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走向何方？

历经十六年改革的中国，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既面临着空前的历史机遇，也孕育着潜在的巨大危机。如何建设性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经济体制的自由化和社会文化的多元化，避免发生重大的动荡与流血，不仅是二十一世纪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统一之中国的根本前提，更是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的重大保证。

    中国迅速崛起的经济地位、庞大的人口规模、所处的战略地位、潜在的巨大市场，拥有核武的军事力量及在联合国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使中国的未来走向对后冷战时期的世界和平与秩序、东西方文化关系、南北经济秩序、美国的经济利益、美中关系和海峡两岸的政治经济关系等，都将产生正反两方面的深远影响。邓小平一旦辞世，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将面临巨大的挑战，目前潜伏的种种危机随时可能爆发，中国的未来走向将变得更为不确定，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决定中国命运的问题上将面临严峻选择，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问题上也将面临巨大挑战。

    邓后中国何去何从的不确定性，中国制度转型的艰难性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性，决定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转型问题以及未来中国走向进行大规模综合性研究、找出世纪之交中华振兴的配套规划与对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下面分别从中国的巨变、中国的困扰及中国的走向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1.1 中国的巨变：深刻变动的中国

    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已促使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且又广泛的变化，导致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及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全面回顾与总结十六年改革的经验，有助于我们正确而又理性地认识中国的发展进程和现状。

1.1.1 中国经济改革的奇迹

    以农村经济改革为先导的中国经济改革，首先切中了贫穷中国的要害和根本，成功地改变了计划经济的支柱──人民公社，建立了以农户家庭为经营核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使了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尤其是成功地吸纳了一亿两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一部门的迅猛发展，不但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贡献了将近一半的全国工业生产总值。

    农村经济改革的初步成功激励了中国城市改革的全面展开，促进了社会资源和劳动力的流动，推动了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非国有企业产值几年间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超过了国有企业，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非国有经济取代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大趋势。同时，城市国有部门开展了企业改革，试行了租赁制、拍卖制、破产制、股份制，推动着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化。股份制改革迅速进展，到一九九四年为止，中国的股份制企业已达两万六千家左右，其中工业企业占百分之四十八，商业企业占百分之三十一；同时，全国城镇股份合作制企业累计达到十三万多家，农村乡镇企业也广泛开展了股份制改革。

    中国的经济改革始终与经济开放同步进行。七十年代末以来的对外开放政策，促使中国经济初步融入了世界市场，尤其是沿海经济特区的设立，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引进人才、资金、技术和设备的重要窗口。而且，中国低廉的劳工成本、潜在的巨大市场和政策与局势的相对稳定，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流入中国。一九九二年以来国外投资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一九九四年实际利用外资已达一千亿美元以上，外资帮助发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大幅度增加。一九九四年中美贸易总额已达五百亿美元左右，中国玩具、鞋类、服装及电器开始占领美国市场。根据美方计算，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额在美国对各国贸易逆差额中居第二位。中国市场巨大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开始对世界市场供求产生影响，中美贸易成为影响美国企业界、消费者利益及民众就业机会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政策相结合，共同成功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从国有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非国有经济为主的市场经济体制。价格体制改革之后市场价格体系基本形成，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商品价格已经放开；大多数商品的供求已由市场来决定；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已经出现。在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的冲击下，中国政府开始承认经济活动多元化、非垄断化、经济决策分散化的必要，以及私有产权的合法性。很显然，计划控制手段的改变、经济的初步自由化、非国有经济的扩张、要素市场的出现，都标志着中国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大趋势已不可逆转，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

    十六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开放使中国经济出现了跳跃式成长，国民生产总值以百分之九点五左右的年增长率持续高速增长，居同时期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速度之首，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准有了很大提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接近五百美元，十二亿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中国可望跨入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世纪。

1.1.2 中国集权政治的变革

    经济的自由化与市场化必然促使旧式的集权政治逐步解体，不断激励中国的政治体制朝民主化转变。首先，随着中央政府在经济上实行简政放权，地方的财政、金融、人事等权力迅速强化，地方经济实力逐渐形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日趋紧张，地方政府的意愿开始影响甚至约束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与实施，中央政府维系集权政治的能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全国财政预算中中央仅控制百分之十八左右，中央的财政支配能力的逐渐式微，既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央集权政治的经济基础，又为中国未来的地方性分权开拓了道路。

    其次，经济改革也使政府与执政党通过“单位”全面控制社会的旧手段逐渐失灵，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乡村基层政府机构越来越商业化。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政府减少了对企业的全面直接控制，企业内党务部门的功能收缩，由厂长、经理主导的生产责任制和承包制已经普遍建立。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扩大是社会脱离集权控制、走向多元化的重要前提。在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中，不少企业送股权给地方政府，旨在“用钱买自由”；这样，地方政府成了企业的股东，由此改变了政府的行政干预方式，促使政府以股东的身分、运用经济手段、根据市场条件，参与企业的管理与运作。很显然，地方政府的企业化和企业产权的地方化，强化了企业在地方经济社会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削弱了集权政治的控制体系。

    再次，有限的民主选举正在培育民主化的土壤。一九八零年以来实施的乡镇区县级人民代表选举，尽管远非完备的民主选举，但它提供了有限民主选举的实践机会，增强了民众的民主意识。在基层人民代表选举中，许多自行参选的候选人通过竞选得以成功当选，而不少官定候选人却在差额选举中落选。这种有限的基层民主选举首先激励了一代大学生投身民主的实践，推动了大学校园民主的发展，八十年代中国一系列学生运动的活跃皆与民主选举的实践密切相关。基层选举也强化了社会大众的民主参与意识，传播了民主的理念。九十年代开始以来，农村基层政权民主选举的成功试验产生了真正的民选乡村行政机构，成为改变集权政体基础的有效尝试。

    最后，经济改革和基层民主的实践也推动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改善其功能，促使人大开始改变“橡皮图章”的传统角色，朝着初具监督与制衡能力的民意代表机构转变。各级人大开始更主动、相对独立地展开工作；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有了一些实质性内容；在投票批准行政官员任命时，不盲从党务部门指定安排的现象已屡见不鲜。

    地方性分权、政企分离、基层政府机构商业化、基层选举以及人大功能的改善，都在削弱集权政治，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催生。这些方式迂回间接、过程迟缓，甚至有时举步维艰，但它们正在以较低的社会成本、持续渐进地对深受几千年专制传统影响的集权政治进行和平改造。

1.1.3 中国社会文化的多元

    随着集权政治衰落、经济市场化加快，中国社会正在转型。首先，民众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的建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被注重个人利益、追求个人目标的现实主义所替代，越来越多的民众在运用自己的特长和门路想尽办法赚钱。据美国盖洛普公司调查，只有百分之四的中国人现在仍然表示，“从不考虑自己，一切为社会；”而近百分之七十的中国人则希望“努力工作致富。”这种明显的社会观念变化被美国《时代周刊》视为一次新的“文化革命”。中共已基本上承认（至少是默认）人的自利性和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的合理性，政府亦开始运用法律手段保护私人产权和利益。

    其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有了重要变化，国家不再象过去那样凌驾于社会之上、操纵主宰社会成员的一切。改革大大地削弱了政府在政治经济上的控制能力，中国社会已经开始从弱化了的集权体制中逐渐地解脱出来。中共的政治动员不再有效，民众的经济社会活动具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性，政府的行政命令常常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施行。这一切表明，社会的意愿、动向、行为在中国制度变革的转型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同时，中国的社会结构相应发生变化，公民社会的雏形已经显现。经济改革孕育并催生了一代新生的中产阶级，他们以自己的专业技能开创独立的个人事业基础，拥有相当财力，更具有独立的政治意识。他们开始组织形式多样、功能独立的专业协会、联谊团体与商业组织，通过各自的渠道既表现自己的存在价值，又影响政府的决策、维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经济的多元化与改革的深入使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利益摩擦日益表面化，各个利益集团内部的利益共识逐渐增强，旧的超越利益集团的由中共主导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有效。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形成与成长推动了社会多元化，进一步削弱了集权控制。

    另外，与社会政治的多元化趋势相适应，中国政府对宗教的控制开始有所放松，民众有了一定程度的宗教信仰自由。尽管官方宗教组织仍然垄断着全国的宗教资源，但中国的教徒数量急剧增长，教会设施遍布各大城市，民间宗教活动也在夹缝中艰难而活跃地发展。除了中国传统的佛教、道教之外，人们也有了信仰基督教、天主教及伊斯兰教的自由。源于西方文明的基督教在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觅得更多的知音。宗教活动的复苏构成了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挑战，为民众的信仰归宿提供了新的多元选择。

    还有，改革中形成的大众文化开始冲击“党文化”的长期垄断地位，压缩了言论、新闻管制。大众文化面向市民兴趣，通过方兴未艾的娱乐活动、非政治化的出版物等，直接而又通俗地表达了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使文化活动获得了相对独立性、不再充当党的宣传工具。同时，在民众需要与商业压力下，文化媒体也开始冲破言论与新闻管制。例如，深受欢迎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热线电话节目，允许听众利用电话向听众观众倾诉心声，拓展了言论自由的空间，成为未来新闻自由的先声。又如，各大报刊（包括省一级党报）的娱乐版发表反映各阶层民众真实心态的作品，出版社出版历代禁书、西方文化精品和揭露历史真相的回忆录，都令新闻管制部门防不胜防、难以控制。

    最后，中国官方与民间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开辟了中国社会走向国际化的道路，为封闭多年的中国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自清末至今的西学东渐（包括马克思主义及斯大林体制的引进），始终对中国的变迁发展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八十年代以来，二十余万中国学子留学海外，受西方现代文明、民主思想的浸淫，再反馈回国内，深深地影响着当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改革过程中，港台同胞与侨胞的投资、探亲和旅游活动亦成为一股推动中国社会开放进步的巨大动力。过去十几年里，中国聘请的大量外国专家学者不仅带来了技术和知识，而且也扩大了民间交流。同时，西方的新闻媒体，如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等，大量传播资讯，打开了民众的眼界，赢得了听众的信任，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长远的影响。此外，电子信息高速公路在中国的初步开拓，为中国知识分子了解世界提供了新的渠道。在中国社会日渐开放、国际化的情势下，政府已难以控制民主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更无法约束人们的思想自由。

1.1.4 中国法制建设的启动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近年来中国的立法与司法也有相当大的进步。面对外资大量进入，私人经济活动全面铺开，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政府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与公营机构之间的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化，以及一系列新的社会经济问题（如人口大规模流动、经济犯罪、企业破产、证卷金融业快速发展、知识产权纠纷），中国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法律成为调节经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工具，法制建设开始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目前，中国正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从人治转向法治的转型期。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的结构和运转方式，面对产权、契约关系、自由择业权、迁徙自由权等一系列新的经济概念与实践，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规范。中国与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在金融、贸易、科技、教育和政治方面的交流增加，还要求中国不断改变和调整国内的法律体系和司法体制，从而与国际准则衔接，公正地维护有关各方的权益。现在，中国学术界（包括海外学人在内）对当代法学和政治学理论以及西方和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已经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和讨论。经过这些理论准备，中国的法制建设有可能进一步加快。

    今天的中国，经济走向自由化、市场化，政治集权逐渐松动，社会日益多元化，从中可以看出一条从经济繁荣到文化多元、再通向政治民主的演变轨迹。可以预见，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及人的现代化将很可能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出现。

1.2 中国的困扰：危机四起的中国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发展与变化加快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但同时也孕育着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危机。由于当局选择了一条趋易避难的改革道路，今日之中国是变革与守旧共处、积弊与难题交错、生机与危机并存。市场机制的发育受到保存完整、尚未改革的行政系统的种种干扰、停留在初始阶段；国有企业改革迟滞不前、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生存危机，由此又加重了财政困难和潜在的金融危机；国有部门在整个经济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小，直接或间接仰赖国有部门生存的就业人口却未明显减少，而且多数国有部门员工对生活水准的要求还越来越高，这迫使政府增加对国有部门的保护救助、减缓国有部门的改革；尽管改革中必不可免地要对既得利益进行调整，政府与执政党却找不到可令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办法，因此无法对源于旧体制的既得利益作有效根本的调整，甚至连哪一个社会集团应当为改革付出必要的代价都是个含混不清、避而不谈的问题；由于国家财力下降、拨款不足、国有部门的裁员减薪又无法真正推行，执政党只能默许政府机构、公营事业自寻财路，结果政府机关到处摊派、“打秋风”，公营机构谋求企业、商人资助或乱收费，不当行政干预和不公平竞争广泛存在，经济社会秩序混乱，以权谋私、化公为私、贪污腐败蔓延泛滥。除此之外，还有农业、教育、文化、生态环境等许多问题或危机也同样存在多年、日益严重、久未解决。只看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率与城市商业繁荣，而不了解中国社会所积存的这些危机与困扰，就不可能准确地、全方位地把握中国的脉动与走向。

1.2.1 经济制度转型的困扰

    中国的改革走过了一条以成功的农村改革为起点、用非国有经济包围国有经济的迂回渐进之路，用拖延国营企业和行政机构改革的方式减小了改革前期的阻力和风险。但在各种外围改革基本完成的今天，继续拖延国有企业的改革已不可能、而加快这一改革又阻力重重；同时，农业危机重新出现，制度转型在城乡都遇到了严重困扰；而且，农业危机的效应不再局限于冲击城市物价，随着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里，农业危机可能转化为城市社会的危机。

    现在大多数国有企业已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生存危机，亏损面持续扩大，资产负债率迅速上升。一九九二年国有企业中就是三分之一的企业帐面上列出亏损，三分之一的企业实际上亏损、但作帐时加以掩盖、假报无亏损，还有三分之一略有薄利。到一九九四年初，三万多家主要国有工业企业（预算内企业）已有百分之四十六亏损，达一万六千多家，亏损额达二百多亿元，比一九八五年增加了七倍。国有资产的流失也非常严重，从一九八零年到一九九三年，平均每天流失国有资产价值一亿元，累计流失已达五千亿左右；与此同时，国有部门的债务增长远快于资产增长，结果资产负债率从百分之二十五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五，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现有的厂房设备还不足以抵偿所欠债务（其净资产为零或小于零）。现在许多国有企业员工只能拿基本工资，有些企业甚至连基本工资都无法发放，造成了工人心理的极度不平衡。

    国有部门的改革是全部改革中难度最大、风险极高的部份，因为它关系到城市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国有部门改革的一环，不可能不改革整个国有部门的利益分配机制而单方面完成国有企业的改革；也不可能不触动国有企业员工的旧的利益分配规则、而指望单靠企业的产权改革根本改变这些企业及其员工的行为。在旧体制下，国有部门全体员工的经济社会地位、工资福利待遇都是统一地由政府设定并长久保障的，工人、机关干部、知识分子各利益集团间的利益差别也是由政府直接规定、调节的。这些利益分配规则与政治稳定性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紧密关联，但与市场机制的要求大相径庭。未来的改革若仅仅触动工人的既得利益，而继续维护政府机关、公营事业员工的既得利益，必然因不公平而导致工人的反弹，最终也难以推行；而如果仍然象过去十几年中那样，在改革中承认和保留国有部门员工利益分配的旧规则，那么这些规则的存在与影响就会扭曲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效果，使国有企业的改革或者流产、或者徒有虚名。但是，改变国有部门员工旧的利益分配规则本身是个政治问题，极为困难；而继续在改革中趋易避难、避实就虚，则国有资产的流失、通货膨胀的加剧、失业人口的增加、贫富分化的扩大以及社会秩序的混乱等问题必然进一步加剧，很可能诱发政治危机。

    正因为国有部门的改革徘徊不前、无法深入，使得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公营事业有可能运用自己的特权、财产或其它资源，在改革的名义下，不顾政策法令的限制、不管宏观经济上的后果和社会效应，为员工捞取直接、短期的利益。结果，一方面造成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不规范、不健全、过多地受到不当行政性干预；另一方面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城市民众生活水准快速提高，部份官员职员突然致富，而国有部门负债越来越沉重、濒于破产。

    同时，对国有资源的争夺加剧了中央与地方的摩擦。中央政府往往以宏观调控为名，行控制地方、垄断资源之实。而地方政府则想方设法钻政策法规的空子，寻求扩张实力的空间，也连手合作抵制中央的政策。这样，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未能规范化，博弈行为与游戏规则充满变数与不确定性，为未来中国社会的变动投下了阴影。

    另外，中国的农业与农村问题再度突出。中国的改革起步于农村，得益于农业的增长，也以缩小了城乡差距而自豪。然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相对于城市的一片繁荣，农村却出现了危机。不仅八千万贫困区农民不得温饱的问题老生常谈、久未解决，而且中西部主要农业区农民的实际收入也徘徊停滞，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结果造成农业区农民疏于务农、劳动力加速外流、粮食短缺重新出现。

    为了保护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政府控制住农产品价格，却又不愿增加对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结果造成农业成本上升快于农产品价格增加，农民增产不增收，“辛辛苦苦忙一年，到头不赚几个钱”。这种状况实际上是施政中把农村的经济利益转移到城市，是相对富裕的城市居民对相对贫穷的农民的一种剥夺。因此，中国农民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现在已恢复到改革前的状况。同时，由于乡村行政人员、公营事业人员不断增加、开支标准不断提高，地方干部为了追求政绩又急于兴办各种项目，而地方财政的财力不足，种种开销都指望农民负担。农民对各种苛捐杂税和行政摊派怨声载道，甚至铤而走险，聚众抗议。农民的经济利益受到侵害，他们的消极反抗就是耕种的积极性下降、农业投资减少、劳动力外流，从而导致农业危机重新出现。此外，农村土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多年来徘徊不前，严重影响了农民维护地力的积极性，各种破坏耕地、耗竭地力以及土地抛荒的短期行为不仅非常普遍，而且日趋严重。

    中国现有的三亿五千万农村劳动力中，目前只有近三成(多数在东部沿海经济繁荣地区）能在乡村非农业产业获得谋生机会。其余近七成劳动力仍然靠农业维生，但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不仅因务农收入低而不愿务农，而且是再也不甘愿在前途无望的农村呆下去，他们构成了庞大的现实或潜在的流动人口，一有机会就会进入城市，形成了对城市社会的沉重压力。除非退回到改革以前的体制，否则城市居民不可能又享受剥夺农民的好处，又阻止农民涌进城去寻求生存机会。目前的城市体制视农民为“二等公民”，设置各种限制、防止农民在城里争夺国有部门员工的饭碗。这种制度性歧视不仅受到发育中的市场机制的冲击，而且也是造成进城农民与城市居民关系紧张的体制性根源。不改革这种制度，农村中的危机会逼着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进城，而进城的农民饱受歧视就必然反弹，从而酿成与城市居民的社会冲突，使农村的危机被转化成城市中的危机；若改革这种歧视性制度，则可能造成对城市社会的严重振荡，为城市居民所抗拒。

    为了避免更多的低效益企业亏损破产、税收短少、国有部门员工因收入上升太慢而不满，政府必须维持经济的较高的增长率，这会刺激通货膨胀；而国有企业因利润率下降而不断涨价谋利的做法，则使通货膨胀更加严重。中国已出现了三、四年一个周期和持续两位数的通货膨胀。高通货膨胀不仅损害民众利益，积累民怨，而且迫使国家银行用高利率吸收储蓄，导致银行业亏损，加深潜在的金融危机。严重的通货膨胀也使宏观调控难度增大，进一步的改革受阻，政府的形像与声誉受损。

    中国有限的经济改革伴生的国有企业危机、市场机制紊乱、农业基础不稳以及通货膨胀等，不仅直接威胁着社会政治的稳定，还可能导致其它连锁性经济危机，例如，金融危机、股市崩盘、区域经济不平衡产生的区际经济摩擦。所有这些问题共同构成了中国未来经济制度转型不得不面对的困扰。

1.2.2 政治体制变革的瓶颈

    中国的政治制度变革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制度转型与社会发展的“瓶颈”。现存的政治集权制度是中国经济危机和社会冲突的一个制度性根源，也束缚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目前严重的人口、环境、教育、民族、社会秩序、社会公平与文化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在现存的政治体制框架内也极难解决。尽管从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八年，中共注意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希望减少经济发展的政治障碍，但“六四”事件打断了这一尝试，并诱发和蕴积着政治危机。政治制度的变革是中国变革的根本问题，政治变革是否成功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中国在世纪之交能否走向振兴、繁荣和稳定。

    中国目前政治体制的一个特徵是中央权力更替的非程序性和非公开性。随着邓小平辞世之日临近，中共又将面临新一波没有明确的游戏规则的权力斗争，现行的宪法、党章都无法规范、约束这场权力争夺的过程，谁胜谁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暗盘交易、幕后较量和残酷的打击与斗争。未来中共领袖的合法性地位不是来自于人民的选票，政治强人辞世后权力真空的填补和权力的衔接往往具有极大的或然性。所以，邓小平的存殁是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邓后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激烈的权力争夺。

    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政治权力几乎不受限制地操纵着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这种政治权力又是高度集中与完全垄断的，内部没有民主，外部没有制衡。这就为遍及全国的腐败现象创造了制度性条件，钱权交易、贪污腐化以及假公济私等成为今日中国的普遍现象，从而诱发越来越大的社会不满，动摇着中共的合法性基础。不变革政治制度，则消除腐败只能是一句空话，而腐败引起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则日益增加。

    中共在革命成功后论功行赏，加上长期的一党权力垄断，导致政党执政与政府行政不分、党库国库不分、政党对党员的政治奖励与政府对公务员的绩效评鉴、依绩晋升不分。由于各级政府公职具有执政党的“政治奖励”的性质，已经给了的“奖励”是不能收回的，执政党不得不听任行政机构叠床架屋、冗员庸员充斥。中共早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却希望在不触动政治体制的情况下改革行政机构。八十年代以来，中共实施了五次大规模的行政体制改革，旨在简政放权，提高效率，称之为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然而，全国的机关干部人数越改越多，目前几乎是十年前的一倍。机构臃肿是表，权力垄断是本。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单纯的行政机构改革只不过是个权力与官员重新配置、减少“冷”衙门、扩大“热”衙门、机构换牌子的游戏而已。因此，许多机构今天裁、明天设，合并两个“委”，再造五个局；而那些改部委为公司的机构，只是为安插冗员、合法带职经商，提供新的空间与便利。同时，行政机构改革的过程往往是黑箱作业，导致权力再分配不均、人际关系紧张以及权力争斗加剧，埋下行政机构内部新的低效率、不稳定的根源。

    新闻自由与新闻监督历来是中共最为敏感、防范最严的领域。虽然中国也有一部拖延很久才出台的《新闻法》，为官方和新闻从业者提供了某种“游戏”规则，但它实际上主要是一部“监督新闻法”，而非新闻自由保障法。新闻人员因言治罪、因笔惹祸的现象屡见不鲜，党务部门严控舆论导向、钳制言论自由，更是普遍现象。当长期压制下的民意无法在媒体上理性而又和平的排解和渲泄时，他们就可能改用其它手段，对政府的权威和社会的稳定进行挑战。如果中国的新闻自由非要到这种情形下才得以实现，由此所花费的社会成本将远远高于主动的新闻体制改革的成本。

    中国现行的军队体制仍然沿袭战争年代形成的党指挥枪原则下的党军一体化，而在中央层级，党对军队的领导也不是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而是少数领导人对军队的个人化控制。在执政党高层人士中，除个别军队接受的领导人外，绝大多数非军人党政领导人都不能、也不敢过问军队的活动与人事。这一体制远远偏离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军队国家化的基本制度。尽管现存的党军关系有助于中共少数元老完全掌控军队，但这套人治色彩浓厚的控制系统导致中国军队的效忠对象充满不确定因素。尤其是在新老统帅交替之时，执政党的权力再分配、政治领导人对军方的过度倚重，将随时影响军方的稳定与动向。“六四”事件后，军方势力日益扩大，出现了军方干政的可能性，成为邓后中国最大的隐患之一。

    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举步维艰。十几年来，中国的经济在发展，社会在变化，国际环境在改变，而中国的居于支配地位的政治制度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变革。民众虽然获得了一些经济自由，但在政治方面仍然受到压抑。尽管他们普遍对现行政治体制不满，却没有任何表达机会，也无法选择他们满意的领导者。这种政治上的不满与无力感，造成了民众与政府及执政党之间的巨大鸿沟，使越来越多的人对执政党表面上顺从、背地里却离心离德。虽然知识分子要求政治变革的呼声从未间断，但他们得到的回应常常是压制。在世界民主化的浪潮中，中国成了少数几个背道而驰的例外之一。今日中国所存在的权力更替中的政治不稳定，军队非国家化的倾向，官员腐败，机构臃肿冗员充斥，民怨累积，以及现行政治体制对经济改革和法制建设的拖累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表明，政治制度的变革与重构已成为中国制度转型中的关键，政治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暂时维系陈旧的政治体制并不可能缓解这些危机，但可能使中国在今后付出过高的代价、把中国拖入不稳定中，以至于经济改革的既有成果也可能因此失去。怎样才能有效地推动和实现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已经成为中国全面变革中的难度最高的重大课题；能否解决这一课题，是对世纪之交的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能力的最大的考验。

1.2.3 社会文化问题的危机

    政治经济的各种危机必然反映在社会文化领域，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侵蚀中国的社会基础，破坏社会和谐，扭曲价值观念，刺激非理性的社会行为，增加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

    随着经济的增长，改革前建立在低收入水平上的平等已被打破，收入差距已经拉大，新兴利益集团正在形成，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则经济社会地位下降。失业问题正变得日益突出。国有企业的改革可能产生三千万失业人口，而目前正值“文革婴儿潮”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期，每年至少有一千八百万新劳动力需要就业。在中国失业保险制度还未全面建立的情况下，一旦失业规模过大，就会出现成千上万的贫民，加剧城市社会秩序的混乱，具有极大的潜在破坏性。贫富分化、而又缺乏有效的社会协调，历来是社会失序的重要导因。而“不患寡盖患不均”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如今日渐扩大的阶层分化和区域分化，孕育着穷困民众和落后地区的不满，也潜伏着日益增大的社会冲突的危险。

    同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和冲突也越来越尖锐，不仅制约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威胁着人民的生存环境。“大跃进”以来的滥砍滥伐，导致各大流域的水土流失现象极为严重；过度垦殖造成良田、草原沙漠化；盲目围湖、围海造田破坏了自然生态。改革以来，随着高污染的乡镇企业遍地开花、煤燃料的广泛使用、核电站的不断筹建，废气、废水、废料严重污染了河流江水、沿海渔场、城市用水和大气。中国对地球资源的肆意掠夺不仅招来世界环保人士的共同谴责与义愤，而且必然导致自然规律的惩罚，使各种自然灾害更为频繁。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与急剧增加的庞大人口同时出现，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另外，毛泽东时代的泛政治化和邓小平时代的泛金钱化共同导致今日中国伦礼崩溃，世风日下，物欲横流，急功近利，各种已经灭迹多年的愚昧落后现象又沉渣泛起，如妓女、吸毒、滥赌、贩卖人口等盛行全国。结果，治安急剧恶化，匪盗猖獗横行，甚至官匪勾结、狼狈为奸。1994年中国社会的犯罪率比1993年增加百分之十五，每万人刑事案件发案率高达十四起。面对这一严重的社会文化危机，中国社会急需重建价值观念和民族精神，培育新的公共道德和行为准则，籍此增进社会的安定与秩序。还必须从根本上治理社会治安和恶性犯罪问题，扫除长治久安的障碍。

    当前“全民向钱看”的中国也出现了教育危机，忽视国民基本教育成了中国最大的隐患之一。从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国力强大主要靠提高国民大众的基本教育素质和知识水准。国民教育水准是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长期持续增长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及实现经济的集约型增长都是以人力资本（国民的知识水准）的提高作为先决条件的，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迅速成为工业化国家的必要条件。后起工业化国家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只用三、四十年的时间就完成其现代化，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能够于发展经济之初，即借鉴先进国家已有的知识和技术，从而站在一个更高的发展起点上。当然，成功地借鉴和吸收先进国家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先决条件，是具备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素质，由此就需要提高全体国民的基础教育水平。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不是指日可待，而是越来越困难。

    当今天中国到处谈论“翻两番”、“现代化”、“东亚四小龙的经验”时，教育危机却日益严重，教育经费不到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比体育经费还要低！），1990年的人均教育费用只有五十二元人民币，位于世界倒数第九。现在，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农村已成一纸空谈，文盲率达到百分之三十，全世界每四个文盲中就有一个中国人，并且这支文盲队伍还正在迅速扩大。全国高中毕业的人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七，而大学程度的人连百分之一都不到。“读书无用论”和“赚钱至上主义”象一种毒素弥漫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导致农村中小学生退学失学、大学生在校园内忙于经商。而政府对教育部门的工资政策为教育危机火上浇油。一九九二年中国教师的平均工资在国民经济十二个行业中居倒数第三位；大学教授的实际工资不足抗日战争前的十分之一，不到现在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七分之一；地方政府还拖欠克扣教师工资。教师的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日益低下，导致全社会轻视知识、轻视教育，教师人数大减，大批教师转业改行。教育危机中妇女和儿童的受到的损失最大，这又将极大地影响下一代人口的素质。当今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三十左右的文盲大军既阻碍了下一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后劲，也影响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甚至可能为社会动荡增加了一支非理性和不稳定的力量。

    同时，教育危机还包括人才危机。目前，中国各大学与科研机构普遍出现了人才外流和人才断层。十年文革毁灭了一代青年接受正常教育的机会，造成了整整一代的人才断层；改革开放以来，十多万留学精英又滞留他国不归，更使中国的人才问题雪上加霜。如果这种危机继续深化与加剧，中国的高等教育、科学技术及社会科学研究将无法因应现代科技文明世界的挑战，有落伍的可能。

    中国的社会文化危机所包括的贫富分化、环境污染、价值观念混乱和教育危机等，不仅是政治经济危机的延伸和结果，也将反过来激化政治经济领域的各种病症，形成政、经、社、文交错复杂、因果互联的总体危机。

1.2.4 法律秩序建设的艰难

    中国制度转型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法制社会。法制社会的建立是中国改革持续推进和中华振兴的最根本的保证之一。尽管最近几年中国的法律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建立法制社会方面的工作实际上才刚刚开始。目前中国的法律制定可以说是集中在具体的行政技术与经济关系的规定和调整上，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将原来由行政部门主管和掌握的权限法律化，是对变化了的经济关系和日益增长的新的社会问题的一种对应性的、修补性的立法行为。由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部门差异极大，已有法律也无法统一施行；同时，原有的中央对地方的行政命令关系已发生很大的变化，而新的关系未能确立，这又影响法律实施的效率与质量。

    中国目前的法律建设只是着眼于维系目前的政治稳定，维持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而不是着眼于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这种性质的法律建设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中国社会仍未能摆脱“人治”传统，个人化的政治权威仍然是中国政治的主导因素，宪法与法律的内容要服务于这样的统治体制、由执政党领导人来规定，常常成为“人治”的装饰品。由于独立的、客观的、不受政治权威左右的司法审判和司法解释机构未能真正建立起来，法律本身也未真正受到广泛的认可和尊重。在执政党全面操纵立法司法的情况下，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这个党的政治活动的一个组成部份。而党的政策常常改变，这样法律规定就既不可能持久稳定，也缺乏效力，当然也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法治社会。

    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崭新的法律体系与司法制度，否则，不仅已有的经济改革成果得不到保障，中国现代化也将最终成为一句空话。现代法制建设的目标，当然不同于中国封建社会法家的“置百姓于刑之中”的法治路线，也不是片面地维护现行政治体制的成规，而应着眼于法律观念和制度上的彻底改革和创新，着眼于建立一个反映现代法律理念、适应现代和未来社会发展的法律制度。中国的新的法治社会不仅要根绝中国政治传统中的“人治”的恶性循环，更要创造一个使中国社会能持续稳定地发展的制度环境和保障。

1.2.5 两岸三地关系的变数

    后冷战时期的世界新秩序不仅导致世界格局和力量的重组，也影响了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的互动关系，既为两岸三地关系的改善提供了锲机，更为三者的未来冲突与对立增添了变数。

    香港回归中国的日期已经进入倒数计时。近几年来，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日益引起香港民众的不安与忧虑。其一，中共开始干预香港的言论和舆论自由。《明报》记者席扬的逮捕判刑给香港社会不信任中共的心态，罩上了新的阴影；而且中共还全面打压民主派媒体，有计划地培植亲共势力，为九七后控制香港舆论创造条件。其二，强力干涉香港的民主选举，阻止香港民主势力的发展。中共对香港总督彭定康的宪改方案，实施了文革式的围剿与攻击，使广大民众对中共一再保证的“一国两制”更持怀疑态度。其三，中共有计划地派出大量中资机构，运用国家的财力和资源与港资、英资公司进行不公平竞争，严重扰乱了香港社会所引以自豪的自由市场、自由竞争和自由港口等基本经济秩序。大陆的官商结合与钱权交易的恶习开始腐蚀香港本来健全的商业生态，并将动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的地位。其四，大陆的偷渡客近年来大量进入香港，导致各种恶性犯罪急剧上升，严重破坏了香港的治安与稳定，也打击了香港商人投资与经商的信心。所以，中共能否在接收香港后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与稳定，实在是一个充满变数而又难以捉摸的问题。

    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更是潜伏着重重危机，若处理不好势将引发两岸军事冲突和内战，使中国陷入万劫不覆的深渊。首先，岛内台独势力的日益高涨，为中共武力攻台保留了一个借口。在台湾，民进党主张台湾独立，两岸以一中一台的方式各自为政；国民党主流派则采取迂回的方式，一方面保留国旗国号，另一方面极力拓展台湾在国际上的生存空间，争取加入联合国，要求中共承认台湾是一个具独立主权、并与中共平起平坐的政治实体，形成一国两府的局面。其实，今日两岸之争的实质是国家主权，而国家主权向来具有终极性，超越一切现实利益之上。中共现阶段绝不可能放弃对台湾的主权要求，尤其是在中共权力交替的此刻。所以，这些统独之争很可能导致海峡两岸关系更进一步的恶化，甚至武力对抗。

    其次，近年来，中共的国防预算大幅度增加，军事攻击能力迅速提升。从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三年，中共的国防预算年平均增长率高达百分之十三左右，而到一九九四年增幅达到百分之二十，六年来军费增长百分之一百一十二。同时，中共的军品采购，从无声K级潜艇到米格三一战机，从S300高功能防空飞弹到空中加油和航空电子技术，一应俱全。而且，一九九四年以来中共不断大量而又密集地进行三栖和城市巷战演习，尤其是东南沿海的多兵种、跨军区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目前中共在国际上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假想敌威胁它的国家安全，这种空前幅度的军事扩张显然是针对台湾的。

    另外，对大陆而言，台湾的战略地位与经济地位非常重要。台湾的得失关系到中国大陆下一世纪的生存与发展，因为台湾是中国进出太平洋、切断日本南进威胁的战略要地，而且台湾的隔海相望的地位不但遥控着中国东南经济的命脉，而且也掌握着近海航运的咽喉。没有台湾，中国大陆难以在海洋世纪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超强，至多只是一个内海型的国家。而且，在可以预见的二十一世纪中日经济“大战”中，中国只有控制台湾，才能反制日本的南进威胁。

    所以，台湾未来的地位和香港九七后的繁荣不仅关系到这两地的安全与稳定，也制约了中国大陆的政经发展，更牵动了整个亚太地区战略格局的重组，并将与美国的外交政策戚戚相关。因为一旦中共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将面临军事干预还是袖手旁观的两难困境，而且再也无法维持目前中美之间和台美之间平衡与平和的现状。

1.3 中国的走向：举足轻重的中国

    综上所述，中国未来的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社会开放化、文化多元化、以及两岸三地的稳定与繁荣这一系列基本走向，是继续稳步向前还是发生逆转，不仅关系到中国本身的利益，也关系到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能否建立，关系到各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

1.3.1 影响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国

    中国迅速上升的经济实力，正在对亚太地区和西方世界的经济体系构成挑战。冷战以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关系上升为国与国之间最主要的内容。中国作为经济实力快速上升的大国，日益成为美国及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潜在对手。

    首先，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市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供应者之一。中国政府的国内国际经贸政策、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行为以及中国产品的低廉劳动成本，对世界市场的繁荣和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对中国主要贸易夥伴国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目前，中国利用低廉劳动力生产的大量廉价消费品已经进入美国的千家万户，使美国广大消费者受益匪浅。下一世纪中国的产业将进一步升级换代，与美国的高科技产品竞争。

    其次，中国是世界上最后一块未被深度开发的潜在的庞大市场。由于十二亿人口的巨大基数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中国的消费市场规模正急剧扩大。中国加快技术进步的过程，也产生了对投资品的大量需求。中国已在美国政府拟定的世界未来十大消费市场名单中，名列前茅，中国市场势必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争夺的焦点。美国能否在这场争夺中保持竞争优势，对美国企业界生命悠关。一九九四年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已清楚地表明美国企业界和消费者的经济利益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再次，中国政府和企业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种种非规范行为，为国际贸易摩擦增加了变数与危机。中国方面问题的症结在于，既想要参加国际“比赛”从中获益，又怕吃亏、而以国情不同为由拒绝遵守国际“比赛”规则，由此导致许多人为的贸易冲突。例如，纠缠已久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已经引发中美之间的制裁与反制裁的贸易恶战的可能性。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这类摩擦出现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在环境污染方面的负面作用也对世界的繁荣与发展造成可能的威胁。由于环境污染的全球性和人类资源的共享性，导致一国的环境污染往往越过传统的国界与地缘。如核污染、酸雨污染和水源污染等是没有国界的，生长在同一个地球村中的人类已到了祸福共享的时代。中国不可能污染了地球环境而不受责难。

1.3.2 左右世界政治稳定的中国

    中国的政经情势还将深刻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政治与稳定。民主化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潮流，人权外交是西方国家后冷战时期对外政策的一大支柱。中共在意识形态上仍然坚持共产主义，在政治体制上则固守一党专政，日益成为西方各国的众矢之的。中国在政治上的僵化和经济上的强大，将可能与西方世界重新开启区域性冷战，耗费西方新的资源来对付中国的潜在威胁。而且，“六四”以来中国在人权上的每一个动作，都牵动了美国的国内政治。尤其是关于最惠国待遇的问题，破坏了外交政策上美国府会长期相对一致的传统，造成了有史以来美国总统与国会少有的公开争斗，深深影响了美国社会政治生态的平衡与和谐。

    另外，邓后中国一旦陷入社会动乱，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将对中国的周边国家产生直接的毁灭性打击。因为内乱或内战可能造成数亿难民，他们的非理性迁徙将给亚洲、欧洲、甚至美洲带来灾难性的“黄祸！”今日美国上下对仅仅数万偷渡华人即如临大敌的情形表明，美国社会承受外来难民冲击的能力实在是极其脆弱的。

1.3.3 关系世界和平环境的中国

    三百万中国军队特别是其强大的核子打击力量，既是维持世界均势和地区安全的一支重要力量，也可能成为破坏人类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因素。首先，中共在核技术和战略武器扩散方面威胁了一些敏感地区的稳定。此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中国的中央政府并不全部掌握武器外流的详情，一些拥有特殊渠道的“太子”公司与企业为了赢利，直接与有关国家进行武器交易，这将导致西方国家难以通过政府间的谈判来解决中国的武器扩散问题。

    另外，中国一再忽视美国暂停核武试验的建议，其目的之一是利用核试验，向西方列强表达一种政治语言、展现一种政治示威。去年以来，中共明确支持北朝鲜、输出M族地对地弹道飞弹给巴基斯坦、频繁举行外向型海空演习等，向美日等国透露了一个信息：中国军队已不完全是一支内部权力斗争的工具，而是日益成为外向型、进攻型的。再者，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诉求一直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它将成为未来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危机的导火线。中国今日积极寻求的海军现代化和航空母舰的建造与南中国海的未来不无关系。

    而且，今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独立倾向与国际社会的稳定密切相关。西藏问题早已越出中国的国界，成为世人所共同关注的焦点。一旦西藏独立成为现实，不仅汉藏之间的局部或全局性的武装冲突不可避免，而且西方国家也有卷入冲突的可能。同样，新疆与其它回族自治区面临独立、分离的危机与中亚的现状和未来息息相关，并有可能与国际回教势力相结合，引起一场区域性的宗教战争。

    此外，中国在联合国常任安理会理事国的地位对决定世界和平进程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从以上对中国全球地位重要性的讨论得知，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相关国家与地区，如美国、日本、台湾等，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的巨变虽然推动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但是也酝酿着巨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危机。在邓小平之后的中国，随着一代强人的逝去、信息交换的疾速、人们期望的提高、而新的体制、观念又尚未建立或健全，目前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可能导致危机爆发，使中国大陆局势动荡，经济倒退，并影响台湾、美国、日本以及其它有关国家的经济形势，冲击世界经济秩序。因此，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和潜在危机，不仅是中国本身的问题，也会影响到其它国家。中国和世界经济的接轨，不仅使中国经济受到世界经济景气的影响，也使中国的不稳定因素对世界发生影响。中国政治改革一旦失败，经济秩序一旦崩溃，不仅将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断，而且将给世界带来无穷尽的危机。

    然而，要真正了解中国的现状和问题、确定其将来的走向、以及发现相应的应付战略，又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中国经济虽然拥有上述的规模和能量，但是它的何去何从却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中国经济转型中的艰难程度，和政治、文化、社会、法律制度上的积弊及潜在危机，使把握中国演变的轨迹更加困难。在研究判断中，稍有解释不准确或评估不当之处，就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甚至造成代价严重的后果。中西方关系的历史和现状表明，中西方之间发生冲突，既有中国本身造成的原因，也与西方主要大国常常无法全面、正确地认识和理解中国有关。如中美关系史上的马歇尔使华（1945-46）、中国国会游说团（1949-50）、朝鲜战争（1950-53）、金门炮战（1954，1958）、中国制造原子弹（1964）、以及最近的“银河号”事件（1993），都表明美国决策层始终缺乏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全方位了解。尽管美国政府和国会已经拨出了大量经费用于中国问题研究，但由于文化与语言的障碍，这种研究经常达不到深层次。为了美中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正常发展，为了维护世界人民、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必要聚合海内外中国学者的力量，持续组织系统性的研究，提出有远见的对策，因应变幻莫测的中国风云，促进中西方关系的良性互动。中国问题的重要性绝不可忽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绝不可轻视!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我们要组织这一特大型研究项目的主要原因之一。

（陈一谘、田国强、洪朝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