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研究》从1990年创刊起，已经20年了。从这一期起，我和几位新编辑接手编辑。一接手，就有一位在美国教书的朋友投来她和中国学者合写的一篇稿子。投稿不久，她又问我，她在中国的合作者想知道我们的刊物是不是SSCI刊物。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是一家叫Thomson Reuters的公司经营的社会科学期刊索引。这一索引仅仅包括英文期刊，而《当代中国研究》这20年来，主要为以中文为写作形式的研究成果提供平台，故不在这一索引中。

有趣的是，在我们的编辑队伍里，有不少十分杰出的学者，从来不知道SSCI为何物！在亚洲新兴国家，如韩国，台湾，中国，政府会明文规定：教授只有在指定的期刊发表文章，才能得到奖励。而北美大学多注重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并不关心一本期刊是否属于某个索引。所以在北美的学者都不注意发表文章的期刊是不是SSCI名单上的。

为什么美国的大学不硬性规定一个期刊名单？主要是这样做弊大于利。因为没有一个期刊名单能完全体现所有学科的期刊的质量。美国的大学各自为政，每个系在学术评审时都会参考若干不同的刊物名单，无法统一。美国的大学之所以能这样放任自由还能保持其世界领先的学术地位，其原因之一，是美国大学的学术自由程度高，评审相对公正。而在“领导说了算”的国家，若没有一份固定的期刊名单，学术评审很可能难逃腐败侵蚀。

在这一意义上讲，新兴国家的政府规定一份期刊名单，对于提高本国的学术水平，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但这一做法也不无问题。国际学术期刊之所以能保持高质量，主要是靠匿名审稿制度。而这一制度，是靠学界的同仁的高度诚信，靠大家都遵守规则来维护的。现在有些新兴国家的大学为了提高发表文章数量，用各种窍门，似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令人担心会不会影响这一制度。

比如新兴国家的大学出高价请国际期刊总编来访，专门帮助这些学校提高发表文章的数量。我的一位同事，在管理学的一个一流学刊当编委，对如何发表文章有经验，就有好几所亚洲的大学请他去。还有一些新兴国家办的学刊，为了提高引用指数（这样就会被收入索引名单），在接受一篇稿件时，提出附加条件。向作者提供一个该学刊曾经发表的相关文献的目录，要求作者在被接受的稿件中引用，以提高该学刊的引用率。再如奖金制度的存在。许多新兴国家的大学设立奖金，在甲级刊物发表文章，奖励若干元，乙级刊物奖金递减。这一制度，比起由领导好恶决定教员的工资，客观了许多；但从长远看这一制度是否有利提高学术水平还值得探讨。科学的发展并不仅仅靠在指定期刊发表文章。例如美国的大学就并非依靠计件行赏的制度来达到学术领先的。

为什么美国的大学学术水平较高，学术领导相对不腐败呢？这又和美国的教授终身制有关。在美国大学教书的同仁都知道，得到终身教职（tenured position）不容易，它要求教授在学术上有一定的造诣。评审过程通常长达一年，要通过系、院、校三个评审委员会的匿名投票和系、院、校三级领导审批，最后再报校董会批准，可谓“过五关斩六将”。学术上没有成就，就评不上终身教职。评上之后，不发表文章就无法提级加薪。所以美国大学的教授，都有动力努力发表论文。有人会说，这不是和中国大学按照SSIC奖励教授发表文章一样了吗？其实不尽然。

历史上美国建立终身教职制度的目的，并不是要解雇学术上不称职的教授，而是要保护他们的学术自由。

要在学术上有所创新，学者必须能够对现有理论进行批判，必须能够挑战权威。教授必须有这样的安全感：可以和领导观点不一致而不会因此而丢掉教职。建立终身教职制度就使得教授的职位受到保护。正因为有这样的学术自由，他们敢于进行高风险的前沿研究，有利于科学进步；由于教授终身制和教授治校的根本理念，学者敢于批评校领导，这样有利于防止腐败。上百年来，美国学术界的共识是终身教职制度有利于学术发展。

没有终身教职就不可能有学术自由。支持这一结论的案例很多。在北非，一位公共卫生教授发现政府公布的婴儿死亡率低于实际，结果被解雇，并且被判刑监禁。在前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科（Lysenko）在苏共支持下推行他的理论，凡是不同意他的观点的学者统统被整肃或淘汰。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强压学术案例很多，例如1950年代对北京大学的马寅初教授的批判。近几年，类似的事件还在发生，例如北京大学新闻学副教授焦国标因批评中宣部被解职。

总之，在一个不鼓励、甚至不容许挑战权威的制度下，大学是不可能实行终身教职制度的。学术自由无法得到保障，对学术发展不利。当然，有些学者会说，我做的研究与挑战权威无关，所以我有足够的学术自由。这对许多专业（如自然科学或工程）的学者是可能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在毛泽东时代许多被迫害的学者, 都是离政治不能再远的自然科学家。今天，许多自然科学课题的研究还可能给研究者带来麻烦，如研究非典型肺炎或艾滋病。无论如何，有不得挑战权威的禁区，总是对学术发展不利，不定哪天你就得罪的你都不知道的权威，惹上麻烦。有学术自由的保障好比是买了保险。有了保险，无后顾之忧。在没有遇到麻烦的时候，保险用处不大，也经常被我们遗忘。但一旦我们的学术研究引起了争议，有了麻烦，有保险和没保险就不一样了。

可以说，学术自由、终身教职制度与学术质量有直接的关系。以上这些是我接手编辑时产生的联想。

《当代中国研究》尊重和倡导学术自由，坚持和提升研究质量。我们欢迎就中国发展的重要问题提出独到见解的研究论文。本刊尤其欢迎具有良好的理论框架以及严谨的研究方法(定量或者定性的)的论文。来稿可以是理论研究，比较研究，案例研究或任何其他使用经验数据的研究。我们也欢迎短评和书评。论文的提交可以用中文或英文，并经过相关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匿名评审的程序。在评审时，我们力求缩短评审周期，并向作者提供建设性的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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