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6-14）

2016年6月1日，李洪林告別了這個世界，仲兵兄來函囑我寫一點話。

提起李洪林，不能忘却1976年10月後那個思想解放天空中群星閃耀的年代，李洪林是其中一顆明亮的星。當那段歷史被胡喬木、鄧力群代表的「偽史學派」抹去時，胡耀邦説：

粉碎四人幫這兩年，我已向歷史學家提出，現在開始寫這兩年歷史，叫做「撥亂反正的日日夜夜」。多少好同志，多少英雄，夜以繼日，用全部精力為撥亂反正、扭轉乾坤作出貢獻。用文學語言，我們是在奔騰前進的時代列車上，這個時代列車是開足馬力前進的。面對這個奔騰前進的時代，是冷眼旁觀，還是當促進派？每個人都要經得住歷史檢驗，誰在這個時代列車上真正為人民，為我們子孫後代搞點有出息的東西，留下一點痕跡，就是好樣的。

1977年胡耀邦調我到中央黨校時，有一次談話中提到，要把李洪林調到身邊幫他讀書。我聽了有點訝異，那時他身邊只有一個年輕秘書梁金泉，我叫他小梁，胡耀邦工作愈來愈重，小梁也忙得不可開交，我想李洪林該是當他的大秘書吧？胡耀邦却說幫他讀書。

胡耀邦談他自己：「文革雖挨整，但有較多時間讀書，列寧全集，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全集，都讀完一遍，馬恩全集沒有來得及讀完。現在工作忙了起來，要讀的書又多，想找個人幫我選擇，和我一起讀，李洪林在歷史博物館，讀書多，文章也寫得好，我得請他來。」

聽小梁説，李洪林來耀邦身邊工作的房間都準備好了，最後沒有來。我問何因？原來是鄧力群反對，胡耀邦就作罷了。

類似的事我也不時遇到，我為「理論動態」組稿，周揚復出後的一些講話很精彩，比如講魯迅的，我編好給胡耀邦，他定稿發表前，要小梁送胡喬木看看，之後未見登出。問小梁，是胡喬木不同意發，說「周揚名譽不好」。明明是惡意攻擊，胡耀邦為什麼要聽？我不懂。然而胡喬木、鄧力群是胡耀邦「奔騰前進」的絆腳石，顯而易見。

李洪林雖未到胡耀邦身邊，這顆星依然閃亮。「科學與迷信」、「領袖與人民」、「讀書無禁區」，一道道鋒利的思想光芒，射向思想文化專制主義黑暗的角落，讓禁錮在精神與物質牢獄中的囚徒心中燃起希望之火。其中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發言「領袖與人民」影響最大，導致全國因涉及批評領袖而獲罪者紛紛寄信給李洪林申訴，李洪林把申訴信轉到中央和地方政府，使他們冤獄獲得平反。

1979年胡耀邦出任中央宣傳部長，終於把他心目中的理論闖將李洪林調進中宣部理论局。他在见到李洪林時说：「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救人一命勝造七级浮屠，你救了好幾百人哪！」

一年後胡耀邦在五中全會當選政治局常委和總書記，中宣部長由書記處書記王任重接任。王任重雖在農委工作時反對過包產到戶被認為有「左」的偏向，但在思想理論戰缐堅持雙百方針，李洪林也繼續邀請理論界朋友到中宣部參加座談，探討理論問題，或組織寫一些文章。一次為配合「周恩來選集」出版，他約我寫了一篇「為人民世紀而奮鬥」，在發表出版消息那天登了「工人日報」。沒有想到這樣一篇「應景」文章，竟會觸動胡喬木、鄧力群的神經。

胡喬木首先發難，打電話給「人民日報」、新華社、電台，此文不准轉載和播發；跟着鄧力群整成「阮銘同志的幾個政治觀點」，登上他主編的「情況簡報」。其中引了文中的話：

一個人原來是接觸群眾的，到身居高位之後，身邊總有一群包圍者，把他圍得水洩不通。那結果，是使別人看見的並非在位者的本相，而是經過包圍者的曲折而顯現的幻影。這包圍者的力量，在對下代表權力，對上代表民意，想打擊誰，抬高誰，吃掉誰，可以胡亂地矯詔，任意地造謠，都無往而不勝。一旦在位者倒下，便離開這株已倒的大樹，去包圍別個新的在位者。

在引文之後鄧力群質問：「作者顯然是提出了政治生活中的現實問題。人們不禁要問：這些話是影射什麼人呢？是要給人們暗示什麼呢？」

馮文彬對我說，胡喬木找他問：「阮銘講的包圍，不會是無所指的，不知指誰？」

我説，文章是中宣部理論局配合「周恩來選集」出版，李洪林約我寫的，他審稿後分配給「工人日報」發表。文中引了魯迅關於「包圍」的話，為表達周恩來能突破「包圍」直接面對人民，倒不是為「影射」或「暗示」胡喬木和鄧力群，想不到他們自己來對號入座了。

那是1981年1月初的事，那一年胡喬木、鄧力群開始發動第一波反自由化運動。那段歷史的轉折點，是1980年國際上發生的波蘭團結工會事件。

1976年10月到1980年10月那四年，是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大變革年代。那是粉碎四人幫後大群改革闖將衝破重重阻力，在各條戰掀起改革開放大潮的奔騰歲月。早在11屆3中全會之前開展的真理標準討論、平反冤假錯案、開放西單民主牆、開放報刋對官僚特權的批評揭露、開放學術文化領域的自由討論，這一切難道不是改治改革、社會改革、文化改革？後來所謂「先經濟、後政治」的「中國特色」，是胡喬木、鄧力群們顛倒歷史的偽造。

鄧小平是1977年7月復出的，開始分管教育與科學。在改革開放大潮中，他基本上是順應潮流前進的。例如1978年12月，鄧小平臨時廢棄胡喬木、朱佳木為他起草的「啣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三中全會講稿，委托胡耀邦重新組織班子起草符合歷史前進潮流的講話。又如1980年5月和8月，鄧小平接受李維漢建議，放棄「興無滅資」口號，認同肅清封建專制主義遺毒，提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

1980年7月 發生了波蘭團結工會事件，鄧小平和胡耀邦當時一致認為波蘭人民有反抗俄羅斯侵略壓迫的傳統，波蘭工人抗爭是正義的，教訓是必須堅持改革，波蘭每次改革都因 不敢得罪蘇聯退回老路才導致危機不斷。他們肯定中國不會發生那種危機，一是中國向來獨立自主，不屈從任何覇權；二是人民支持改革開放路線，接受波蘭事件教 訓應當更加堅定徹底改革的決心。

然而正當舉國上下討論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之際，胡喬木在9月24日寫了一封「關於波蘭危機的信」，提出「中國也可能爆發波蘭那樣的局勢，必須像毛澤東在1956年波匈事件發生時那樣制定對策」；接着傳達陳雲指示，「一個宣傳方面，一個經濟方面，這兩個方面不注意，中國也會發生波蘭那樣的危機。」他們利用「波蘭危機」發難，目的是顛覆改革開放路線和五中全會建立的新領導體制。

1980年2月的11屆5中全會，是中央領導體制改革的開端。葉劍英在會上作主題發言，對建立黨的「集體領導」和「集體接班」制度，糾正「權力過度集中於個人」的歷史錯誤作了說明。他說：

成立中央书记处，我考虑是准备接集体的班，不是接哪一个人的班。这个问题，斯大林没有解决，他看上一个马林科夫，很快被赫鲁晓夫篡权。毛主席对集体接班问题考虑少，侧重于个人接班。九大把林彪当接班人写进党章，林彪摔死了，又提王洪文当接班人。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失败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夸大个人作用，不能个人说了算。象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大党，如果突出个人、独断专行，一定要犯错误，带来严重危害，这方面是有惨痛教训的。

葉劍英用馬林科夫被赫魯曉夫篡權的典故，表明他憂心所在。他指出設立中央書記處，不是八大書記處的簡單恢復，是從制度上改變從斯大林到毛澤東「一個人指定自己接班人」的舊傳統，建立「集體領導」和「集體接班」的新傳統。五中全㑹增補了兩名年紀較輕的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和趙紫陽，加上華國鋒，三個較年輕的對四個老人（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比過去「四老」對一個華國鋒，是相對平衡的集體領導體制。

三個較年輕的常委中，胡耀邦任總書記，趙紫陽準備接國務院總理，就是分散華國鋒的權力，解決「個人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建立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的「集體接班」體制。華、胡、趙是第二代，加上今後從書記處選拔上來的人，集體接第一代葉、鄧、李、陳的班。葉劍英的出發點是通過接班制度改革避免重演歷史上更換接班人的權力鬥爭丿。

胡喬木、鄧力群和專政派老人看出了這一㸃，他們利用「波蘭危機」和四千高級幹部討論「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難，目的正是顛覆五中全會建立的新領導體制，實現權力再分配。

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連續舉行九次會議，書記處書記列席會議，鄧力群連候補中央委員都不是，也「列席」了。鄧力群自己説，「我們列席會議的，沒有發言權，聽會」。然而「聽會」者的作用超越了「與會」者，鄧力群把政治局會上「聽」來的，與四千人討論「歷史決議」串聯起來，達到「拱倒」華國鋒的目的。

鄧力群先到中國社會科學院黨委常委會宣講華國鋒的錯誤，講了半天。接著又去中央辦公廳黨委和中央直屬機關黨委講了三個多小時，羅列華國鋒「七大罪狀」。他在「十二個春秋」中坦承：「我當時對華國鋒的評價，若干意見有欠公允，為了拱倒一個人，不論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把他的差錯統統列上，有些不是政治原則問題，講得過於上綱了。」

「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本來是指1949年10月至1976年9月的毛澤東主政時期，起草中胡喬木加了一段粉碎四人幫後的四年。討論中制發生分歧。華國鋒説，「第一個歷史問題決議只寫到抗日戰爭之前，毛主席的理由是抗日戰爭還在進行，還不是歷史嘛！」鄧小平和胡耀邦也說，這一段先不寫，可以在四千人討論決議時徵求一下意見。

然而鄧力群「拱倒」華國鋒的宣講，從政治局會議之外透過四千人討論「歷史問題決議」反射到政治局會議之內，會上批判華國鋒的聲浪不斷升級，使原來不贊成變動五中全會建立的新領導體制的葉劍英、李先念、胡耀邦、趙紫陽等備受壓力。

華國鋒自然有錯誤，如「兩個凡是」、「打擊政治謠言的通知」導致新的冤假錯案等。他在三中全會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作過檢討，三中全會後改正了錯誤並拒絕了胡喬木游說反右。

政治局會議批華國鋒也波及葉劍英，如稱「英明領袖」和所謂「徘徊的兩年」。葉剑英未予正面回應，他從回顧毛泽东临终對他欲言未语的情景，談了自己的思路歷程。最後他説：

～～華國锋同志犯错误，我有责任，如果他不愿承担，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四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辞职，今天这个会上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

華國鋒在最後一天会上的提出六中全会批准他的辭呈之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提议由叶剑英担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華國鋒後來說：「我是不願党内再鬥争，老百姓遭殃。我坚决辞掉一切职务，事先和葉帅说了。有说我傻瓜，有说我太老实，我没有后悔。」

政治局會議「拱倒」華國鋒，表面看是胡耀邦和鄧小平分別代理黨和軍委主席；實質是全盤顛覆五中全會的「集體領導」和「集體接班」體制，為後来少數人推翻全國黨代表大會選出的最高領導人開了惡例。

1982年3月，王任重鍳於一年多來「反自由化」使原本活躍的理論工作陷入倒退，在與胡耀邦交換意見後召開「理論座談會」。王任重在第一天會議上說：「現在理論工作的主要問題是同改革開放實踐不適應，不適應這三個字是耀邦同志講的。我們這次會議實行三不主義，絕不秋後算賬。」

王任重沒有料到，會議開到第五天，3月20日，鄧力群就來算王任重的賬了。那一天鄧力群突然出現在座談會各組召集人會議上，要會議傳達胡喬木「關於全國面臨嚴重階級鬥爭」的講話。胡喬木在講話中說：

我們面臨第四次重大思想鬥爭。第一次國共合作，陳獨秀犯右傾錯誤。第二次國共合作，又有王明右傾錯誤。笫三次全國解放，資產階級糖衣砲彈。現在是第四次， 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現在階級鬥爭沒有引起足夠注意，存在資產階級思想倡狂進攻。過去說赫魯曉夫利令智昏，現在我們黨內確實有利令智昏。

大家不清楚鄧力群要幹什麼？其實他已抓住座談會上馬沛文的發言作為「資產階級思想猖狂進攻」的例證，準備向王任重奪權了。

馬沛文為郭羅基的文章「誰之罪」（談張志新文革中被殺害事）辯護，對郭被勒令離開北京表示異議。鄧力群以此挑撥鄧小平，稱「王任重召開會議鼓動理論界向中央猖狅進攻，郭羅基文章影射攻擊小平同志會議不予批駁；王任重還肯定會議各抒己見暢所欲言，這樣下去將造成不可收拾的混亂局面」！

鄧小平聽了鄧力群䜛言當即拍板決定由鄧力群接管中宣部，讓他去「通知」黨主席兼總書記胡耀邦「立即執行」。胡耀邦被迫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請「列席」會議的鄧力群「傳達」軍委主席鄧小平的「決定」，通過任命這位連候補中央委員也從未當過的黨員鄧力群當中央宣傳部長，去奪中央書記處書記、現任中央宣傳部長王任重的權。這是中共歷史上破天荒的大笑話。

1982年3月23日，鄧力群上午趕到理論座談會現場發表長篇演說「我們的旗幟是共產主義」，下午又趕到中央宣傳部發表「就職演說」。鄧力群宣布，他到中宣部最重要一條是「同中央保持一致，誰做不到，隨時歡送，概不挽留」。這樣，他打擊誰，陷害誰，就給扣上「同中央不一致」的罪名，李洪林就是這樣被「歡送」走的。

我到美國時，李洪林已被「歡送」出中宣部，在項南主政的福建省任社會科學院長，後來項南被陳雲整了下來，李洪林的院長也免掉了。再後來，得悉六四後李洪林身陷囹圄，深為他擔憂。

李洪林出獄後，曾偕夫人張茂英來美國，我們都在新澤西州，時常來往，相聚甚歡。那時才知道洪林兄多才多藝，詩詞、書法、繪畫、篆刻無所不能。他給我刻過一枚印章，又贈我一條幅，上書一絕云：

一枝獨秀領群芳，

有筆如椽譜新章，

無奈廟堂尊瓦缶，

遂使黃鐘落異鄕。

一九九五年春時在新澤西書贈阮銘兄

我們一起回憶往昔，也探討過胡耀邦悲劇的根源在哪裡？胡耀邦的改革開放思路，從農村到城市、從國內關係到國際關係、從政治經濟到社會文化，有長遠的全盤考量。他改變中國的理想抱負，遠遠沒有實現。最後想把他多年的思考寫下留給後人，也未能如願就匆匆走了。這個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在開闢中國歷史新時期的十年，胡耀邦走過的路可略分為三段：

1977到1980四年，胡耀邦在中央黨校、在中央組織部、在中央宣傳部，在書記處，工作大體上還順利，雖遭汪東興、胡喬木、鄧力群、郭玉峯們阻撓，他總能排除干擾「開足馬力奔騰前進」。

1981到1984四年，從「反自由化」到「清除精神污染」，前進的阻力愈來愈大。1983年胡耀邦提出各條戰線要全面、系統地改革。陳雲、胡喬木、鄧力群們即發動第一次「倒胡」。胡喬木那時以為自己要取代胡耀邦當總書記了，到胡耀邦家裡激動地說，「你下來我們友誼不變」。後來葉劍英在廣東與鄧小平通話堅決反對，鄧小平才讓胡喬木、鄧力群「封存」全部「倒胡」黒材料。

胡耀邦當時的處境，可以說是在逆風中艱難行進。他走遍全國，是寄希望於人民發揮主動性，根從地方的自然環境、歷史傳統和經濟文化社會條件，走出自己的現代化之路；再也不能不顧自身條件，走「全國學大寨」、「全國學大慶」、「全國一盤棋」的老路。陳雲因此批胡耀邦「講地方話」，表揚趙紫陽講「北京話」。事實上胡耀邦被推上黨主席兼總書記位置那一刻（1980年12月），「拱倒」胡耀邦的黨內鬥爭就開始準備了。

1984年12屆3中全會胡耀邦主持起草「經濟體制改革決定」，是撤銷胡喬木、鄧力群控制的袁木起草小組，責成林澗青重組起草小組，拒絕胡喬木、鄧力群插手才取得的成就，被鄧小平稱作「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是一大發明創造」。那是鄧小平對胡耀邦的最後一次肯定。

那時鄧力群因發動「清除精神污染」在國內外臭名遠揚，鄧小平也一度表示胡喬木、鄧力群替他寫的那篇12屆2中全會講話不要收進「鄧小平文集」。可是胡耀邦一方面設法阻止鄧力群的「清污」在全國氾濫成災，另一方面却在會見外賓時請鄧力群陪同並為之洗刷惡名，讓他得以再度反撲過來。

最後一段是1985和1986兩年，胡喬木、鄧力群已與專政派老人結成龐大的「倒胡聯盟」，到1986年12屆6中全會討論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決議」時發難，終將胡耀邦淹沒於反自由化大潮之中。

歷史給了胡耀邦改變中國的機會，胡耀邦也夜以繼日全力以赴，為什麼最終會失敗？

李洪林指出他未能集合和保護與他理念一致、幫他衝鋒陷陣的改革派群星，以至一個個被反改革的專政派「拱倒」，使自己陷於孤掌難鳴的絕境，以至「生活會」遭圍攻時只剩習仲勛一人為他鳴不平。

我想起初到中央黨校時聽胡耀邦説的兩句話：一句是「換思想不換人」；叧一句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可有」。結果怎樣呢？那時我在黨校聽到不少人言必稱「康老」，一段時間後，他們確實改了口，言必稱「耀邦」了。後來王震來當校長清算胡耀邦「包庇、縦容自由化」時，他們又言必稱「王老」了，事實是「換人就換思想」。

胡耀邦從不害人，也不防人。有人說他天真，「是好人不是政治家」。吳江勸他讀「堯俞傳」，學堯俞。還有人說，「胡耀邦是良心，趙紫陽是大腦」。我感到奇怪，難道大腦可以與良心分離，可以有不要真誠、不要良心的政治家嗎？

胡耀邦是與人民的心、與人民的實踐緊緊相連的理想主義政治家，他最厭惡虛偽政治。他的實踐是開創中國歷史新時期真誠為人民謀幸福的新政治。他的「換思想不換人」、「防人之心也不可有」，是出於珍視人性的光明面，或不忍看到人性的黑暗面，因而自缷盔甲，期待團結一切人共同跨進一個新時代。

記得黎澍說過，毛澤東在延安稱讚胡喬木是「思想改造最好、靈魂最美的知識分子」。黎澍稱這種知識分子改造是「製造偽君子」。偽君子們自然善於操弄虛偽政治，必與真誠為敵。自缷盔甲的胡耀邦被他們的暗箭射中，是不可避免的了。

幾年前我讀了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1944年的著作「光明之子與黑暗之子」（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似乎可以解答胡耀邦的悲劇。尼布爾説：

光明之子渴望實現愛與同情的理想、弘揚正義，然而他們經常天真、善良、笨拙，相信正義可以通過勸誡實現，政治可以符合愛的理想，他們對自己的對手、對人性的黑暗面，都不太清楚。

黑暗之子是惡的源泉，然而他們是明智的，懂得在眾多的利益中去爭奪權力。耶穌的話：黑暗之子比光明之子在世務中更明智和歷練。

胡耀邦是「光明之子」，對他的改革事業樂觀和自信，以為憑正義和勇氣、憑人民的支持就可以實現理想，對「黑暗之子」的環伺不以為意，失去警覺和防備，以致出乎意料的被襲擊和傷害。

尼布爾還說：「霍布士只看到人性的黑暗，所以認為自由民主制度不可行，而洛克看不到人性的黑暗，所以認為自由民主制度完全符合發揮人的創造天性。然而人性既有創造力，也有破壞力。所以歷史有前進，也有倒退。」

今年是胡耀邦去世二十七週年。這二十七年來，歷史有前進，也有倒退。回顧那個思想解放年代的燦爛群星，跟着胡耀邦的隕落，周揚、陸定一、胡績偉、王若水、王元化、黎澍、戈揚、朱厚澤·⋯⋯，到今天的李洪林，一顆顆在漫漫長夜裡逝去了。而胡喬木、鄧力群們孕育出來的「黑暗之子」，如同這二十七年來在中國大地升起的黑色霧霾，遮蔽了，思想文化界的天空。

紀念李洪林，不能忘記歷史的教訓。胡耀邦的「換思想不換人」、「防人之心也不可有」，可以是新時代新政治的一種道德理想。但也必須看到，「黑暗之子」和人性黑暗面的普遍存在，不㑹因「光明之子」的「善」而自動退隱。

今天中國需要大群建設光明中國的「光明之子」，他們需要有理想、有智慧和勇氣驅逐阻擋歷史史前進的黑色霧霾；同時也不忘在前進的征途上戴上「頭盔」和「護心鏡」，警覺與防備「黑暗之子」從霧霾中射來的暗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