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北京對「一國兩制」的推動始於1981年，迄今為止一直是中共對台政策的主軸。台北對「一國兩制」的回應則始終是持續反對，目前仍是大陸政策不變的立場，這是研習「兩岸關係」的學習者一個基本的瞭解。但是也必須有所提醒的是：如果僅是閱讀兩岸官方的文書與代表性談話，就來定論一國兩制在台灣存續的問題，可能會產生誤判，因為有時考量到一個模式是否適用，影響最大的因素不是當局，反而是民意。

況且，兩岸對「一國兩制」的價值判斷並不一致。從大陸的角度去研判，就會認為一國兩制的構想設計簡直就是為台灣量身訂製，處處呈顯出對台灣的寬容大度，特別是統一後，中央不但同意台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制度都可以不變，而且還允許保有軍隊，這樣優惠的條件賦予台灣還有什麼可以挑剔。譬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副所長、全國人大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饒戈平曾經表示：「『一國兩制』最早的提出，是解決台灣問題，但是因為台灣問題解決非常複雜，而香港的回歸在先，所以最早的實施是在香港」。饒也說：「我們並不要改變台灣現存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當地的民眾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只要能夠共同維護中國，一個中國原則，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那麼他在當地的治理方式可以由台灣民眾按照確定的法律來實行自治」。饒甚至認為：「台灣有軍隊，大陸可以不派軍隊去，所以到那個時候，台灣的『一國兩制』這種高度自治的程度，恐怕比香港還要更高，更寬鬆」。

但是換成從台灣的角度去研判，台北對「一國兩制」的解讀會因政治立場不同而有相異，而從官方的說辭更會覺得「一國兩制」的構想設計本就是為中共準備作為中央定位的預謀，而且這種制度也只是一種權宜的安排，具暫時性質，不適宜台灣未來的出路，所以從官方到民間，對「一國兩制」的接受度始終呈顯很低的接受度。根據台北陸委會的看法：「『一國兩制』是大陸當局用以處理香港問題的模式。」此一政治公式原本是大陸當局為處理兩岸關係而設計的。大陸當局欲藉「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施而移殖於台灣，以謀求以大陸為主的兩岸統一。 基於如此認知，台北當然要持反對的立場。

到底要接受誰的看法來檢驗「一國兩制」價值的標準，這可能是個不易回答的答案，不過涉及到人權、國家主權與民族自決權的位階，包括聯合國幾次重要宣言內容，或可提供一些參考價值的理論架構，作者在結論部份將會提到這樣抉擇的價值到底在那。但是在本文中，還是透過一些對「一國兩制」民調數字的解讀，希望能產生一些不完全是傳統的價值判斷，成為作者企圖去發現新的事證的動力。

因此，為了釐清「一國兩制」經過二十多年來不斷的由中共中央强力的宣傳與推動，與台灣呈現低接受度的落差，本文特從台灣歷年來對是否接受「一國兩制」的民調結果，進行數字與問卷內容的深入分析，主要是希望來了解：
一、台灣民眾對「一國兩制」接受度不高的關鍵所在；
二、從民調數字來分析「一國兩制」對台灣的適用性；以及
三、剖析兩岸怎麼從民調數字上去觀察「一國兩制」在台灣的發展空間。

二、台灣不贊同「一國兩制」的原因所在

就台灣對「一國兩制」的問題來問民眾意願的民調數字稍為作一次整理，我們可從調查結果得到一些結論，譬如說：多數的台灣民眾在歷年來的數據上均呈顯不接受「一國兩制」的安排。

首先，從本文的附件一記載著1991年起至2006年為止的六十六次民調結果為例說明，就可發現台灣民眾對北京所提出的「一國兩制」用來解決台灣問題的看法，不管是由任何一個機構承負責民調的進行，基本上得出來的結果，多數是持不予贊同的立場，其中最高比例甚至可達91.7%，最低也有46%。不過2001年7月新黨立委馮滬祥委託民意調查基金會所得的結果有39.4%不贊成，47.5%贊同，是歷年來民調中唯一接受「一國兩制」比例超越不接受的一次，由於當時調查的結果曾經引發强烈爭議，所以特別注釋說明。

另外，再從2006年度民眾對棄解決兩岸問題的看法發現：在該年總共收集三次的民調結果，都是超過七成以上的受訪者不予贊同（請見附件二）。2007年民眾的看法比較上一年有點起伏，但是還是有超過五成以上的受訪者不予贊同（請見附件三），其中長期委託政治大學選舉中心所作的民調，仍然維持七成以上的台灣民家表示不會接受「一國兩制」模式。2008年是台灣政黨再度輪替的一年，國民黨提名的馬英九羸得大選，兩岸關係氣氛轉暖，但是民眾對於「一國兩制」的接受度並沒有軟化，相反的是不予贊同的程度反而升高，被陸委會引為例子的二次民調均超過有八成一的民眾反對接受「一國兩制」的模式來解決兩岸問題（請見附件四）。

說起來，這樣的民調數字似乎說明了台灣民眾絕大多數是拒絕北京所提出的「一國兩制」模式，而且也沒有多少人會對民調的公正性與結果提出質疑。說明這樣的結果產生，可以用幾個原因來說明：

第一、中共採取「一國兩制」作為兩岸統一後的模式，應有思考到這可能是促使中國最終快速統一的關鍵所在（郭立民編，1992：412-414）。 不過在現實上，中國應是如何統一，統一又是什麼模式可以接受，應該由談判的兩造最後協商決定。所以「一國兩制」的模式應該只是北京單方面的建議，而不是硬加諸在台北頭上的方案。當中共官方文書不斷強調「一國兩制」為兩岸整合過程中的唯一方案時，台北當然就會有反對的情緒出現。

第二、「一國兩制」讓北京自居在中央政府的地位，1984年6月22日與23日鄧小平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議員鍾士元時，曾經說過：「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說，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大陸十億人口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臺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郭立民編，1992：606-609）。這對台灣來說，竟然在統一談判之前，就已經被貶成地方政府的定位，在缺乏「對等原則」的前提下，當然就不會認同「一國兩制」。所以1994年發表的〈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中表達對「一國兩制」堅不接受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共所設計的『兩制』，彼此在地位上也不相等，大陸地區所實施的社會主義被其視主體，而台灣地區實行的三民主義只能輔，且只能在過渡時期存在」。

第三、「一國兩制」的「一國」，就上述分析大致可了解是等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在此情況下，台北更不可能接受「一國兩制」。〈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中曾清楚說明：「依照中共的說法，其所搞的『一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管轄下的台灣，則只是中共統治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雖可在中共的同意下享受有限的『高度自治』，但不能違背中共的『憲法』與中共『中央政府』的旨意」。所以台北不接受「一國兩制」，更多原因是「一國」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四、在目前兩岸尚未統一之前，台灣已經充分享有「兩制」的現實環境。加上對「一國」的定位，兩岸仍持有異見，因此台灣樂於維持兩岸現狀，不尋求立即的統一。這樣的心態影響所及，就是全面對「一國兩制」的排斥。

三、對台灣詢問「一國兩制」的民調數字進行分析

但是經過再對民調數字起伏的落差去作深入觀察、或對問卷設計的內容來進一步探討、以及對相關民調的問題作比較分析，就會發現：除了瞭解目前台灣民眾對「一國兩制」接受度不高的關鍵所在之外，還是有很大的解讀空間可作不同結論的版本。作者在這方面的解析，是分成三個層面來探討：

1、從民調數字起伏的落差談起

作者在詳細觀察近二十年的民調結果之後，還是發現這其中民調數字的起伏，仍有些現象值得學界去分析與解讀：
（1）民調數字從最少四成六到最多九成一雖然顯示台灣民眾對「一國兩制」不予贊同的立場，但是這其中會有近四成五的比例起伏，而且由媒體負責的民調，其結果總是與陸委會委託的案例，有顯著的差異。

到底是基於什麽原因所造成，實在值得探究根底。當作者仔細去研究附件一的歷年民調結果時，就會發現幾個有意思的現象令人覺得關切：

第一、由媒體負責調查的民調結果有關於台灣民眾對「一國兩制」不予贊同的態度，一般來說，都比陸委會委託的調查機構所得出的結果來得低。譬如說：在附件一六十六次有關「一國兩制」接受與否的民調例子裡，其中有十九次是由媒體主持，對「一國兩制」表示不予贊同，從最高68.8%到最低46%，平均比例只有57.67%。而另外卅六次則由陸委會委託各個不同的民調機構來操刀，從最高91.7%到最低68.5%表達不能接受「一國兩制」，平均比例是76.61%。至於其餘的十一次分由各個政黨、或政府部會、或學界來委託調查。從上述的比較來看，顯見陸委會委託的民調，表示不接受「一國兩制」的平均數字，確實是比媒體的部份高出近二十個百分點。

第二、另外在時間點上值得比較的幾次民調結果，如1998年7月《聯合報》有59%不贊同，但二個月後，也就是1998年9月，被陸委會委託的中正大學政治系所作的民調，不贊同的比例卻高升至73%，這其中就有14%的差異。但是中正的民調，在1998年9月至1999年3月在不到半年之內，作了三次調查，其中對「一國兩制」的不予贊同進行比較，卻只有不到4%的變動。再舉另外一個例子，如1999年7月《聯合報》民調發現有54.1%對「一國兩制」不接受，二個月之後同樣由《聯合報》主持民調的答案只上升至58.1%，可是夾在《聯合報》二次民調之間的中華徵信所民調，在1999年8月進行訪問，這是由陸委會委託的案子，對「一國兩制」不贊同的比例卻有87.2%。比前後《聯合報》民調大約高出30%，怎麼會有如此大幅的差距，相當令人不解。

當然僅就上述的比較，我們不能斷言官方委託的民調是否有灌水現象，而且所委託的調查機構像政大選研中心也一向具有公信力，因此調查的結果應該不容置疑。但是媒體與官方的調查，為何差距比例如此之不同，應該是問卷內容的不同，導致受訪者的反應不一，這將在下面問劵設計的部份再進行探討。

（2）其實，民調數字也有一定程度的台灣民眾對「一國兩制」表示可以接受，屬於這塊領域的民眾是基於什麼樣的心態與認知予以贊同，在過去兩岸的學界確是很少作深入的探討。在仔細對認同「一國兩制」的數字作進一步的分析之後，也會發現台灣民眾是有一定的比例覺得「一國兩制」是可以接受的模式。

譬如說，在附件一六十六次的調查裡，雖然在早前的十年，贊同「一國兩制」的民眾比例都在10%以下，很低的支持率當然就會拉下平均支持率。但之後就有卅六次就有二位數的受訪者表達了贊同的立場，顯示台灣對這項制度的認知與認同開始遞升。而在卅六次有二位數贊同的調查裡，其中就有十五次的數據是超過20%以上的比例，甚至尚有三次民調高達三成五以上的民眾支持「一國兩制」模式，那分別是2001年新黨立委馮滬祥委託民意調查基金會的46%，2002年3月的大專教師恊會的37.2%，以及2003年1月TVBS電視台的35%。總計在1991至2005年共進行了六十六次對「一國兩制」的調查，表達可以接受的平均支持率竟然還是有14.3196。即使在2006年之後至2008年總共八次的民調，其中就有七次是由陸委會委託，表達可以接受「一國兩制」模式的平均支持率也有13.7250%。證明台灣對「一國兩制」覺得可以接受的民眾，大約應是在一成五左右。對台灣二千三百萬人口而言，這股大約有345萬認同「一國兩制」的台灣民眾仍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3）每次民調數字，特別是針對「一國兩制」不予贊同的受訪者，有强烈波動起伏時，有無究根去追查是否有大環境改變的因素所導致。

在下面的調查分析中，可以挑出幾個例子來說明確實有多次「一國兩制」的選擇波動時，是受到大環境的因素影響：

1、1993年4月辜汪會談之前，由於兩岸幾乎近四十四年的隔絕，一旦恢復交往與接觸，彼此的互信基礎相當不足。因此，北京所提出的「一國兩制」的主張，很難立即為台灣民眾所能接受，所以當時民調中肯接受「一國兩制」的比例，幾乎都是單位數字，低於10%以下。

2、1993年10月陸委會的一項民調，創下了歷年來最高不贊同一國兩制的比例，達91.7%。影響最大的背景因素，就是該年8月中共國台辦發表了〈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引用歷史及法律文件，說明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而它所謂的「中國」，就是白皮書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在「一個中國三階段論」裡，很清楚的說明就是：「中國的中央政府在北京」，這樣的立場逐引發台灣民眾的强烈反彈，進而就反射到對「一國兩制」的排斥。

3、1995年及1996年二次導彈事件，導致台海危機升起，陸委會與民進黨所委託的民調，均顯示民衆接受「一國兩制」的意願益發低落，但另方面《聯合報》的民調卻第一次顯示有二位數（14%）的民眾覺得一國兩制可在台灣適用。是否前者表達了台灣民眾遇到中共威脅會更加反彈，還是後者反映了台灣民眾可能的恐懼，寧願表示可以接受，是一個難以說清的問題。

4、1999年7月李登輝發表「特殊兩國論」，《聯合報》在7月與9月就作了兩次民調，有高達25.4%及20.4%的民眾表達願意贊同「一國兩制」的模式。相較於陸委會在8月所委託的民調，也顯示有10.4%民眾可以接受，達是歷來陸委會民調第一次有超過二位數的支持率，似乎可以說明台灣對北京一旦有挑釁動作，就會是上一個難題的問題所在。

5、從2000年台灣政黨輪替之後，再度證明上題的解讀正確。民進黨的上台執政，是讓「一國兩制」在台灣的接受度開始逐年遞升，特別是2002年8月3日陳水扁的一番「一邊一國」主張，讓《聯合報》同月進行的一項民調，顯示出只有57%的民眾反對「一國兩制」，而贊同的比例己升高到24%。

6、但是2004年5月的〈五一七聲明〉到2005年3月的《反分裂國家法》出爐，說明北京的强硬立場無助於消除台灣民眾對「一國兩制」的排斥，不贊同的比例還是在七成以上。這似乎又可說明一點：北京立場强硬，台灣民眾的反彈也就趨向强硬。

2、對其他相關民調的問題作比較分析

一個相當有趣的比較顯示，就是在台灣覺得可以接受「一國兩制」的比例，其實和贊同「統一」的民眾差不多。以2004年5月12-14日陸委會委託政大選研中心所作的民調為例：對於中共以「一國兩制」發展兩岸關係的主張，有10.3％的民眾表示贊成，而同一民調中，傾向統一的比率則有14.6％（含「儘快統一」0.9％及「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13.7％）。再以2006年12月15-17日陸委會委託政大選研中心所作的民調為例：也有14.6％的民眾表示贊成「一國兩制」，比較同一民調的另外一個問題，幾乎相等於傾向統一的比率14.7％（含「儘快統一」2.2％及「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12.5％）。

值得注意的是，在統獨議題問答中，至少在統一或獨立那麼極端的答案之外，還有「現狀維持」可以選擇，因此往往「現狀」就為多數台灣民眾所能接受。但是在是否贊同「一國兩制」的問題裡，卻是除了取與捨之外，幾乎已沒有其他的空間可以選擇；再加上在這項議題中，要回答對「一國兩制」接受與否那麼明顯「愛恨分明」的答案，並不是件十分困難的事，但在附件一六十六次調查裡，居然回應「無意見或拒答」的民眾都見有二成以上的比例，顯見是有一定比例的民眾是寧願選擇沉默，到底這是對「一國兩制」無言反彈，還是對「一國兩制」不表排斥，應該是可以再深入探究的題目。

3、從問卷設計的內容探討起

對於會影響到「一國兩制」民調的數字，作者非常坦率的說：問卷內容的設計對民調結果來說是項關鍵。有時它的影響所及，可能會與大環境改變的力量相當。謹以下面幾個例子來說明：

（1）在2009年之前，所有由陸委會委託外界學術機構策劃的民調案裡，都是使用一律的內容來詢問受訪者：「關於兩岸關係的發展，中國提出『一國兩制』的主張，將台灣看作地方政府，接受中國統治，中華民國政府此後不再存在，對中國這種『一國兩制』的主張，請問您贊成還是不贊成？」這樣的問題確是將「一國兩制」的內涵與定位非常清楚表達，但是其中「將台灣看作地方政府，並接受中國統治」，而且「中華民國政府此後不再存在」，這三段帶有強烈暗示性的用語，應是受訪者在決定是否投下贊同票時一個非常重要考量的因素。因此，只要是陸委會委託的民調，傾向不贊同的台灣民眾往往都在七成以上。

（2）相較於媒體的問卷內容，就會發現即使媒體對「一國兩制」的內涵與定位也是相當明確，但是因為沒有使用上述陸委會慣用的三段帶有強烈暗示性用語，因此整個民調的數字就會呈顯不一樣的結果。我們試以2007年陸委會與TVBS的二項民調為例，就會很清楚說明作者的判斷。陸委會在該年4月就用其「一律內容」的問卷進行調查，結果是72.2%的受訪者不贊同、12.8%贊同、14.9無反應。TVBS則在6月以「請問您贊不贊成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實施『一國兩制』，也就是目前香港與中國大陸的模式」？來詢問受訪者，其實這個內容也其有貶台灣為地方政府的實質，或暗示可能需要接受中國統治，甚至中華民國政府此後也不可能存在，但是因為沒有直接說出，因此只有55%不贊同、23%贊同、21%不知道，與陸委會的案例有相當距離的差異。而且更有意思的是TVBS在同一個問卷上還問到另一個問題是「整體而言，請問您認為請問您贊不贊成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實施『一國兩制』，也就是目前香港與中國大陸的模式？適不適合用在台灣」？其實問題與「請問您贊不贊成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實施『一國兩制』，也就是目前香港與中國大陸的模式」？沒有多大區別，不過重點則是在「適不適合用在台灣」，而且沒有任何暗示性的用語，結果還是53%不贊同、21%贊同、26%不知道，與前一問題相距不大。什麼原因可以解釋？就是台灣民眾在性格上無法接受會有明確矮化台灣的前提存在。多年之前，總有七成以上的台灣民眾可以接受兩岸直航，可是一旦民調上問卷說明華航飛機上國旗標誌因直航要被塗銷時，於是民調中接受直航的數字一下就可能跌落至三成。

上面的兩個例子，是充分說明問卷的不同設計，是可以改變民調的結果。也從這項定論，來回答為什麼在台灣有關「一國兩制」的民意調查，其結果數字總是會有相異的質疑。

四、兩岸應是如何從民調數字上去觀察「一國兩制」在台灣的發展空間

1、北京首先需要調整對「一國兩制」的戰略思考

北京提出的「一國兩制」主張，歷經二十多年的考驗，從上述的民調數字來看，多少可以證明它在台灣的繼續推動可能最後還是會遭遇到困境。但是再從北京多年來的官方文書與領導人談話的內容來看，也能確定如要把「一國兩制」主張搬移出對台政策的主軸，也有現實上的困難。

所以，北京如果決定仍要繼續在台灣推動「一國兩制」主張，必須評估台灣是否還有推銷空間。根據本文在民調數據的分析結果，雖然發現如從問卷內容的設計改善著手、放寬對「一國兩制」的定位說法、或改善兩岸關係的氛圍等措施，會有助台灣民眾對「一國兩制」的價值觀的提升，這表示台灣還是有些「一國兩制」的發展空間。不過反過來說，台灣民眾如不能從「兩岸對等地位、一國的政治定位」、或「平等協商」等問題上得到中共善意的答覆，那麽依作者對台灣民情的了解，恐怕北京想在「一國兩制」的主張上尋求在台灣民意上的突破，將形成「不可能的任務」。因此北京是否需要調整對「一國兩制」的戰略思考，就成為現階段對台政策中最優先要考量的部份。

2、台北實際要去認知它早已正在「一國兩制」的體制下運作

當然，這份民調數字對台北也應該同樣要有啟示。如果說，台灣獨立的目標在現階段大陸政策已完全摒棄，那麼台北就必須對「一國兩制」要有一個新的思維來因應，重要的是，對「一國兩制」的思考，不是只在取捨之間作選擇，應是把它運作成可由台北來主導的主張。

有一個現象值得台灣民眾來思考。當台北朝野都在過去二十多年全面反對「一國兩制」時，殊不知自己內部絕大多數的台灣民眾，都已實質上選擇了「一國兩制」的模式，作它對應大陸不同制度與生活的共存方式。這種說法或許外界一時不能接受，但是它卻是法理上與事實上存在的現象。

首先我們必須指出，目前台灣地區民眾在選擇台灣未來走向最多的項目，是「現狀維持」而非「統一」或「獨立」。台北陸委會在2008年共作了四次的民調，均顯示出「現狀維持」仍獲得台灣民眾的高度支持。 這裡所提及不管是「現狀」或「廣義維持現狀」，看起來最少都有78.63%，最多甚至創紀錄的升至91.8%的支持，證明「現狀」確是台灣民眾的最愛。不過，「現狀」畢竟只是個過程，在最後階段都需要選擇「統一」、「獨立」、或是「永遠維持現狀」的結局，所以，它是種暫時、過渡、或權宜的現象。不過對台灣民眾來說，這種「現狀」的生存方式他們卻是甘之如貽。實際上，這種所謂「現狀」的生存方式，在早期來說，就是說在台灣這裡過的是「資本主義生活的方式」，而在大陸那裡過的則是「社會主義生活的方式」，等到兩岸密切交流之後，也有另一種說法：「是說在台灣這裡過的是『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而在大陸那裡過的則是『一黨專制的政治制度』」。也等於說，從上面民調數字顯示台灣多數民眾對現狀的支持，就可推論出兩制在台灣民眾心目中根本是存在，而且是可以接受的。

或許台灣面對「一國兩制」時在意的只是「一國」。假如中華民國的憲法仍為多數台灣人民所遵循， 那麽在「憲法」規範之下，兩岸本就是分成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在「憲法一中」的框架下，宣稱主權仍及於整個中國的台北當局， 一直沒有強烈反對兩岸在過去分別採行了不同的生活方或與社會制度。仔細思索一下，那不就是另一種的「一國兩制」？而重要的是，台灣民眾在兩岸分治近六十年的期間裡，都已經偏愛「現狀維持」的模式，所面對的現實，不就是活生生的「一國兩制」方式？若謂台北對「一國兩制」有疑慮，在經過近六十年的經騐之後，又何慮之有？

所以，當自己已經選擇「一國兩制」的形式生存時，台灣實在也不需對北京的「一國兩制」全力反彈。如果未來的「一國兩制」的模式，台北建議：兩岸均具平等地位，沒有誰主誰從的問題，而且共享主權，一起分享國家的强盛與繁榮，那麼這樣的「一國兩制」，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或大陸十三億人民或尚有「試探」的藉口。

3、「一國兩制」採用到兩岸是否要考慮到對人權的尊重

當然，聯合國在1948年公布的《世界人權宣言》，以及1966年通過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重要宣言是涉及到人權、國家主權與民族自決權的規範，但是三者之間的位階誰應視為最高，在現今仍有爭論情况下確難有定論，但可以參考。這就是說，台灣是否接受「一國兩制」，台灣人民的人權應該要在這樣的前提下受到尊重，而學界討論這樣的主題，也要遵循這樣的規範。作者在本文裡運用民調的數字來驗證台灣人民是否接受「一國兩制」的意願，正是顯示對人權的尊重。

另外，學者齊輝也認為：「作為對傳統的『主權高於人權』論進行徹底顛覆的『人權高於主權』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社會逐步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人權理論。」他說「現代法學觀念從根本上改變了國際法的內容與結構，把個人也納入了國際法的主體。如美國知名法學家亨金（Louis Henkin）就認為：『在我們的時代，一個權利的時代，權利的觀念已實現了從社會到社會的超越，它不考慮國界，在一些有意義的方面破壞了國家的分離和獨立。人權已『國際化』並成為國際化和國際政治的一個主題。』」所以齊輝的結論是：「我們可以合乎邏輯地推導出：主權是手段，人權是目的，人權的價值永遠在主權之上」。這似乎也可看出「人權超越主權」的概念，在討論「一國兩制」是否適用到兩岸這樣的情况時，將逐漸被受到重視。 （信春鷹等譯，199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