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中的宏观控制

一. 宏观经济控制的行政手段与经济杠杆

计划经济靠行政手段(即指令性计划)来控制；市场经济靠经济杠杆来调节。中国正在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面临的危险是行政手段的效力在减弱，而运用经济杠杆调节的条件还不成熟。

十五年的改革使中国经济的宏观控制机制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笔者分析了中国改革以来的数字，发现自1984年中央银行成立以来，中国逐步形成了以基础货币和倍数为核心的货币供给机制。中国经济中的货币量也由改革前的被动变量变为一个对经济起落有重要影响的变量。货币供给这个变量的外生性越来越强。货币量与经济活动之间呈现出明显的超前关系，即在增加货币量后，产出(需求)在大约两个季度后上升，反之，亦然。请注意，这里讲的是，货币供给量与工业产出在时间上的关系，并不是说货币的增长引起工业产出的增长。以上这些特徵均为市场经济的特徵。

    但是中国运用经济杠杆进行宏观调控的效果欠佳。1985年和1988年的宏观失控就是很好的例证，1989至1991年的紧缩成功主要是因为政府使用了行政手段。

    经济杠杆不灵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大量的国营亏损企业躺在银行系统的身上；二是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也要依靠银行系统发票子来弥补。在1989─1991年的治理整顿中，有大约三百万个乡镇企业破产倒闭，而国营企业的破产则寥寥无几。其结果是对国营企业而言，紧缩达不到调整经济结构、淘汰落后企业的目的，从而造成经济杠杆调节不灵。中央政府的赤字对银行系统的压力更是显而易见。从国内外的借款只能解决一部份赤字，自改革以来的大多数年份(除1985年)，中央政府每年都要靠银行发票子来弥补一部份赤字，使得中央银行无法独立地执行货币政策。

    与此同时，中国宏观控制的行政手段的效力也在减弱。这是因为，第一，在改革中，地方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大大加强，北京所能支配的资源比例逐年下降。银行系统在地方的分行受地方政府的压力，有行为地方化的倾向。第二，近年来，所有制的多样化和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出现使货币流通环节多元化、复杂化。越来越多的环节是在银行系统的直接控制之外，从而使银行的控制力减弱。

    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建立起运用经济杠杆进行宏观调节的条件。中国以渐进改革的成功而扬名于世界。但是下一轮的改革要求进行必要的配套改革。这是因为货币失控看起来是宏观病，其实根源在企业，是微观病；在财政，是税收病。不在金融体制、企业制度和税收体制上同时进行改革是很难奏效的。而要对企业进行改革，又必须在社会保障上有所动作。经过十几年的改革，中国经济和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大大增强，完全有条件进行在最小范围内的配套改革。

    配套改革是一极其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过去不少经济学家和中央有关部门都对此进行过研究并设计了具体方案。由于中国地区之间差异大，发展不平衡，设计全国性的大方案是件难于上青天的事。在前面讲的四项改革中，中央政府应把金融、税收体制改革的方案搞的细一些，建立全国统一的、规范的金融和税收体制。而企业和社会保障两项改革北京应只制定原则，具体方案应由地方（省一级）来做。比如，为了有利于劳动力在全国的流动，中央可以规定退休金量化到人，而且可以从甲地带到乙地。但具体怎样建立退休金，扣职工工资的百分比等细节应由地方来定。地方有无限的创造力，让他们来设计，有竞争，一定是最好的制度获胜。广东省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可喜的尝试。

    如果能在三五年内，完成金融、税收、企业和社会保障这四项的配套改革，中国的改革就上了一个实质性的台阶，中国市场经济的雏形就形成了。

二. 对当前整顿金融秩序的几点看法

    1992年下半年到199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通货膨胀的迹象。1993年头五个月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上涨11.2％，在三十五个大、中城市中，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超过20％。

    1993年的通货膨胀有其特点。一般说来，经济学中定义的通货膨胀是由于货币的过量发行而造成的。所以，在通货膨胀时是较多的货币追逐较少的商品，从而造成商品价格水平的上涨。通常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资金市场的实际利率较低，尽管其名义利率较高（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等于实际利率）。

    中国最近发生的是通货膨胀和资金短缺的并发症。请看中国的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和资金市场。在这三个市场中，消费品市场情况最好，供求大致平衡，市场相当繁荣。生产资料市场1992年底到1993年初一直很紧张，价格上涨幅度大。入夏以来(即整顿金融秩序以来)，生产资料市场开始好转，价格水平回落。资金市场是这三个市场中最紧的一个。笔者入夏以来在海南、广西、浙江等省调查，资金市场的实际利率相当高，不少地方名义利率超过30％。按通货膨胀率为20％估算，这些省份的实际利率大概在5％到15％之间。注意，这里指的在资金市场上的拆借均衡利率，不包括由银行系统提供的政策性贷款的利率。实际利率高说明银根紧，这与一般通货膨胀下银根相对宽松正好相反。

1. 紧缩银根的效果

    政府一再强调，这次加强宏观调控不是全面紧缩，而是要优化产业结构。但对下面企业界来说(特别是非国营企业)，银根是明显的紧了。整顿金融秩序，适当的紧缩是必要，但在目前资金市场实际利率本来就较高的情况下再抽紧银根，要非常小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银根抽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有一个时滞。根据对中国经济的分析，这个时滞一般为六个月。也就是说在银根抽紧对经济活动(如工业产出等)的影响要在六个月后才能显示出来。所以进行加强宏观控制时，要切忌立竿见影的求成心态。笔者在海南、广西接触了一些企业界人士，感到银根抽紧力度大。金融整顿已开始奏效，其正面的效果有许多(如五、六、七三个月银行系统的存款大大增加)。这里只提几个银根紧缩的负面效果，以引起注意。

    第一，银行系统的信用危机。在1988─1990年的治理整顿中，中央政府花大气力清理三角债。经过几年的努力，效果显著。遗憾的是，产生三角债的根源依然存在，在本次银根紧缩中，三角债台在悄悄高筑。企业间，企业与银行之间，银行与银行之间的拖欠问题日益严重。打白条(向农民拖欠)，打绿条(向收汇人拖欠)在某些省份很普遍，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红条、黄条、蓝条(大概指银行之间的拖欠，企业间的拖欠，票据不能按期兑现)等名目繁多的信用违约。在某些城市，同城支票要半个月才能兑现，因为银行头寸紧张，需要挪用客户的头寸才能周转。如不采取措施，这一次紧缩所产生的三角债可能会高于前一次。

    第二，由于产权和社会保障改革没有完成，破产法无法从真正意义上执行，所以银根抽紧对效益高的企业的伤害相对大。在银根抽紧时，银行要求企业归还不规范的拆借和贷款。笔者在海南、广西、浙江等省所见: 效率高的企业产品对路，资金周转良好，手里有钱，可以还钱给银行。其结果使效率高的企业把原来准备扩大再生产、上项目的计划推迟了。这些效率高的企业可以先少干事，或者不干事。而那些效率低的亏损企业手里没钱，不论银行怎样三令五申，也不可能还钱。如果我们把经济分成两块，国营和非国营，前一次治理整顿的经验表明: 非国营这一块可以在银根紧缩中优胜劣汰，达到结构调整的目的。据统计，1989到1991三年间，乡镇企业破产大约三百万个，其经济含义显而易见。而对国营企业而言，紧缩不能带来产业结构的优化，相反，紧缩对效率高的企业伤害相对大。在1989到1991年的治理整顿中，国营企业的亏损面大幅度上升，其原因虽很复杂，但以上分析显然是值得注意的。

    第三，据估计，目前在城市打工的农民民工有几千万，银根紧缩可能在局部地区影响较大(如广西的北海市)，造成局部的民工潮，导致一些相关联的社会问题。

2. 金融体制的改革与法制建设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整顿金融秩序的关键是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法制的建设。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中，金融体制(主要指银行系统)的改革是落后的。这金融体制的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对经济运行影响相当敏感。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已是燃眉之急，而法制的建立是保证金融秩序的关键。这里不去做进一步的论证，只举两个例子。

    例一、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要明确。在这次整顿金融秩序中，政府要求银行要立即停止向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注入信贷资金，银行要与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彻底脱钩。这一规定表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可能是和美国相类似的模式，即银行和证券业、信托投资业分开。而在日本，对银行限制则比较少，银行几乎是全能的。究竟美国模式还是日本模式更适合中国国情是可以讨论的问题。笔者的感觉是现在理论界、银行界对此问题还缺乏共识，没有充份讨论，因此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还不是很明确。

    例二、立法要充份考虑中国国情。近几年来，中国在经济方面有不少法律出台。但是执法的情况颇叫人担忧。总的说来，中国的立法考虑国际惯例过多，考虑中国国情少；考虑法律的完美性过多，考虑法律的可行性和执法的成本少；考虑法律本身的逻辑性过多，考虑中国执法人员的素质少。所以有不少法从一出台就名存实亡，不得不被束之高阁。有些法律谈起来和发达国家对应的商法非常相像，殊不知中国的国民性和西方差异极大。在这方面，台湾的立法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

三. 关于金融体制的改革

1. 关于中央银行的改革

    在中国，中央银行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它还没有完全脱离商业银行的业务。作为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分行一直下到县一级。中央银行的分行执行中央银行对货币的监控管理职能，同时也有自己的一部份贷款。问题在于中央银行的有些管理机制设计与其中央银行作为货币政策的执行人的身份不符。比如中央银行的分行也采取利润留成的办法。这显然鼓励其分行多贷多放，以获更多的利润。

    要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中央银行，人民银行必须从商业活动中完全脱离出来，变成非盈利机构。

    国内有关部门已提出的关于撤销中央银行的县级分行的改革方案非常极值得重视。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央银行没有必要把分行一直深入到县一级。可能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做法是把中央银行的分行设在省一级和重点城市就够了。

2. 银行系统的呆账与所有制改革

    第一，中国的银行系统现在到底有多少呆帐谁也说不清楚。笔者估计应该在贷款总额的15─20％左右。中国现在贷款总额在2万亿人民币左右，按这个数字，呆帐是3千亿到4千亿人民币左右。

    第二，中国的银行系统短期内不会有问题。一是有国家的强有力支持，二是有老百姓的积极存款。但这一问题早晚有一天要被提出来，想办法解决。

    第三，银行系统的呆帐的风险最终是落在老百姓身上，因为在银行的存款主要是老百姓的。

    第四，能否考虑银行系统用已折扣的价格向它们的存款人出售呆账。而出售的呆账将变成欠帐企业的股权。要向人民讲清楚: 银行的呆账的负担最终会落到存款人头上，这个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

    第五，出售呆账可采取拍卖的方法。有些欠呆账的企业可能相当有前途，有些则应淘汰，所以在价格上不宜一视同仁。

    第六，假如工商银行有一千亿呆账，平均出售价格为五折，这等于把500亿百姓的存款转化为股权，而且工商银行收回了500亿呆账。剩下的500亿呆账分五年按亏损从工商银行的帐面上逐步冲掉。

    这一安排的好处不言而喻。加速了股份化、产权界定；解决了呆账问题；百姓、银行、企业、国家均受益。

3. 改革的主要难题

    中国改革深化的难题是缺乏利益主体来推动改革。改革中的机置设计十分重要，而机置设计的关键是找到有积极性去推动改革的利益主体。任何一次成功的改革的最重要经验就是有这样的利益主体去推动。利益主体通过改革而得到了好处。也就是说利益主体的利益与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以八十年代初的农村包产到户为例，当时农民就是从包产到户中得到好处的利益主体，所以农民有积极性去推动这一政策的实施。当时的阻力主要来自党内的左派和农村的基层干部。但是农民的力量足够强大去冲破这些阻力。再以放权让利改革为例，向地方政府放权，向企业放权，让他们得到好处这样就形成了以企业和地方政府为主的利益主体。他们看到了放权让利的改革能使他们得到好处，因此就有积极性去推动。

    金融整顿是有代价的，牺牲了速度，使不少人失业。只有抓住时机，有真正的改革措施出台，才不白付此代价。否则整顿还是治标不治本。因此，前面提出要不失时机地推出在最小范围内的配套改革(或一揽子改革)。

    但问题是能不能通过整顿形成(或凝聚)一个能推动改革深化的利益主体? 周其仁先生在和我讨论此问题时提出过一个深刻的看法。他认为整顿的过程是收权的过程。中国目前只有靠中央各部门的行政力量去推行整顿措施。在整顿中，中央的控制力和中央各部门的权力都在增大。而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总方向是放权的过程。中央各部门的权力通过整顿得到了加强，当他们大权在握时，他们会抓住时机推出有利于市场取向的改革方案吗? 在此我提出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向大家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