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雷文勋博士，1961年生，四川省内江市人。曾师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林凌攻读硕士研究生，1988年考入苏联国家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攻读博士生，1992年春获博士学位。1989年任中国留苏学自联副主席。1991年任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92年秋不幸遇难，享年三十一岁。 
    此文作于1992年2月，与独联体各国现状已有距离，且其所用术语、方法为中苏原政治经济学表达方式。但该文对中国大陆的读者仍有可供比较、参考的价值，故本刊特予发表，同时也作为对英年早逝的作者的纪念。 

    原苏联已经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名存实亡。原苏联正处于历史上最 混乱、最复杂、最微妙的转折时期。制度更迭，社会动荡，发生剧烈的经济危机不 可避免。独联体经济将向何处去？本文力图简扼地概述原苏联经济体制改革的脉络， 对历次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彻底性进行反思，在独联体形成后的大背景下，对危机进 行实况分析。 

一. 回 顾 

    综观原苏联的经济体制的变迁与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点：早期恢复性的改革；六十年代以后实施的发展性改革和目前的根本性改革。 

    具有典型意义的恢复性改革是本世纪一十年代末和二十年代初，列宁力主的“新经济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体制”（集权式计划经济的雏形）的实现。实行这种恢复性改革的背景是由于当时苏联国内经济危机，政治不稳，国际经济政治形势于苏联不利。此时，高度集权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苏联尚未确立；旧有的利益集团被打破，新的利益集团尚未生成；生产力水平很落后，尚处于小农经济的包围之中和工业化的起始阶段。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恢复性改革不仅是巩固政权之需要，而且是改革的根本目的。 

    三十年代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时期，成熟的经济体制确立。当时，由于迫切需要为社会主义建立物质技术基础，对落后的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不得不把有限的人力、财力和物力集中起来建设新的企业，发展工业。适应这种需要，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自上而下依靠行政办法，通过指令性计划来管理经济的体制。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这种体制曾保证在极短期内解决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花了几十年时间才解决了的战略任务①。”但是，这种体制本身存在着严重缺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关系的日趋复杂化，其弊病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这就是集中过多，管得过死，束缚了企业的手脚，企业没有发展生产、改善经营的内在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尤其是随着经济发展方针从粗放到集约经营，这种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了。改革不可避免。 

    从五十年代以来，苏联就多次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1957年对工业结构的调整，1965年推行新经济体制和1979年完善经济机制。这些改革有一共同点，即都没有突破原体制的基本框架，都只是在原有体制模式上作一些改进。1957年对工业结构的调整只是改变了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把部门管理改为地区管理，而没有改变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关系。1965年推行新的经济体制虽然涉及到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关系，但只限于扩大企业自主权，减少下达的指令性指标数目，对企业完成国家计划任务给与一定经济刺激等局部的修补措施，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经济地位。1979年采取的“完善”经济机制措施也只是对国民经济具体管理环节作了轻描淡写的改进。这样的改革不能解决经济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问题，反而把矛盾掩盖和积累起来，使得其阻力越来越大。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几次改革都不是为了挽救经济危机、经济崩溃之急，而是出于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之需要，探索替代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适应社会主义经济集约增长的新型经济体制和运行模式的改革，是具有明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改革。 

    应当指出的是，原苏联过去进行的所有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在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自上而下有计划地实施改革措施，从根本上没有跳出传统体制的巢臼。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自八十年代中叶，苏联提出了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方针，即突破原有体制的基本框架，改革经济体制的作用方面，从根本上消除旧体制的弊病。 

    在1987年苏共六月全会上，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这一经济体改的纲领性文件，赞同《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七月，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又根据《基本原则》的精神，通过了有关宏观经济各领域以及国家机关职能改革的十项决议，与《国营企业法》相配套。这些文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综合配套改革方案，标志苏联经济改革进入了具体实施操作阶段。这个改革阶段的实现，将使苏联传统的经济体制发生根本的模式性的变化。这表现在以下四方面：第一，在企业的经济地位问题上，企业将从单纯的计划执行单位变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成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第二，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因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制度，而打破了统一的计划调节的格局；第三，在国家和企业关系问题上，企业的经营活动摆脱了对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依附关系；第四，在国家管理经济的方法上，由行政手段改为经济手段，即运用多种经济杠杆，协调多种经济利益关系。这表明，苏联已从根本上抛弃了旧有的经济体制，将建立起一种计划和商品货币关系相结合，国家集权和企业分权相结合的经济体制。 

    经济改革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其操作是非常困难的。经济改革从本质上讲是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这势必要触及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在改革过程中，人们从自身的经历以及现有的政治经济地位出发，对改革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人在一定时期内对某些改革措施持抵制态度，这不可避免。问题在于遇到困难和阻力时如何克服。苏联六、七十年代的经济改革在强大的旧习惯势力和传统体制的压力下选择了拖延、迁就和妥协的办法，最终夭折了。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苏联领导人决心以巨大的魄力排除一切干扰，坚定不移地在最短时间内迅速推进改革。 

    根据原苏联中央政府的布置，自1989年起，占工业总产值大约三分之二的企业和联合公司要推行《国营企业法》。到1990年，将同时实现集中的经营管理职能的改革，包括计划管理、价格管理、财政信贷、物资供应，并制定出第十五个五年计划期间长期有效的经济定额，然后“带着新的经济体制”进入第十六个五年计划。这样。改革将在二、三年内完成。 

    原苏联制定出这样紧迫的改革日程表，一方面反映了经过多年的社会经济停滞面临危机边缘局面迫切要求进行改革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在理论上分析以前改革失败教训后的结论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促进。但遗憾的是，苏联上层领导人把改革过程的复杂性简单化了。到1990年，政治和经济危机已相当深重，改革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政府失信于民，通货膨胀严重，物资短缺，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下降。为了摆脱危机，政府提出向市场经济过渡。但这种提法太笼统而无实质内容，没有可操作的计划。因此，在90年夏天同时推出了总理雷日科夫的政府计划，沙塔林院士的“五百天”计划和戈尔巴乔夫的折衷计划。三个计划都明确指出要摆脱危机，非向市场经济过渡不可，而且周期越短越好。但他们却忽略了新旧体制转变的复杂性，天真地设想用一年多的时间来摆脱危机，实现公民的经济自由和在此基础上建立高效的经济体制，以保证经济主体的最大自由和完全的责任感、竞争和自由价格。这当然会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落个贻笑大方。1991年8月政变以后，危机加剧，苏联解体，独立国家联合体出现，选择市场取向改革道路的独联体经济政策，已经在现实中陷入了进退维谷之境地。 

二. 反 思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其运行有相当的稳定性，但它的运行效果却呈递减趋势。故而导致社会主义体制内部矛盾激化，改革不可避免。 

    苏联过去的经济体制改革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都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接着就探索“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有效方式。时间证明，这种改革途径步履艰难，成果不佳，导致了目前的危机，拉长了体制转换的过渡时期。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就是没有触及到传统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而所有制关系往往是一切经济关系和经营机制的基础。这就使得所要建立的新的经济关系和新的经营机制和其基础──所有制形式和所有制关系脱节。人们常说，改革遇到了“新旧体制”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最突出的表现还不在于新老管理方式的矛盾，而在于传统所有制模式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从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过程中，从行政管理向间接控制转轨的变型中，表现尤为突出。 

    从传统的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可以说是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方向。苏联过去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力图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但在这一过渡时期中，似乎步子迈得越大，问题就越多，新旧体制摩擦引起的矛盾就越突出。这种现象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业已形成的公有制特别是国家和社会所有制关系与市场经济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在这方面，苏联及中国经济学家有不少揭示和深刻分析，本文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 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明确，而旧的公有制模式恰恰是产权虚置或模糊。因为一个主人或没有主人，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的商品货币关系和商品交换。 

    第二， 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明确的同时还要求生产者和经营者对其经营成果最终负责，而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下，伴随产权虚置带来的正是责任虚置。企业的经营成果最终仍由国家和社会负责，实质上是责任上的真空。 

    第三， 市场经济的最大效用在于竞争，而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下，由于产品和责任虚置不可能有实质上的竞争，起不到对无效生产者的惩戒作用，因为在这种形式下的竞争中并没有真正的失败者 

    第四， 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基础，是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直接的集团和个人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又主要是生产性的利益。而在传统的产品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直接的国家和社会利益，国家和社会利益虽然包括了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但后者主要表现为消费。 

    第五， 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核心是经济利益体系及其调节机制，而产品经济运行机制的核心是行政隶属关系和行政指令以及调节体系。 

    总之，市场经济和产品经济无论在产权、责任和利益体系方面还是在动力机制方面都有重大差别，而所有这些差别又源于所有制关系。 

    在苏联以往的经济改革过程中，在经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商品经济以及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必要性，已有相当深刻的论述。中国和东欧国家也有相似的改革理论。这无疑为经济改革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是对传统理论的大突破。但是人们对已经形成的公有制特别是国家所有制与产品经济、计划经济的客观联系认识不足，相应地也对市场经济同公有制的矛盾估计不足。以致于认为，改革无须触动所有制关系，只要调整一下所有制结构，改进一下经营机制和管理手段就可以发展商品经济。这种认识上的片面性，使得经济改革步履艰难。人们还常说，改革出现问题是“改革措施不配套”，而所谓措施的不配套又主要强调管理方法方面的协调。现在看来，最大的不配套就是没有触动所有制关系。 

    由于社会主义各国在改革过程中都不可能绕过所有制问题，因此在总结南斯拉夫“社会所有制”的问题和矛盾基础上，原苏联学者提出了“寻求生产资料公有制合理的经济实现形式”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以及后来的一系列讲话中反复强调，国家所有的一个突出弊病就是“无主”。而在这种情形下不可能体现劳动者作为生产资料主人地位和培养他们的主人翁精神。他还特别强调，认为劳动者的主人翁责任感可以靠意识形态来培养和锻炼的认识是“幼稚的”。因此，必须对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以及与其相联系的经济机制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苏联学术界就开始探索生产资料公有制新的经济实现形式。 

    原苏联学者认为，不能把所有制关系简单地归结为归谁所有。它应包括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等一系列的权力结构以及国家、企业劳动集体和职工等一系列利益关系。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阿巴尔金院士的解释，所谓寻求公有制合理的实现机制，就是要正确处理上述权利结构和经济利益体系。把生产资料归为国有，建立起法律上的国家所有制还不等于就建立起了公有制关系，这还只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步，更重要的一步是如何在经济机制运行中，在企业乃至国家的管理中，真正使劳动者行使直接的支配权和管理权，与此同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而长期以来，苏联仅停留在第一步，在第二步上只是踏步不前。这就是经济机制中各种弊病之根源。 

    如何实现阿巴尔金所设想的第二步呢？这就要找出国家、劳动集体和劳动者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的“纽带”。而这种纽带不是简单地从分配关系和物质刺激方面去寻求，而是要调整生产关系体系，特别是所有制关系。这里的关键是区分并正确处理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和经营关系。占有关系的变化虽然是主导的，但却是浅层次的变化。更深刻的变化还是经营关系。占有关系的变化可以是一次性的，而经营关系的变化则需要有一个探索和适应的过程。占有关系是相对稳定的，而经营关系是相对多变的，它受生产力水平、社会分工、再生产结构以及各种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占有关系只能通过经营关系才能实现。苏联经济改革的问题就在于，把所有制的关系简单化，模糊占有关系和经营关系，未能建立起合理的经营关系，也未能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及时合理的加以调整②。 

    那么，这种新的经营机制是什么呢？概括起来讲就是所谓的“三自一全”，即企业实行“自我补偿”，“自筹资金”，“自我管理或自治”，“完全的经济核算”。其核心内容是：企业是商品生产者；国家不再向企业提供无偿投资；企业所需简单和扩大再生产资金自筹；国家只按规定的标准定额以税收、基金付费、利润分成等形式征收企业的部份收入，余下由企业自行支配；企业自己职工的劳动报酬与经营成果挂钩；国家指令性计划任务改为国家订货；企业领导人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上级加以任命。这实质上是国家与企业间的一种承包制。由此可见，原苏联的经济改革还不是取消“国有”，而是取消“国营”。 

    承包制与传统的经营方式相比无疑是重大的变革，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探索。承包制不改变现有的所有制关系，比较容易实行和能很快地取得短期效益。但某些承包企业的实践也证明，在什么基础上确定承包定额，由谁来确定这种定额，如何防止企业的短期行为，如何保证企业维护国家资本不受损害和不断更新增值？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 

    而近年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股份制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上述矛盾，而且能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这一改革设想，但实际操作却颇为困难。因为在现行条件下，企业职工和居民并没有能力大量购置企业的股票。这种办法在某些小企业比较容易推行，而对绝大多数企业都难起实际作用。 

    因此，在过去苏联内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实行私有制，要想实现新旧体制的转换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私有化──已经成为91年8月政变后经济改革的最重要的动作。 

    既然独联体内部各国都要实行最有效的私有制，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从传统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过渡呢？这是现阶段独联体各国和东欧国家在“民主革命”以后的迫切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者和独联体学者提出的资本商品化思路值得注意。从理论上讲，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直接结合，并非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资本的所有者与生产者乃至经营者越来越分离。实际上，商品经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经历了循序发展的不同阶段。在资本主义以前是产品商品化，这时资本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乃至生产者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到了资本主义时期，不仅产品而且劳动力也商品化了。这时的生产资料不仅与劳动者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与经营者也脱离了；到了目前这种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不仅产品、劳动力乃至资本也商品化了。这时的资本已达到了高度的社会化，同任何商品一样成了买卖的对象，实际运用和支配这种商品的不是它的所有者，而是经营者。而资本商品化持有者的权益归结为占有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的价值。这一点已被世界范围内各种股份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实践所证明。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独联体国家和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实现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国有生产资料和资本的商品化与企业关系的商品化。如何实现这种“商品化”，独联体各国和东欧国家已有不少探索，本文只提出一些粗略的内涵设想： 

    第一，明确国有资产是商品，可以出租、出售、转让和直接在企业入股，可以独股经营和合股经营。 

    第二，打破国营、集体、私人企业的界限，企业可以吸收任何来源的资本，一律按商品原则处理和持股人的经济关系。 

    第三，设立国家产权管理系统。该系统与国家行政系统脱钩，其基本业务是处理与资本占用单位的关系，其基本任务是保护国有资产及其增殖，初步实现国有资产私有化。 

    第四，产权管理系统与企业协商，确定企业利用国家资产的方式，并根据这种方式确定国家与企业的经济关系和利益分配。

    第五，企业和任何行政部门脱钩，完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国家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调控企业的经济活动。 

    目前，独联体各国的私有化主要在各国有关法律的指导下，采取以下几种形式操作：赎买、租赁或分割国营企业；改造国营大型企业为股份制或有组织的承包制；国营小企业和社会服务行业通过拍卖转为私人经营；转让一部份土地为公民经营和使用；转让（拍卖）现有房地产为个人所有。但实践证明，私有化进展缓慢，实际操作难度很大。 

三. 展 望 

    原苏联经济改革经过六年，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历史转折关头。在这历史的十字 路口上，理论逐渐成熟，但实际操作上却因为经济危机、政局不稳和民族矛盾尖锐 而步入怪圈。 

    1991年，工业生产比上年下降7.8％，农业生产下降7％，商品流通减少7.1％， 服务产业减少9.2％，居民生活必需品减少4.5％。更为严重的是基础工业部门生产 大幅度下降，首先是石油和煤产量减少。1991年石油开采下降到1977年的水平，比 上年减少10％；1991年煤的产量下降到70年代的水平，比上年下降10％，1991年国 民生产总值下降17％，国民收入减少16％，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13％，财政大量赤 字，据公布1991年赤字为1500亿卢布。 

    1991年外汇状况恶化，外贸减少39％，其中出口下降33％，进口减少44％。 

    1991年通货膨胀更加严重，当年发行货币1273亿卢布，比去年增长4.8倍。社会零售物价总水平指数比去年上涨196％，居民生活水平下降15％。 

    改革六年来，原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呈下降趋势。参见下表： 　

    原苏联经过六年经济改革，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居民收入失控，居民劳动所得与劳动成果脱钩。六年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和居民收入增长如下表： 
      

    1991年8月政变后，联盟解体，独立国家联合体出现。独联体内部各国经济联系减少，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独联体各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私有化进展缓慢，经济管理紊乱，经济效益极低；民众心理压力极大，对国家前途悲观失望；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战火纷燃。在此大背景下，独联体及各国改革可能面临三种前景： 

    一是动乱。 

    如1991年8月政变。该政变是苏联民众对改革失望的表现。六年的改革，带来的是生产的减少，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人民生活水平的降低。民众在改革中得到一点点人权和自由，却填不饱饥肠碌碌的肚子。人们在思考，在寻找出路，在积蓄力量。但是政变只维持了三天。这也说明人们再也不愿回到过去的旧秩序下生活。他们不仅想得到面包，也需要自由和民主。但是，胜利的民主派却缺乏收拾苏联残局的本领。准确的说，政变就是动乱的开始。独联体尽管出现了，却因为旧机制的崩溃和新体制的难以再生，势必要经历一段动乱时期。 

    二是停滞。 

    目前独联体的危机势态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境地。独联体名存实亡，各国间和各国内部矛盾增多。结果只能用“收”的策略。以强硬的手段来恢复旧秩序，无非是穿新鞋走老路，势必造成国家垄断经营，取缔市场，管理价格，回收权利，重蹈八月政变者之覆辙。这或许能制止或消除一部份混乱，也能抑制目前的危机扩散。但集中需要更强有力的集中，集权需要更多的收权，强硬必然带来残酷。这样，分权的经济管理办法就会复归到行政指令办法。放权的混乱和收权的摩擦，一收就死的忧虑和一放就乱的痛苦，往往生成恶性循环。 

    当然，指令性办法的复归或许是现实的要求，而不一定是改革的丧失。但这种办法的结果就是停滞。 

    三是腾飞。 

    从独联体目前的危机状况来看，实现这种前景的希望非常暗淡。但有人认为，只要政府能真正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组织好生产，提高经济效益，那么摆脱危机仍有希望。要争取到这种前景，改革的战略就要面对现实，作重大调整。而且对科学决策的要求就更高了。同时，独联体各国要加强经济联系，互相配合协作，两眼向内，加强管理，努力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私有化并非是目的，而是手段，要研究具体可行的私有化措施。只有这样，在独联体这块富饶的土地上，才能出现希望之光。 

     1992年2月5日 

【参考文献】 
（1）戈尔巴乔夫：《关于党的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任务》，1987年6月25日；1934-1938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翻了一番，同期美国仅增长8.4％，英国13.5％，德国56.6％，日本28.2％。 
（2）阿巴尔金：《所有制及其实现机制的理论问题》，[苏]《经济新思潮》第二章第一节，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丧失公有制经济上的合理实现形式》，1988年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