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城乡间、地区间和地区内部间不平衡发展的趋势  

A.收入分配的均等性与基尼系数 

    自从中国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城乡间，地区间和地区内部间的生产能力，经济实力，人均收入，对外联系，在中央的影响等等，呈现种种不平衡的发展。本文着重讨论收入分配的均等问题及其影响。目前，世界上一般用基尼系数来测度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基尼系数的取值在零和一之间。若一个国家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取值为零，则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为绝对的均等，亦即某一人口群体在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正好等于其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百分比。在下图中， 横轴为人口的累计百分数，竖轴为收入的累计百分数。收入分配绝对均等的基尼系数可用图中的45度线来表示。若收入分配并非绝对均等，从低收入群体一头算起，收入的累计百分数的增长就会低于人口的累计百分数的增长。于是基尼系数就可以用图中的A/（A+B）的公式来表示。A的面积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基尼系数也就越大。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均等的基尼系数的值为一。 

B. 收入分配的五大趋势 

    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值呈以下五种复杂的变化。首先，全体居民（即将城乡居民放在一起）的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日益发展。若将世界银行（1983）对中国1980年居民收入分配所作的基尼系数测定值0.33作为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收入分配状况的近似值，则到了1988年，这一值已经上升到0.38（赵人伟，格里芬 1994）。其二，若将全体居民分为城乡两组居民，则这两组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呈U字形变化。1978-1984期间，城乡收入差距一度缩小。当时城市改革尚未展开，而农村则自1978年起不但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而且逐步推广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使农民的收入明显改善。但是1985年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再度扩大。其三，在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分配的差距亦呈U字形变化。1978-1982期间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逐年缩小，基尼系数由0.32下降到0.22（世界银行 1983）。但是从1983年起，基尼系数又逐年上升，1988年这一系数已达0.34（赵人伟、格里芬 1994），超过了改革以前的基尼系数值。其四，在城市居民内部，收入分配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1980年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仅为0.16（世行 1983）。但是，1988年这一系数已经上升到0.23（赵、格 1994）。虽然城市居民收入分配仍远较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均等，但是城市地区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等的发展速度却远远快于农村地区。最后，地区之间的，特别是沿海同内地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之中。沿海地区居民的收入的增长率远远高于内地居民。以上五种趋势似乎印证了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库兹涅次假说的前一半。他曾提出这样的假说：在人均收入较低的阶段，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等会进一步发展，只有到了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居民收入分配才会逐渐变得均等。这就是他有名的倒U形曲线（图二）。 

二. 收入不均等发展趋于加速的诸种原因  

A. 历史原因 

    中国基尼系数的起点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是不算高的。表一列出了一些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基尼系数值。1980年中国全体居民的基尼系数值（世界银行 1983）为0.33，低于表一中所有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显然，如此之低的基尼系数值是和长期实行收入的平均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压制沿海，发展内地三线建设的错误战略方针分不开的。

 【表一】 

资料来源： Gillis，Perkins，Roemer，Snodgrass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third edition，Table 4-1，1992 

    在实行市场经济，放手发展沿海，并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今天，如此之低的基尼系数值难以为继是不足为怪的。作为对平均主义的反弹，基尼系数值会有所上升，也是不难想象的。令人警惕的倒是仅仅过了8年，即到了1988年，这一值便上升到0.38，超过了台湾和南朝鲜的水平。1994年的今天，中国的基尼系数值很有可能已经超过了0.40，直逼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如果对造成这一趋势的某些原因不加引导，任其发展，不用很久，中国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有可能会有恶性发展。如何防止收入分配极度不均等局面的出现，是中国人民长期来追求的理想。因此，对造成基尼系数值上升的各种原因必须及早加以深入检讨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B. 经济原因 

    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在一段时间内一般会加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化和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化。这是由于以下的一些原因造成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真缔是允许各种生产要素在市场上自由竞争以求实现最大的自身价值，其流向则由出价最高者决定。各种生产要素的素质可以有极大的不同，它们对经济的贡献也因此会有极大的不同，因而它们的收入也会有极大的不同。在中央计划经济的统制之下，生产要素因自身素质的不同而要求不同收入的天然倾向是受到否认的。在确认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原则后，不同素质的生产要素的收入差异自然会扩大。例如，对绝大部份人口来说，他们拥有的主要生产要素就是自己的劳动力。人的能力（智商的高低，体力的强弱和自身努力的差别）有很大的先天差异，他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可以有很大的区别。改革开放以来，收入政策开始反映人的这种差别。这就使居民中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所难免。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所谓的产业的收入优势或劣势。目前中国的大部份劳动力靠农业谋生。从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由于对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一，而对许多工业产品的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一。这意味着收入增量的越来越大的部份会用到非农产品上。因而随着经济的增长，农业产值在总产值中的百分比会逐渐下降。也就是说农业在今天的社会里只具有收入的劣势。要使农民的人均收入上升，只有使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百分比逐渐下降。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已经转移出了将近六千万劳动力，要使中国农民收入提高，最根本的办法是转移出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使他们在工商业中就业，剩下的少量农民就可以因拥有较多的土地和农业资本而增加收入。有一种估计认为，中国至少还可以转移出两亿多农民，短期内这是无法做到的。显然，在这两亿多农民及其家属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并找到非农工作之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怕是难免的。 

    除了自身的素质差别，所处产业的差别而造成收入差别外，居民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也会造成收入极大不同。由于不同区域自然资源的秉赋和负载人口的能力大有差异，因山川形势的不同更对原料、物资流向的畅通和人员进出的便捷发生深远影响。过去的户口政策人为树立城乡壁垒，而三线建设政策等于竭泽而鱼。虽然这些政策使人均收入趋于均等，却是严重违反经济发展的规律的。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和城市得福于天时地利而迅速发展，居于这些地区的人口便容易先富起来。然而客观来说，由于沿海地区和城市的承受能力一时难以迅速扩大，1978年以前错误的人口和资源配置政策所造成的后果短期内很难纠正。同时政府也并不鼓励人口的流动，很大一部份人口还不得不被束缚在贫困的内地或农业部门。显然，在以上种种情况下，基尼系数值的升高在一段时间内是在所难免的。 

C. 体制原因 

    以上说的都是在经济逐渐市场化的过程中，因自身的素质差别，或所处产业的差别，或所处地理位置的差别等等获得承认而造成的收入差距的扩大。以下我们称它们分别为由素质优势，产业优势，地理（位置）优势造成的收入差别。这些差别是由历史和自然的原因造成的。应该承认，人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历史和自然的现状。这些客观存在的差别随着经济的市场化而终于得到了承认，因此而造成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应该说是具有积极的一面的。原因是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助于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激励人们作出更多的贡献，其结果会使国民经济这块蛋糕变的更大。这种内在的合理性使其较为人们容忍。 

    然而正象田国强（1994）所指出的，“不公平竞争是大陆目前存在的严重问题之一，也是老百姓对现实最不满意的地方。”不公平竞争也会造成居民收入的极度不均。例如，有权或有关系的人可以拿到平价产品，转手高价卖出，或低价买进原始股票，高价抛出。有权或有关系的人还可以廉价批租大批土地，倒卖房产，走私紧俏产品或军火。显然，这些人的高收入与他们对经济的实际贡献是极不成比例的。造成不平等竞争的原因主要并不是经济市场化的结果，恰恰相反，造成上述不平等竞争的根源正在于体制改革的不彻底。国有资产产权界定不清，名义上是人人有份，但实际上是人人不管。这种现状就为以权谋私的人提供肥沃的土壤，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央三令五申，却无法遏止一阵又一阵的寻租热。国营企业连年亏损而职工、厂长照样领取工资，享受种种劳保住房津贴，不法厂商利用法规不严而任意哄抬物价，浑水摸鱼，税收部门软弱无能，无法对收入进行有助社会平等和稳定的再分配。对农产品通过行政手段压价而损害本来收入已经偏低的农民。这些都无助于国民经济这块蛋糕的增大，只是使这块蛋糕的分配变的更加不公。并且不平等竞争的结果使收入不均等不是趋于缩小，而是趋于扩大化和永久化，因而是不应容忍的。 

三. 不平衡发展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可能影响 

A. 统合性的不平衡发展 

    从长期来说，经济市场化会有助于收入的均等化。表一显示，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的基尼系数值都很低。这是因为在经济高度发达后，即使象日本这样人口稠密，土地稀少的国家，劳动也已经成为稀缺要素而能获得高收入。台湾、南朝鲜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除了劳动变成了稀缺生产要素外，全国统一要素市场的形成也是收入均等化的前提。例如，由于统一的劳动市场的形成，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位于贫困地区的人口可以逐渐迁移到富裕地区，分享富裕地区的繁荣。 

    从日本，南朝鲜和台湾等地的经验来看，土地肥沃，气候宜人，有舟楫灌溉之利的地区，在工商业兴起之后，其负载人口的能力是惊人的。这种区域大多位于沿海地区和沿江沿河流域，并有较好的先天和后天的基础设施。工商各业也因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的吸引而集中到这些区域，因而这些区域能向社会提供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总之，无论是沿海沿江沿河流域的农村还是城市，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都将增加其负载人口的能力。 

    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当富裕地区的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逐渐下降的时候，资本又会流向贫困地区，促使贫困地区的经济发达起来。随着贫困地区经济实力的增强，当地的人口也会增加，其收入也会增加。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会加剧各地经济的不平衡，但是又会促进各地人员、资金、原料、产品的流动，增强各地的经济联系。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会提高各地的相互依存性，因而具有统合的功能。从长期来说，也能使地区性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地区性的收入不均趋于降低。 

B. 分裂性的不平衡发展 

    经济市场化虽然在中短期内会造成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和收入的不均等分配，但是却会促进地区间的相互依赖性，因而并不是分裂性的。但是象上面所说，在经济市场化的同时，现存体制的种种缺陷也都在发展，也在造成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和收入不均等分配。这两重原因同时存在，互相影响，错综复杂使人们在面对地区经济发展日益不平衡以及居民收入分配日益不均等时，不容易区别何者为何者。对那些感到自己的收入不及别人增长快，或者甚至认为自己的收入每况愈下的阶层，他们往往感到他们的相对境遇恶化的原因，主要是现存体制的缺陷造成的，因而要求改变现存体制。 

    同时也存在一种思潮，认为造成一部份人的收入的相对下降是经济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因而反对进一步的市场化。如果抱这种想法的人越来越多，经济改革的阻力就会日益增大。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形成的小农平均主义思想加上几十年来的绝对平均主义的教育，为这种思想提供肥沃的土壤。这两部份人都会对现状越来越不满。如果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对现存制度安排也越来越不再抱希望，则社会再度发生动乱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C. 两种趋势的演变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可能影响 

    应该说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都有求于中央，因而会加强中央的地位。前者希望中央给它们更多的补助，这些补助的来源自然是富裕地区。贫困地区并且希望能更自由地向富裕地区迁移人口，分享富裕地区的繁荣。贫困地区还希望吸引富裕地区的资金，希望后者能给于更多的技术援助。这些都需要中央出面协调，对富裕地区施加影响，使它们愿意上交更多的税收，开放它们的劳动市场。富裕地区也有求于贫困地区。富裕地区需要贫困地区的原材料、市场和一定量的廉价劳动力，同时又对大批劳工的蜂拥而来顾虑重重，唯恐影响当地的秩序，当地人口的就业和收入。贫困地区为了保护本地的新生工业，往往封锁边界，设立关卡，拦截流向富裕地区的原材料，或阻截来自富裕地区的制成品。显然，富裕地区也需要中央向贫困地区施加影响，使它们开放边境，开放原材料和成品市场，并且有秩序地有控制地输出劳动力。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富裕地区来说，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拥有广大的内地市场和原料基地，是不可多得的比较优势，因而其总的倾向是支持统一市场的形成。由于富裕地区拥有比较完整的经济部门，比较充足的财力，比较先进的科技，比较广泛的海内外联系，以及比较训练有素的人才，并且在中央各个要害部门有自己的发言人，因而比较容易影响中央的决策，并从财力上支持中央加速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所以，统合性的不平衡发展是占主导地位的。我并不认为经济市场化的结果会导致国家的分裂。需要注意的倒是现存体制的种种缺陷使不公平竞争得以变本加厉，若不加克服，不平衡恶性发展潜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四. 防止不平衡恶性发展的对策  
    1. 普及和提高内地教育水平，缩小各地人口素质的差距，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性； 
    2. 注意内地交通、通讯设施的建设，以吸引外来投资，增强内地经济实力； 
    3. 加速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形成； 
    4. 改革税收制度，增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建设基础设施的财力； 
    5. 加速产权界定明晰化，使剩余分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公平的提高； 
    6.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扶助农村的乡镇企业，以提高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7. 完善各种规章制度，杜绝以权谋私的渠道，消除不平等竞争的根源。 

【参考文献】 
世界银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第一卷，1983。 
赵人伟，格里芬，《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田国强，“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和问题”，《当代中国研究》，1994年第一期 （总第40期）。 

(本文责任编校: 程晓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