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期中俄关系的现状与前景

当今世界正处在复杂而深刻的变动之中，旧的国际关系格局已经消失，而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尚未形成。在这种变动过程中，中俄这两个世界大国的相互关系是世人关心的问题之一。近现代史上中俄两国的关系充满了令人难以理解的种种曲折。苏联曾经同时支持中共和国民党这两个在国内政治战场上撕杀的对手；当毛泽东满怀革命成功的豪气拜访苏共兄弟时，他却被冷落在莫斯科郊区的客宅，而久久进不了克里姆林宫；紧接着苏共与中共的“蜜月”的，却是牵动整个国际共运的翻脸相向，最后双方甚至走上战场、动刀动枪；为了应付苏联这个昔日盟友、今日仇敌，中共反而与美国这个宿敌牵起了手；中苏关系刚刚正常化就被划上了句号，而变成了中俄、中国哈萨克、中国乌克兰等一大堆不知该如何勾画的老缘份新关系。突然，中俄这两个国家又都转入一场各自历史上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转型──一种“把鱼汤还原成鱼”的转变，而这种转型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并无任何理论可以预见其结果。这样的复杂性，使得全世界的中、俄问题观察家常常不知道如何判断这两个国家两三年以后之事，而在两国的演变各自充满不确定的情况下，要分析两国关系的前景，无疑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

    要讨论中国和前苏联领土上诸国的关系，首先就涉及到一个对象问题：讨论中国与谁的关系。在一篇文章中，不可能分别对中国与“独联体”各成员国的关系逐一分析，而且事实上，中国─俄国、中国─乌克兰、中国─哈萨克、中国─塔吉克斯坦等等关系的重要性也差别极大，有的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已经无足轻重。而“独联体”在国家间交往中又实际上不是一个实体，很难成为一个单独的完整的分析对象。所以，本文选择中俄关系为讨论对象。在“独联体”国家中，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地位，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以及前苏联和各国签订的种种协议和条约等，又是“独联体”国家内居主导地位的大国，它与中国的关系最为重要。

    后冷战时期的中俄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即从全球性战略关系的演变来看中俄关系的发展，从中俄两国政治经济改革各自的进程及其互动来分析两国关系，以及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之相互影响来考察两国关系。这三个方面的分析各自侧重不同的层面，第一个方面侧重政府间外交关系；第二个方面侧重政治家及党派的交往，以及两国国内政治经济政策的相互影响；第三个方面侧重中俄接壤地区地方政府之间以及民间的往来。

一、中俄两国的战略与外交关系

    1978年，当邓小平登上中国的最高权力位置之后，他改变了毛泽东建立的以反对苏联为中心的对外战略关系，而建立了一种在美苏之间保持等距离、扩大对日对欧交往、突出经济合作的战略关系，获得了相当大的外交主动权和成功。从中国方面来说，这一战略至今没有重大改变。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标志着冷冻多年的中苏关系转入正常化。这个访问是戈氏外交政策中的一环，目的在于设法把中国从密切的美中关系中稍微往外拉出来一点。可是，由于1989年的北京事件，中美关系突然逆转，美国社会对北京事件的强烈批评使得布什政府不得不把美中关系降温。戈氏访华的外交效果立刻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过去六年来，中国─苏联以及后来的中国─俄国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演变。苏联（俄国）国内发生的一连串重大变化，是中俄两国关系相应变动的主要原因。继戈巴乔夫推动苏联的政治改革之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世界的两极格局结束，中国在美苏对抗的格局中游刃自如的情势也一去不复返了。几年来，中俄两国一直在致力于重建它们的战略关系。那么，俄国会不会向西方“一面倒”，使得中国遭到某种程度的孤立？或者相反，中俄可不可能重新建立紧密的联盟，来与西方世界抗衡？如果两者都不是，两国之间将会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战略关系呢？中俄两国的外交关系无疑为这种战略关系所左右。

    1994年9月2日，江泽民对俄国进行了四天访问，这是自毛泽东五十年代访苏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访苏。从这样的标准官式友好访问中，能够解读出来的关于双方战略关系的信息并不多。如果分析两国关系的背景，一个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俄两国今天的关系与什么有关？历史上，这两个国家曾经亲密无间，也曾经大打出手，其中既有现实利益的争夺，也有意识形态的冲突。中共曾经实行过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的外交政策。现在，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差距达到了五十年代以来最大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在两国关系上扮演什么角色呢？

    在毛泽东时代，中苏两国关系的摩擦与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相互影响，两党在争夺国际共运主导权的冲突中掀起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论战，各自宣称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互相指责对方是假社会主义，结果双方外交关系中也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今天的中俄两国，在对基本政治制度的认知和意识形态上，距离极大，但情形却与过去截然不同。目前，中共仍然坚持一党独治，把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包括俄国的民主化都标上了资产阶级“假民主”的标签，其目标主要是维护自己的政权，而不是要在意识形态上与其他理念和制度作正面斗争，所以中共并不想在国际上站出来充当社会主义的“旗手”。

    俄国初步的民主化已经在社会中扎根，连俄国共产党都不愿意向民主制度宣战，它深知苏共的政治体制已经失去民心，只好转向西欧式社会民主党的经济社会主义口号，来争取选票。至于俄国的自由派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则更是对共产党的统治深恶痛绝，而以成功地推动民主化、并享有民主化成果感到自豪。但是，俄国社会只是较多地批判了斯大林主义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政治经济政策，并没有对七十多年前的“十月革命”以及维持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作深刻的反思。换言之，面对苏联的瓦解和苏共的失败，倒底是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不错、但斯大林错了，还是马克思不错、列宁斯大林错了，或者马列不错、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错了，抑或马恩列斯都不对，这在俄国社会和知识分子中并没有经过广泛的讨论，更没有多数人的共识。因此，现在俄国的民主化不会伴随意识形态上的“非共产主义化”，在俄国不会出现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全面批判。

    由于中俄双方出于各自国内事务的考量，都没有在意识形态上较量的意愿，目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内，两国的战略关系都不会涉及太多的意识形态，在外交关系上双方也都会刻意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中俄两国的战略关系摆脱了意识形态，就主要是建筑在双方的现实利益基础之上，因而会比较理智和现实，也就是说，不管对方国家的领导人是什么人，都应当与他合作。从这个角度看，就会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当苏共垮台、叶利钦执政的俄罗斯成为独立国家时，中共一方面对叶氏所代表的民主派势力非常敌对，另一方面又赶在第一时间承认俄罗斯的独立，并且在联合国支持俄罗斯继承苏联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随后李鹏又以总理身份邀请叶利钦访问中国。这种以现实利益为基础的国家间关系是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常态，而这样的国家间关系朝什么方向演变，其决定因素包括大国间的全球性关系平衡、地缘政治的影响、经济上的往来、历史文化的渊源等。

    在后冷战时期，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上的往来越来越广泛，但政治上的摩擦却越来越大，总体来说，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国际政治关系中似乎存在着一种渐行渐远的可能。而与此相反，俄国的民主化和市场化却大大缩短了俄国与西方国家间的距离。那么，在国际战略格局中，俄国会不会为了获得西方国家的经济支持，而把它的国际交往变成以与西方国家交往为主，这样，中国会不会处于相对的孤立中？

    俄国确实有亲西方派，也有这样的主张，但俄罗斯不可能实行向西方一面倒的对外政策，这有历史的和现实政治的原因。在俄国近代史上，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之前，俄国一直存在着亲西方派和较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斯拉夫派的较量。前者更偏好对欧洲开放友好，希望尽快通过欧化而迈入现代化；而后者则更强调俄国以伏尔加、乌拉尔地区为中心的俄罗斯文化传统，以及俄国作为欧亚国家，要平衡考虑它在欧洲和亚洲的发展。苏联共产党并没有摧毁这些想法，所以，尽管历经了近一百年，在俄国知识分子当中，至今仍然可以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而斯大林统治时期，大一统的政治经济控制系统使得俄国的亚洲部份逐渐加深了与欧洲部份的联系，各民族精英被笼络到莫斯科定居、许多民族被迫整群大迁移、以及劳动力的流动，也增进了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造成了俄国东西部文化的融合、以至人种的混血。这一切，都使得今天的俄国，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当中，对亚洲、对东方有着一种较为深刻的认知，与中欧、西欧精英对亚洲的远距离观察有所不同。这样的历史背景有利于俄国坚持一种欧亚平衡的传统。

    在现实政治方面，俄国已经处于政治多元化当中，虽然自由派政治家有亲西方的倾向，但其他政治势力的立场不同。俄国共产党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对西方国家保持相当的警惕和敌意、而对中共有天然的好感，而民族主义政党的斯拉夫主义的诉求也反映出对西欧的某种疏离和对俄罗斯亚洲部份的注意。

    回顾苏联解体以来俄国的外交政策，在最初的一两年里，俄国外交的重点确实比较多地放在对西方的关系上。一方面，俄国忙于建立与美国、德国等大国的友好关系，以获得必要的经济援助；另一方面，当时面对“华沙条约集团”解体，俄国急需清理与东欧国家和“北约”国家的历史关系，解决一系列遗留问题，没有很多余力顾忌其他。近两年来，俄国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内容之一是在侧重西方政策的同时，加强了东方政策的力度。叶利钦总统宣称，俄罗斯奉行“双头鹰”外交，“既要奉行西方政策，也要奉行东方政策。”从他1993年4月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构想的基本原则》和同年11月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基本原则》、以及近年来俄国官方的言论和行动来看，俄罗斯亚太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俄罗斯的民族利益，体现俄罗斯的欧亚大国地位，保持东西方政策的相对平衡，服从对外经济活动多样化的方针，重视地缘政治对俄罗斯安全和独联体局势的影响。其具体做法有，发展与亚太国家的双边关系，谋求建立亚洲“睦邻地带”；加强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以期实现加入亚太经济区的长远目标；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安全对话和军事交流，主张建立亚太多边安全机制。

    在中俄双方关系中，目前，中俄两国都希望公正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并在边境地区裁减武装力量，双方相互承担了不以任何方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参加任何针对对方的军事政治同盟、不同第三国缔结任何损害另一方主权和安全利益的条约或协议等义务。从理论上讲，1991年中俄双方已经解决了长期存在纠纷的远东地区边界问题；但实际上，两国仍在为争夺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以及江中岛屿的控制权争执不休。

    由于俄国不太可能再试图建立全球性的对抗美国的阵营，它就不会改变自己的追求东西方均衡外交政策的目标，而选择与中国重构紧密的战略联盟的“朝东一边倒”外交战略。而中国同样需要对西方开放和与西方国家发展经济合作，朝俄国“一边倒”也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俄关系不会恢复到五十年代中苏结盟的状况，目前双方正在发展中的国家间相互关系不具有排他性。随着俄国权力结构的变化，俄国领导层对西方的热情逐渐冷却下来，而经历了九十年代前半期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社会稳定，中共对苏共亡党亡国的恐惧和对俄国民主派政府的疑虑已渐淡化，双方有可能通过进一步发展相互关系来维护各自的利益。

二、双方国内政治和经济改革的互动与影响

    中国和苏联（俄国）各自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从来都深刻地影响着另一方的国内政策，恐怕世界上还很少有哪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带有这种特徵。当然，历史上，苏联是中共的“师傅”和中国的“老大哥”，这决定了苏联对中共和中国的单向的巨大影响力。可是，中苏之间从五十年代起就存在着双向的政治经济影响。由于两国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在基本相似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竞争，当一方对其政策或制度进行重大变革而获得成功后，另一方就或迟或早试图仿效；而另一方的经验教训则经常成为这一方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所以，中俄两国的政治经济改革从来就不是相互独立的，这种互动和相互影响通过改变各自国家的政策方向而间接影响国家间的关系。而过去十来年中，中国改革的成功使不少苏联（俄国）的政治家对“中国模式”刮目相看，两国改革的互动效应又明显增强。

    在中俄两国历史上，中苏有过一段“蜜月”，在那个阶段苏联对中共建国后的制度建立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苏联专家指导和留苏学生返国实现的。今天中共高层领导人当中，战争年代的领导人多数已经离开舞台，在中苏“蜜月”时期留苏的学生占据了重要位置，这是否意味着“亲苏派”会在两国关系中发挥有利于俄国的影响力呢？如果进一步分析，结论是，正好相反，今天被视为“亲苏派”的中国领导人现在已经不太了解俄国，倒是俄国的左派政治领导人变得越来越象“亲中派”。最近中国的改革道路开始影响俄国的国内政治，这是近几年两国关系史中出现的重要的转变。

    苏联政治家们曾经习惯于居高临下地指导他们的中国“小兄弟”，在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的老一代苏联共产党官员的心目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家们并不真懂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是在一块落后的土地上追求着一个不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离苏联式的发达的社会主义还非常遥远。直到八十年代，戈尔巴乔夫这一代苏共领导人突然发现，在苏联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的同时，中国大陆却显示出蓬勃生机，这是戈氏推动经济改革的动力之一。九十年代的俄国共产党领导人，现在已经不再可能居高临下，而是“居低望高”了，他们不仅羡慕中国城市民众的生活水准，而且更羡慕中共能把政权掌控在手中。

    中国今天的领导人当中，很多是五十年代被选送苏联东欧学习工程技术的，他们所拥有的学历也是苏联东欧的大学授予的。但是，这些个人资本并不一定对他们目前的政治活动有非常大的价值。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也有不少在苏联受训的，如陈云、康生等，但当时他们接受的就是政治活动能力的训练，回到中国后，因为能与莫斯科保持联系、或者直接代表第三国际，而一度身价百倍。今天中国大陆留苏的政治领导人之所以能够逐级升迁，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并运用当年在苏联所学的工程技术知识，而是因为他们是大陆政治中的成功者，此外还有一个可信任的家庭政治背景，以及有个可以称呼响亮的学历。这些工程技术知识只是成了他们踏入管理阶层的敲门砖，以后几十年在政治中翻滚，工程技术知识早就扔到一边。而他们多年积累起来的、真正有用的政治经验和能力，则仍然是毛泽东、邓小平教给他们的，并不带多少“苏联味”。相反，当年他们留苏期间，正是赫鲁晓夫大批斯大林的时候，当时中国政府深恐留学生受到影响，加紧了对留学生的思想控制，要求他们专心读技术，不要过问政治。所以，五十年代苏联的“解冻”也没有在这批留学生头脑中留下多少印象。这些留苏学生回国后，中苏交恶，音讯阻断，他们在苏联的关系网也不能帮助他们了解苏联的情势。时至今日，他们对苏联的印象还常常停留在五十年代，而他们对七十、八十年代的苏联的了解，实际上并不比他们对西方国家的了解多多少。即使他们今天回访俄国，也会发现今昔变迁，昨日不再。例如，江泽民1956年在莫斯科实习过的“吉尔”工厂，当年曾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个工业“巨人”，但现在却是在破产的边缘上挣扎。

    在目前的俄国，中国改革的经验或改革的“中国模式”，并不是一个供学者专家认真研究分析的对象，而是一个已经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政治角力的工具。俄国共产党及其他左派政党经常把“走中国模式”当做可以向选民挥舞的旗帜，他们所宣传的其实是“中国城市居民目前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平”，而完全不管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如何举步维艰、处境困难。俄国共产党的候选人当中，多数是在过去几年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过程中，未能占据一席之地的原苏联党政干部。而在他们的执政意图背后，则是强烈的期盼，希望夺得政权后，能控制经济资源、发一笔财。因此，他们对坦率客观地研究“中国模式”毫无兴趣，也从未根据“中国模式”提出他们的政纲。

    而俄国的自由派政党则尽量贬低“中国模式”，强调在中国完全没有民主，专制的共产党和原来的苏共一样把持一切，如果仿效“中国模式”，就会导致苏联共产党复辟。由于意识形态上不喜欢“中国模式”，他们也没有兴趣研究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在俄国，虽然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和中国问题专家发表一些文章，分析“中国模式”的利与弊，但并不能引起大众和政治家的兴趣。

    同样，俄国的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的结果也曾被中共用来作为赢得民心的手段。苏共瓦解后，中共在党内所进行的宣传强调，如果中国也出现和平演变、乃至民主化，则中共的权力就会被剥夺，各级党政干部的地位、特权会因而丧失。这一宣传确实抓住了中共干部的心理弱点，取得了相当效果，使得中国大陆出现了对俄国民主化过程积极成果的贬低和忽视。另一方面，中共的新闻媒体对俄国的政治经济形势进行了选择性报导，集中向民众渲染，俄国的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造成了什么样的灾难。中国大陆所能看到的俄国实况，多数来自新华社或中国官方媒体，往往是从中国立场出发的、并不很客观公正的报导。俄国本国的新闻媒体现在拥有新闻自由，报导更准确客观，能从俄国社会的多个角度反映现实，可是这样的新闻却很难与中国大陆民众见面。在官方的控制下，大陆民众的多数对俄国的变化缺乏真正的了解，对俄国发生民主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基本上不清楚，而对俄国变革的结果往往持负面的理解。这一切，最后都是有利于中共重新赢得在“六.四”中一度失去的民心。

    如果要分析今天苏联（俄国）对中国的影响，那么，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苏联体制对中国的影响力经常被低估。五十年代初，中共实行对苏联“一面倒”的政策，在苏联专家手把手的指导下，全盘照搬苏联的体制。大到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干部管理制度、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经济计划制定程序，小到大学图书馆里借书条的设计，都是从苏联学的。目前，中国政府、学者和民众都比较愿意听到“东亚模式”，而不喜欢谈中国俄国经济体制的相似性，更不想听到两国发展中面临的相似困难。国际上媒体也早已忘记了，中国的城市改革中，改革“攻坚战”所屡攻不克的正是从苏联学来的体制。

    由于俄国政治可能向左转，今后中俄关系会因此有所靠近。去年12月的国会选举中，因为俄国多数民众对经济转型中的经济和生活状况不满，以盖达尔为代表的激进经济改革派在选举中遭到了惨败；另一个由雅夫林斯基领导的自由派政党吸收了部份原来支持盖达尔的票，但其支持者局限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少数几个大城市，只占总票数的百分之十几；以现任总理切尔诺梅金领导的温和派政党，虽然拥有目前最富有的石油工业利益集团的财力支持，有各级在位官员的帮助，但是却不得不背负不满民众对现行政策和腐败、混乱的指责，所获选票同样不多；而朱加诺夫的俄国共产党在中小城镇和农村有稳定的票源，因为这些地方民众的平均教育程度低、资讯少、社会关系网深、对大城市出身的知识精英天然地不信任，而恰恰在这些地区，共产党尚能运作的组织动员系统是有效的固票工具，同时，在大城市中，占人口相当大比例的退休者也是共产党的“铁票”。目前看来，在今年六月的总统选举中，俄国共产党与农民党等左派势力联合，有相当大的可能拿下总统职位，并进而任命自己的总理，实现总统、总理、国会多数派的一统天下。一个左派政权在俄国的出现，对中共来说是好消息。

    基于各自的民族主义情结和潜在的意识形态理念，俄国的左派政治领导人与中共在国际关系上有着某种程度的共同认知，对西方国家不信任，面对西方国家的种种要求、压力，虽不得不尊重却又心不甘情不愿。这些会帮助中共和俄国的左派政权在国家关系上发展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可是，这种信任也是有限的。对中共来说，俄国共产党强调民主制度，这就构成一种挑战，令中共不安。而对俄国来说，面对一个集权的、资源动员能力强的、有时候对外咄咄逼人的中国，显然感到总存在着一种威胁，而面对一个民主化的中国，则要放心得多，因为民主政府比较少用强权获取外部利益；然而，一个集权的中国政府可能比一个民主政府能够更有效地控制其社会，而防止因社会混乱造成对俄国的移民威胁。所以，在对中国政治制度演变的问题上，俄国政府也面临着一种和西方国家相似的两难处境。

三、两国的经贸合作及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

    近六年来，中俄两国的贸易关系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1989年中俄关系正常化后，中俄经济贸易关系有较大发展。1990年，两国贸易总额达到四十二亿美元。1992年，在俄罗斯外贸总额减少百分之二十三的情况下，中俄贸易总额仍然继续上升，达到五十八亿美元。1993年，进一步上升到七十七亿美元。从1989年到1993年是中俄贸易关系的第一个阶段，而1994年是双方贸易关系的转折点，这一年中国消费品对俄出口大幅度下降，至1995年才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1995年，双方贸易中中方有较大逆差。中俄贸易收缩，主要原因是俄国市场的变化和俄方政策调整。

    在中俄双方的贸易政策讨论中，俄国政府指责中国的伪劣商品在俄国到处泛滥，而中国政府指责俄方筑起贸易壁垒、阻止中国商品出口。客观地说，俄国收紧俄中贸易的原因主要来自中国方面。中国方面从事小额中俄贸易的多数是个体户，文化素质低，但他们“小人得志”的心态和从中国搬过去的“无法无天”的行为，却经常惹恼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又有强烈国家优越感的俄国市民。中国个体户在俄国大量行销的假劣商品，严重损害了中国商品和正派中国商人的声誉，再加上中国犯罪团伙在俄国城市和国际列车上的恶劣行径，导致俄国社会里，对中俄小额贸易和中国商贩在俄国的活跃，贬多于褒。这不可避免地对俄国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产生了影响。与中国商品在俄国市场上声誉下跌的同时，欧洲商品开始进入俄国市场，其价格虽然较高，但品质、品味都远远优于中国商品，这唤回了俄国消费者的欧洲意识，流行商品的标准很快就由中国商品变为欧洲商品，中国大陆普通消费品在俄国的销售高潮基本上一去不复返了。

    但中国仍然是俄国的潜在的大武器市场和其他重工业产品市场。中国的重工业基础由两部份组成，一部份都是五十年代苏联援建的大型企业，一部份是国民政府留在大陆的工厂。这些工厂的多数设备早已老旧不堪，亟待更新。但是，中国没有足够的外汇去购置西方的设备，况且设备产品的设计规范也不一致。而俄国的一些重工业产品对中国而言，仍然是价廉物美，经济使用的。目前，一些俄国大型重工业企业就接受了中国的电站发电设备等订货。至于中国向俄国订购先进战机等尖端武器，则是举世共知的。俄国虽然为了保护其军事工业免于瘫痪，对中国大陆的军品订货相当热衷，但俄国毕竟与中国是近邻，为了自己的国防安全，俄国仍然不愿意向中国出手最先进的武器。

    目前，中国去俄国投资创办的合资企业为数并不多，主要从事贸易和服务业，投资额不大。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表的统计表明，从1994年初到1995年6月底，俄国共吸收了外国直接投资九亿美元，其中中国占百分之六，约五千四百万美元。1995年初，有中国投资、在俄国注册的企业共1019家，占外资企业总数的百分之八。

    从地区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俄国有与中国合作开发的需要，但也始终对中国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警惕。中俄两国有着长达数千公里的边界，在俄方领土内，远东地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人口稀少，除了沿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城镇有居民以外，其他地方基本上渺无人烟，交通极为不便，甚至铁路线上两个车站之间没有可以通行自行车的道路。就是这些有限的人口也集中在少数城市中，隶属于政府和文教机关、国营企业和驻军，当地工业生产能力很小，也缺乏资金、技术和熟练劳动力，日用消费品要靠从俄国中西部运来。在经济自由化过程中，一方面因为中央政府的能力大为削弱，无暇照顾偏远的远东边疆区；另一方面，由于远离本国中心地区，远东地区企业过去与俄罗斯内地的经济技术联系被中断了，当地消费品缺乏，经济萧条。中俄两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是一个可能的利益互补的机会。1992年底，叶利钦总统访问北京时，曾提到邀请中国参加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开发。

    最近几年中，中俄边境贸易非常活跃，中国的农村劳动力也大量进入俄国的远东地区种地做工。中国与俄国接壤的省份，经济都不很发达，对发达国家开放的机会不多。为了使本地区民众有机会增加收入，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对民众去俄罗斯做生意或打工一向持乐观其成的态度，给予方便。既然中国政府不加约束，当地中国民众出入俄国如入无人之境，很多人不经过边防口岸、而是擅自越境，也不遵守对方的签证、税收法规。至于由此而引起的国家间关系的复杂化，则根本不在这些中国老百姓和地方官员的考虑之列。在俄国远东地区，地方官员有着相当复杂的心态。在政治上，他们毫不掩饰地对大举进入远东地区的中国人表示不满和担忧，但在经济上，他们又希望这些中国人继续在那里做生意，因为这是俄国地方官员贪污发财的唯一机会。海参威地方政府曾经专门通过法律，禁止中国人拥有或租用房产，而迫使旅居那里的中国人支付每日居住税。

    中国的东北三省目前实行通过沿边发展、加快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主要目标是吸引外资，而不是输出资本。它们也知道，俄国只会是和中国一样的资本吸收国，所以这些省份喊的是对俄国的远东地区开放，眼睛看着的却不是俄国企业，而是日本、韩国以及西方的企业，希望借此机会吸引来日本、韩国或西方的资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术界提出的图们江流域开发计划曾经引起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兴趣。UNDP于1993年在纽约召开了图们江项目工作会议，讨论和拟定了多国合作开发图们江区域的设想。此后，中国已经在本国境内作了不少项目可行性研究，开始了一些投资活动，修建了一条新铁路，以便把中国东北地区的货物运往俄国的太平洋港口。但俄国对中国的企图心始终不无疑虑，担心中国会借此扩大它在俄国海参威地区的影响力，再加上俄国经济困难，所以，俄方并没有为这个拟议中的合作开发项目采取多少实际步骤。

    俄国在贝加尔湖以东的远东地区只有不到七百万人口，而中国的东北三省却有九千四百万人口，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高度的人口密度，俄国一直担心来自中国的潜在的移民威胁。十三世纪成吉斯汗率蒙古骑兵攻占俄国的欧洲腹地，曾在俄国留下了深深的文化历史痕迹。今天，在俄国国内，基于民族主义、以及一定程度的种族主义，对中国人口及其可能带来的威胁的恐惧感始终存在。中国人大量涌入俄国的远东地区，更加诱发了这种恐惧感。中国农民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任意开垦已经被私有化了的俄国土地，以低价购买大量原材料非法越境运回中国，不尊重俄国居民的习俗和文明社会应有的基本行为准则。在当地俄国居民眼中看来，进入俄国远东地区的中国人行事不象是来做客的，倒象是此地本来的主人。远东地区的俄国居民直接感受到来自中国的人口压力和由此引起的秩序混乱，他们的日常生活遭到了中国人的干扰，因此非常不满，甚至开始仇视大举渗透进他们的领地的中国人。俄国的保守的民族主义者也开始对中国人发难，其中不光有政治家，也有很多知识分子。原先流亡国外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回国时途经远东，当他到达莫斯科后，对俄国政府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政府忽略了远东，而听任中国人去占领。现在，中国政府稍稍加紧了对边境地区中国居民的行为管束，情形有所好转。

    中国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学者在对俄关系上经常强调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却很少考虑地缘政治关系。事实上，在这一地区发生武装军事冲突仅仅是不到三十年前的事。俄国的民族主义者在呼喊“黄祸”时，并不是孤立的，俄国共产党就是它的同盟军。俄国共产党还经常梦想恢复苏联“帝国”，而来自中国的威胁有时候就是一个动员民众的好借口，在这点上，中国很难指望俄国的自由派会为中共辩护。地缘政治关系上的摩擦同样可能为双方的战略关系投下阴影，给中俄两国左派政治家的关系中插进楔子。当中共为了抵御来自西方的政治攻势时，诉诸民族主义有某种效果；然而，当俄国民族主义者利用民族主义情结挑起对中国的攻击时，中共就不容易找到意识形态来自卫，能再诉诸国际主义吗？中俄两国政治家们在领导各自的国家跨进下一世纪时，开拓了合作的空间，也留下了冲突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