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李萬居（1901-1966），筆名孟南，另有化名李建華 ，1901年（明治34年，清光緒27年）7月22日（農曆6月23日）誕生於日治臺灣雲林縣尖山堡象令湖地區 ，是戰後極少數具有歐洲經驗的臺灣本地知識份子，（李萬居先生百歲冥誕追思紀念會，2001：23）也是著名的報人與政治家，有「魯莽書生」、「五龍一鳳」 等稱譽名號，是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時期， 少數敢於公開批判、直言抨擊執政當局的在野黨人士之一。李氏學習背景橫貫中西，曾遠赴上海受教於章太炎門下，並於留學法國期間加入中國青年黨。返國後在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等單位任職，抗戰時期加入國民政府（國府）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為日本專家王竼生的同事。又於兩廣、香港與越南地區從事對日情報工作，同時擔任重慶《臺灣民聲報》總編輯，為「臺灣革命同盟會」 組建者、執行委員兼行動部主任。1945年9月，以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新聞事業專門委員的身分，成為包括連震東在內的首批四名臺籍接收人士之一。（楊錦麟，1993：127）

雖然大權在握，但他自願放棄金融事業的「肥缺」 ，選擇接辦改組《臺灣新生報》。返台後七個月，他當選為臺灣省參議會議員、副議長及制憲國大代表。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險遇不測 的李萬居乃居中斡旋，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常務委員的身分建議當局謹慎處理，避免濫殺無辜。同時大力營救遭到濫捕的無辜者，並連絡全省各級民代聯名陳情。然而，因為其具有的「半山」 身分，李氏在飽受當局的冷落構陷外，還遭到了部分臺灣人的敵視與攻擊，甚而被譏「政府的走狗」。（黃朝琴，2001：274）
事件落幕後，其主持的新生報社遭到當局架空，遂自辦日後有「臺灣大公報」、「獨立性報紙典範」美譽而為「當局眼中釘」的《公論報》，（陳國祥，祝萍，1987：78）繼續其總長十三年的報人、二十一年的政治家生涯。

近代中國遭遇民族危機後，一些知識份子，用對「祖國」的認同感和「國家主義」來凝聚民心。（陳永森，2004：63）國民黨政府遷台後的李萬居，顯在此一歷史範疇之外，更以辦報、籌組新政黨、投身地方政治作為服膺其「中國認識」的當然行動──「雖然最後落得兩袖清風，卻留予後人豐富的民主遺產。」（陳儀深，2001：臺灣歷史學會網站）

國民黨為求勝選而一再公然違法亂紀，不斷激起部分民眾與候選人的不滿情緒。故此，自1957年第三屆縣市長暨第一屆省議員 選舉之後，全臺黨外候選人就開始進行不定期的集會座談。這是所有本省與外省、在野黨與無黨派人士的一次大結合，是被欺壓分化、冷落排擠者 共同面對國民黨獨裁政權的試探性挑戰。（謝漢儒，2002：103-104）然而，《自由中國》雜誌同「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發生關係後，不久即遭到了中輟的命運 ，於此同時，「臺灣型威權主義體制」也得到了最後確立。（蘇瑞鏘，2005：241）

李萬居，身為當時臺灣在野派菁英的代表人物，（臺灣民主與新聞自由的光源學術研討會，2001：13）任新黨發言人，為組黨運動三巨頭之一，以及組黨關鍵時刻少數能堅持到底的人，（蘇瑞鏘，2005：14）亦曾經險遇不測。（臺灣民主與新聞自由的光源學術研討會，2001：46）不久之後雷震被捕，組黨運動有疾而終，而其畢生心血，作為言論自由重要堡壘的《公論報》，也在經年飽受當局特多的政治干擾後，告別曾為全島報紙發行量第一的輝煌，（陳國祥、祝萍，1987：78）在李萬居「深望當局勿以李氏為一黨外人士而遷怒本報，施以圍剿」、「使本省唯一民營報紙得以苟延殘喘，……作一點綴之櫥窗」的呼喚、譏嘲聲中，遭到臺北地方法院的法外查封，（陳國祥、祝萍，1987：81-82）最終淪入聯合報系之手。 面對接踵而來的打擊，李氏終於不敵長年重病，1966年4月9日於臺大醫院病逝，享年64歲。

綜覽其人一生，「中國」作為一個明確的問題意識，在在皆對其生活與事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即便時常遭遇「中國來的」人與事物有組織、有計畫的破壞騷擾，以致自宅慘遭祝融有之，自身與家人性命險不保亦有之，然其意識的中國形象卻始終未見衰變，反更見強烈。究竟李氏的「中國認識」有何堂奧？本文將從「前提」與「願景」切入，審視並分析其人「中國認識」的形成、確定以及結果。

二、中國認識的前提

1、認同中國文化

1908年，時年七歲的李萬居被父親李籛送入位於離家不遠的調天宮之「蒙館」學習。課程以教授《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經》為主（王文裕，1997：1）。亦即，即便在「異族」統治之下，李萬居首先接受的成長教育依然為傳統漢學。《李萬居評傳》作者，廈門大學教授楊錦麟描述道：

在介日頌讀《三字經》，《百家姓》的同時，少年李萬居也從鄉長前輩口中，悄悄得知雲林人不畏屈辱，屢仆屢起，與日本殖民統治者鬥爭的業績，大莆林及鐵國山英烈的名子和《三國》，《水滸》眾多英雄人物一起，已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幼小的心靈。（楊錦麟，1993：12）

此段經驗，佐以往後的言行，可資確知這也是他持之一生的世界觀、道德觀的主體構成之始。

人類學家馬凌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指出，文化的真正單位乃「社會制度」（馬凌諾斯基，2002：101），以此出發，則李氏的生長環境當視為「中國文化認同」形成的關鍵。楊錦麟指出：「雲林縣是大陸移民遷台拓墾開發最早的區域之一，傳承漢民族文化傳統也比較集中。……雲林縣又是臺灣地方歷史上反封建、反對外來侵略鬥爭最為激烈的縣份之一……雲林人民這種不畏強暴的鬥爭精神不能不給李萬居的思想及政治性格帶來潛在性的影響。」，並且「在外來殖民統治的殖民背景之下，李萬居所謂的『大傳統』思想，是從對漢民文化的認同和接受，並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得到昇華的。」（楊錦麟，1993）

父親死後，李萬居「穿了三年孝服」（楊瑞先，1968：15），這種對於傳統漢文化的嚴格遵守，適可做為楊氏論述的一個印證。

蒙館之後，李萬居在堂兄李西端的引介之下就讀於傳統私塾，授課內容有《秋水軒尺牘》、《小倉山房尺牘》、《幼學叢林》、《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國學基礎約在這一年當中大為促進。（楊瑞先，1968：17-18）

十五歲該年春天，儘管李氏聲言「我不讀日本書就是，我專門教書好啦！」（楊瑞先，1968：25），但為因應該地「海口厝公學校口湖分校」的設立，其結束約莫一年的私塾學習生涯後，乃開始其日間於公學校就學，夜間在住家左近之林投圍開館授徒，分擔家計的日子。此外，他也仿效先前就學的私塾，用紅紙正楷寫上「至聖先師孔子神位」擺設於教學地點（楊瑞先，1968：21）。從其幼年學習到少年授課的軌跡觀察，李氏浸潤傳統漢學知識系統的深刻性，誠屬無疑。

三年後，李萬居結束「教育事業」，來到嘉義布袋嘴擔任鹽丁，以求更加舒緩家中經濟。此一時期，因為身處各方行人來往的港口，訊息發達，故而多多少少獲知了關於中國大陸的消息。諸如清廷垮台、民國成立、袁世凱竄位、五四運動、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等等。從而「那個從父輩口中、從啟蒙書裡略有所知的祖國，在思維中已漸漸明晰……」。（楊瑞先，1968：13）李氏中國文化認同的寄托對象，由此得到了進一步的確定。

兩年後，經由日本朋友中山的介紹，李萬居前往臺中烏日糖場擔任管理員工作，正好恭逢了以「提高臺灣文化」「醫治臺灣人智識的營養不良症」「媒介日華親善，招來世界和平」（郭弘斌，2003：臺灣海外網網站）為使命的，留臺發展的體制內政治參與三大支柱 之一的臺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因為地緣的親近，青年李萬居遂成為該協會在臺中舉辦各種活動的「忠實聽眾」。（楊錦麟，1993：17）長此以往，他得出了一個結論──「日本人統治台灣用愚民政策，真是豈有此理！」（楊瑞先，1968：38），從而成為他「回到祖國去」的強烈推力。

臺灣文化協會成立的目的，依其宣言，正是：「漢民族是有著千年文化歷史的先進民族，決不能屈服在異族的統治下，日本在臺灣的統治方針，是企圖消滅漢民族的一切文化和傳統，或做為被壓迫民族，加以壓迫和束縛。我們漢民族必須喚起民族的自覺，團結起來，排除屈辱，實現臺灣由臺灣人自己統治的臺灣。」（李義彬，1982）對於以「中國文化認同」作為生命經驗主要內容的李萬居而言，該協會宣言所揭示的立場，想必與其高度共鳴。上段所述李氏的「豈有此理」結論，即是確證。

在李萬居真正踏上中國大陸的土地之前，其「祖國意識」應當仍是一種模糊的想像 。而其政治思想可能是一種具有反抗壓迫、爭取自由願望的族體（ethnic group，即「臺灣本地人」） 色彩的民族主義，或者所謂的「政治民族主義」 。

1924年，矢志「一定要到祖國唸書」的李萬居，經過同鄉族友的慷慨囊助，終於得以於該年秋天抵達上海求學（楊錦麟，1993：32）。由於閩南語在該地無法通行，故其首先進入專為閩粵青年開設的閘北國語補習學校，學習普通話與注音符號。秋天，便以其不甚流利的國語進入文治大學就讀。據《珠沉滄海》的描述，對於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而言，要在短時間內學習一門完全陌生的新語言是相當艱難的，其吃重艱辛可想而知。由此，亦可見證李氏其人「中國文化認同」的無比堅決。

不過，其注音符號的學習顯然並不到位。直至終戰返台之後，「他仍常讀，弄不清便問他的子女。」（楊瑞先，1968：101）

1925年秋，李萬居二赴上海，正式受教於章太炎、胡樸安的門下。「研究國學，很有心得。對西洋學術思想，也很嚮往。」（楊瑞先，1968：48）
抗戰期間，李萬居曾有詩詞悼念太平天國將領石達開：

蜀中去後無蹤跡，半壁河山未竟功。
剩有詩篇遺恨在，西江嗚咽哭英雄。
欲憑赤手驅韃虜，百戰功虧一簣功。
韜略千秋垂史乘，未應成敗論英雄。（楊瑞先，1968：76）

詩文所表露者，與其傳統漢學的「開蒙」背景遙相呼應，是一種全然「漢文化中心本位」的中國文化認同。此外，由李萬居任發行人，連震東任主編的重慶《臺灣民聲報》，其1945年4月16日第一期的「發刊詞」亦如此揭示該報的主要任務：

……臺灣自滿清統治下的所謂「三年小叛、五年大亂」，以至日本時代數十次的暴動革命，其起因都是反抗異族的統治……

顯然，由滿族建立的中國清王朝，在李氏等人眼裡，與異國日本同為「異族」，不被視為中國文化的認同領域。又李氏於終戰返臺之後，仍「竭力提倡國語運動」（楊瑞先，1968：89）的作為，更可再度確信其文化認同的「漢民族中國」傾向。

國共內戰開打後，李萬居在行經臺中的火車上有詩作云：

搔首方之歲月侵，卅年報負記行吟。
浩然正氣今猶在，西望神舟哭陸沉。（楊瑞先，1968：100）

詩句不僅透露他對於「中國」的真摯感情與無比憂心，以「陸沉」用語分析，更是對於「中華民國」正統認同的表白。終戰之初，李萬居將接收後之《台灣民報》改名為《台灣新生報》的原因──「蔣委員長提倡新生運動」（楊瑞先，1968：86）亦是同樣的剖白。

1954年冬，李妻鍾賢瀞初病倒時，李萬居曾有言：「我們南部有漢藥可以治的」「趕快找漢醫治！」，並且瞞著臺大醫院的醫生，先後將幾位中醫師請入醫院把脈開方子。在病情似有好轉之後，逢人就吹噓：「不錯吧？漢藥會治好的。」（楊瑞先，1968：123）李萬居對於中國文化認同之深，在至親生死交關的時刻，依舊不可動搖如故，毋寧令人嘆為觀止。

李氏身故後，依據其姪子李水波的回憶：

叔父……態度誠懇對我表示：勿存本省人外省人之鴻溝。他有時聽到：本省同仁區別外省同仁謂外省仔或阿山仔，他心中甚不以為然。他說：大中華民族是一家，均為炎黃子孫；我等之祖先均由福建遷來台灣定居；福建亦是中華民族之一圜。他希望大家眼光要遠大，應該團結一致和氣如一家人。（楊瑞先，1968：141）

上述回憶文字或許因為出版年份的「時忌」所限，難免可能有失真之處。但佐以李氏一生行誼兩相參照，其敘述當屬可信之列。

2、反日民族意識

英國自由主義派史學家，牛津大學新學院（New College）院長費希爾（H.A.L. Fisher）指出：「對民族精神的成長而言，最本質的東西是共同的歷史，共同的遭遇，共同的勝利，共同的成就，共同的回憶，以及共同的願望。」（王聯，2005：18）顯然，在臺灣人與日本人之間，並不具備上述的共性。對於衷心認同中國文化的李萬居而言，其民族精神的共享者更理當無疑是「中國人的」，當時的歷史情境下，便是「反日的」。

一般意義上理解民族和民族主義並不複雜，但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卻並不簡單。（吉爾．德瓦諾拉，2005：108）這裡咸信，李萬居的反日民族意識，與同時代大部分持相同意識的臺灣人相同，都是親身體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殘酷所致使的。其現象之普遍與明顯，就連日本統治者也不得不承認，臺灣人民「民族意識牢不可拔」，「故以其支那為祖國的情感難於拂拭，乃是不爭的事實。」（趙勇，2008：134）若以其廣度為礎，謂為一種社會思潮 ，亦不為過。

出身中農家庭的李氏，幼年喪父，十八歲，寡母又遭催租的日吏逼死，不久後，因照顧被日人隔離的，患有腦膜炎的堂弟林李捆，連帶遭到無理囚禁四個月。國仇家恨之下，李萬居萌生「反日」民族意識，應屬自然，畢竟「在異族統治下的人民，猶如孤兒，毫無保障，當然日本人逼死是不償命的」。（楊瑞先，1968：32）且擔任鹽丁時的李萬居還曾對其姊說道：「在布袋嘴，賺錢太少；又看不慣日本人欺負漁民，我真不想做下去又怕阿母生氣。」（楊瑞先，1968：29）

但是，從往後發生的幾件事情觀察，評估其人「中國認識」的反日面向時，仍不宜做出過份的發揮與膨脹：
其一，李氏在嘉義謀職時曾受日本人中山的幫助。

其二，在他決定前往中國大陸求學時，因為北港區椬梧派出所的日本人警察藤本的幫助，才得以順利取得「相當難辦」的「渡華旅券」。 （楊瑞先，1968：42-43）一年後，李萬居首次返台時，亦不忘藤本之惠，回送了一隻掛錶。（楊瑞先，1968：47）

其三，1938年6月，李氏投身抗戰，進行對日情報工作時，亦排除萬難，協助日籍反戰份子青山和夫進入國統區工作。依據《珠沉滄海》的描述：

在抗戰期間，帶一個日本人入境，實非易事。沿路軍警盤問，真是過了一關又一關。在湖南衡陽時，當地警察，憲兵，重重包圍他們，三十多武裝人員監視萬居和青山和夫，被困了三十多小時，纔算放行，好不容易纔把那日本人弄到漢口，只有萬居才有傻勁。（楊瑞先，1968：70）

其四，李氏次子李南雄先生曾提及，李萬居及至晚年，仍為公學校時代「作文受到日籍校長讚賞朗誦」深感得意。（臺灣民主與新聞自由的光源學術研討會，2001：57）

此外，李氏反日民族意識的體現，不僅躍然於諸多詩詞書信以及日後的抗戰行動當中，也在上海求學時期的一次師生對話顯露端倪：

章太炎問：「你到日本學軍事如何？」
李萬居答：「我不想去日本，我要出國，就去法國。」（楊瑞先，1968：48）

與曾經遠赴日本學習軍事的「蔣委員長」相比，李萬居的「反日」顯然更加堅決，徹底。

在對日抗戰結束前四個月，李萬居發行的《臺灣民聲報》第一期，更於「發刊詞」闡述該報任務時明言「發揚三民主義思想，喚起臺灣同胞愛護國族的情緒」、「推翻日寇的淫虐統治，以恢復自由。」 。顯見，其反日民族意識與其「中國認識」同時相連，在反對某物，擁戴某物的實踐上發揮著作用。

3、兩岸命運一體

1926年，李萬居決定赴法留學時，曾云：「我要能救三百六十萬人的時候，才能回來！」（楊瑞先，1968：51）究其思想脈絡，其實就是「救中國才能救臺灣」。關於此點，李南雄先生有如此概括：

就先父李萬居先生的「政治定性」，免不了是要以民族主義者來畫句點。因為貫穿他辦報和辦報所有活動的背後的起點，是當時在日據下的台灣需要尋求政治出路與前途的這樣一個歷史條件。這是他先則赴大陸求學，後則到法國留學的原因。（楊錦麟，1993：4）

又說：

父親在海面上看見蒼茫的大海，感覺自己的前途和臺灣的前途都一片茫茫，或許回大陸是臺灣的出路。（臺灣民主與新聞自由的光源學術研討會，2001：56）

甚且：

先父在世之時，講起他立志求學的一段，他說當時他常常在海邊徘迴，想到自己的出路，又想到臺灣的前途，總是熱淚兩襟，最後他對自己說：唯有祖國的強大，臺灣才有希望。（楊瑞先，1968：53）

在李氏「中國認識」歷程中所確立的「中國文化認同」與「反日民族意識」得到確定後，其所融會派生的產物，便是「兩岸命運一體」的認識與歸結了。至此，其人「中國認識」的前提可謂已經完成。其之所以為「前提」，亦是他將「中國認識」與「中國認同」高度合一的結果。在此之後，為滿足「兩岸命運一體」的認識所展開的旅程與探索，則將成為其下一段「中國認識」之路的起點與風向標。

三、中國認識的願景

1、國家主義呼喚中國富強

1925年夏，李萬居轉入民國大學就讀後，因為擔任《醒獅週報》印刷排字工人的機遇，使他首次接觸到了中國青年黨（中青）人士，也正是這個接觸，激發了他留法的決心 ，以及對於國家主義 （Nationalism）的認識。而其認識內容，則可自中青的闡述當中窺見一二：

……我們青年黨確是始終如一地為着愛國（國家主義），民主，反共的三大理想目標而繼續不斷的奮鬥。（張希為，1960：3-4）

依據中青創始人李璜的闡述，國家主義又是「國家的人格」 ：

加富爾之再造意大利……皆本這個「國性」的主張。……這種每個國民的人格放大便是國家的人格。（陳正茂，1993:5）

換言之，中青黨人認知的國家主義，就是愛國。極其言，便是「愛我們國家民族的自己人」。

楊錦麟認為，李萬居與中青黨人之間的關係，是研究李萬居政治思想形成發展的一個參數。（楊錦麟，1993：27）他指出：

此一時期，他的思想及價值觀構成，仍以傳統的民族主義思想為核心。他只是以渴求知識的心態，去吸收西方意識形態此此一「新鮮事物」，並以自己樸素的價值觀進行是非衡量。故此，追求一條能讓老百姓過上安居樂業生活的道路，就是李萬居此時所期盼的理想境界。（楊錦麟，1993：28-29）
迫於生計，在中華書局擔任排字工人的李萬居，與充斥濃烈民族主義色彩和主張的中國青年黨機關刊物《醒獅》週報，即此相遇了。

《醒獅》週報的出版宣言宣稱，其最初關懷就是「感於外患之紛乘，內爭之彌烈，民生之益悴，國命之將傾」，從而主張「外患不足畏，內亂不足恤，所可慮者，國中優秀份子與大一般國民胥喪其自信之心，無復有向前之意，斯乃真無可救而不免亡耳。」（楊錦麟，1993：29-30）這與李萬居愛國救國的思想行為脈絡，甚為相符。楊錦麟也指出，這種訴求不僅吻合李萬居的主導思想，更為其實現救國的理想提供了啟迪（楊錦麟，1993：30），由此，國家主義與李氏「中國認識的前提」得到了共鳴。

1928年冬，留學中的李萬居正式加入中青。據其同伴張耕陽口述回憶，李萬居似乎就和一個與該黨「系出同源」 、相互爭毆的「宿敵」共處一地 。以他身處環境同中共十分鄰近 但仍選擇加入中青的決定，可顯見其立場的堅決性。

李氏所認同、接受、參與的政黨的立場、思想、綱領，勢可做為考評其人思想梗概的一個基礎 。從往後他一貫反共，甚至就在省議會當中直呼「匪魔」 的實情上看，應可斷定其人的「一貫右傾」確實具有深厚根源，也合理解釋了他日後始終認可、效忠中華民國法統的堅持之由。

2、無政府主義抗拒殖民暴力

國家主義學說和無政府主義都是中國1920年代風靡一時且影響力最為廣大的政治主張（楊錦麟，1993：30）。雖然李萬居受到國家主義的直接影響甚為直接，但目前仍無任何跡象顯示他在上海求學時就對無政府主義有一定的了解並接納之。具體的根據，仍須往後追朔至他的留法時代。

進入巴黎大學攻讀社會學之後，李萬居在Bougle與Faucounet兩位教授的指導下研究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思想以及蒲魯東學說，對於蒲氏的生活奮鬥史由其感興趣，試想應是兩人的出身相似之故（楊瑞先，1968：54）。復次，無政府主義受到李萬居的關注與一定程度的接納，實際上應與他生命經驗的連結有關，亦即，無政府主義是他「抗拒（日本）殖民暴力」的一種理論上的慰藉。

繼國家主義之後，主張「在社會裡個人擁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物質、財富得到公平的分配，公共職責透過全體自願達成的協議得到履行」（王文裕，1997：12），並且「強調了人性中基本的善，主張在自由的個體中實行自願的合作」（萊斯利．里普森，2001：66）的蒲魯東無政府主義，其作為一個移除日本統治後具有「為鄉人帶來幸福」可能的願景，可能因其為李氏的思考找到了系統理論的依託而被接受。

蒲魯東主義作為19世紀中葉在法國和西歐流行的最大的非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流派之一，反映了陷於破產和貧困的小生產者的思想情緒（汪恩鍵，1998：50）。李萬居在家鄉的經濟地位，正是如此。楊錦麟認為，基於其「直接而強烈的被日本殖民統治的痛苦經驗」，李萬居著力研究蒲魯東學說顯非偶然。這「互助制社會」與「自由聯邦」的學說內涵，也與他所接觸的臺灣文化協會倡導的理性改良路線以及促進民眾自覺具有一定程度的相通。在對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學說知之甚少的情況下，表面上為其改善生活提供了「方法」的，以無政府主義為內核的蒲魯東學說，便如此與他的「中國認識的前提」得到了共鳴。（楊錦麟，1993：38）

蒲魯東的全盤思想 ，毋寧說是幻想通過和平改良的道路，實現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汪恩鍵，1998：50）。鑒於實踐面的窒礙難行，該學說名聞遐邇的「矛盾重重」及「空想」（弗里德里希‧渥特金斯，2003：167），不僅確有其實，日後的李萬居也確實沒有以無政府主義的途徑去落實些甚麼東西。

然而，雖然蒲魯東並非擁有廣泛影響力的思想家，但他的著作卻精闢地闡明了日後現代自由主義理論與實踐的主要趨向（弗里德里希‧渥特金斯，2003：168）。且anarchists（無政府主義者）事實上與democrats（民主主義者）和republicans（共和主義者）的舊意涵相當接近（雷蒙˙威廉斯，2005：10）。由此對照李萬居留法時期同時接觸了自由主義思想的事實，實應具有思想上的共融承繼關係。且自由主義的傳統連同他對人的自主性、反思性、選擇的尊重，以及民族主義連同他對歸屬、忠誠及團結的強調，儘管一般認為是互相排斥的，但其實也是可以相互補充的（耶爾．塔米爾，2005：6）。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李萬居「中國認識的願景」的構成脈絡。

3、自由民主落實兩大願景

七年的留學時光結束，返回上海之後，李萬居著手翻譯包括《法國社會運動史》、《大英吉利之政治》在內的幾本法文專書，以此觀測，他對於「法國社會運動」與「英國議會政治」理應具有不淺的認識。對此，文史工作者李茂祥評論道：「李萬居受過法國的自由民主的薰陶，真正的民主政治的精神他最清楚。」（李萬居故居精神啟蒙館，2003：9）

李萬居的「中國認識」固然首先立基於其形成的「前提」，但為其心目中「富強」、「平等」的「中國」的真正完成，藉助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中國的真正實現就成為他的不二選擇了。其「中國認識」一方面立足於無可質疑的「中國人的身分立場／道德義務」，另一方面，西方的民主法治思想也成為他「中國認識」的一個量尺，惟有符合標準，才是他所能接受的中國，若否，則他就要傾盡全力去改善他，以求改變其「中國認識中的中國」。

美國史家海斯（Carlton J.H. Hayes）指出：「當平民較有知識，較有野心時，就會日益切望有發表意見的機會，無論是在政治上，或在他們自以為是自身利益的增進上。當他們比較傾向於民主主義時，就會覺得最好是在語言的疆界內運用必要的民主主義機構，所謂語言的疆界便是民族」（海斯，2005：235）。戰後的臺灣，民族已不再是問題，而現代民主政治即是「議會政治」（吳兆鵬，1989：12）的論述，在李萬居眼中顯然也完全壓倒列寧的「議會制本質」批判 及其老師章太炎「封建變相」的批評（佐藤慎一，2006：266）。他在1950年的參議會以副議長的身份這麼說：

民主政治是以民意為依歸的政治，而民意乃透過議政機關而表現，這個機關必須不受任何損害或任何足以造成損害的壓力，才能進行其超然獨立的議政活動，才能表現真正民意。（李萬居故居精神啟蒙館，2003：9）

李萬居選擇參與議會制途徑以落實其「呼喚中國富強」、「抗拒殖民暴力」願景的堅決與天真，亦可自他對於「制憲國大」的態度與抒發當中 獲得確證，也可在其對於「開放黨禁、人權保障、出版自由、議員免責權、政黨政治、司法獨立、戒嚴、地方自治、地方選舉問題」施以貫穿議政生涯的高度關注，（戴宛真，2009：3）得到核實。

1950年代的臺灣，因當局基於爭取美國支持的考慮，「自由中國」的形象必須維持，故政治自由程度遠較1960年代為高（彭懷恩，1987：72-73）。未幾，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巡弋臺灣海峽，雙方簽訂《軍事協調諒解協定》 而臺灣處境轉危為安，國民黨完成「改造」、「革新措施」 之後，「維持形象」的需求即隨之下降了。期間關係，恰如國民黨官員所陳：「如果韓戰早半年爆發，臺灣絕不會舉辦地方自治選舉。」（謝漢儒，2002：102）

對於李萬居這股脫離現實的無條件樂觀 ，楊錦麟有如此分析：

此時的李萬居，完全是站在一個認同體制的立場上，……他天真的以為，僅僅憑藉臺灣省的優越條件，……就可以使……臺灣日漸嚴重的貪污舞弊，欺壓人民的「戰後的暫時現象」……消除……（楊錦麟，1993：166-167）

誠然，日治時期的體制內自治實踐，其本質只是種「似是而非的假裝自治」 ，但李萬居卻未認識到，國民黨政權更像是從未完成現代化洗禮 的「帝制殘餘」，如此體制，事實證明，在提供臺人參政的實踐方面（比如地方自治，也只有地方自治了），絕對不比早已於19世紀末完成現代化歷程的日本政府還要高竿 。進一步說，國民黨在臺灣從事的選舉，其目的並不是發展競爭的多元政體，而是發揮政治菁英的整合功能。（彭懷恩，1987：46）

在自由主義的傳統裡，democracy意指人民可以公開選舉代表，以及擁有諸如言論自由等「民主的權利」，使得選舉可以公開實行，並在政治上容許不同的聲音。（雷蒙˙威廉斯，2005：114）李萬居為其「願景」與上述「應然」的實現，於議會參政初期即已遭受生命安全的威脅，他在臨時省議會公開質疑：

報告主席，今天上午六時多本人接到四五H衝鋒槍用手鎗子彈一顆，並附上了一封恐嚇信用新聞紙包著，放在信箱裡面，信裡面這麼樣寫：李先生！（１）反動的話不許有，意思是反動的話是不准講。（２）「二•二八」是可怕的。（三）逆我者危哉。就是說反對我是危險的。議會自開會以來，本人還沒有講話，就接到恐嚇信，在今天自由中國安全是否有保障？本人自前年來接過三次恐嚇信，其中有兩次附有子彈，還有本人的房子也被燒掉，在自由中國我要請問主席兼保安司令，究竟我們議員有沒有保障？過去連續發生幾件事，我曾報告治安機關，報告過主席，但是結果還是石沉大海，像這樣的地方，實在太可怕。我請問主席，我們的安全有沒有保障？……（歐明憲、龔宜君，2001：157）

就在當局次第揚棄1950年代初期的「階段性開明」策略（蘇瑞鏘，2005：49）且對在野黨肆行打壓醜化 的這個時期，也是李萬居一生當中最具跌宕起伏、起承轉合的時期（楊錦麟，1993：227）。最終，對於透過自由民主途徑以落實兩大願景的堅持，也為他博得了議壇「魯莽書生」的稱號，並與吳三連、郭雨新、郭國基、李源棧、許世賢聯手，以「五龍一鳳」而著稱一時，留名後世。

四、結論

先哲孟德斯鳩曾有言：「人們曾經想使法律和專制主義並行，但是任何東西和專制主義連繫起來，便失掉了自己的力量。」（武高壽，2006：284）又說：「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他的原則是恐怖。」「這個政府與其說是管理民政，毋寧說是在管理家政。」（孟德斯鳩，1982：129）李萬居落實「願景」過程中的遭遇證實，他寄予高度企盼的「自由中國」，其實與孟德斯鳩口中的「上古中國」，相差無幾。

在臨時省議會一屆三次大會對省主席俞鴻鈞的質詢當中，他對於「自由中國是否民主國家」發出了高度質疑：

……自由中國的台灣，對於各種選舉的干涉，愈來愈加厲害。過去對於省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選舉，無不加以干涉，那可不必論。最近以來，連人民團體如醫師公會、婦女會、進出口商公會、商會理監事的選舉，甚至如鄉鎮長和里長的選舉，也無不被干涉控制。請問主席一個民主國家，應該有這種表現嗎？
……因為對於各級民意代表的選舉，都加以干涉控制，其結果，在各級議會裡面，都成為清一色，變成一黨包辦。請問主席，這可以叫做民主政治嗎？（歐明憲、龔宜君，2001：124-125）

緣此，五年後的李萬居斷言，臺灣的政黨政治已然「破產了」！他雖然強調「沒有政黨政治便不配稱為民主國家」（歐明憲、龔宜君，2001：187），但他並不質疑「不配稱為民主國家」的「這個中華民國」是否仍是、仍可以是「中國」？在他的「中國認識」當中，這始終是一個無庸置疑命題，應當成為問題的，毋寧是「這是不是我所願景的中國」？

與此同時，在臨時省議會對省主席周至柔質詢當中，李萬居對於「自由中國」與「共產中國」的認識，更無疑已呈現出願景受挫後所派生的「嶄新認識」。

從意識形態教條來說：

……民生主義定義可否修改的問題，……為什麼，　國父孫中山先生給民生主義下定義說「……故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呢？民生主義是不是與共產主義沒有區別？如果沒有區別，為什麼我們要反共呢？（歐明憲、龔宜君，2001：175）

從言論自由狀況來說，他認為共產黨與國民黨無大不同：

大陸……表示不滿或稍微反抗的智識份子，都被清算和迫害……台灣呢，有不少為政府所不滿，但又無論如何加不上紅帽子的人，則都被加上了刑事犯帽子而受到打擊……大陸迫害智識份子和台灣對付智識份子（我直覺認為，此善於被，所以替他們用「對付」字眼）的手段究竟哪邊高明？這些話不知道主席聽到過沒有？（歐明憲、龔宜君，2001：176-177）

最後，從「自由中國」的領土來說：

……目前自由中國的領土，除了台灣一省外，還有其他幾個小島嶼，論面積與過去大陸時代簡直不能比較（歐明憲、龔宜君，2001：187）

孫中山本來主張：「憲法為國根本大法，與國之存亡相始終。」（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硏究所，1985：400）但國民黨政權以「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凍結憲法效力，蔣介石以「復行視事」、「總統無限連任」力行違憲到底──如此作為，雖亦為李萬居所屢屢公開反對，但反對未遂的他始終並未尋求其定義中「自由民主」規範以外的途徑──比如暴力革命去遂行他的目的。

1959年，參與「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的李萬居，曾鄭重為文「正告中國國民黨人士」，將來所籌組的新黨必定是「民主的、反共的、愛國的」 。縱使議會發言內容直接而激烈，然其心中的最大考量似仍未脫「安定人心，促成軍民密切合作，能對政府效命，為反攻大陸作準備」的範疇。（戴宛真，2009：68）

綜觀李萬居六十四年的人生，二十三歲之前是其構成「中國認識」前提的時光，其後便是他親身接觸、參與「真實的中國」後，所欲挽救、改良中國的過程中所派生而出的另一種「認識」。本文認為，其人「中國文化認同」、「反日民族意識」、「兩岸命運一體」作為主要內容的「中國認識的前提」，是一種與「中國認同」高度合一的產物。而「國家主義」領銜的「呼喚中國富強」、「無政府主義」情懷的「反抗殖民壓迫」，是為其「中國認識的願景」。

然而，在其人生步入暮年，而「願景」受挫越演越烈之際，我們看到，無論其「抗議」如何劇烈，他的言行字句，始終未脫「前提」的範疇與色彩。對此，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陳儀深認為，李萬居政治思想的基調是「民主超越了民族」，並指出「他支持祖國『光復台灣』，既然不只是反抗異族的統治而已，更是為了台灣人的自由、民主、人權」。
李氏次子李南雄先生則推斷，在其父思想當中，「民主自由」總是優先於「國民黨中國」與「共產黨中國」，所以，其人未嘗支持「台獨」，且堅定反對「兩個中國」。（雷震、傅正，1990：315）李萬居在1957年《公論報》創刊十週年紀念社論「十年如一日」的文章，大致可印證該說：

……臺灣五十年間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殘酷統治之下，我們的先人以至我們不斷地奮鬥，犧牲無數生命，以求者，也不外是在日本人壓迫統治被推翻之後，才有實現可能的民主與自由；不只是不甘受異族統治而已。在二十世紀六Ｏ年代，我敢肯定說，是民主主義的偉大時代，它的思想潮流如水之就下，沛然莫之能禦。（楊錦麟，1993：207

但是，上述推斷無法解釋，既然兩個中國皆未能為李氏所完全認同，那麼為何他還是在兩者當中做出了選擇？僅僅因為參與國府抗日的經歷？恰恰剛好臺灣為國府所佔有？

縱然「民主超越了民族」，但「民族」並不足以概括李萬居「中國認識的前提」的全部內容，尤其當中更具有「文化中國」的強烈色彩 。毋寧說，「前提中國」之於李萬居的堅固性、不可變易性，乃是一種具有「身份」特色的認同 ，亟言之，這就是「中國認同」。在李氏的人生當中，凡事無論巨細，皆時可見到他慣於以中國歷史文化為依據的特色。至於他對「中華民國」的選擇，則無疑與其「前提」的認識，以及「願景」加強息息相關。

綜覽李萬居先生的「中國認識」，其與「中國認同」高度同步，殆屬無疑。然而，其後派生的「願景」，則擔負了「改變認識中的中國」的角色，雖然在往後的實踐當中，由於種種不順遂經驗而萌生出中國認識內容的質變，但其「中國認同」的部份卻依舊如故，以此而言，由「前提」所構成的「中國認同」，在他往後「中國認識」的發展上，實則扮演了「亦步亦趨」的角色。總其形神，李萬居的「中國認識」，即是一種「認同的亦步亦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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