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缺失的原因

知识分子群体的专业知识和职业功能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影响了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和速度。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社会批判的理性力量、社会良知和社会启蒙者的社会角色也为社会公认，具有不可替代性。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思想立场是和近代社会的市场经济、契约政治互为表里。本文旨在探讨中国为什么未能产生现代法治社会意义下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并剖析当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与道德作伪，进而指出中国此时此刻需要何种公共知识分子。

一、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不解情缘

    徐友渔在“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一文中说：“今日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有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尽其所能地就社会基本问题发表意见，对随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表态，他们的观点和态度对舆论的形成与走向，以及对公共生活的气氛产生影响，有时甚至对政府政策的形成发挥作用。[1]”这种说法过于乐观。当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并未真正生成，除了社会环境的缺失之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学而优则仕”、热衷政治而凸显的犬儒哲学和追名逐利的市侩哲学是一个根本原因。

    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有三次重要的集体亮相：1957年的“反右运动”、10年“文革”和80年代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热衷于政治斗争，将学术、道德与政治结合，乐此不疲，成为一种时尚。这批政治斗争中的慷慨激昂者会因政治风向的变化随时变成或是歌功颂德或是曲线阿谀奉承的犬儒。其中真正表现出公共知识分子思想和人品的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以林昭为代表的大学生“右派”。在“整风鸣放”过程中他们没有政治权力的野心和追名逐利的动机，他们始终坚持对现实社会的质疑和批判，坚持对政治民主和法制的探索和追求，就是在劳改农场、监狱的艰难生活环境中也没动摇。林昭在“文革”中被杀害，留下了最后一份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2]”但林昭只是个特殊的个案，大多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并非如此。贾植芳曾对胡风“内心深处不甘寂寞”，“不懂政治却偏偏要往政治旋涡里去凑”的行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他永远也摆脱不掉政治情结这只‘红舞鞋’。[3]”“中国的政治运动是造就大小文痞的温床。[4]”陈寅恪在1952年写过一首诗，讽刺知识分子钻营政治的丑态：“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诗。[5]”

    “文革”时期的大学红卫兵领袖和一批非主流的知识分子是在迎合毛泽东政治战略需求的前提下，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思想观点的变化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步骤”，因为他们的荣辱存亡都取决于毛泽东政治战略的需要。剧烈的社会动荡为一大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投机与赌博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因为这确实是一条政治仕途上快速上升的通道。他们看似慷慨激昂，实则是为了致身通显，谋求权力与利益。许多知识分子在“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闹剧中亮相，千方百计想挤进大小写作班子。徐景贤在回忆录《十年一梦》中曾说：“谁要是进了市委写作班子，那就是一名受党信任的‘左派’，在当时是十分光荣的事。[6]”“文革”虽成往事，但当年这些为了迎合圣意挤进写作班子的知识分子少有忏悔者。有人曾辛辣地讽刺说，当年这些进入写作班子的人“现如今，一个个在文坛，在学界，在文化圈子里，作学者状，作泰斗状，作指点迷津状，在镜头前作搔首弄姿状，就是没有一个敢回头去，审视一下那段‘不幸’成为小人的路。[7]”

    1978年后，虽然中国进入了社会变革期，“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价值观和追名逐利的市侩哲学仍然是众多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底蕴，他们的知识兴趣和政治风向相生相共。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真理问题的讨论，思想界和社会思潮出现了短暂的百花齐放的多元化局面，小说、诗歌、美术、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各个领域都集中表达了对集权专制的批判和对人的人文关怀。当时的热烈场景让曾身历其境的人们（特别是恢复高考后的77级、78级、79级的大学生）至今仍留恋难忘。但这短暂的思想繁荣之底蕴仍是那批热衷于仕途的知识分子见风使舵，介入当时政治斗争，进行政治投机，想借机进入政权舞台的一种表现。

    应该说，道德作伪、思想作伪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明显的特征。这一特征在现时中国社会的转型期间表现的尤为突出。朱学勤在“平静的坏心情”一文中记载了一件事，“我的母校有一位教授，1957年还是右派，在前不久一个历史危难时刻，他却出来公开揭发他的学生。当时到处听说老师保护学生，没听说过有老师大义灭‘生’。此事一出，舆论哗然，……但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听说他另外一件事。他曾写信告诉北京的另一个学生一定要买到《顾准文集》，好好研读。他自己读完，写有一长信，激赏顾准的精神，为顾准生前的磨难大恸！[8]”这看起来自相矛盾的行为，实际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即以现实的政治需要为标准。大义灭‘生’是为政治献媚；激赏顾准，也是政治需要，因为顾准成了主流的红人。如果是1957年，此教授肯定是落井下石，痛打“落水狗”。

二、依附于权力与金钱的知识精英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初步的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建设过程中，是不是正在生成一个为社会公众所承认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呢？应该说，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的改革，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原先身家性命完全依附于国家的单位人有了一定的自由度。职业选择的自由度随着市场化的进程也越来越大，为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提供了物质和社会环境。然而，社会公权对各种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掌控也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各种机会空间和话语平台，这促使官本位的思想和实践变本加厉。例如，“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当下车载斗量填坑盈谷般的游记散文里，都有着官本位意识的坦然流露。这类文本呈现给我们的，往往离不开公款消费的背景，离不开与作者的身份相匹配的种种公款接待的规格规模、档次排场。许多明显带有‘官员’标志的句式在文字中俯拾即是。[9]”一批有头面的“学而优”的学者纷纷审时度势，见风施舵，投机于权力和金钱之间，以赤裸裸的功利色彩，活跃在各种话语场合。例如，有一个自诩忧国忧民知识分子的大学教师因有三次和一省委书记接触的机会，那种受宠若惊、沾沾自喜、炫耀得意的心态溢于言表[10]。

    归纳起来，大多数学者和文化人的行为特征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一些具有强烈参政入仕意识和动机的知识分子利用网络平台的社会公共言论，不时窥测执政者的政治战略意图，以此为据，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立论和措词。他们不是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而是热衷于炒作，追名逐利，为执政者所赏识。他们以伪公共知识分子的面目来表现强烈的政治、权力的依附意识和入仕参政的政治情结。把西方的一些学说、理论当作“圣经”，以六经注我的方式，以此为资本介入政治活动，寻找政治靠山，进行政治投机。他们时而作为政策的解读者，时而利用社会舆论和民众心态，向权力献媚，希冀为执政者所赏识。

    其二，这些“知识精英”和改革过程中的利益集团相勾结，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并因此也成为暴富一族。例如，一些经济学家利用各种手段敛财，“其魔术般的致富与敛财速度超过了任何垄断企业，因为他们是靠权力和不对称信息致富[11]”，他们所谓的学术研究不仅没有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批判精神和对社会公正的终极关怀，而是赤裸裸地利用自己在公开媒体的话语权优势为利益集团声嘶力竭进行辩护，有时甚至到了枉顾社会公正和无视法律的地步。他们在各类媒体、各种场合，不择手段地谋取话语主导权，反复鼓吹“效率优先”，“改革成本论”，“管理层收购”，“官员阶层是改革中利益相对受损的群体”等等，公然依傍权力和金钱，论证“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的合理性。鼓吹“企业家不依法纳税是犯错而不是犯法”、“贫富不平等是必然的”、“机会均等不可能”、“管理层收购国有企业产权是现代企业制度”之类混淆是非的谬论。他们有的拿着鲸吞国有资产经济罪犯的高额出场费，写文章，作演讲，从“理论”上为这些经济罪犯侵吞国有资产的恶行论证其合理性。一旦这些经济罪犯东窗事发，锒铛入狱，这些经济学家们又都似犯了健忘症，集体失语。顾雏军的科龙案即为一例。这些貌似或以公共知识分子自居的知识分子距离社会公众太远，不仅很难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而且往往成为社会公众鄙视的对象。这点在一些大的门户网站上关于一些经常在公共媒体招摇过市的知识分子言论或报道后的大量跟帖批评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其三，他们对社会改革中出现的大量分配不公、机会不公的社会问题表现为集体的无意识。例如，有一位“杰出的法学家”竟提出一个惊人的结论：“纯粹的程序法治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程序法所要具备的条件在中国很不健全，有很多缺失的地方。[12]”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素有“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因此应构建“实体法治”的国家，其核心就是人治重于法治。有的则鼓吹诸如“市场管效率，政府管公平”、“改革成本论”，提出为了不使资金外流，国家应放弃对企业家偷税漏税、侵吞国家资产等原罪的追究；或论证教育、医疗等社会公益事业理应产业化，等等。他们既不关心社会公众的利益，也不重视社会公众的诉求。纵然千夫所指，脸自皮厚不红。

    其四，这些自诩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学术人品和道德上也缺乏职业知识分子应有的规范和底线。他们往往霸占各种公共的学术资源为私人化，拉帮结伙，党同伐异。当知识界各种学术不端、学术腐败大行其道时，也不见那些自诩的公共知识分子对此进行持久的批判，为营造一个健康的社会氛围作过努力。相反，有一些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大学教授面对铁证如山的剽窃，不仅没有丝毫的歉意和忏悔，而且往往百般狡辩、抵赖，或是谩骂放粗，更有甚者，脸不红地在各种媒体上高谈阔论，大谈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

    正如徐友渔所说，这些经常在公共媒体布道，自诩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真正关注的是对言说机会和效果的考虑，除了想当精神导师或言论领袖而必须了解动向与潮流，他们其实对中国的现实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热情[13]”。因为他们清楚，社会公众的认可与否和他们的名利无关。他们更多地是考虑，如何利用社会舆论和辨别政治风向，见风使舵，寻找机会下政治赌注，期待获取当权者的欢心，争取扬名逐利的最大化。这些伪公共知识分子往往以“学术明星”的面目出现在公共媒体和公共场合，如变色龙一般追逐名利，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具有恶劣的示范效应。

    知识分子群体由于它的社会角色及所具知识的不可替代性，应是社会精神的中流砥柱和风向标。费希特在论及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时说：“学者是人类的教师。”“我们不仅要用言传，我们也要用身教，身教的说服力大的多。”“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最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呢？[14]”正因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缺失，当那些思想、道德作伪的假公共知识分子在重大社会问题和社会事件的拷问下，其强烈的政治投机心态、追名逐利的政治功利的价值取向，不择手段的道德人品展露于公众视野之后，社会公众对知识分子群体的评价普遍降跌，知识分子群体作为社会良知的声望和公信力的下降是必然的。

三、知识分子的两种选择：学而优则仕与士志于道

    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是否一定要以现实的参政、从政方式来实现？他们是否只能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人文关怀？“学而优则仕”和“士志于道”表明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

    “学而优则仕”派认为，只有进入政治权力结构中，才有可能运用政治和行政力量改变现实社会的弊端，实现他们对人类、国家、民族的人文关怀。但是，知识分子一旦进入政治权力结构往往会发生鲁迅曾感叹的“现在的官僚，就是过去的学生”的现象。原来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特征的知识分子在政治权力的结构中会异化成职业官僚。对上级的意图进行注疏成为他们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形式，幕僚成为他们的生存和工作的方式。

    一方面，政治权力结构中地位的沉浮和个人、家庭的身家性命、荣华富贵唇齿相依，作为职业官僚，知识分子原有的相对独立的思想和理性批判的立场没有了生存环境。如何领会和贯彻领导的意图和决策，如何平衡和协调同僚间的关系和利益，如何处理和调节自己管辖部门的事务和矛盾，成为职业官僚工作和生存的主要内容和基础。“立其伪”代替了“立其诚”，道德作伪成为职业官僚普遍的现象。形而下的利益成为决定职业官僚的道德标准和人文关怀的核心内容。在这种个人、家庭贵贱、富贫状况的改变是由官位、权力决定的现实环境中，职业官僚是很难冒丢官、去利、弃名的风险，去保持对现实社会秩序缺陷的批判态度，也很难保持以人类基本价值（平等、自由）为出发点对社会弱势群体、人类生存实态、生存环境深切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如果他们一旦被排除在仕途之外，他们强烈的从政意识使他们往往会发起各种直接干政的运动，运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和政权发生直接的政治冲突。在特定的政治风云际会时期，走上街头革命会成为他们政治赌博的基本方式，在慷慨激昂的口号和理论背后隐藏着入仕谋权的政治野心，“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他们政治活动所表现的人文关怀仍是一种和个人利益紧密相关的“形而下”。可以说，“学而优则仕”的士是“仰禄之士”，他们的人文关怀仍是道统服从于政统，思想服从于政治，学术服从于权力。

    “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不可能造就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相反，它会因此而泯灭公共知识分子以独立的思想和理性批判为前提，以人类基本价值（平等、自由）为核心的人文关怀精神。当“学而优则仕”成为知识分子阶层价值取向实现的主要途径时，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会表现出极端政治化的倾向，从学术语言、道德标准、人文关怀到人际关系莫不如此。现实的政治关系、政治斗争会成为知识分子阶层思想、言行的唯一准绳。知识分子阶层的生存、发展由政治依附到人身依附，丧失思想的独立和客观的理性批判就是一种必然的结果。陈寅恪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中，对梁启超参政曾作过一个中肯的评价，一方面，他认为梁启超参政是“不得不然”，“实有不获己之故”，另一方面又指出梁启超“与中国五十年腐恶之政治不能绝缘，以为先生之不幸。[15]”

    “士志于道”表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独立和对社会的理性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就是为追求社会进步而坚持不懈地从事社会启蒙，对现实政治权力进行监督、质疑和批判。公共知识分子人格、道德的最高境界就是“持道不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甚至“以身殉道，杀身成仁”。“志于道”的士是“正身之士”，他们的人文关怀是道统高于政统，思想高于政治，学术高于权力。

    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更多地是一种启蒙者、批判者的身份来表达，他们并不以从政、参政，直接干预现实政治为手段或目的，其人文关怀也不是和政治暴力、政权的更替相关联，而是以对现实社会秩序的怀疑和批判以及为理想的社会秩序进行构架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人文关怀。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包含了怀疑、批判的理性力量。例如，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所倡导的启蒙运动，他们希望通过批判和启蒙使其思想理念能为社会的大多数成员所接受，并付诸社会实践。具有这些内容的人文关怀能否有效地实现，往往取决于社会制度。现代法治社会从制度上保证了公共知识分子生存和思想的独立性，保证了公共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分离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公共知识分子只有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才有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在缺乏健全法律制度保障的情况下，由于政治依附和人身依附的生存实态，一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必然会异化成职业官僚和御用文人，他们的人文关怀最终也必然异化成阿谀奉承的“歌德”主义和苟且媚俗的犬儒主义。

四、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知识分子”？

    现代法治社会的经验证明，市场经济制度从物质生存环境上保证了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宪政的社会结构从法律制度上保证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政治安全和思想独立。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改革已为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物质平台，但还不具备现代社会的健全的政治环境。因此，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和健康发展对知识群体来说，仍将是一个自我剖析、自我改造的炼狱过程。

    首先，知识分子不应从“学而优则仕”的立场出发，以从政入仕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无欲则刚”，只有和现实的权力距离较远，才有可能对社会公权保持质疑的立场和批判的力量，才能保持对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的关怀，以及对社会公权滥用的警惕，才有可能从思想启蒙、思想批判的立场致力于社会的法制建设。对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来说，进行宪政的思想启蒙和社会拷问应是超越个体利益的一种社会责任。这是识别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真伪的试金石。

    一般来说，公共知识分子和专业型知识分子相比，其内涵具有明显的不同点。其一，公共知识分子具有相对独立的思想和批判精神；其二，他们以自己的理想和观念来看待现实社会，是现实社会的批判者；其三，他们将关注世界、国家、人类、民族、社会的公益之事，视为自身义不容辞的社会义务和道德责任；其四，他们把是否将对人类社会的人文关怀付诸于实践提高到个人道德高低的判别标准，即所谓“铁肩担道义”；其五，他们对现存的各种知识体系、观念体系存在一种本能的怀疑和批判；其六，他们往往会借助于职业平台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和观念，以此来影响社会各阶层的思想选择和价值取向。他们本身也成为社会公众心目中的一种社会良知、社会理性的楷模；其七，他们更多地是从社会契约理性的高度，以一种穷根究底的精神来探索终极答案和完满境界。具有这些特征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现代法制社会里有可能成为一种相对独立，具有很大社会影响和能量，代表社会的良知和人类理想的社会阶层。

    其次，公共知识分子应是一个职业道德操守优良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的道德评价标准不仅体现在对信仰和理想的坚定性和实践性，体现在他们的思想和批判的独立性，而且也表现在他们个人的道德表现和职业道德的水平。因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使他们成为社会公众人物，社会公众对他们个人道德和职业道德标准的要求远比对一般职业知识分子的要求为高，往往是从社会公德的角度，提高到个人道德必须为社会负责的高度进行审视和评价。社会公众不能容忍一个职业道德败坏的知识分子在各种媒体上大谈对社会的人文关怀，大谈社会诚信和社会公德的重要性，大谈社会的公平、公正。对职业知识分子职业道德缺陷的批评、剖析是公共知识分子一个重要的社会责任。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就必须面对社会公众的审视和批判，必须有因自己的道德缺失向社会公众公开忏悔的勇气。因为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是公开的，所以他们接受社会公众的审视和监督也是必然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能一方面享受社会公众人物的“红利”，另一方面却拒绝承担社会公众人物的道德责任。作为社会公众人物的知识分子的道德作伪最为社会公众所不齿，认为这是对现代文明的公开亵渎。

    第三，公共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和理性的代表，不仅要展现思想魅力，更应该通过行动践履。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具备的知识，使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认识比其他社会成员高。他们的人文关怀就是以人类基本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为前提，从而对人类、国家、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表现出深切的关注。这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公共知识分子人文关怀的核心内容，具体表现为对人类生存实态的忧虑，对现行社会秩序的批判，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对特权群体的监督。公众知识分子在各种场合表达人文关怀时，更多的是从思想、理论和制度的高度，批判现实的社会秩序，指出改进的途径和应该实现的前景。

结束语

    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是近代契约社会的产物。契约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互为表里，相互依存。契约社会是用法律的强制方式保证了公共知识分子思想、言论的自由。市场经济则保证了公共知识分子职业选择的自由和主动，保证了公共知识分子生存的物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发展、成熟将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契约社会的法治结构的健全相关联。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生成之时，正好遇上网络时代。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会公众发表言论有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在网络平台上生成的社会公共言论比纸质媒体、电视媒体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社会作用。尽管这类网络公共言论的发展还处于一种无序、零散化状态，但对于那些急于掌握话语主导权，经常在报刊、电视露脸亮相的“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已经形成一定的制约力。这些人不可能一直隐藏自己言论后面的逐利动机，他们当中少数人因为自己近年来的各种不当言论而成为公众的批评对象，从而导致其社会公信力急剧下降。

    中国社会缺少宗教文化土壤，因此难以生成圣雄甘地、德兰修女那样具有精神感召力量的圣者。但生成如同美国1903年至1912年以林肯·斯蒂芬斯、埃达·塔贝尔为代表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还是很有可能的。当年，他们代表美国社会公众的利益揭露纽约等城市政府官员的腐败丑行，揭露垄断企业的恐怖罪恶，揭露劳工贫困的悲惨和雇用童工的罪恶。正是他们发起的黑幕揭露运动，使公民意识和舆论监督成为美国社会沿着法制轨道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前的中国，亟需要产生林肯·斯蒂芬斯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

【注解】
[1]徐友渔，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4期第4页。
[2] 彭令范，《我的姐姐林昭》载刘智峰主编的《精神的光芒》，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373页。
[3] 贾植芳，《狱里狱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69页。
[4] 同注3，第81页。
[5]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12月版第107页。
[6]徐景贤,《十年一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2月版第4页。
[7]李国文,“犹大之悔”，《余秋雨现象批判》，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94 至195页。
[8]朱学勤,《被遗忘与被批评的》，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33页。
[9]张宗刚,“散文中的腐败”，《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4期。
[10]胡平,《国家的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415页。
[11]“著名经济学家圈钱再起争端”，《东南快报》2007年3月9日。
[12]李思远,“法学界的浮躁与集体无意识”，《南方周末》2007年3月15日。
[13]同注1，第12页。
[14]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论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1984年10月版第43、44、45页。
[15]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