前一天，8月4日下午，他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当刘少奇说到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3] 至于毛打算怎么处理这个“政治局常委里的牛鬼蛇神”，政治局常委将有什么变动，谁上谁下，以前所有的研究者只是提到周恩来草拟、经过毛泽东勾划的名单（即周恩来1966年8月6日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问题致毛泽东信的手稿），只补充了一点信息，如毛泽东采纳了江青的意见，把陶铸提到第四位。然而，谁也没讲清楚这次重大人事变动的决策经过。直到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出版，才大致厘清了这一重大人事变动的决定过程。

    高除了引用周恩来1966年8月6日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问题致毛泽东的信的手稿之外，还使用了高本人1983年分别采访吴法宪和王力所获得的口述史料。高文谦发现，周恩来在实现毛的倒刘意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毛要换掉刘少奇，是周提议请林彪回来，又提议只保留林彪一人为党的副主席，原有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后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名义。[4] 由此可见，在毛对刘少奇公开发难之前，毛、周已经主导安排好了高层的权力重组。

    那么，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们对这次重要人事变动的态度究竟如何，是象王年一书中描述的那样，不“表示拥护”吗？以前并未有文献记载过他们在会议上的态度和表现。聂元梓是这次会议的列席者，我对她作过一次采访。以下是采访中与此事相关的问答记录：

    问：您参加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算是见证人，但讲的还是有些简单。比如，八届十一中全会，是谁通知你去的，是怎么个开法？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您在哪个组讨论，有没有作发言？

    （聂）答：在会场上，大家精神非常集中，情绪也非常紧张。我也不知道他们上层之间是什么关系，也不会特别注意谁，不注意谁。我是分在华北的北京组。会议上的发言，大家都拥护毛主席的讲话和“炮打司令部”大字报，都是这样表态的。

    问：刘少奇、邓小平也表态了吗？

    答：都表了态，都说拥护。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主席念他的大字报时的样子。

    问：是毛泽东自己念的？

    答：是啊！他坐在主席台中间，拿着一张纸就那么念。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聂元梓她们那张大字报出来后，他及时肯定，已经50天了，没有人来响应，冷冷清清，把无产阶级革命派打成反革命，压制革命群众不能起来。当时我理解是各个省市领导没有跟上。主席觉得大家没有积极起来响应他的号召，他意见很大。另一个印象深的是：他提出了刘邓司令部。我不能理解怎么还有一个黑司令部。不知道党内政治状况是怎么一回事。

    问：您当时也很吃惊吧？

    答：当然吃惊。觉得刘少奇就是毛主席的副手嘛，怎么会有一个刘邓司令部？但是也有些预感。因为前一天，江青不是请我吃饭了吗？饭桌上，她已经点了刘少奇。说了很多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坏话。还讲了彭真怎么对她不好。还讲到我们写的大字报是她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给我们送到毛主席手里。讲得活灵活现。

    问：当时毛泽东念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时，您能不能马上就听出是指的谁？

    答：能听出来。但说到邓小平时，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问：按说，他没有点名，中央委员们不一定都能感觉出来，尤其没有点邓小平的名。刘少奇、邓小平都在座吗？

    答：都在座。主席旁边就坐着周恩来、刘少奇。

    问：刘少奇、邓小平当时是什么表情？

    答：邓小平在哪坐着我都不知道。不光是刘少奇感到紧张，大家都非常紧张。出来一个黑司令部，这还了得！我是因为江青打了招呼，她说毛主席有重要问题要讲，明天你就知道了。心理还有点准备。他们可能一点准备都没有。

    问：谁主持会议呢？

    答：周恩来。

    问：主席念大字报时，你觉得周恩来知道吗？他觉得突然吗？

    答：我觉得，周恩来知道，康生知道，江青知道。我接触几个大区的书记如李井泉，我当时感到他很愿意紧跟毛主席。有谁敢不拥护？反正我没听到谁发言站起来反对的。心里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问：您在华北北京组讨论，您感到他们的思想有什么变化吗？

    答：反正整个会议，我感到大家都非常紧张。都是积极拥护，积极要参加文化大革命。不管是各省市领导，还是北京市参加小组讨论的人，没有不同意见。

    问：文化革命要搞什么，怎么搞，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知道。八届十一中全会，把林彪选成接班人，有没有讨论？

    答：有讨论啊！但都是一致的意见：拥护。

    问：但是谁先提出的林彪？讨论有怎么一个过程？

    答：不知道怎么就提出来了。这个事先可能都有安排，我不知道。也没有看到什么人站出来提议。

    问：会议讨论，您都在场吗？

    答：我都在场，就表决时不在。

    问：讨论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林彪要上了？

    答：是的。这些情况，当时也没有特别注意。我对领袖虽然忠诚，但不至于崇拜得一言一行都要观察记录。[5]

    这次访谈中聂谈到的个别细节也许不一定很准确，但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前一天，江青请她吃饭、向她交底一节，应该是可信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场上，她并未看到有谁出来对毛泽东的大字报和人事调整表示异议。这说明，不管与会者各人心里怎么想，至少他们表面上是积极拥护毛的“讲话”和大字报的。她描述的这一情节比较符合中共党内高层政治生活的习惯。关于这些事，聂元梓的回忆录其实语焉不详。我访谈时接连追问，她随口答问，这样才留下了上述材料。

    除了帮助厘清这类重大历史事件之外，口述史还可以在一些细节方面为后人提供难得的现场观察。例如，人们都知道周恩来对毛泽东察言观色、惟命是从，在这方面聂元梓接受访谈时说到一个非常生动的细节。她说：“有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从沙发上起来，周恩来赶紧去搀扶。毛泽东要看什么图，周恩来跪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有这个必要吗？不是有下面的人吗？你超过你的身份了嘛。[6]”关于周恩来跪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的场面，如果不是亲历者的口述，从档案文献中是找不到的。

    又如，我曾经采访郑惠先生，请他谈谈他所了解的胡乔木。郑惠说，邓小平1975年6月出来主持工作时，让胡乔木出面成立了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其中一个组负责编选整理毛泽东著作。当时这个组经常和邓小平一起读毛泽东的文章，邓时常也讲些话，并把从毛泽东那里听到些什么情况和意见传达给这些人，每次谈话吴冷西都一一记下。到1975年10月邓小平被批判了，国务院研究室也组织批邓，同时还批胡乔木。别人的批判发言往往是明批暗保，吴冷西却不同。他是一条一条地揭发：几月几日邓小平讲了什么话。本来，胡乔木还想一般性地揭发一点，应付过去；但吴冷西这么一来，胡乔木绷不住了，因为邓小平讲话时胡乔木都在场。后来，胡也一条一条地揭发起来。他还写了一份详细揭发邓小平的材料。其中除了一些事实之外，还有他自己对邓小平的一些评价，比如郑惠记得有这样的话：“这个人（邓小平）顽固又虚伪”。这时，胡乔木的精神完全垮了。郑惠说：“记得有一次，他挨批斗完了，连走路都走不动了。我扶着他回办公室，我怕他心情太坏。我一直在想，他在党内生活这么多年，他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看来个人的得失，还是他的根本考虑。毛主席是他依靠的支柱，这时毛主席对他不信任了，他觉得身败名裂，看不到前途了，认为他可能翻不过身来了。”[7] 象这样的细节，正式的文献是不会记载的。然而，亲历者的这种回忆和描述，对研究者来说，是把握胡乔木的性格、了解党内高层政治生态的不可多得的素材。在史学研究中，如果排斥这样的细节，历史可能就失去了血肉。这正是口述历史的长处之一。

三、学会用口述史材料去把握历史的多面性

    在中国的舆论中，“红卫兵”、“造反派”已经成为一种宽泛的符号，往往与“批斗走资派”、“打砸抢”、“破四旧”、“武斗”等负面行为相联系。这两个群体已经被整体妖魔化了。其实，每一个参加过“红卫兵”、“造反派”或其他群众组织的人，都有具体的心理动机和行为逻辑。口述历史可以帮助当事人恢复对当年事件的记忆，研究者再把这些记忆经过鉴别后作比较分析，便能从当事人的观察中部分地复原当年的真实情境，从而避免对历史现象和社会群体作概念化的简单判断，学会作比较深入的剖析。

    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

    例一涉及到对“老红卫兵”的认知。我曾经采访过《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前任主编李大同，请他谈谈他的“文革”经历。他是个干部子弟，而他的“文革”经历却不同于比较典型的“老红卫兵”。

    李大同的父亲1938年到延安，属于“整风”中被“抢救过”的干部，曾是胡耀邦在川北工作时的助手，胡负责团中央工作时担任过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李大同是1967届初中生。1966年7月他参加了“老红卫兵”的组织，但他又很保守。他反对“血统论”，反感对老师的暴力行为，没有参加“打砸抢”之类的行动。“文革”初期的一天晚上，李大同向他父亲提了10个问题，对当时种种过火行为表示不能理解，把这张纸放在父亲的桌上。团中央得知后如获至宝，认为当时全国到处都在“造反”，竟然还有这样的一些保守看法存在！于是，李大同写的这些内容很快就刊登在1966年下半年团中央的内参《团的情况》上，其引语是：一个14岁的学生李大同向其父亲提出10个问题………。后来，李大同的父亲被“红卫兵”把腿打断了。

    半年后，“老红卫兵”失势，多数“老红卫兵”已经没有“血统论”支持下的士气。在“红卫兵”的分化时期，李大同属于第一拨被分化出去的干部子弟。1968年以后，中学“红卫兵”从整体上看已经边缘化、逍遥化了。一部分人无事可做，在街上打架斗殴、“拍婆子”，而李大同选择的是强身和读书。他与一些夥伴们跟着学校的军代表学习擒拿、格斗，和其他干部子弟交换禁书。他回忆说，要说我们干部子弟有什么特权，那就是信息特权。我想，他说的信息特权还不完全是指上层消息一类，更多的是指他们家能获得当时社会上公开及内部发行的各种书。李大同回忆说：“我们同时还在接受伪历史、伪知识，它们也在消蚀着我们的想法。”但那时的“阅读特权”毕竟多少造就了这一批人的怀疑精神。今天反思的彻底性就与这种阅读有关系。对李大同来说，他既是“红卫兵”，又是思考者；他当年的思想逻辑和今天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

    例二是一位外交部老干部对“造反派”的看法。何方是早年到延安的老干部，曾经长时间担任张闻天的助手，1959年被外交部定为“张闻天反党宗派”的重要成员。他在“文革”中支持过外交部的“造反派”，对抓“五·一六”持否定态度。

    何方在口述史中谈到，“文革”一开始，外交部领导就指定了35个批判重点，这些人大多是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挨过整或有什么历史问题的人。他的体会是：每次运动一来，从上到下的各单位领导常用的手段是，赶快找几个或者一批人当打击重点，先抛出去，一方面表示自己积极推动了运动，一方面又保护了自己。

    他说：“‘文革’初，以干部子弟和一些工人家庭出身的普通干部组成的红卫兵如毛泽东的亲戚王海容、李一氓的儿子李世滨等一批人，带着红箍，开到了我家。把我所有的书，往几个大木箱里装，加上封条。还把我的笔记本都收走了。”

    他说：“‘文化大革命’这个期间，我的倾向性很明显：第一，我支持‘文化大革命’；第二，我支持打倒‘陈、姬、乔’（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呢？因为我对革命队伍里的一些现象不满意，我真的以为毛主席要扫荡特权和官僚主义。例如，姬鹏飞、乔冠华凭什么一年到头抽‘三五’烟？‘三五’烟国内根本就没卖的，都是从国外搞来的，是大使们拿公款给部长们送的礼，我对这类现象极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确有错误。而且那时打倒是比较普遍和随便的现象，并不意味着真的打倒，主要含义还是批斗和拉下马的意思。后来外交部‘造反派’上来了，以干部子弟为代表的红卫兵成了‘保守派’。‘造反派’闹腾了一两年曾得到‘文革小组’支持，他们反对当权派，打击面太宽，犯了不少错误。但运动还比较文明，也一直没有夺外交权。随着支持外交部‘造反派’的王力垮台，‘造反派’在批极左抓坏人的运动中被彻底整垮，一些头目被抓了起来，很多人后来又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得到周恩来支持的、同陈、姬、乔和各级原领导结合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成了外交部‘文化革命’的主流派，一直再没倒。外交部整‘五·一六’分子，是周恩来亲自抓的。因‘五·一六’罪名被整人数有2千人，有些司几乎二分之一（个别司甚至更多）的人被打成‘五·一六’。把一些很有水平的人打成‘五一六分子’，同时又是找垫背的，把‘文革’的罪过推到这些人的身上。邓小平、陈云在这些问题上有派性，处理得不好。至今没有给为时两年多、上千万人被整被抓的‘五·一六’运动这一冤案平反，官史根本不提这件事。”[8]

    在“文革”的大部分岁月里，何方在外交部其实只是个旁观者，他早早被“专政”，连当“造反派”的资格都没有。但他的口述有助于我们对外交部的“造反派”有更真切的了解。何方认为，周恩来在外交部打击“五·一六分子”，有报复之嫌。外交部的“五·一六分子”被逼死、逼疯、打伤的不计其数，“造反派”就这样全被打下去了。这一点从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一书中也可得到证实。宋永毅提出，“造反派”和“三种人”的历史真相亟待澄清，此言甚是。

四、口述历史是不是信史？

    口述历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近年来，史学界对口述历史的价值日益关注，但也有很大分歧。人的记忆力是有局限的。口述者的记忆偏差和有意回避，往往使口述史的真实性程度受到怀疑。有些学者对口述史不仅抱持怀疑的态度，甚至有些鄙夷。这就引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口述历史是不是信史？口述整理的文本，在史学研究中能不能采信？

    《中国知青口述史》的作者刘小萌是口述历史的实践者，他对口述历史的价值是肯定的，但对口述史的真实性程度有所保留。他认为：“口述中包含各种不真实成分，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记忆出现偏差，如记错了时间，人物张冠李戴、事件因果关系错乱等。而受访者站在今天的立场回溯历史，犹如戴着一副变色眼镜去眺望远处的山景。[9]”

    其实，口述史是不是可信，不可一概而论。它的历史真实性既取决于口述者对历史的态度，也取决于采访者对历史的态度。如果双方都有一种求真务实的治史精神，口述历史完全可以成为信史。如果口述者有误记和避讳，采访者通过追问和考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口述者的缺陷。但如果双方都没有求真务实的精神，主观上对治史与传奇就不加区别，或者出于商业目的炒作，或者为了发泄私怨，当然不可能产生信史。同样，依靠文献治史，如果无意求真，也会让历史走样。

    中国民间的学者独立修史很困难，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以独立的立场写作、出版回忆录也很困难，但官方却不断地推出官修史书和回忆录，特别是那些前党政军要员近年来纷纷出版回忆录。他们有专人专款，组织了专门的写作班子，比如彭真的回忆录、传记的写作班子就多达40多人。这些官修史书和回忆录的作者按照中央定好的调子写；有时调子变了，回忆录的说法也跟着变。这些回忆录出版时虽然由个人署名，其实与官修史书并无二致，某些回忆录甚至是有组织的欺骗或有意识地造假。有些人的子女为利益驱动，也直接干涉写作班子的工作，提出“这些事可写、那些事不能写”之类的要求，不但按其需要取舍历史材料，甚至伪造史实。如此治史，即使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记载，也不一定可靠。何方先生是《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一书的作者，深谙中共党史学界的内情。我与他探讨过当前出版的回忆录之可信度。何方说，他看过迄今为止不少高官要人的回忆录，对得起历史的资料不多；他们不但对自己不光彩的一面有所避讳，而且往往没有超越个人恩怨的眼光和胸怀。

    从历史的经验看，正史未必是信史，野史未必不是信史。在当今中国的语境下，官方组织撰写的高干回忆录，不论是否归入正史，其价值往往低于口述史。曾经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的金冲及说过：“我觉得口述历史往往讲得比较自由，假如让他写回忆录，有些情况可能不会写进去，比较谨慎。口述时，讲话脱口而出，把真的情况包括他自己的感受、周围的气氛都说出来了。[10]”高级干部都养成了保密的习惯，也深知人际关系的利害，所以越是要害处越要保密，下笔时越要回避；然而，访谈中脱口而出时反而会口吐真言。因此，与回忆录相比，口述史有更接近真实的可能。

    口述史不仅具有史料意义，也可以成为史学研究本身。当事人除了回忆自己的经历，也可以提出问题，发表看法，可以追溯历史事件的原因，提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史学的要素，不论是史述，还是史论，在口述历史中都可以体现。

    唐德刚在谈自己的口述历史工作时，讲到胡适、顾维钧和李宗仁的不同情况。胡适本身经过学术训练，对于言出无据的事十分慎重。顾维钧自己每天都有日记，他们的口述本身比较严谨。但李宗仁没有经过学术训练，讲话有信口开河的成分，唐德刚就要靠自己掌握的历史资料加以校正。这几种不同的对象都有采访的价值。与胡适那样的口述者合作，固然容易达到信史的要求；与李宗仁这样口述者合作，经过认真努力的考证，也可以成为信史。退一步讲，有些往事的真相一时难以鉴别，或有歧义，可先以忠实于口述者原意的方式记录下来，供别人比较鉴别，不论证伪也好，证实也好，总是推动史学研究的契机。

    例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口述历史》（第一辑）发表了傅光明关于老舍之死的一组口述。3个口述者都说自己给老舍收了尸，但他们又不承认别人给老舍收尸，这3个口述起码有两个是假的，甚至可能3个都不是真的。采访者傅光明没有其他资料来判断谁真谁假，只好将他们的说法同时展示给读者。这本身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方法，或者说是一个环节。对这种一时不能定论的情况，我认为先发表出来也是一种办法。研究是一个环节，采信和定论属于另一个环节，这是历史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若遇到口述史文本有不确之处就求全责备，乃至否定口述史方法本身，就是把这两个环节合而为一了。由此想到余汝信的文章“口述史的局限：以吴德《十年风雨纪事》为例”，他对此书的质疑颇见功力，但“文革”研究界仍然十分重视此书的价值，因为吴德是“文革”10年始终处在高层领导圈内的历史当事人，书中披露的某些正史回避的重要细节具有填补史学空白的意义。

    余汝信认为：“口述史的整理，目前存在着两种意见、两种办法。其一是口述者怎么说，整理者就怎么记，对原始素材不作任何加工改动，以期保留口述的‘原汁原味’；其二，是整理者对照文献档案，对口述的失真失实处、记忆的偏处，或征求口述者意见后作出改动，或由整理者自行做出适当的校正性注释。笔者赞同后一种办法，因前一种办法得到的往往并非是信史，而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所用的恰恰却是前一种办法。以本书的整理者所处的位置，其实有相当优越的条件可以将口述素材与历史档案相互印证，即使如吴德自己坦言‘我的记忆不行’整理者也可用注释加以补救，使其口述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阶段的真实，可惜，整理者没有这样做。而以前一种办法所得到的口述纪录，对科学的历史研究所能起到的作用毕竟是非常有限的。[11]”余先生希望口述史整理者用第二种方法，达到信史的目标，想法固然很好，但在目前中国的语境下，前一种方法整理的口述史，发表出来进入公共视野，未尝不是好事。况且，据我了解，对吴德的口述采访者，并不是没有查阅文献史料，他们用很多史料才激活了吴德的记忆；吴德本人也保存了一些文字记录，他在口述的过程中经常要独自到里屋核对自己当时的笔记本。如果不是当时做了这项抢救性的工作，吴德去世后，他的笔记本就被中央有关部门收入档案了。

    当前“文革”研究的主要障碍是权力的遮蔽。在普遍遮蔽的环境中，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呈现历史的线索。那怕一时做不到精确和完美，也是有比无好。这就是我对口述史在“文革”研究中的意义的基本理解。

【注释】
[1]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43至45页。
[2]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页。
[3] 出处同注1。
[4]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出版，第130至131页。
[5] 邢小群，“高层会议亲历记──聂元梓访谈”，《往事回声》，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5月出版，第222至231页。
[6] 出处同上。
[7] 邢小群，“我所了解的胡乔木──郑惠访谈”，《往事回声》，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5月出版，第30至31页。
[8] 此段话录自笔者与何方2006年2月25日的交谈，文字已经何方核定。
[9] 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10] “专家学者谈口述历史”，《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10月7日第14版。
[11] 引自www.linbiao.org网站上的“余汝信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