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中国总体研究”计划提要

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五十年间，中华民族经受了各种灾难和欺凌。但冷战之后的世界新格局给中华民族带来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希望。苏联、东欧和中国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实验，八九年发生的“六四事件”以及东欧的巨变和前苏联的解体，皆说明了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计划体制和以阶级斗争为特徵的集权政治不符合人们追求富裕、自由和民主的愿望，需要对这种制度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改革。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世界的走向和中国的前景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清晰。然而，中国如何在世纪之交成功而又平稳地进行改革，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和公民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和法制社会、从计划经济向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和多元政治的过渡，仍然困扰着所有的中国人以及关心中国前途的人们。

中国当前正处在制度转型的关键时刻。历经了百余年的各种尝试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中国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既面临着空前的历史机遇，也孕育着巨大的潜在危机。未来几年中国的变化将极大地影响中国下一个世纪的走向及世界的格局。中国一系列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问题急待解决，一旦处理不当即可能引发难以收拾的动荡与混乱局面。鉴于中国迅速上升的经济实力、举世无双的众多人口、潜在诱人的庞大市场、不可取代的战略地位、拥有核武的军事力量以及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担任常任理事国，中国未来的走向对后冷战时期世界的和平与秩序、东西方文化交流、南北世界经济关系、美国国内的经济利益、美中关系和海峡两岸的政治经济关系等，都将产生正反两方面的深远影响。

    邓小平在过去十几年中维持了中国大陆相对的政治稳定，这一状态很可能因他的辞世而迅速消失。面对邓小平时代留下的一系列邓无法解决的难题和种种潜在的危机，中国大陆新一代领导人依靠邓建立的制度架构和政治格局、而又没有邓的权威，将更难应付。执政党内的权力斗争将因此变得更为尖锐，各种政治力量亦会进行激烈的较量。局势演变结果的不确定性及可能的破坏性，使海内外力量更有必要从理论上、组织上、行动上影响中国的改革过程，促进中国民主化、民有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使中国成为国际主流社会的盟友而不是潜在的敌人。

    在这个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任何与中国大陆局势相关的海外政府、政党、企业界，如果忽视了中国的动向、或者判断不当，无疑将可能导致其最重大的战略失误。促进中国大陆平稳地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社会开放化、文化多元化，避免万劫不复的流血浩劫，不仅是海峡两岸中国人民之共同期待，更是亚洲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保障。

    不过，在中国制度转型的历史关头，邓的辞世也为中国走向民主、自由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世纪之交的中国，是不失时机地踏上民主自由、发展进步之路，还是维持现状、徘徊滞步，或是出现混乱、转向专制，端赖国人之抉择。倘海内外各界能重视中国的走向，提前制定正确的对策，并凝聚诸方各界人士之智慧、热诚与力量，对中国的制度转型与进步作出积极的贡献，则我中华必能由此振兴，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统一的中国即会出现在二十一世纪。

    当前，通过一切可行的渠道与方法来唤起中国大陆民众的觉醒固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把海内外中国人的学识与热诚调动与凝聚起来，以理性、务实、冷静、客观的方式，从较高的层次，立即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可能的走向以及诸方面政策作系统全面的研究。如果能够因此而成功地影响、引导中国大陆的未来走向，将不仅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民众带来最大的福祉，也对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民众有巨大的益处。

    面对邓后中国何去何从的不确定性，中国制度转型的艰难性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重要性这三大特徵，熟悉中国现状的学者们应当负责地、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的制度转型、并给出世纪之交中华振兴的配套规划与对策。然而，由于受到诸多限制，中国大陆官办的学术、政策研究机构不可能进行这种全面、客观的研究与理论准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组织了海内外的学术力量，从现在起对邓后中国的制度转型问题进行全面、系统、多学科、高层次、大规模的总体性和综合性研究，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型社会工程综合性研究计划已经启动。当然，这项研究的最终完成仍将取决于各界的重视和大力支持，特别是财力方面的大力赞助。

    本总体研究旨在建设性地促进中国走向稳定、繁荣、民主、自由，本着“研究治国方略、聚集优秀人才、促进中国进步”的精神，集合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大陆的许多研究单位、政府政策研究部门、大专院校中的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人才，全面、系统、科学地研究世纪之交中国大陆制度转型的各种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准备提出治国方略、大纲和总体规划。这一大型研究项目最显著的特点是大规模、高水平、全方位、高层次、长期性以及综合性。本研究项目将集合五百多名世界各地的中国问题学者、专家（其中包括相当比例的在中国大陆的学者专家），准备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对中国的经济制度、政治结构、社会政策、法律秩序、民族政策、两岸关系、文化观念、教育体制、科技管理、环境保护、军事国防和国际关系等十二大领域中的两百多个问题，进行全面、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

    这些领域研究的内容，既包括实实在在、具体、急需解决的政策问题，也包括具有现实性、危机性、时效性、微观性和应用性的热点问题，还包括有关中国制度转型及未来发展的理论性、战略性、长期性、宏观性、基础性、制度性和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研究；既注重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民族等直接关系到当前局势的“硬件”问题，也注重教育、文化、环境等“软件”问题；既关注中国本身的发展问题，也重视中国与亚洲、欧美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动关系。

    对每一领域，将分专题研究与综合研究两大部份，并提出可操作的具体规划。同时，对每一领域中所研究的每一个课题将要求给出现状、问题、前景、趋势以及解决问题的对策等五个方面的研究结果。我们将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实证型研究方法，大量搜集相关资料，对制度和问题作出清晰完整的描述。只要有需要和可能，对每一问题的研究都要进行实地考察，收集第一手资料，详尽了解相关背景，平实地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可以操作的对策。研究成果要求既具有前瞻性，又不陷于空想、避免脱离实际；既有对于中国现行制度弊病的分析，又具有建设性，着眼于新制度的建立；既有宏观的眼光和胸怀，又脚踏实地，具有可操作性。每个课题将要求写出十万字左右的研究成果报告，按领域出版专集。然后综合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编写出一套中华振兴总体方略与大纲。

    通过本总体研究项目的实施与执行，希望至少达到三个主要目的。

    第一，研究邓之后中国因应变局的治国方略。以对中国现实的分析和理论的研究为基础，全面、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可供选择的治国方略。邓小平辞世之后，中国政治、社会的结构将无可避免地发生各种变动和重新组合，这会为制度转型提供机遇，也可能造成动荡。因而需要对可能的变动作出判断，提前制定应变措施，提出各种配套方案。同时也需要全面而又深入地研究、总结七十年代末以来改革开放的成果和教训，全方位、多层次地评价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十二个领域的现状与危机。本项目将围绕世纪之交中国的各种可能性演变以及各个领域的热点问题，提出建设性和战略性的建国方略与整体规划。需要指出的是，本项目的研究力图避免一厢情愿式的闭门造车和简单地套用外国模式，强调从中国社会的条件和客观变动趋势出发，经过科学的分析而得出结论。

    第二，推进中国经济、政治及社会制度的转型。通过理论和实证的研究，以及对世纪之交中国制度转型难点的理论与政策分析，本项目将提出解决各种难题的办法，提供各种可供决策的选择方案，以引导中国实现持续平稳的制度转型。本计划也将评估处理各种难点的利弊得失。“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在研究中保持学术上的客观中立和理性务实的认真态度，所作的政策研究可为不同色彩的决策者参考。通过影响大陆当局的决策选择，为推进中国的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开放化及文化多元化，作出切实的建设性贡献。

    第三，发掘与凝聚优秀人才。当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在制度转型和社会剧烈变革面前何去何从，国人时刻关切、不无忧患。要解决中国制度转型中的各种问题及提供各种对策，端赖具有战略眼光、优秀的学术素养、准确的现实观察判断能力之专家学者。这个研究项目的一大主要目的就是要吸引世界各地关心中国问题的社会科学人才。我们不仅需要凝聚和发现研究中国问题的各方面将才，也需要发掘和培养经国济世的帅才。制度的转型、社会的变革给各方面的人才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现在主要由留学苏联东欧的人士主政，而在不久的将来，留学欧美的学人必然会在各个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本研究项目的实施与完成不仅将促进中国社会变革的良性演进，并将训练一大批学贯中西、精通国策的跨世纪人才。

    本计划准备进行的这一研究之规模和性质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是社会科学研究史上的一次创举。它将集合世界各国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领域中最活跃、最有远见的精华，对中国的深入改革提供科学的分析和政策设计，其成果将不仅是对中国的贡献，也将极大地促进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与交流。由于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采取多种多样的合作与组合方式，如华人学者与西方学者、海外学者与中国大陆、台湾以及香港学者的合作等，这不仅为大陆社会科学的发展与管理体制的改革有重大启迪，也将对中外学术交流和海外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重视和进一步了解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这里发表的是本总体研究计划的第一部份，即总体研究计划的综述，分为十五章，略述如下。

    第一章通过讨论中国的变革、中国的危机、中国的走向来强调中国地位的重要性、以及研究当前中国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的何去何从将对世界的格局产生极大的影响。历经了十六年改革的中国正以世人瞩目的惊人速度发生变化。未来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倘若顺利平稳地得以实现，将对世界的稳定与繁荣产生重大贡献。但中国的制度转型也存在着巨大危机，如果这些危机在转型中爆发，对世界政治格局和国际经济秩序也可能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世纪之交中国的走向不仅决定着中国自身今后的命运，而且对亚洲、欧美、乃至世界将产生深远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第二章从研究人员的背景、特点、结构、优势等方面，说明本项目的可行性及权威性。并通过介绍“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结构与功能，以及中心五年来所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证明中心承担这一超大型科研项目的能力。“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聚集了世界各地社会科学领域的三百多位优秀学者专家。他们大多出生在中国大陆，对大陆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他们同时又在西方国家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大多取得了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博士学位，并在西方各大国的大学与研究机构任教任职。大多数人在国际上一流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过论文，不少人在学术研究中取得了独到的成就，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界知名的学者专家，是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中的佼佼者。由于这些研究人员在国内外的双重经历，他们既能深刻地了解中国大陆的国情，又能把握发达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脉动；既熟练地掌握了现代社会科学的系统理论与前沿动态，又怀抱着振兴中华的强烈意愿。这使得“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有着独特的比较优势，来组织承担这一关于中国问题的大型综合性研究项目。本计划所提出的中国制度转型的各种问题是综合性、立体型的，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教育、民族、两岸关系、科技、环境、国防以及国际关系等多方面，需要同时集中多个学科的学者专家的智慧来研究。由于这些研究员的素质、他们对中国问题的敏感和关注以及他们在语言、资料、社会联系等方面的优势，使得“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在组织研究大型、综合性的现代中国问题上，能起着西方或中国的政策研究机构不易替代的作用。本研究工程也聘请了美国学者、美籍华人及生活在大陆的学者教授一起工作。这些人多数有很高的知名度，是各自领域受到高度尊敬的专家，他们在特定领域的专长和判断力将对这个研究工程作出不可或缺的贡献。

    第三章介绍本研究计划的项目设计与规划，说明世纪之交的中国问题研究之重大意义与目的、各研究领域的问题背景和主题、并规划研究项目的形式与步骤。研究课题能否切实可行的关键是人员组织、理论资料准备、方法的正确使用与资金的筹措调配。为了保证这一大型的综合性研究项目高效、高质、而又低成本地运作，这一章提出组织与预算方面的操作构想，建立研究与行政两方面的运作规范，以便研究人员有规可循。

    高质量的研究人员是本项研究的灵魂与保证。大体而言，研究人员的选择采用指定与招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中心的研究与发展委员会将协助各协调人对各领域的研究人员进行公开招标。招标对象以中心现有的三百多位研究员为主，但也向中外各界学者、专家开放，公平竞争、择优录取。课题的组织管理是伞型结构。第一层次由中心董事会、执行局和“研究与发展委员会”组成；第二层次由十二大研究领域的协调人组成；第三层次由约一百六十位课题组的协调人组成，每个课题组又由一到三位研究人员组成。董事会为最高决策机构，执行局和“研究发展委员会”形成主次两大执行机构，领域协调人、课题协调人以及研究人员各司其职，各尽所能。总的原则是实行课题负责制，所有任务与经费落实到人与课题，并签订合同，充份发挥各个研究人员的积极性、责任心与主观能动性。

    研究计划的实施期限为三年。第一年完成所有的详细研究计划，组成研究队伍，赴大陆实地考察，收集第一手资料，并进行初步的理论分析和得出初步的研究成果。对每一领域，将分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两大部份，并提出可供操作的具体对策。对每一个问题将从现状、问题、前景、趋势及对策五个方面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第二年形成初步的研究论文和报告，举行研讨会，并对论文与研究成果进行评议与审查。第三年将根据评审意见对研究成果、论文和报告进行修改，然后对修改稿再进行审定。每篇论文和报告将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并要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与对策。而且，对每个问题、特别是热点问题的研究，还将进行追踪分析，不断加深认识或调整结论。随后，对所有的研究成果，将按领域编辑成册出版。同时，将组织一批高水平的学者，综合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编写出几本中华振兴总体方略与大纲。本项目要求每位研究人员每半年向中心报告一次研究进展。根据实际需要，中心将举行各个项目负责人会议或电话会议。中心将每年及时向各赞助单位递交一份详细进展报告。三年项目完成后将撰写一份总报告并将研究成果、出版物等送交赞助者。

    第四到十五章围绕着世纪之交振兴中华这一主题，分别介绍经济制度、政治结构、社会政策、法律秩序、民族政策、台海关系、文化重建、教育体制、科技管理、环境保护、军事国防和国际关系等十二大领域及二百多个课题（每一领域十到二十五个课题不等）。

    第四章讨论如何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制度转型的重大问题。经济制度变迁是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的根本难题。为了减少转型的社会经济成本，避免社会的动荡，使中国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需要深入研究制度性、根本性以及基础性的经济难题，提升理论分析的层次，完善政策设计，深化人们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认识与理解，为今后决策者提供政策选择和治国方略。研究的课题将包括经济发展战略蓝图、计划经济转型战略与结果的国际比较、产业政策、增长与价格稳定、最佳区域经济规模与自治、人口危机、农业发展、乡镇企业前景、地方与区域经济的竞争、东西部均衡发展、国有企业民营化、产权明晰化、产权多元化、决策分散化、市场体系的规范与形成、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宏观调控系统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政府行为、军转民工业及国际贸易体系。本领域还将研究中国经济变动的最新脉动与走向，深入分析各类新近出现的经济难题与危机，象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失业、流民、国营企业亏损破产、财政税收制度改革、货币金融体制改革、复关问题、知识产权争议、价格改革、汇率改革、股市波动、土地问题、粮食紧缺、农民负担、三资企业政策、国际融资政策、海峡两岸经济互动和扶贫政策等问题。

    第五章是关于中国的政治成长与政治制度变迁的各种基本问题的研究。此一研究旨在理性而又中肯地分析时弊，提出政治转型的可行方案，避免政治动荡或流血浩劫。中国政治成长与政治结构之变动是世纪之交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最不确定、极难把握与操作的高危领域。中国大陆政治制度改革至今并没有全面提上日程，一九八九年以后还有所倒退。但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政治改革或迟或早都必须进行。这一研究将从目前以及将来的需要出发，准确、及时地追踪和研究各种政治危机，分析研判危机的走向与发展，并提出建设性的判断与解决之道。首先，在这一领域内将系统地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结构转型的基本理论问题，侧重深入研究世纪之交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层结构问题，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从而为中国的政治民主与自由提出可供操作的具体方案。这方面的研究课题有国家权力结构、议会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人事制度、监察制度、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国营企业的管理、行政机构改革、行政区划、基层社区自治、省级政权、县级政权、政治转型的一般理论与国际比较、公民社会的建立等。该领域还将对政治情势变动作出追踪分析，准确、及时地追踪各种政治难点、危机，分析研判危机的走向与发展，并提出建设性的判断与对策。此类分析将包括邓小平辞世的政治效应、江泽民接班过程、高层派系争斗、军队动向、地方诸侯异动、媒体导向、异议人士行为、海外民运沉浮、街头运动等。

    第六章涉及中国制度转型中社会结构的变化与社会政策问题。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的不断变化，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加快、区域差异迅速扩大，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制度转型中日趋复杂化。社会成员的观念、行为在逐渐调整中，人们既对改革抱有很高的预期、又对改革可能带来的既得利益损失惶恐不安。原有的社会控制机制日益失灵，新的社会整合方式尚未建立，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失序引起了越来越大的社会不满，使潜在的社会不稳定日益表露。社会转型和社会控制机制的现状极大地制约着经济政治改革，建立一个比较良好的、有利于改革的社会环境既是全体社会成员的急切愿望，也是进一步改革的紧迫要求。针对这些问题，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转变中的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社会行为的现状及其可能的演变；第二，研究在社会转型中既有利于推动改革、又有利于实现社会控制的可选择方式；第三，分析社会转型和制度转型中的主要社会问题，探讨相应的社会政策。研究的课题包括社会分层、利益集团间的相互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平衡、社会的良性竞争与发展、不公平竞争、贫富悬殊、贪污腐败、社会保障、流民和失业、社会治安、妇女地位、青少年犯罪、城乡差距、部份地区相对贫困化等问题。

    第七章介绍中国法律制度建设和法律秩序问题的研究。中华振兴的关键之一是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建立是衡量中国改革和中华振兴的政治质量的最根本标准之一。长期以来的人治传统，导致中国社会普遍缺乏法制的观念与规范。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一系列新的经济、政治、社会关系都需要法律秩序来界定和协调。否则，新的发展带来的不确定性会使整个社会陷于混乱，并使改革前景更加不确定。法律秩序与自由民主一样，需要及时而又同步地予以规范。因此，大陆制度转型中的法律建设和法律秩序问题，都应该系统而有步骤地加以研究。研究课题包括宪政研究（包括政党和选举制度的研究、人民基本权力的研究、军队法制的研究、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的划分）、立法制度、司法制度、律师制度、社会治安的立法与执法问题、立法和司法的关系、法院和检察院的关系、监狱和劳改的问题、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法律的实施问题、港台大陆三地的法律协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党与法的关系界定、大众法律普及、司法人员培训、法律执行问题以及涉外法规的完善与建立。本领域还将系统地研究法律秩序危机，对各种违法、骚动现象提出预警，并对现存的各种犯罪现象进行评估，提供解决之道。此类研究包括新型经济犯罪、偷渡、吸毒贩毒、娼妓与红灯区合法性问题、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枪枝管理、黑白两道关系、劫机问题、性犯罪和农村社会治安、普及法治教育等问题。

    第八章讨论怎样研究中国的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问题。民族问题纷纭复杂，瞬息万变，是每一个中国执政者所面临的重大难题。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发展，大民族以强力控制小民族的统治方式会逐渐失灵。虽然中国大陆汉民族占人口百分之九十四以上，且经济水准较少数民族为高，不易发生少数民族地区大面积离异的局面，但五族（汉、满、蒙、回、藏）不和、领土分裂的危机始终存在，急待专家学者深入研讨和认真对待。该类研究包罗万象，涵盖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教育、生态环境、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该领域将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中国全局乃至世界形势有重大影响的民族政治问题和民族独立问题上。此类研究将涵盖西藏危机的根源与解决办法、新疆的民族关系与发展趋势、汉蒙关系与发展趋势、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边疆资源流失、少数民族法、少数民族自治问题、少数民族与联邦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少数民族教育、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宗教、少数民族生育政策、跨国界民族问题、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和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问题。本研究领域还将着重民族危机的评析，旨在紧紧抓住各类具威胁性、突发性的热点问题及时作出理性反应。此类危机问题将包括达赖与西藏独立运动、印度与藏独运动、新疆回民动乱、中亚独立与新疆未来、边疆核污染问题、汉族移民问题、国外势力与少数民族关系问题等。

    第九章是关于中国的海峡两岸关系与国家统一问题的研究。本世纪末香港、澳门回归中国以后，台湾将成为中国最后一块分治的国土。一方面，台湾地位的敏感性日益增加，更加引起世界的关注；另一方面，中共产生了解决台湾问题的紧迫感，早日统一中国的决心不断增强。主权之争、统独之争将会变得越来越激烈，海峡两岸的关系日趋紧张，战争动武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如何用和平、理性且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消除或缓解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并加以解决的一大问题。另外，也应当研究，在统一和独立存在着争议的现状条件下，如何发展和推进海峡两岸的良性互动，促进经济、贸易、投资、交流等。为此，该领域将着重研究台湾社会的结构与特徵，两岸关系的功能和构架。所涉及的课题有中国观念的历史沿革、台湾问题与大陆政治、台湾前途对大陆的影响、大陆对台湾的原则与策略、战后台湾社会的变迁、大陆问题与台湾政治、台湾争取国际地位的原因、前途与后果、两岸互动的基本模式、两岸关系最终解决的时机与方式、两岸良性互动的基本条件、两岸恶性互动的原因与防范、两岸关系与美国、两岸关系与国际法、两岸经贸关系、一国两制的利弊、两岸文化交流、台湾与海外大陆学人、台湾与联合国、大陆台商研究以及台湾主流、非主流派与大陆关系等。本领域还将对台海情势变动作出追踪分析。此类课题旨在准确、及时地追踪各种危机、热点问题，分析研判危机的走向与发展，并提出建设性的判断与对策。此类分析将包括中共武力攻台的可能性、两岸军事实力比较研究、武力攻台的国际影响、台独动态、台湾总统直选、两岸直航、国统纲领修正、三通研究和两岸高层谈判等问题。

    第十章涉及中国的文化危机与价值重建问题。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是百年来中国始终面临的难题。“五四”运动批判旧文化步上极端，四十余年来的各种运动更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方法多方摧残；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社会封建专制旧传统相藕合，催生了畸形的专制文化，使得历史上具有温良恭俭让美德的中国人变得自私残酷、互不信任；西方的新教伦理又从未被中国人真正地、完整地理解过。近年来，商业文明替代农耕文明的过程始终在不规范、不公正的状态下进行，导致中国民众的价值观念极端混乱。因此，振兴中华文化、发扬中国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已成为今天中华民族每一成员所面临的、不可回避的历史重任。如何继承东方文明、融合西方文明，超越并创新中华文明，是中国人能否在下个世纪立足并自强的精神支柱。研究这类问题对中国人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该领域着重研究价值观念重建和文化危机两类问题。价值观念重建的课题针对物欲横流、功利主义、信仰危机以及世风日下的消极现象，研究中外交流的文化后果、中国商业文化的兴起及影响、中国文化的现代裂变及其变体间的互动、“文化中国”的现实与前景、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命运、中国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化、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中共“党文化”研究、中国文化的“超越性”层面、中国法律文化传统及其现代演变、近当代中西文化理论的关系、中国革命与现代性、中国区域文化比较研究、新儒家及其前景、中国精致文化的现状及其命运、中国的传播媒介系统、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中国本土伊斯兰教及回儒关系、佛教文化在当代中国、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中国文化系统的变迁、区域文化研究、现代化途中的中国后现代主义。危机性文化问题的研究包括信仰真空、娱乐业庸俗化、严肃音乐与艺术危机、宗教迫害、教徒管理、离婚现象、同性恋现象、地下沙龙以及反叛文化，这类课题的研究有助于及时兴利除弊，为解决文化的深层问题创造条件。

    第十一章介绍中国的教育危机与教育制度问题研究。中国教育制度转型问题已成为世纪之交解决教育危机的焦点。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开放化以及文化多元化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是否能解决中国的教育危机与教育制度的转型。中国长期以来落后的经济、集权的政体和此起彼伏的政治社会危机，极大地阻碍了一个系统化和专业化的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而落后的教育体制产成了大量的文盲、科盲和法盲，制约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进步、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社会与家庭生活的现代化。中国当前的教育状况是彷徨混乱，危机四伏。全国教育经费不足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比体育经费还低），在世界上属倒数第九！公民的知识水准、文化素养、思想素质在退化。现在国内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新老文盲，且数量日益扩大；半文盲也越来越多。具有大学文凭的人只有百分之一。如何解决教育危机的问题已成为制度转型中的当务之急。该研究项目将结合当前急待解决的教育问题及长远教育政策制定与贯彻问题，为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和转型提供切实可行的近期与远期的对策。它包括两类课题。第一类课题是急需唤起全民注意和找到解决办法的教育危机问题，如义务教育法的制定、文盲和半文盲问题、小学和初中生失学和辍学、当前教育投资中的危机、教师的质量和教师的流失、人才外流外滞、留学生政策与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人才匮乏、农村妇女的教育问题、社会、家庭和儿童出生与成长的关系等问题。第二类课题是长远的教育事业建设和政策问题。它包括多渠道办学、中小学及幼教队伍的职业化、教育的科学管理、学生入学考试的改革、儿童营养与其智力和健康发展的关系、教育资料和数据的收集和研究方法的改进、对我国有影响的西方教育理论流派的研究与评析、学龄前儿童教育、天才儿童和残障弱智儿童教育、教育技术、艺术教育、职业教育、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等问题。

    第十二章探讨如何研究中国的科技发展及科学管理问题。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科技竞争、科技主导的世纪。长期以来，中国的科技水平受到体制政策和紧缺经费的制约，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人不尽其才、物难尽其用，大量科技资源遭到浪费与滥用。尽管科研经费难以在短期内增加，但科技政策的完善和科技管理的改进将有助于提高效益、节源开流，并在根本上扭转中国科技落后的局面。所以，该领域旨在研究中国现存科技体系的结构与功能，寻求科技管理水平的突破，促进科技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规范化，包括两类课题。第一类课题将侧重科技管理的基础建设与长期发展，它涵盖中国的科研发展战略、科技管理体制与结构问题、科技成果转化、科技管理理论与手段研究、科技管理系统模式与仿真、管理与决策模式研究、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中西方科技经济一体化比较研究、完善技术市场的政策与外部环境、科技发展方向与民主决策管理、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管理决策的理论与实践、完善技术市场的政策制定等问题。第二类课题包括科技人才流失、科研经费短缺、技术开发障碍、技术转移纠纷、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问题以及科技领域犯罪等问题。

    第十三章旨在介绍中国资源保护与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中国的环保问题日益严重，环境污染与资源流失日渐成为下一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瓶颈之一。作为地球村的一员，中国对地球资源的肆意掠夺与破坏已成为世界环保人士的众矢之的。如何在发展与保护两方面求得平衡、遵守国际环保规则、为子孙后代保留一个乾净的天空和完美的土地，乃是这一课题研究的主旨。第一类课题涉及环境保护的战略研究，考虑如何将环保问题置于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之中，并将中国环保与国际环保进行全方位接轨，为中国的环保事业开辟新的空间、提供新的出路。此类课题将包括中国与联合国的环保机构、中国与国际环保力量的合作、政府与环保、发展与保护的战略研究、西方环保法规、西方最新环保技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环保现状比较、环保的普及教育、环保法的修订与实施以及环保机构的强化、农业区工业化的环境生态问题等。另一类环境问题研究课题是关于环境危机的分析，侧重世纪之交中国具危机性的环境问题之跟踪与评析，从而帮助中外专家学者准确了解环保资讯，全面掌握环保动态，以便作出合理而又辩证的判断。此类课题主要包括三峡水电站与环保、核电建设、南涝北旱、黄河长江流域水土流失、东北森林资源危机、淮河污染、东南沿海渔场污染、酸雨问题、城市污染与人体健康等。

    第十四章旨在研究后冷战时期的中国军事体制与国防安全问题。运用枪杆子打下天下的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和国防存有特殊的偏爱。中共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权力争夺的实质是对军权的争夺。邓后中国军方的一举一动将直接牵动中国的政局，更悠关海峡两岸、周边国家以及世界局势的稳定与和平。为了使一个发达和平的中国顺利出现，有必要对中国军事体制与国防安全问题进行研究，并提供政策性分析。希望通过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议来达到使中国成为一个稳定、发达、和平的世界大国的目的。该领域主要研究中国国防和军事的长程发展，探讨中国国防现代化过程中的危机、困难与问题，提出军队国家化的选择方案，并研究后冷战时期的中国军事体制与国防安全问题。此类研究课题包括中国的战略地位问题、中国军队在国家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军队国家化问题、军官文官制度化、军事力量的构成与变化、军事思想与战略、战术与作战能力、解放军与外军关系、国防科技发展、核武器限制与禁止、国防预算比例问题、军转民工业、军队装备更新与财政供给、军队转业安置与军队经商、军队在制度转轨中的作用、内战的可能性、中国军力发展的走向与世界和平的关系、军队后勤建设、集团军建设以及国防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等。另一类研究课题则是及时追踪军方的最新动态，深入分析军队与社会政治的互动关系，并提出可行的因应之道。课题内容包括军方与邓后中国新领袖的关系、军队经商、军方与武器扩散、核试验、军方派系研究、武器采购、解放军驻港、军事演习追踪、军方人事变动以及军方与地方诸侯关系。

    最后一章讨论后冷战时期中国的国际关系及外交政策问题的研究。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冷战落幕，后冷战时期开始，世界格局出现重组。在此聚变与裂变的集团整合过程中，中国的定位与作用急待认识与研究。该领域的研究旨在探讨世纪之交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何去何从，研究中国与不同国家关系的现状与前景，观察中国两岸三地在后冷战世界变迁中的作用与地位，并提供中国未来外交政策的建言与选择。国际关系问题可分长期战略与短期策略两类。长期战略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对中国在世纪之交的国际地位作一全方位的探讨，籍此分析中国现代化外交的结构与功能，提出富有建设性的结构设计与政策选择。此类课题将涵盖中国国内政治与外交决策过程、国防政策与地区安全、国际经济与外交、人权问题、后冷战时期中国外交战略、中日美新三角研究、中国的崛起与中国的民族主义、亚太区域经济、大中华经济圈、周边国家外交关系、中日关系、中俄关系、移民战略、华侨政策等。短期策略问题研究则主要侧重国际性危机处理和中国外交的最新动态，旨在全方位、多层次地报告中国外交的危机与动向，提供各界研究中国外交的前沿信息。此类研究包括中国在北朝鲜外交中的地位、军火贸易、香港回归、人权外交、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复关的外交策略、南中国海开发和中美关系策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