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三十年祭－－兼论毛泽东的“四个创造”

从1978年算起，中国的改革已经历30年。中国经济上的高速增长令世人瞩目，而政治上却没什么进步，人权无保障，言论不自由，新闻不自由，司法不独立，权力无监督，强势群体肆意妄为，弱势群体受尽欺侮，等等。这究竟是为什么？很值得深入探究。不少人对中国改革发表了各种看法：部分论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另辟蹊径，将造就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盛世模式”；多数论者则认为，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有进展，但没有政治改革的配套则前途未卜；还有论者认为，中国发展出的“权贵垄断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的主流格格不入。毫无疑问，中国30年来的改革，与改革前30年毛泽东时代的残民以逞相比，确实不可同日而语。但只要不抱持盲目自大的心态，任何一个对国家前途关心的炎黄子孙，都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确实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数仁人志士为之献身的理想 ——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 ——距离我们究竟还有多远？是近在咫尺？还是遥不可期？也许，不少人会被“爱国热情”所左右，盲目地认为是前者，而笔者对此却难以乐观。

    许多朋友希望我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作为一个深爱自己国家的知识人，虽经九死一生历受磨难，但对国家的点滴进步都内心庆幸，对当前的种种弊端则痛心疾首。本人有幸参与1978年至1989年中国的农村改革、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研究与推动，并先后担任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组组长、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理事、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中共中央政治改革办公室秘书长和中国政治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回想“四人帮”垮台后，人们曾热切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新局面，以后的改革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而本人则因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反对李鹏将“反腐败、反官倒、争民主、争自由”的学生和民众当作敌人镇压而被迫流亡海外。近20年来虽远离故土，但本人始终秉持积极促进中国社会全面的建设性进步、积极促进中国制度变革的平稳转型、积极促进台海两岸良性和平互动的精神行事。近十年则因疾病缠身，很少动笔。此次勉为冯妇，乃抛砖引玉，希望带来更多讨论，以促进中国进步。

    观察历史的发展趋势，经过30年改革的中国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势？本文将从当代世界两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出发，讨论构建一个现代化社会的条件；再从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讨论毛泽东的“四个创造”和邓小平的“四个坚持”之相互关系；最后分析中国30年改革中两个阶段的区别。

一、两个基本历史事实和现代化国家的五个基础构件

    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过程中，政治形态也经历了从君权政治到精英政治再到民主政治的过程。精英政治可以走向独裁，也可以走向民主。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解放佃奴到工业革命，20世纪20年代全球出现了23个民主国家，50年代达到60个，90年代达到109个，目前已有120多个。这些国家都奠定了长治久安的现代化基础。人类近现代的发展史给我们昭示了以下的基本历史事实。

     1、两个基本历史事实

    第一个基本历史事实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主义构建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现代化国家。

     俄罗斯的研究者指出，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封建”、“野蛮”、“超法西斯主义”的，是对“工业革命的反动”。从苏联历史可以看出，这样的评价是有相当穿透力的：列宁取得政权后，首先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了宪政民主；到斯大林时代更发展为“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并用越来越激烈的手段进行“阶级斗争”；党内和社会上的不同声音和反对意见均被视为“反党分子”、“阶级敌人”，遭到一轮又一轮的迫害和清洗，人民的各种政治权利被剥夺，整个社会进入恐怖时期；同时又强行“消灭私有制”，列宁的“共产公社”试验饿死了1千万人，斯大林的“强行集体化”又饿死近2千万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推行的结果是生活困窘，物质匮乏，使得民众的不满越来越大。而毛泽东在中国的所做所为，则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不断进行的“阶级斗争”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政治局面；“消灭私有制”则抑制了人们的经济创造力，社会处于惰怠之中；长期奉行的以专制批判民主、以斗争破坏和谐、以野蛮代替文明、以谎言冒充真理的统治手法，几乎让所有有文化、有知识、有教养、有地位、有财产的人不断遭到羞辱和整肃。这种统治越久，国家距离现代化就越远；当暴力和谎言难以长久维持下去时，这类国家的改革也就或迟或早地发生了。

    第二个基本历史事实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由共产党领导而成功地实现经济和政治改革进而走向现代化。

    自20世纪50年代发端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从南斯拉夫到匈牙利、波兰，再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无一取得根本性进展。1986年本人亲耳听到匈牙利经济改革之父涅尔什说：“社会主义国家要提高经济效率，但还解决不了资产增值有人负责、资金有价格的问题；要防止腐败滥权，如果不能党内派系公开化，就得有反对党制约，现在也解决不了。”直到“柏林墙”倒塌，东欧、苏联共产党纷纷解体，这些国家才又走上建设现代化社会之途。究其改革难以成功的原因，乃在于经济和政治改革损害既得利益集团时便会停滞或倒退，直至危机发展到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不得不改组或瓦解。“天鹅绒革命”和“橙色革命”先后在东欧和前苏联发生，这些改变世界冷战格局的“颜色革命”几乎都是在不流血的条件下很快实现的。中共欺骗民众说，这是“帝国主义势力的颠覆”，但这些国家的民众却都像欢庆盛大的节日一样，迎接这个结束专制与贫困的新时代。当然，共产党的解体只不过是解除了旧制度的禁锢，建设新制度还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

    那么，至今始终高调标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旗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共，能否成为共产党世界中的例外呢？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否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呢？中国改革的30年与改革前的30年相比，确实带来了重大变化，特别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难免使人产生错觉。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必须要有五个基本构件。那么，当今的中国具备了这些条件吗？

     2、建成现代化国家的五个基本构件

    考诸工业革命以来所有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虽“国情”各异，但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好似建筑一座摩天大厦，五个基本构件缺一不可：其一，比较公平合理的经济制度；其二，比较公平合理的法律制度；其三，比较公平合理的政治制度；其四，比较公平合理的社会政策；其五，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如果在其中的某一、二方面有缺失，可以不断改进，大约还不至于妨碍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例如，城市国家新加坡在第三、第五两方面就有缺失。但是，如果一个国家仅在其中某一方面单项突进，而其他方面则远远落后，那是不可能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目前世界上还从未有过这样取得成功的前例。

    正像上帝没有创造出完美的人，人也没有创造出完美的制度。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制度演进”的过程。这种演进表现在从保护少数到保护多数、再到保护全体－－“人生而平等”、“权利与生俱来”。20世纪以来，制度环境的改善有了长足进步，为民众提供了更加平等的权利和机会，使人的聪明才智能够更好发挥。这种改善主要表现为：人权保障、自由保障、财产保障、民主保障、公平保障和法治保障。凡是以“传统”与“国情”为借口，拒绝这种制度环境改善－－此乃人类几千年文明汇聚形成的主流价值而并非所谓的“西方价值”－－的国家，至今尚无一个实现了现代化。

二、毛泽东的“四个创造” 邓小平的“四个坚持”

    社会主义思潮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出现，代表了人类对社会正义和公平的追求，对社会进步有积极价值。那么，为什么在苏联、东欧和中国，以及所有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推行社会主义的国度，不仅未能走向现代化，反而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历史大倒退，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呢？

     1、中国为什么要改革？

     从列宁开始到斯大林再到毛泽东，无一例外地在掌权后即抛弃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为前提的民主主义精华，而不顾一切地制造“阶级斗争”并强力推行“全盘公有”，使自己的国家远远地背离了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出现了历史性的反动。

     在1949年至1978年中共执政的前30年中，毛泽东发动和制造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一次比一次残酷，使中华大地经历了亙古未有的浩劫，成了一座“人间地狱”。那时，居住在古称“神州大地”、“礼仪之邦”土地上的人们，几乎日日心惊胆颤地生活在恐惧之中，不知何时自己的家人或亲友就有飞来横祸。各界精英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先后受到各种冲击、批判、凌辱和斗争，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30年间，毛泽东制造了8,300万冤魂、3千万件冤案、3亿多人受批斗。可以说，毛泽东视人命为草芥、造冤狱遍寰中的罪行，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暴君恶行的总和。国际社会普遍将希特勒、斯大林当作20世纪暴君的代表，希特勒造成了6百万犹太人的死亡，斯大林则造成了2千万苏联人的死亡，他们所犯的反人类罪和毛泽东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至于那令农民食不果腹、国弊民穷的“全盘公有”和把人变成兽的“一党文化”对人性的戕害，此处暂不赘述。总之，当毛泽东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魔君离开人世时，中国已到了不改弦更张便难以为继的崩溃边缘。

    1978年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理论务虚会”上我说过，“现在大家评价毛泽东的过和功三七开，30年后恐怕倒三七也不止”。1986年中，我在中共高级党校的一个报告中说：我们国家现在建立的“体制模式”，源于“三个因素，一个是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延续；第二是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的继承；第三是斯大林模式的移植”；“三个因素加在一起，使我们建立了一个党、政、经合一的、中央高度集权的、按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命令管理的体制模式，这种模式不能不带有强烈的封建宗法的特点”。1988年我又指出，毛泽东实行的“以党治国”、“全面专政”和“等级身份”、“等级产权”，严重束缚着中国的进步。可惜这些说法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笔者认为，不彻底批判毛泽东在中国的一系列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的恶行，不彻底解除毛泽东强加给中华民族的重重枷锁，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强国的梦想是难以实现的。如果说改革是为了消解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那么，毛泽东那一系列反人性、逆潮流的“创造”则必须从根本上革除，否则中国一直会被摈除在现代化国家之外，难以汇入人类社会的主流。

     2、毛泽东祸国殃民的“四个创造”

    我在研究中发现，毛泽东实在是一个古今中外专制暴君之集大成者。我将他那搅得天翻地覆、民不聊生的驭民手段归纳为“四个创造”，这“四个创造”至今仍被中共的掌权者奉为圭皋。生活在中国以外而没有亲身经历过毛泽东“四个创造”带来灾难的人们，则很难体会其危害。

    首先，毛泽东创造了以“政治歧视”和“阶级歧视”为特征的“等级身份制”。

    自1949年毛泽东掌权之始，当局便给每个人、每个家庭定了终其一生的“阶级成分”。其“依靠对象”名义上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出身和“工人”、“贫民”、“贫农”、“下中农”出身的人，这些人无论在居住、读书、就业还是升迁方面都有优先权。实际上，真正能享受到特权的是“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出身的人，而后者虽也会受到照顾，但大多只是陪衬。至于被划为“专政对象”的人，其命运就十分悲惨了，不仅本人、家庭、子女难有出头之日，而且每次运动都要挨整。结果，“人生而平等”变成了生而不平等，人们失去了“自由选择”的可能。这种人为制造的“阶级歧视”在不断推行的“阶级斗争”过程中持续扩大，“专政对象”最初是“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后来增加了“右派”，“文革”中又增加了“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当然，“阶级歧视”又服从于“政治歧视”，在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中，“表现好的”（一般是党的“驯服工具”），即使出身不好也可能被重用；“表现差的”，即使出身好也可能遭排斥。于是，耿介不阿之士屡受打击，看风使舵、落井下石之人则受宠重用。人们的“政治表现”被记入“个人档案”，这样的“政治档案”左右着每个人的地位和前途。这种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等级身份制”既奠定了“依靠对象”的特权地位，又使“专政对象”和他们的亲人不断受到迫害，不同的等级身份带给人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待遇。这种做法人为地制造了人类社会最惨无人道的不公平。人类社会尚未发展出“民主政治”之前，出现过各种“等级制”。但长期将一部分民众当作“专政对象”，特别是将“有产者”和“知识人”作为“敌人”实行“专政”，却是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才出现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而毛泽东创造的 “等级身份制”集“政治歧视”和“阶级歧视”之最，在社会主义诸国中堪称独一无二。至今这样的“等级身份制”仍然隐存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中，从未被摈弃，更未被清算。

    其次，毛泽东创造了以“全盘公有”和“统制经济”为特征的“等级产权制”。

    从1949年到1959年，毛泽东用10年时间“消灭私有制”，实现了“全盘公有”，建立了“统制经济”。在农村，从“流血土改”到“清匪反霸”，不仅消灭了乡村士绅，而且将所有民间的社会、宗亲、行业组织统统摧毁，美其名曰“彻底消灭农村封建势力”；再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剥夺了农民的土地、耕畜和生产工具，使他们只能生活在奴隶劳动加平均分配的生产队里。在城市，从“三反五反”到“公私合营”，再到“工业、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实行“统购统销”，不仅将经济资源和命脉通通掌控到了政府手中，而且还用各种票证严格控制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之消费。接着实行的“户籍制度”则使8亿农民沦为“贱民”，中国从此用国际上少见的“户籍身份管制”构造了畸形的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而且，所有工矿企业、机关、事业都逐步建立起了“军事共产主义”的那种具有“全能”和“依附”特点的“单位所有制”。在这些单位里，一个人的生老病死乃至于日常居住，一切依赖于“全能”的“单位”，而每个“单位”又“依附”于上一级的“单位”。如此，“单位”就如同其成员的“大家长”，通过控制成员的生存需要而支配他们及其家庭。不仅如此，在实行“全盘公有”和“统制经济”的过程中，企事业单位又被划分为三六九等，国营企事业分为部级、副部级、正局级、副局级、正处级、副处级，集体企事业则分为大集体和小集体，农村则分为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不同等级的产权单位获得一系列按等级区分的不同待遇，例如人员的级别、工资和福利不同，甚至资金、物资的供给也分等级。处于“等级产权制”上端受优惠的当然是国营大中型企事业单位，而下端被歧视的自然是农村的经济单位。不同的等级产权伴随着严重的“产权歧视”，自然不存在公平发展的机会，农村的8亿农民处于悲惨境地的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这种“等级产权制”当然是和现代化国家的“自由产权制”背道而驰的。

    第三，毛泽东创造了以“思想清洗”和“文化灭绝” 为特征的“一党文化专政”。

    从掌权伊始，毛泽东就运用其“笔杆子”制造的“革命文化”、“斗争文化”、“痞子文化”、“奴性文化”、“造神文化”和“假大空文化”（实质上是“帮派专政文化”），来整肃中国知识界、文化界、新闻界、教育界各种代表性人物。通过不断的民粹主义的“政治运动”和扣各种吓人帽子的“思想改造”，藉各种类型的“文字狱”，形成了政治恐怖和愚民效应，并达到实行“思想清洗”和“文化灭绝”的目的。我曾和余英时教授说：中国的历史传统是“士可杀而不可辱”，毛则是“士尽辱而不杀”，使之受尽人间炼狱之苦。毛泽东1957年用“反右派”的方式将国内有自由、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几乎一网打尽，从此建立起了“一党文化专政”的基础；1966年又用“文化革命”的方式“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不满其胡作非为的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残酷的斗争和迫害，使“红色恐怖”席卷全国。偌大一个中国只见一本“红宝书”和八个“样板戏”，其他文化都被恐怖手段“灭绝”了。中国传统、中国文化、中国人伦中一切优秀的东西几乎被摧毁殆尽，而中国传统中的恶质文化和人性中的“假、恶、丑”却被极端地煽动出来。告密、攻讦、栽赃、陷害随处可见，六亲不认、草菅人命时时发生。只要一个人被指为“敌人”，随时都会被羞辱、批斗甚至打死。被煽动起来迫害他人的“革命群众”似乎都变成了疯子，真应了泰戈尔“人一旦变成兽，一定比兽更凶残”的箴言。毛泽东实行的“一党文化专政”，不仅远远超越了斯大林的创造，连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期也难比拟。人们会问：难道晚清、民国的北洋时期比中共还开明吗？是的！那时人们拥有的言论、新闻、出版自由要多的多。例如，“戊戌政变”刚发生，以《申报》为首的三百多家报刊、四百多个政党就独立地发表了不同于政府的各种声音。毛泽东实行的思想和文化专政，不仅使中国人失去了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一切基本权利，而且连人们私下的交谈、日记、通信都可能成为构人入罪的证据。回想那时的情景，至今令人悚然骨寒。

    第四，毛泽东创造了以“党管一切”和“党国一体” 为特征的“全能极权体制”。

    毛泽东说过，“工农商学兵政党，党是领导一切的”，又说“东西南北中，党管一切”。党君临天下，毛泽东则成了“皇上”；各级党的书记则是各自地盘里的“家长”。毛泽东创造的这种体制不仅仅是极权的，而且是全能的：党管立法，宪法成为虚设，人大成为各界代表三呼万岁的场所和党的橡皮图章；党管行政，政府成了党的“经济内阁”，只负责完成党确定的经济工作任务；党管司法，公检法变成了党的专政工具，任由党“无法无天”，制造冤假错案（如每次实行“党委联合办案”时，冤假错案都在70%以上！）；党管安全，便在各单位布置密探线人，探查任何令党不安的言行；党管军队，就把军队变成党的“党卫军”和“御林军”，只维护党和领袖的利益；党管教育，教育就成了为党培养“接班人”和“驯服工具”的手段；党管文化，只准维护“一党文化专政”的作品发表；党管新闻，只许报道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所有媒体皆被规定为喉舌；党管宗教，正式的宗教团体全部被纳入党从人事到财务的严密控制下，成为党的“宗教政策”的门面；党管工会、共青团、妇联，这些机构就成为党的“臂膀”，成了控制工人、青年、妇女的工具；党管社会团体，各社会团体便只能秉承党的意志，不能越雷池半步。试问：历史上可曾有过一个独裁者或独裁党，如此地垄断一个国家方方面面的各种权力，又如此全面地剥夺社会成员的各项权利？没有，从来没有！

    中国的这种“党管一切”的“全能极权体制”彻底地贯彻了“党国一体”的原则。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干部在各部门任职往往排名在第四、五位，而且工资皆由党费开支。中共党的干部在各部门都是“一把手”，而且工资皆由国库开支。1987年讨论政治改革时，薄一波说，“政协召开，毛主席让民主党派上了一个大当。毛说：今后各党派都不用筹措费用了，一律由国库开支。民主党派都很高兴。可他们的费用连共产党的百分之一都不到，干什么也都得看我们脸色了。”实际上，各民主党派的预算是由中共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列编，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民主党派都俯首贴耳、长期充当“花瓶”。在“党国合一”体制下，国家机器、其他党派、社会团体、媒体学校，无不成为共产党统治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创造的这种“党国合一”制度让他自己为所欲为，而民众则生活在全方位控制的卑微状态下。在长期的政治恐惧中，人们不断受到“爱党才是爱国”，“反党便是反华”的蛊惑，慢慢也就习惯于党国不分了。为了苟活下去，努力扮演奴才角色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奴才们还树立起他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以为后进者仿效，中国人的国民性在这种体制下也就整体地堕落了。

    也许有人会说，“斯大林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这四方面的问题”。不错！如果说斯大林是社会主义国家专制体制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则是此制度的集大成者。在所有同类国家中，毛泽东用最野蛮、最残酷的手段推行“四个创造”，可谓登峰造极，无人能出其右。自从毛泽东消灭了中国几千年逐步成长起来的经济、政治、社会、民间的各种组织，又实行“四个创造”以来，中国人受尽了人类史上鲜见的苦难。被剥夺了财产和各种权利之后，国人甚至连有效反抗都不可能了，因为没有了财产和自由择业，也就没有了个人独立生存的条件，于是只能忍气吞声地活着，稍存异议者不是被管制便是被杀害。毛泽东把中国变成了人间地狱，难道还不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吗？！可悲的是，毛泽东的“四个创造”如此祸国殃民，不少国人却在长期的奴化教育和宣传欺骗中“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习惯了这个充满各种歧视的环境而不思改变。须知，这种环境一天不改变，中国就没有任何公平和正义可言！一天不彻底解除毛泽东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四个创造”的枷锁，中国人争取自由民主的努力就不会成功！

     3．邓小平维护专制的“四个坚持”

     “四人帮”倒台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关心国事者关注的中心议题；而如何铲除产生“四人帮”的土壤，改变产生“四人帮”的政治环境，则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批判毛泽东的罪行本应成为中国改革和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但这场批判刚开始便被邓小平压制下去。

     “文革”中，邓小平被毛泽东整肃，亲身体会了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处境，也看到了数不清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亿家墨面没藳莱”的惨象。他知道这种悲剧不能继续，所以提出了“不改革没有出路”。那么，改什么，又如何改呢？他主张改经济体制，发展生产，这是得人心的，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他对毛泽东创建的基本制度却不想改变、也无意改变。虽然他也关注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也提出过为“提高效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但毕竟毛泽东的“四个创造”和他是血肉相连的，其中也有他的功劳，批毛就会批党、批他自己。最善于“揣摩上意”且追随毛泽东一生的胡乔木，立即心领神会地将毛的“四个创造”对应变换为“四个坚持”－－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上奏邓小平。骨子里与毛并无不同的邓小平不仅立即接受，而且将之变成维护并延续毛泽东“四个创造”专制体制的“神主牌”。

    尽管无数已经觉醒了的干部和民众意识到，不批毛、不改变“四个创造”，中国就不可能走向自由和民主，但他们却一批批倒在了“四个坚持”的政治大棒下，许多人被加上背离“四个坚持”、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而遭邓小平整肃。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恰恰是人们企图挣脱“四个创造”，追求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的正义行为。深具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总书记胡耀邦因“纵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落马，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总书记赵紫阳因“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罪失去了人身自由，说到底都是因为他们企望更多地冲破毛的“四个创造”，而触犯了邓小平的“四个坚持”。

三、中国改革的两个阶段：胡赵新政与改革畸变

     胡绩伟老人说过，中国改革应当从1977年3月胡耀邦领导平反冤假错案开始，因为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七嘴八舌”争论的重点仍然是平反冤假错案。这样算来，到今年中国改革已经31年了。为了与多数论者一致，也为了表述方便，姑且仍称为“中国改革30年”。

     1、胡赵新政时期：“人的解放”与“简政放权”

    自1977年3月胡耀邦领导平反冤假错案始，到1989年“六四屠杀”止，这13年可以说是中共建政60年中最开明的时期，也是在胡耀邦和赵紫阳领导下中国改革取得重大进步的时期，称之为“胡赵新政时期”并不为过。1989年以来，中共用一贯篡改历史的手法“神化邓小平，矮化胡耀邦，抹杀赵紫阳”，这样做在短时间内可以蒙蔽某些民众，但大量的史实终究不会冺灭胡赵的业绩。胡耀邦在“文革”中苦读马恩全集和各种经典，使他成为最能领会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真谛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他以无人能及的魄力纠正、平反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在历次运动中造成的三百多万件冤假错案，使受牵连的两千万人恢复名誉；他以无所畏惧的勇气使在历次运动中受尽屈辱的“地富反坏右”及其亲人子弟共上亿人脱离苦海，摆脱了“贱民”身份；他冲破阻力组织“真理标准”、“生产目的”、“人民主人”的讨论，一次次冲决极左的罗网；他不断批评“家长制”、“一言堂”、“假大空”，肯定“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提倡文学艺术自由、言论自由、民主选举，保护“西单民主墙”和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他支持赵紫阳、万里推行的农村改革，使八亿农民摆脱了“绑着穷”的窘困境地。难怪他病逝时，上千万人奔走呼号为他哀悼。

    赵紫阳和胡耀邦一样，是中国改革的伟大奠基人，也是中共建政以后最开明的最高领导人。他首先以不怕“再一次被打倒”的精神在四川推行农村改革，赢得了“要吃粮，找紫阳”的美誉。同时，他在工业、商业企业中实行“简政放权”的试验，并在主持国务院工作以后推向全国。特别是在最艰难的国营企业改革中不断探索，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放权让利”、“利改税”，从“企业承包”到“股份制”实验。后来，又提出“两头在外”的“大进大出”战略，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高速成长奠定了基础。他主持了政治改革的研究与推动，并指出：改革10年的基本经验是两条：“一个市场经济，一个民主政治，缺一不可”。在“天安门事件”中，他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宁可不当总书记，也不做“历史的罪人”，他的高风亮节将永垂青史。

    将这个时期称为“胡赵新政时期”，是因为这个时期主要的改革举措都是胡、赵主持和推动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改变毛的“四个创造”上居功厥伟：他们清除了绝大部分戴在各类人头上的“政治帽子”，开始改变充满歧视的“等级身份制”；他们推行农村改革，鼓励发展非国有经济，大大冲击了由国家垄断而缺少效率的“等级产权制”；他们倡导思想解放，肯定普世价值，突破了万马齐喑的“一党文化专政”格局；他们试图革新“党管一切”和“党国一体”的“全能极权体制”，虽然没有成功，但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与他们的前任和后任相比，他们实行的“新政”确确实实使中国的改革出现了十多年的春光！

    邓小平、陈云等元老先后都在“文革”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所以，他们反对毛的“极左”做法，特别是反对把他们也当作“革命对象”的过火的“阶级斗争”，但在维护毛的“四个创造”的基本制度方面，他们以及多数元老并没有太多的异议。比如，在纠正“反右派”问题上，邓小平并不赞同；在改革“统制经济”方面，陈云一直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邓、陈这两位“超级元老”在“二线”实行“垂帘听政”时，经常掣肘在“一线”推行改革的胡、赵。当胡、赵希望较多地突破毛的制度架构时，厄运便先后来临了。将邓小平吹捧为什么“总设计师”，只不过是中共继毛之后的又一次“造神”而已。

    2．改革畸变时期：“反攻倒算”与“两个倾斜”

     1989年以“六四屠城”结束的“天安门事件”，实质上是以邓小平、李鹏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为坚持毛式“四个创造”和邓式“四个坚持”的极权体制而发动的一场清算10年改革的非法军事政变。这场政变全面扼杀了中国的改革进程。“六四”后，江泽民、李鹏攫取了最高权力，他们立即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对改革进行全面的“反攻倒算”。他们制造“六四恐怖”，又一次逼迫全国人民说假话；诬陷“反腐败、反官倒、争民主、争自由”的青年学子为“暴徒”；全面整肃党内改革力量和社会民主力量，坚持改革的各界代表人物遭到清算；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领域都出现了历史大倒退；反对镇压学生的中共合法的总书记赵紫阳被非法囚禁－－人们又经历了一次毛泽东时代的“国家恐怖主义”。虽然毛的“四个创造”这时又在各方面显灵了，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形成的格局却是难以全面逆转的。例如，李鹏鼓吹北京大兴县、四川广汉县的“种田大户”实验，妄图在农村重建“集体经济”，遭到了农民的广泛抵制；其“压缩乡镇经济”、“限制个体经济”的政策也失败了；各地民众用消极抵制的办法，各地政府则用发展经济来对抗北京的政治高压，但李鹏推行的“新计划经济”仍然造成了1990年至1991年国民经济的负增长。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虽重申经济改革，但只字不提政治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配合，经济的自由化迅即为权力资本化和权贵的掠夺开了绿灯；而江、李的“稳定压倒一切”，则进一步使中国出现了一个“改革畸变时期”。江李以“稳定”为名，特别是为了“保证大城市不出乱子”，实行了“两个倾斜”的政策，即“牺牲农村，保障城市；牺牲平民，保障权贵”。80年代农村改革中状况稍有好转的农民又一次遭到剥夺，城市里上千万工人则被迫下岗。

    理解这“两个倾斜”是理解中国90年代以来各种所谓改革及其畸变的关键。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本质上是一种按权分利的“等级分租制”，不仅将“两个倾斜”的错误方针制度化，使权贵的利益最大化，而且引导各级政府大搞“面子工程”，并在“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旗号下将社会福利当作包袱甩掉。随后，为满足权贵聚敛财富的贪欲，又以各种低廉的“优惠”条件大规模吸引国际资本，压榨数以亿计的可怜的农民工，使他们成为永久的二等“奴工”。这种不计资源消耗和成本的发展、不顾环境大规模污染和破坏的发展，这种“吃祖宗饭造儿孙孽”的发展、“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贫穷”的发展，使中国成了一个初级产品的大加工厂，也变成了一个中国权贵与国际资本瓜分红利的大市场，难怪那些得利者都在赞美这样的“经济奇迹”。与此同时，官员的腐败弥漫全国，这种政治腐败导致的全方位腐败，已成为一种制度性毒瘤。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制度性社会不公与机会不均自然会继续扩大，不仅酿成了世界上少见的贫富悬殊（中国的基尼系数已逼近0.5），而且权贵的大肆掠夺又使中国走上了“权贵垄断资本主义”的畸形道路。嗣后，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进一步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的结盟在意识形态上合理化，巩固了压榨广大民众与弱势群体的局面。至此，中国哪里还有一点点“社会主义”的影子？！这也是中国“群体突发事件”和“维权运动”风起云涌的主要原因，像“汕尾事件”、“瓮安事件”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中共为压制广泛的社会不满，一方面进一步加强集权，整肃异己，使“投机者扶摇直上，刚直者倍受欺凌”；另一方面，则引进先进技术手段对全社会加强监控，雇佣“网络宣传员”压制虚拟空间里的批判言论。随着北京奥运的到来，民众亲身体验了“网络警察无孔不入，安全密探随处监视，恶警城管横行霸道，百姓蒙冤无处申诉”这种中国特色的专制恐怖。中国的全能主义集权体制正朝着全面法西斯化警察国家的方向演变！正是在这种状态下，中国正堕落为“物欲横流、道德沦落”的社会。有人形象地描述中国的现状是“新五子登科”：“才子开路，太子发财，公子喝汤，婊子卖肉，骗子横行”。神州大地上哪里还有中国传统的“礼仪之邦”的一点影子！

    正像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胡赵新政时期”很多人都有一种主动关心和参与改革的热情，同时绝大多数民众都从改革中得利了；而在“六四”后的“改革畸变时期”，虽然经济在增长，人们的生活有所改善，却有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自己成为“改革的弃儿和牺牲品”，对已然成型的“权贵垄断资本主义”充满反感。当我们回顾中国改革的30年时，只能用一个“祭”字来表达内心痛苦的感受了：改革死了，改革万岁！

     3、俄国改革的进展与中国改革的畸形

    本人在1997年发表的“世界潮流与中国前途”一文中曾指出：“苏联、东欧共产党解体以后，纷纷把‘私有化’、‘市场化’、‘民主化’、‘多党制’写入宪法。”“他们在自由产权、自由选择和公民社会基本要件的建设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10年过去了，这些国家的状况如何呢？2007年的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增长”，人均收入增长大大超过国民收入增长；而中国在经济增长中却有“10%的人群实际收入下降” ！特别是，俄国将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用于教育、医疗、救济，建立了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中国却在财政收入成倍增长的同时，勉强维持着一个以照应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为主的社会福利体系，“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买不起房”四座大山几乎压得平民百姓喘不过气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俄国更快，为什么在居民收入及生活品质上与俄国的差距如此拉大？再过若干年，俄国或将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中国会怎样呢？从建成现代化国家的五个基本构件来看，俄国已然具备，中国又是怎样呢？

    姑且不论中国在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社会政策和文化环境四个方面与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巨大差距，只分析一下经济制度方面的问题，就不难作出判断。本来，中国在农村改革取得初步成功以后又开展了城市经济改革，还设计了政治改革，改革的整体态势大大优于前苏联东欧国家。可惜，“天安门事件”以后中国的改革不仅停滞了，而且经济发展步上了歪路。近20年来，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这种制度转型必需解决好三个关键问题：明确产权关系，建立市场规则，转变政府职能。然而，中国的经济改革直到今天仍然未能妥善解决这三个问题。首先，在“明确产权关系”方面，过去用行政命令授予国有的公共财产现在经常被私相授受地廉价转移到少数权贵及其子弟手中，民众对此严重不满是理所当然的。各地农民维护土地权益的斗争即为明证；政治和行政的力量不断介入产权交易，使得产权的继承和交换往往不是自愿互利的；产权确认及其继承和交换往往任由权贵们掌控着在黑箱中作业；不同类型的产权有不同的待遇，“产权歧视”随处可见；也缺少规范涉及产权的经济活动的统一的法律体系，各地政府自行其是，不但法律条文混乱，而且已有条法也形同虚设。其次，始终未能建立起一个公开、公平、透明、非垄断的市场规则，目前劳动力市场的不公平是显而易见的，“金融市场”是被政府掌控的，“资源市场”基本上由政府垄断。如此则市场的有效资源配置从何谈起呢？再次，政府职能并未转变，目前各级政府在重大问题或关键时刻，还是继续采用命令和指令的方式进行经济管理。总体上来看，中国经济就是在这样一个畸形的体制基础上增长，社会分配极端不公，充斥着权贵分赃。中国的改革被延误了20年，那些“国情”、“特色”之类的说法不过是拒绝深入改革和维护集权体制的遁词，更是拒绝人类几千年汇聚形成的主流价值的借口。

结语

    中国在改革前是“上层享受特权，百姓分配贫穷”，现在则是“权贵相继暴富，百姓承担风险”，不公平、不正义较前尤有过之。当年热心参与中国改革的人们，谁能想到今天的中国会出现这种畸形局面？中国的出路何在？

    马克思说：“人创造什么样的环境，环境就会造就出什么样的人”。中国的制度环境只要一天没有人权保障、自由保障、财产保障、民主保障、公平保障和法治保障，只要仍然排斥人类主流社会的共同价值，仍然信奉毛的“四个创造”和邓的“四个坚持”，那么，不管给它涂抹上什么油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仍然是专制统治的当代变异。胡锦涛提出了与毛、邓不同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愿景，那么这个和谐社会怎么才能实现呢？毫无疑问，当然应当一步步地解决不和谐的根源，如此方能“和解共生”。比如，昭雪胡、赵和“六四”冤案；和谐处理藏、维等民族关系；取消“户籍制度”；实行“全民健保”；改变“等级身份”和“等级产权”；实现新闻自由，直至建立“宪政民主”。反之，如果没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中国发生大的危机则是不可避免的。

    世界潮流就是人心所向，顺应潮流也就是顺应人心。追求自由和富裕是人的天性，也是大多数国家走上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主要原因。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若不改弦更张，则很难汇入世界主流。台湾民主化的经验应该給中国领导人以启迪，俄国改革成功的经验更值得中共领导人深思。这个世界上只有不同团体、不同族群、不同国家的利益纷争，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也没有什么虚构的所谓“国际反华势力”，敌人往往都是自己故意制造出来的。中国彻底摒除毛泽东的“四个创造”和邓小平的“四个坚持”之日，才是中国真正走向现代化国家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