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政府责任与民意基础

经历30年的中国改革，其内涵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发生变异，成了进亦“改革”，退亦“改革”；同样，意识形态向左转被名之为“改革”，政府逃避提供公共品的责任更被誉之为“改革”。如此“改革”，自然导致社会成员的改革共识发生严重分裂，改革逐渐丧失了民意基础。

    本期刊登了3篇分析中国改革的文章，探讨改革过程中政府如何履行其政治责任，以及改革的民意基础为何逐步丧失。其中，“改革三十年祭”的作者陈一谘先生是80年代中国改革的重要参与者与见证人。中国当局至今只愿意渲染“改革”如何成功地将中国人从贫困与黑暗中拯救出来，却避而不谈这种贫困与黑暗状况究竟由谁造成。陈一谘先生以其改革局内人的身份对改革发生背景的剖析，有助于读者深刻地认识中国改革的历程。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了一个事实，相对于80年代之初的改革理念，如今的改革早已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丧失了民意基础。

    中国地方政府在近十多年中逐渐放弃政府责任，嬗变为自利型利益集团，从而引起社会群体性反抗事件频发。但论者一般将此归咎为地方政府官员政治素质低劣。杨光在“地方政府行为异化：现行财税体制的政治产物”一文中，从财政税收体制切入，解析了中国地方政府行为日益黑恶化、流氓化的制度根源即中央政府制定的税收制度。1994年后中央利用分税制控制了大部分税收收入，却将支出（如医疗、教育、社会保险等公共物品的提供）当作包袱甩给了地方政府，导致低层级政府财权小、事权重，注定要替中央和上级政府“背黑锅”，承担民意的责难。

    徐贲在“‘改革开放’：合法性危机的消解与再形成”中指出，中共改革的目标只是消解政治合法性危机；1989年后政治局势彻底逆转，“改革”完全排除了民间力量的参与和监督；随着腐败的蔓延，80年代上半期有所恢复的政治合法性日益脆弱。于是，以民族主义为内核的爱国主义就被拿来作为消解政治合法性危机的重要手段，这样的民族主义专事对抗民主、自由与人权等普适价值。也正是在政治合法性危机日益加深的状态下，中国形成了说一套做一套的极端虚伪的政治操作，同时又潜伏着“新暴民”和新专制共生互补的隐患。

    儒家学说本是中共死敌，但近年来却获得政治青睐，隐然形成与自由主义、新左派三足鼎立之势。儒学何以能从当年被扫除的“文化垃圾”复归“传统文化”宝座？原因很清楚：首先，儒家的论说要求人们尊重与服从权威，排斥个人权利，正好被用来消解民众日渐觉醒的个人权利意识，以抵制现代民主价值观。其次，儒家的“大一统思想”既可用来凝聚人心，又对加强中央集权颇有助益。再次，借儒学“复兴”宣示“吾国自有道在”，用来抵御“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普世价值。本期刊载了肖洪泳的“政治儒学的穷途末路――辨析蒋庆的《政治儒学》”与向达的“新儒家政治理想批判”，从政治儒学“复兴”的政治背景切入，分析了“儒学热”阿附政治的特点。肖文侧重于质疑蒋庆的政治儒学中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认为蒋庆为了抵制民主价值观而因时损益地随意解说儒学，恰恰体现了对儒学的叛离；向达的文章则认为，传统的儒家文化是一种只适合于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蒋庆忽略了对几个重要前提概念的解读，在此情况下妄谈儒学之现代化，未免沦入不着边际的空谈。

    田湘波在“中国的立法体制现状”一文中指出，中国立法体制的主要特征是立法主体多头化，立法权力分属于中央和地方的多个部门，使得行政权肆意侵入立法权，立法谋私成了顽症，部门立法寻租比比皆是，立法权限冲突更是成为常见现象。

    焦国标的文章“‘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缘起与运作”为读者开启了一扇至今在中国还紧闭着的窗户，它介绍了被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视为“敌台”的“自由欧洲电台”曾起过的重要历史作用。这个电台打破了极权国家的新闻、信息垄断，向听众提供客观真实的新闻和评论，帮助他们形成对本国及外部世界状况的健全的判断。

    于代松、刘俊在“对中国西部地区大规模异地耕地置换的分析”一文中，揭示了四川等地近几年如火如荼的耕地异地置换这种地方政府自导自演、用以自欺欺人的数字游戏。将此文与杨光的文章参照阅读，可以进一步理解，当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区隔日益分明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国家机会主义泛滥对社会发展正在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上述文章表明，一旦政府放弃了应尽的政治责任，“改革”便沦为政府这个自利型集团的工具，而社会中不断积蓄的不满则不断寻找着排泄的机会。张英红撰写的“土改：革命专政和暴力再分配”一文再现了近60年前农村普遍存在的“霍布斯丛林”景象。如何和平转型成民主社会，将是对中国的一场严峻考试。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