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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Past Issues MCS 1996 Issue 2 后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北亚国家的关系
Issues Past Issues MCS 1996 Issue 2 后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北亚国家的关系
后冷战时期中国与东北亚国家的关系
东北亚地区国际环境
中日关系
中韩关系
中朝关系
结语：中国东北亚地区政策
【注 释】
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及美国作为世界霸权力量的相对衰落，国际政治经济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极化、区域化成为世界政治的主要趋势。经济上，尽管国际化、全球化的力量不断加强，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趋势也在迅速发展。欧洲联盟的统一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逐渐形成，亚洲经济也出现了亚洲化的趋势，地区内部合作与整合不断深化。战略上，冷战时期的两极结构没有以美国为中心的一极结构或简单的以力量均等为基础的全球性多极结构所取代，而是逐步让位与一系列以相关国家互动为特徵的地区性次系统。[1] 随着国际形势的区域化，建立地区性多边合作为基础的集体安全机制的呼声越来越高。
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这种新发展，使得东北亚地区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战略意义变得至关重要。作为一个地区性次系统，东北亚不仅拥有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之一日本和充满活力的新兴工业国韩国，而且座落着世界上唯一两个具有直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之军师实力的军师强国之一俄罗斯，以及新近引起了冷战后第一场核危机的封闭国家朝鲜。同时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和军事大国的美国仍在这一地区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能否与东北亚各国建立并保持经济和安全的地区性合作关系，不仅直接决定了中国能否继续享有一个和平和稳定的国际环境，能否继续获得国际经济支持与合作以推动其现代化建设，而且对中国将如何被纳入区域化的国际经济和国际安全新秩序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着重分析在后冷战时期新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与东北亚主要国家经济与安全合作关系的现状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的地区经济和安全政策作出评价。
东北亚地区国际环境
冷战前期，东北亚地区国际形势受两极结构影响，形成了以美─日─韩为一方和苏─中─朝为另一方的对峙局面。冷战后期，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形成该地区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中日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中韩关系也相对缓和，地区经济合作与交流有所发展。冷战的最后终结使东北亚地区摆脱了两极结构和超级大国外交的影响，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性次系统，其中中、日、俄及南北韩等过作为地区性国家相互作用，地区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国家间政治关系出现了相对缓和。俄韩，中韩相继与1990年和1992年建立了正常化的外交关系。中俄关系大大改善，两国签署了一系列多方面合作协定。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1992年实现了两国国家元首互访。日俄关系、南北韩关系也有所发展。伴随着政治上的缓和，地区经济合作迅猛发展。中日、中韩、中俄、日韩、俄韩之间贸易和投资飞速增长。日本已经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夥伴和技术进口国。韩国成为中国第六大出口市场。中国也分别成为日、韩两国的第二、第三大贸易夥伴。同时，建立东北亚自由经济贸易去的计划和项目不断出台。东北亚经济的发展连同东南亚的迅速崛起，使世界经济中心已开始从欧洲向亚洲转移。
然而，经济的发展和相互依赖并不自然导致地区的稳定与合作。伴随东北亚经济繁荣的是冷战后地区的武器竞赛。尽管冷战的结束使世界武器市场相对衰落，亚洲占世界武器进口和生产的比重却从1984年的12.4％上升到1992年的23.4％和1993年的21.1％（不含俄罗斯），其中武器进口主要集中在东北亚。日本、韩国、朝鲜、中国大陆及台湾纷纷购买各种先进武器，提高军队现代化水平。从1991年到1993年，东北亚各国的飞机进口和导弹进口分别占整个亚洲进口的85％和89％。[2] 1994年朝鲜半岛的和危机暴露了该地区核扩散的潜在可能，使军备竞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军备竞赛显示了冷战后东北亚安全形势的相对严峻。一方面，冷战的结束造成了地区秩序结构上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新的环境下各国的安全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一些历史上的领土争端可能成为新的地区冲突的潜在根源。日俄之间的北方领土争端、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以及日韩之间的东海领土争端仍未解决。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更可能成为地区冲突的火药桶。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论调、俄国国内的沙文主义倾向，以及中国作为地区经济和军事强国地位的上升使东北亚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发展多边安全合作，建立和平解决地区争端的制度机制，显得日益重要和迫切。
然而，尽管存在着经济整合和安全合作的需要，东北亚地区尚未形成以多边合作为基础的地区性集体安全机制，地区性多边经济合作的制度化水平仍然很低。这个地区历史上长期不稳定及由此产生的国家间的不信任已成为多边合作发展的重要障碍。更为重要的是，在世界格局和地区秩序的转型期，各国都不希望多边合作机制成为自己寻求发展和保护自身利益的束缚。在日益区域化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东北亚地区多边合作的迟缓发展成为该地区发展与稳定的制约因素。
在这样的地区性国际环境下，中国作为地区和政治强国的迅速崛起已引起了世界的瞩目。近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得最快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以两位数速度持续增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购买力为基础的估算中国已仅次于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并且是世界银行多边经济援助和日本双边援助的最大受惠国。以此速度，中国将在下个世纪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国家。[3]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推行友好睦邻的外交政策，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俄关系的迅速发展。近年来，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签署了一系列双方经济和军事合作协议。俄国从中国西北、东北边境及蒙古的撤军，使中国享有了建国以来最为安全的外部环境。两国边境问题已基本解决，并与1994年9月发表了关于不将本国战略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国家安全观念已开始发生变化。保护经济发展成为主要的安全利益，为此中国发展了积极防御战略，以避免战争的发生和御敌于国门之外为战略核心，强调在加强睦邻友好关系的同时提高国防现代化水平。[4] 为维护国家统一和保护海洋经济权益，近年来中国开始购买一批包括苏─27在内的先进武器，以加强军队现代化战斗能力。
中国的迅速崛起改变了东北亚地区力量分布的原有格局，使东北亚地区国家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中中日、中韩以及中朝关系的发展对该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合作既有重大意义。
中日关系
作为后冷战时期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的两个地区大国，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是决定正在形成中的东北亚为主整个亚太地区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关键因素。冷战后的中日关系的发展体现出双向特徵：一方面是政治和经济合作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是经济和战略上的潜在竞争。
至少从政治和外交的层面上看，中日两国关系在冷战后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在日益区域化的国际形势下，建立密切的双边合作关系是两国政治经济利益的内在要求。对中国而言，保持一个和平而稳定的国际环境，尽可能地取得国际经济合作与支持，是其在国内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作为邻国和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强国之一的日本，无疑是中国友好睦邻政策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同时，冷战结束后中─美─俄三角关系的战略意义大大下降。美国对华政策日渐强硬，它的干预主义以及权力推进西式民主和人权观念对中国国内政治稳定乃至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美国对台出售F─16战斗机等大批武器设备更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国家统一。在此形势下，通过发展与日本的合作，减少对美国的经济和技术依赖，并利用日美经济冲突，联合日本抗衡美国对东亚的霸权影响，显然是中国均势战略的重要内容。
对日本而言，面对逐渐崛起的中国，一个良好的中日关系是其综合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份。它还希望在中、日、美三角关系中打中国牌，通过对华合作缓和来自美国的压力。同时，日本寻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需要中国的支持。日本参加联合国维护和平活动需要得到中国的谅解。日本谋求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更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冷战后日本推行亚洲化战略，把亚洲外交视为其外交政策的基轴之一，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圈，并谋求在地区新秩序中的主导地位。日本的亚洲战略需要中国的合作。
双方的政治经济需要推动了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1992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和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是中日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元首互访。日本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一直采取积极主动的合作态度。1993年7月东京七国首脑会议前日本进行幕后活动，要求会议不谈人权问题，不指责中国。1992年国际维持和平合作法出台后，中国接受了日本派兵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的行为。1993年12月，中日开始了第一次双边安全对话。中国首次表示了当时机成熟时对日本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给予支持的可能。1994年，日本首相细川护熙访华前夕，中国政府有意制止了民间要求日本战争赔偿的和平请愿活动。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访华，也取得了成功。
伴随政治关系发展的是中日经济合作的迅速增加。到1993年中日经济关系已出现三个第一：（1）中日贸易总额1992年到1993年增加了35％而达到390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今158亿美元，进口232亿美元。日本第一次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夥伴。中国也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夥伴；（2）日本成为中国技术进口的最大来源；（3）日本企业在华直接投资跃居第一（不含港澳）。[5] 近年来日本对化投资规模扩大，产业结构升级，开始向中国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投资。另外，中国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项目ODA的最大受惠国。1994年和1995年的日元大幅升值使中国对日本的债务陡然增加，但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日本在海外包括中国的投资。此外，中日两国还连同其他东北亚国家努力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提出东北亚区域开发区，黄海经济区及环日本海经济区等多边合作项目，利用各国经济之间的互补性发展地区经济交流。中日经济合作的发展得益于中国的继续开放政策和日本的九十年代亚太经济新战略。冷战后，日本开始推行经济的亚洲化，即以亚太地区为其全球战略的基本出发点，通过贸易、投资、经济援助以及技术输出等手段加强与亚太各国的经济分工和整合，从而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圈。[6] 日本的这种亚太经济新战略的形成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冷战后国际经济出现区域化集团化趋势，欧洲统一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中欧自由贸易区纷纷形成，日本贸易摩擦日益加强。作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力图运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本地区内推动经济合作，通过促进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经济合作区域，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新的分工体系，以抗衡美欧经济集团。其次，近年来西方经济发展缓慢，亚太地区经济却蓬勃发展，东亚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加强与亚太地区合作，不仅可以帮助日本经济走出低谷，而且为其转让其过时技术从而提高其国内产业结构提供了机会。此外，冷战后，日本并未得到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太经济合作圈，通过确立地区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而获得对地区政治事务的影响，是日本提高其在冷战后国际舞台上政治地位的重要途径。在此战略下，日本大力发展与东亚国家的贸易合作，并向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以及中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和经济援助。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的经济市场，中国显然是日本经济新战略的必争之地。
然而，两国经济合作的发展并未掩盖住其潜在的经济竞争。在建立亚太地区经济分工与整合的新体制过程中，日本试图牢牢把握住经济发展的主导权，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建立新的地区内垂直分工，形成以日本为雁头，以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及中国为雁身和雁尾的“雁行模式”。面对发展速度惊人的中国经济，日本担心中国成为它寻求地区经济霸权的主要竞争者。同时，日本担心过多地向海外转移制造业会引起其国内就业等经济困难并威胁到其国家安全。因此，在日本对华经济合作中，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占其国外投资总额和亚洲投资总额的比重仍很小。从投资结构上看，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比重仍然偏低，中小企业投资占80％以上。为避免被日本纳入其地区性经济分工体系，中国在发展对日经济合作的同时，在地区内大力发展与港、台、亚洲“四小龙”及东盟国家经济合作。中韩以及大陆与台湾的贸易、投资关系近年来飞速发展。在不远的将来，随着港澳的回归祖国及大陆、台湾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以大陆─台湾─香港为核心的中国经济圈与日本在地区内的竞争可能加剧。
冷战后中日两国的竞争在战略和安全层面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日益关注日本在新形势下不确定的地区角色，担心它会乘苏联解体和美国后撤之机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发展政治和军事力量而谋求地区霸权。二战后，根据日美安全协议，日本处于美国防御保护伞下，美国的核武器给日本提供了核安全。美国第七舰队保证了日本通过南中国海的贸易通道。日本也相应地在国防开支上进行自我约束，并承诺不发展航空母舰和远程导弹等攻击机武器。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安全环境日趋复杂。日本的安全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尽管它仍然维持国防开支不超过GNP的1％（1987年除外，当年国防预算为GNP的1.004％），其国防开支总额仍因巨大的经济基础而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最近两年的日元升值，使日本军方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可能。近年来东北亚的武器竞赛中，日本也购买了不少先进武器设备，其战舰、飞机及雷达装置的先进程度均高于中国。日本首相、社会党领导村山富市在一次演讲中就五十年来对日本宪法的争论做澄清时表示（1947年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不再维持战争能力），他的党已不再坚持日本无权拥有武力的信念。[7] 中国对此表示警惕，尽管中国已接受日本派兵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并暗示将来可能对日本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活动给予支持，但一直对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论调怀有戒心。历年来不断出现的日本内阁成员发表否认二战中侵略行为的言论无不受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中国对日本与台湾的密切联系也表示关注。对北京而言，当年的日本侵略证实造成今日台湾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日本与台湾的经济联系不断拓展，台湾也试图谋求日本对其进入一些国际组织的支持，中国担心日本或明或暗地发展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企图维持大陆与台湾的分裂状态。1994年中国对日本与台湾的非正式的“官方接触”做出了强烈反应。日台关系已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另一方面，日本安全战略的变化可以视为是对冷战后东北亚复杂的安全形势的反应。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安全环境并未得到改善，反而更加严峻。虽然日本承认俄罗斯对日本的直接军事威胁比冷战前有所减少，但是1993年防务厅发布的权威性年度白皮书表明，日本认为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强大军力仍然是日本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8] 俄罗斯国内不稳定的局势和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使日本对其抱有极深的不信任。北方四岛的领土争端已成为日本对俄经济援助与投资的主要障碍。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更使日本感到战争的威胁。试图谋求核武器的朝鲜已被日本视为东北亚安全的最大威胁。尽管韩国仍与日本保持着友好关系，但它所追求的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则被认为将是日本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中国迅速崛起的经济及其军事现代化的努力同样引起了日本的警惕。日本担心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的中国不会满足现有的国际地位而会寻求地区霸权。尽管两国外交关系继续发展，近年来中日在安全领域已发生一些冲突。1992年2月，中国颁布了《领海法》，正式宣称对南沙群岛和钓鱼岛拥有主权，引起了日本的抗议。日本怀疑这一法律的颁布预示了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会以武力的方式解决其领土争端。中国从独联体国家购买先进武器以装备其现代化的空军和海军也引起了日本的担忧。日本于1992年9月宣称中国如从乌克兰购买航空母舰将会导致亚太地区的不稳定。日本外交政策制定者怀疑中国超过其自己能力的军事购买及在南沙群岛问题上的“军舰外交”是试图将“南中国海”变为“全中国海”。[9] 日本对中国在世界武器市场中的活动也表示担忧，并对中国在武器控制领域如核试验和核扩散等问题上的行为表示不满。1995年5月15日中国举行新的核试验后，日本宣布暂停政府对华援助。日本对中国朝鲜半岛的核危机中的角色也表示不满和失望。日本公共舆论对中日关系之未来的悲观情绪日渐增长。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安全战略的中心是继续保持并加强与美国的双边安全合作关系，继续维持日美安全协定的有效性。日本的这一战略至少在短期内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美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可以控制日本谋求军事大国地位和政治领导权的欲望。而美国的撤除不仅会导致日本的军事扩张，而且会因“安全困境”而导致整个地区的军事竞赛。因此中国外长钱其琛于1993年3月表示原则上中国不主张大国在外国驻军，但美国在日本和韩国的驻军问题是一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应该由他们自己来逐步解决。[10] 1992年10月以来，日本还力图推动经历东北亚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尤其是朝鲜半岛核危机出现后，日本提议建立“地区安全对话论坛”或“东北亚安全论坛”，力图在保持与美国的安全合作的同时，建立制度化的多边合作。然而，由于该地区的复杂形势，日本领导人显然不会将国家的安全战略建立在一定时期内难以形成的多边合作基础上。
影响未来中日关系走向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为关键的将是美日关系、中美关系、国际经济形势以及中国和日本的国内政局。一个经济上强大、军事上扩张的民族主义的中国会使日本更加靠向美国并强调自己作为西方一员的特质。同样，一个追求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并奉行保护主义经济政策的美国也会将日本推向中国一边。更为严峻的形势也会使日本走上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而谋求独立的大国地位的道路。在可预见的未来，出现一个紧密的中日联盟的可能性很小。然而，一个良好的中日关系对于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有着决定性意义。因此，尽管存在着多方面的竞争，在这一点根本点上，中日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
中韩关系
冷战后中韩关系取得了重大发展。1992年8月24日，中国与韩国结束了四十年的敌对状态，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预示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韩关系的发展改变了东北亚地区的格局，对整个地区的国际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韩的建交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五十年代初，中国志愿军赴朝作战，与北朝鲜一起抗击韩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冷战时期，受两极结构的影响，中国坚持北朝鲜是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权，拒不给韩国以外交承认。七十年代，随着中美、中日关系的发展，中韩关系有所缓和。八十年代韩国已发展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中国也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积极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对韩则采取较为灵活的态度，实行“关门不上锁”的政策，鼓励民间进行经济交流。中韩贸易因之迅速发展，贸易总额从1979年的1900万美元增加到1991年的58亿多美元。然而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仍然存在着一些障碍。首先，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朝鲜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变得十分重要。中国不希望对韩关系影响中韩联盟。其次，中国一直担心正式承认两个朝鲜会削弱其坚持“一个中国”的对台立场，并鼓励台湾谋求“两个中国”的活动。
冷战结束后，形势发生了有利的变化。中苏（俄）关系的迅速发展使北朝鲜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大大下降。苏联已于1990年9月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从1990年开始的南北朝鲜的高层对话及1991年两方正式签订的互不侵犯协定使得因中韩关系大发展而可能产生的平壤对北京的压力相应减小。同时中国说服北朝鲜放弃了对朝鲜半岛唯一主权的宣称。1991年9月南北韩作为两个独立的成员国同时加入联合国。由于联合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以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因而联合国的决议实际上要求韩国在与北京正式建立关系前必须先断绝其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就成为一年后北京对汉城的外交承认铺平了道路。到1992年，影响中韩正式建交的障碍已全部被清除。
对韩国而言，与中国建交一直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早在七十年代，朴正熙总统就试图发展与中国、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冷战后，卢泰愚总统继续这一“北方政策”，力图通过发展与中国、苏联（俄）以及其他北朝鲜的社会主义盟国的外交关系，在国际上孤立北朝鲜，从而实现其统一朝鲜半岛的最终目标。经济上，近年来韩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有所下降，韩国政府将其归咎于因高工资、高利率和高地价而产生的高生产成本、落后的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水平以及政府在推动提高工业效率上的支持不足。[11] 韩国希望通过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以及向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技术而重新提高其竞争力。同时，近年来日益增加的美韩、日韩贸易摩擦也使韩国力图利用巨大的中国市场实行其贸易多角化战略。
在此形势下，经过一系列筹备，中韩于1992年8月正式建交。中韩建交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胜利。中国外长钱其琛曾用“一石四鸟”的成语；来描述正式化的中韩关系对中国的重要意义。[12] 首先，近年来台湾一直试图运用“金元外交”增加其国际地位的合法性。1992年6月台湾得到非洲小国尼日尔的外交承认激怒了北京。同时，近两年台湾的“台独”势力发展较快，对此中国采取的对策是军事威胁、国际上孤立和经济上吸引。韩国是台湾最主要的外交夥伴和重要的贸易夥伴。中韩建交不仅可以在国际社会中进一步孤立台湾，而且随之而来的中韩经济合作会大大刺激台湾企业家对大陆的贸易和投资，从而加强台海两岸的经济整合。其次，建交后更为广泛的中韩经济合作，可以使中国更加充份低利用韩国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进一步发展中韩贸易，从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第三，近年来，中国和北朝鲜的贸易逆差已成为中国的沉重负担，中韩关系的发展可以减少平壤对经济援助的无止境要求。第四，中韩合作是中国对外贸易多角化、分散化，有助于减轻美国利用最惠国待遇以及“301条款”等手段对中国施加的压力。此外，中韩的关系也表明在东北亚地区新秩序中中国因素的不可或缺。
中韩关系的正常化还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在加强对外经济合作，大力引进日、韩资金和技术方面中国和俄罗斯存在着竞争关系。中国的东北和俄罗斯的远东都是韩国感兴趣的偷袭场所。在俄罗斯已率先与韩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情况下，中韩建交可以使中国在这场竞争中不致落后。第二，中国视韩国为其遏止日本谋求地区霸权的盟友，中韩建交有助于防止日本再次追求“大东亚共荣圈”。同时，中韩的经济合作可以刺激日韩争夺中国市场的竞争，从而使中国有效地吸引更多的日本投资和技术转让。
中韩建交后，两国政治、经济合作迅速发展。韩国两任总统卢泰愚和金泳三先后访华。中国政府总理李鹏和国家主席江泽民也于1994年和1995年相继访问韩国。两国经济合作的发展速度更是惊人。1992年中韩双边贸易达82亿多美元，到1994年，已发展到113亿美元。[13] 到1993年底，中国已成为韩国的第三大贸易夥伴，韩国也相应成为中国的第六大贸易夥伴。中国现在是韩国海外投资的最大接受国。随着大宇、三星、现代等大型企业进入中国，韩国在华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领域不断拓宽。目前，中韩两国正在积极联合开发中国山东半岛和东北地区，努力建设东北亚经济合作区。中韩在环境问题上的合作也正在开展。1994年初，两国还签署了一个核合作的条约，包括联合研究项目和交换核专家等。与此同时，由于台湾对韩国的经济制裁，韩台贸易1993年仅增加了3.5％，韩国为此每年损失3.79亿多美元的对台出口。
然而，尽管存在着较大的互补性，中韩经济也存在着竞争。尤其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提高，中韩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也会日益加剧。总体来看，韩国对华投资的规模仍然偏小，80％的投资低于100万美元，而且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较少。韩国还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了加征调节税的限制性措施，中韩贸易逆差呈上升趋势。
在战略安全上，象日本一样，冷战后韩国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局面。1993年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计划被公之于众后，韩国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1994年10月，美朝达成日内瓦协议后，韩国总统金泳三提出批评，认为协定关于在朝鲜设置新反应堆后再对其实行检查的条款使平壤得到了五年的时间去发展一个中等核武器项目。韩国开始担心在未来的核危机中美国是否会真正愿意为其提供核保护。同时，日本和中国防务费用的增加以及军事现代化的努力也使韩国充满警惕之心。在此形势下，韩国正加紧从欧洲国家，如德国购买潜水艇等先进武器，在美国的帮助下制造新型战斗机和导弹系统，并试图发展独立的核威胁装置。这一努力可能会刺激东北亚地区的核扩散。
尽管在遏止日本谋求地区霸权上中韩有着共同的目标，在其整体安全战略中韩国仍会将与美国的合作作为其最主要部份。1995年夏金泳三总统访美时，两国重申了其安全合作的重要战略意义。虽然韩国积极主张建立地区性多边安全机制，但它也不希望多边合作取代其与美国的合作。中韩关系则在朝鲜半岛的核危机中受到了影响。中国力图避免形成一个包括日韩在内的多边机构解决核危机，并拒绝支持对朝鲜进行制裁，使得韩国怀疑中国对促进地区核不扩散的承诺的诚意，认为中国很可能希望通过操纵形势来增加其对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另一个影响中韩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因素是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中韩的建交有利于促进南北朝鲜关系的缓和，并推动其就统一问题进行高层次的磋商。韩国在北京设立使馆之后，卢泰愚总统曾宣告国民和平统一的最后一个外部障碍已被清除。[14] 然而，朝鲜核危机以来，韩国开始担心中国事实上并不支持其统一计划，因为失去一个地缘政治上的盟友而增加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朝鲜，并不一定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但是韩国也明白中国在其统一计划以及彻底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问题上的重要地位。因此，维持一个友好合作的中韩关系仍将是韩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
中朝关系
目前中国是唯一一个同时与两个朝鲜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地区大国。然而，相比迅速发展的中韩关系，冷战后的中朝关系的进展相对缓慢。尽管在朝鲜核危机中，中朝表现出密切的合作，两国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却有所增加。
五十年代初，经过“抗美援朝”，中国与北朝鲜结成了紧密联盟。1961年7月，两国签署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朝鲜小心地在两个大国之间寻求平衡，在保持与中国的良好合作关系基础上更多地依靠苏联的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八十年代以来，苏联开始集中精力于国内改革。1990年的苏韩建交及其后的苏联的解体使朝鲜失去了最重要的盟友，转而向中国寻求全面支持。中国成为朝鲜最主要的政治、军事盟国和贸易夥伴。然而，中俄关系的迅速发展使朝鲜对中国的战略意义相对下降。1992年8月，中韩建交使中朝关系受到影响，两国之间的航班因此减少。1994年7月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去世，使两国领导人在战争年代形成的私人关系大为削弱。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在中国的对朝政策中进一步让位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中朝关系进一步淡化了党与党的色彩而发展成完全的国与国的关系。
中朝关系的变化首先表现在两国的经济贸易上。中国的对朝贸易一直带有援助的性质。多年来出口一直远远大于进口，而且易货贸易占了很大比重。1991年中国对朝鲜出口5.2亿多美元，进口不足8600万美元。1992年相应的数字是54亿美元和不足1.56亿美元，1993年是6亿美元和近3亿美元。[15] 据分析，1993年中国提供了朝鲜食品和石油需求的75％。[16]随着中国集中精力进行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中朝贸易成为中国的沉重经济负担。1992年11月北京与平壤的贸易对话中断后，中国决定继俄罗斯之后于1993年1月起将对朝贸易全部转为现金支付，并以“特惠价”取代了过去对朝贸易中过低的“友谊价”。1993年开始中国不再以易货贸易的方式向朝鲜出口原油。而在此之前的几年里，向朝鲜出口的120万吨原油中以易货贸易出口的达65万吨。结果，1994年中朝贸易额大大下降，1994年的前5个月中，中国进口比上年下降了1.7％，而出口则下降了32％。[17]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朝关系开始全面恶化。对北京而言，北朝鲜仍然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缓冲地带。作为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两个国家，中朝仍是国际事务中的重要盟友。同时，中国与北朝鲜的特殊关系使其在处理东北地区事务中获得了较大的影响力，而通过维持北朝鲜政局以避免因制度崩溃而导致的朝鲜半岛的军事冲突，也是保持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对北朝鲜而言，中国是地区内唯一能给它政治、经济、军事支持的国家。面对比其强大得多的韩国以及资本主义对手美国和日本，维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是北朝鲜目前的唯一选择。在此形势下，平壤向北京表示金日成去世后朝鲜外交政策的基本点仍然是发展与中国的“兄弟关系”，而北京也一再重申要珍惜“两国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尽管朝鲜面临债务问题，中国继续向朝鲜提供石油和粮食等重要物资。对朝贸易中的“特惠价”也仍然低于国际市场价格。1994年8月中国在辽东半岛上的军事演习，被认为是对北朝鲜政权表示的支持。同月，为了支持平壤要求与美国签订一项和平条约以取代1953年的朝鲜停战协定，中国继平壤之后退出了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
中朝关系的这一特徵在1993年─1994年的朝鲜核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清楚。朝鲜谋求核武器的计划被国际原子能机构公布于众后，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主张对其实行全面制裁。尽管中国不希望朝鲜获得核武器并担心这会引发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核扩散，然而制裁可能导致的北朝鲜政局的全面崩溃也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那样不但会使中国失去一个政治盟友，而且因此可能引发的朝鲜半岛的军事冲突或大批难民涌入中国东北会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基于这种形势，中国一方面声明坚决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同意朝鲜核项目已对地区安全产生不利影响，但另一方面又反对制裁朝鲜，指出这会使矛盾激化。中国也反对将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而是主张在华盛顿与平壤、平壤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两个朝鲜等三组双边关系间进行磋商和谈判以解决危机。在中国的影响下，1994年10月美朝达成日内瓦协议。朝鲜停止其项目；作为交换，美国由日、韩为朝鲜提供两个轻水反应堆，在此之前，由美国每年向朝鲜提供50万吨石油以满足其能源需求，同时双方开始考虑相互给予外交承认。
尽管在核危机中表现出合作，中朝关系的不确定因素近年来也大大增加。朝鲜谋求核武器本身就可以被视为它对中国核保护的不信任。朝鲜还反对联合国合作开发项目中在中国图门江地区建造一个河港的计划。中韩建交后，朝鲜与台湾的关系有所发展。双方开始发展贸易、旅游及文化交流。朝鲜核危机后，平壤与日本、美国的关系也有所进展。据报导，1995年末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汉城后希望顺路访问平壤，但遭平壤婉言拒绝。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来自朝鲜国内不明确的政治形势。朝鲜经济已连续几年陷入停止状态。朝鲜新领导人金正日能否最终稳定政局，朝鲜能否如中国所希望的那样实行改革开放，以及整个政权是否会在内外压力下导致罗马尼亚式的崩溃都还是未知数。
尽管维持中朝的友好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但中国显然也在思考朝鲜半岛统一后的前景。朝鲜半岛统一的一个毫无疑问的结果是中国因两个朝鲜的存在而获得的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将大大削弱。面对一个历史上的对手日本以及一个可疑的俄罗斯，统一后的朝鲜更可能寻求与中国和美国的合作关系。然而，中国担心一个统一的朝鲜会对其提出领土要求，目前的中朝边境的部份地区被许多朝鲜人认为是朝鲜国家的诞生地。强大的朝鲜也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竞争对手。更为敏感的是朝鲜半岛的统一方式。尽管韩国主宰统一过程是必然趋势，中国更希望看到一个和平的、演进的统一过程，因为以北朝鲜政权之崩溃为方式的突进的统一可能会导致地区形势的不稳定而危及中国国家安全。因此，在下一个十年中，对北朝鲜提供政治和经济援助以维持其政局的稳定，仍会是中国朝鲜政策的重点。
结语：中国东北亚地区政策
冷战时期，受两极格局及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影响，中国外交政策注重超级大国外交，从全球而非地区视野界定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角色是其主要特徵。在对亚洲国家安全关系上，中国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地区政策的地区大国。”[19] 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开始重视自己作为地区国家的意义，实行友好的睦邻政策，积极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进入后冷战时期以来，面对日益多极化、区域化的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中国进一步界定自己作为亚太国家的位置，在推行全方位外交的同时，大力发展与亚太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交流，逐渐形成了系统的地区经济和安全政策。中国积极参加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推动区域内经济分工与整合，主张建立一个对全球开放的地区经济共同体。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被一位中国国际问题专家总结为：“以建立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周边和平环境为目标，以国防现代化为基础，以集体安全和睦邻友好为辅助手段，实施积极防御战略的安全政策。”[20] 在东北亚地区次系统，中国在经济上积极发展与日、韩、俄等国的合作与交流，大力推动建立东北亚自由经济合作区；在战略上，坚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反对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安全对话，加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地区政策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的日益成熟。
在推行其东北亚地区经济和安全战略的过程中，中国需要注意几个关键问题。首先，冷战后东北亚存在着一个中、日、俄三国构成的相对于美国的战略三角关系。[21] 中俄同时出现在中亚地区次系统中，中日则是东南亚地区次系统中的两个主要地区强国。只有在东北亚地区，中、日、俄三国不寻常地相遇，面对着一个作为世界唯一强权而在该地区发挥影响的美国。中、日、俄三国有着共同的非西方的背景，而且与美国有着各不相同的依赖和冲突的双向关系。美国的东北亚政策及其全球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三国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中国与俄国有着共同的社会主义遗产，而且都在为改革和现代化而奋斗，对美国在人权等领域的一元主义保持着同样的敏感。中国和日本则有着共同的东方文化的背景，并且都担心美国的保护主义会扼杀东亚经济的活力。同时，这三个国家在东北亚地区也存在着复杂的竞争，在不同领域对美国的支持有着各自的需要。中、日、俄之间的这种相对于美国的战略三角关系对未来的东北亚地区新秩序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重要因素应当被纳入中国的东北亚地区经济和安全政策框架之中。
其次，随着俄罗斯自顾于国内形势和美国从亚洲的陆续后撤，整个亚太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的可能。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得许多西方国家和亚洲国家担心中国会乘机寻求地区霸权。近年来中国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军事现代化的努力也被视为经济发展中的中国进行地区政治和军事扩张的先兆。西方国家甚至提出了“遏止中国”的战略。正如一位西方国际问题专家所指出的，在中国问题上，亚太国家的主流态度是默认中国在地区日益增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中国应当寻求一种逐步的、演进的，而不是机会主义的、后霸权式的方式迈向地区大国的地位。[21] 在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上强调妥协和地区共识的重要性，增强国防政策的透明度，以及逐步实现军事现代化等，对在中国与亚太国家间建立相互信任有着重要意义。在东北亚地区，日、韩两国对中国未来的地区角色持有怀疑态度。1995年1月，73名国际关系学者签署了一份日本国际关系论坛1995年报告，认为中国迅速崛起为一个地区强国很可能激起寻求地区霸权的野心。[22] 基于这种形势，中国应努力消除日、韩两国对中国持有的疑虑。同时，中国应当保持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警惕，但也不必对日本的军备问题表示过度敏感。冷战后日本的首要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其中心的地区自由经济共同体，为此需要地区国家的信任与合作。至少在目前的状况下，发展军事扩张不是日本国家利益所在。近年来，在军备问题上的相互指责已开始在日本企业家中产生一种不愿在中国进行长期投资的情绪，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强的环境下，这将影响中国尽可能地吸引外资，加快国内的现代化建设。
第三，在日益区域化的国际形势下，加强东北亚地区经济和安全合作的呼声越来越高。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建立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可能性较大，建立地区多边合作机制的条件短期内则不成熟。安全领域地区主义的出现需要一些条件，各国必须接受现有的领土、政治、及意识形态的格局，没有国家追求地区霸权，以及存在着相对有限的安全观念。而东北亚地区国家间的领土争端尚未解决，朝鲜半岛南北对峙局面仍然存在。日本、俄国以及中国的未来的地区角色尚不明确，各国的安全观点有从军事领域向非军事领域发展的趋势。而且，各国都不希望多边机制成为其追求自身利益的束缚。俄国不希望在多边合作机制中讨论北方领土问题及其军售问题；朝鲜不希望其核项目受到限制，并担心多边合作会导致日、韩主导而危及其国家安全；日、韩则担心一个多边合作结构会影响其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日本还受到其宪法第九条的限制；中国也不希望将台湾问题和南沙群岛问题国际化。同时，整个东北亚地区也没有一个共同的外在威胁。因此，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一个地区内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尚难以形成。在此形势下，中国的地区政策仍然以双边关系为中心，同时促进多边安全对话，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多边安全合作不现实也不重要。近年来各国为促进东北亚一直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做了许多努力，提出了不少方案：地区安全会议多次召开，一些共识开始出现；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亚太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等现存机构也表现出向安全合作机构发展的趋势。在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很可能在一个复杂的双边关系的网络之上发展起来。同时，东北亚相对严峻的安全形势也需要中国在建立地区集体安全体系中发挥作用，其突破口可以是在核安全问题上的多边合作。朝鲜核危机结束之后，东北亚核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日内瓦协议的执行因朝鲜国内不明朗的政局而难以保证。韩国已表示出发展核防御设施的愿望。日本已拥有制造核武器的重要技术。日本一位有影响的国际问题专家宣称“我们（日本）能够在六个月内制造出核炸弹”。[23] 因此建立东北亚地区核问题上的多边合作，保证该地区的核安全，是未来建立完善的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重要一步。作为一个地位日益上升的地区大国，中国应当为东北亚的经济繁荣与和平稳定做出自己的贡献。
【注 释】
[1] Aaron L Friedberg，“Ripe for Rivalry：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6，No.3，Winter 1993/94.pp.5─33
[2] SIPRI Yearbook 1994，World Armaments and Disanme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SIPRI，1994），p.552
[3] Samuel S.Kim，“China's Pacific Policy：Recouciling the Irreconcilable”，International Journal，Vol.L，No.3，Summer 1995，p.462
[4] 阎学通，“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春季卷总第10期，pp.5─10。
[5] Sammel S.Kim，“Mainland China in a Changing Asia─Pacific Regional Order”，Issues and Studies，Vol.30，No.10，October，1994，p.13
[6] 金仁淑，“日本亚太经济新战略与中日关系走向”，《世界经济》，1993第10期，pp.65─70。
[7] William.Pawkins，“Political Catching Up With Japan's Military”，Financal Times，26 July，1994，p.4
[8] Japan Defense Agency，Defense of Japan，1993，（Tokyo：The Japan Times）1993，p.5
[9] Eugene Brown，“Japanese securit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Threat Perceptions and Strategic Options”，Asia Survey，34：5，May 1994，p.435
[10] 见《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3月24日，p.1；又见王飞凌，“冷战以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简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春季篇，总第10期。
[11] Korea Newsreview，28，May 1995，p.16.
[12] Sammel S.Kim，“Mainland China in a Changing Asia─Pacific Regional Order”，p.17
[13] Xiaoxiong Yi，“China's Korea Policy：From‘One Korea’to‘Two Korea’” Asia Affairs，Vol.22，No.2，Summer 1995，p.124
[14]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September，3，1992，p.8
[15] 《中国统计年鉴》1992，1993。
[16] Roberte Bedeski，“Sino─Korean Relations：Triangle of Tension，or Balancing a Divided Peninsula？”International Journal，Vol.L.No.3，Summer 1995，p.530
[17] 同上，p.535
[18] Steven I.Levine，“China in Asia：the PRC as a regional power”，in Harry Harding，ed，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p.107
[19] 阎学通，“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p.10。
[20] Gilbert Rozman，“A Regional Approach to Northeast Asia”，Orbis Vol.39，No.1，Winter，1995
[21] Denny Roy，“Assessing the Asia─Pacific‘Power Vacuum’”，Survival，Vol.37，No.3，Autumn 1995，p.55
[22] 同上。
[23] Eugene Brown，1994，p.446.
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这种新发展，使得东北亚地区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战略意义变得至关重要。作为一个地区性次系统，东北亚不仅拥有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之一日本和充满活力的新兴工业国韩国，而且座落着世界上唯一两个具有直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之军师实力的军师强国之一俄罗斯，以及新近引起了冷战后第一场核危机的封闭国家朝鲜。同时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和军事大国的美国仍在这一地区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能否与东北亚各国建立并保持经济和安全的地区性合作关系，不仅直接决定了中国能否继续享有一个和平和稳定的国际环境，能否继续获得国际经济支持与合作以推动其现代化建设，而且对中国将如何被纳入区域化的国际经济和国际安全新秩序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着重分析在后冷战时期新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与东北亚主要国家经济与安全合作关系的现状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的地区经济和安全政策作出评价。
东北亚地区国际环境
冷战前期，东北亚地区国际形势受两极结构影响，形成了以美─日─韩为一方和苏─中─朝为另一方的对峙局面。冷战后期，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形成该地区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中日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中韩关系也相对缓和，地区经济合作与交流有所发展。冷战的最后终结使东北亚地区摆脱了两极结构和超级大国外交的影响，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区性次系统，其中中、日、俄及南北韩等过作为地区性国家相互作用，地区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首先，国家间政治关系出现了相对缓和。俄韩，中韩相继与1990年和1992年建立了正常化的外交关系。中俄关系大大改善，两国签署了一系列多方面合作协定。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1992年实现了两国国家元首互访。日俄关系、南北韩关系也有所发展。伴随着政治上的缓和，地区经济合作迅猛发展。中日、中韩、中俄、日韩、俄韩之间贸易和投资飞速增长。日本已经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夥伴和技术进口国。韩国成为中国第六大出口市场。中国也分别成为日、韩两国的第二、第三大贸易夥伴。同时，建立东北亚自由经济贸易去的计划和项目不断出台。东北亚经济的发展连同东南亚的迅速崛起，使世界经济中心已开始从欧洲向亚洲转移。
然而，经济的发展和相互依赖并不自然导致地区的稳定与合作。伴随东北亚经济繁荣的是冷战后地区的武器竞赛。尽管冷战的结束使世界武器市场相对衰落，亚洲占世界武器进口和生产的比重却从1984年的12.4％上升到1992年的23.4％和1993年的21.1％（不含俄罗斯），其中武器进口主要集中在东北亚。日本、韩国、朝鲜、中国大陆及台湾纷纷购买各种先进武器，提高军队现代化水平。从1991年到1993年，东北亚各国的飞机进口和导弹进口分别占整个亚洲进口的85％和89％。[2] 1994年朝鲜半岛的和危机暴露了该地区核扩散的潜在可能，使军备竞赛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军备竞赛显示了冷战后东北亚安全形势的相对严峻。一方面，冷战的结束造成了地区秩序结构上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新的环境下各国的安全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一些历史上的领土争端可能成为新的地区冲突的潜在根源。日俄之间的北方领土争端、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以及日韩之间的东海领土争端仍未解决。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更可能成为地区冲突的火药桶。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论调、俄国国内的沙文主义倾向，以及中国作为地区经济和军事强国地位的上升使东北亚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发展多边安全合作，建立和平解决地区争端的制度机制，显得日益重要和迫切。
然而，尽管存在着经济整合和安全合作的需要，东北亚地区尚未形成以多边合作为基础的地区性集体安全机制，地区性多边经济合作的制度化水平仍然很低。这个地区历史上长期不稳定及由此产生的国家间的不信任已成为多边合作发展的重要障碍。更为重要的是，在世界格局和地区秩序的转型期，各国都不希望多边合作机制成为自己寻求发展和保护自身利益的束缚。在日益区域化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东北亚地区多边合作的迟缓发展成为该地区发展与稳定的制约因素。
在这样的地区性国际环境下，中国作为地区和政治强国的迅速崛起已引起了世界的瞩目。近年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得最快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以两位数速度持续增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购买力为基础的估算中国已仅次于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并且是世界银行多边经济援助和日本双边援助的最大受惠国。以此速度，中国将在下个世纪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国家。[3]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推行友好睦邻的外交政策，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俄关系的迅速发展。近年来，两国领导人多次互访，签署了一系列双方经济和军事合作协议。俄国从中国西北、东北边境及蒙古的撤军，使中国享有了建国以来最为安全的外部环境。两国边境问题已基本解决，并与1994年9月发表了关于不将本国战略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安全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国家安全观念已开始发生变化。保护经济发展成为主要的安全利益，为此中国发展了积极防御战略，以避免战争的发生和御敌于国门之外为战略核心，强调在加强睦邻友好关系的同时提高国防现代化水平。[4] 为维护国家统一和保护海洋经济权益，近年来中国开始购买一批包括苏─27在内的先进武器，以加强军队现代化战斗能力。
中国的迅速崛起改变了东北亚地区力量分布的原有格局，使东北亚地区国家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中中日、中韩以及中朝关系的发展对该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合作既有重大意义。
中日关系
作为后冷战时期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的两个地区大国，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是决定正在形成中的东北亚为主整个亚太地区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关键因素。冷战后的中日关系的发展体现出双向特徵：一方面是政治和经济合作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是经济和战略上的潜在竞争。
至少从政治和外交的层面上看，中日两国关系在冷战后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在日益区域化的国际形势下，建立密切的双边合作关系是两国政治经济利益的内在要求。对中国而言，保持一个和平而稳定的国际环境，尽可能地取得国际经济合作与支持，是其在国内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作为邻国和世界最具活力的经济强国之一的日本，无疑是中国友好睦邻政策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同时，冷战结束后中─美─俄三角关系的战略意义大大下降。美国对华政策日渐强硬，它的干预主义以及权力推进西式民主和人权观念对中国国内政治稳定乃至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美国对台出售F─16战斗机等大批武器设备更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国家统一。在此形势下，通过发展与日本的合作，减少对美国的经济和技术依赖，并利用日美经济冲突，联合日本抗衡美国对东亚的霸权影响，显然是中国均势战略的重要内容。
对日本而言，面对逐渐崛起的中国，一个良好的中日关系是其综合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份。它还希望在中、日、美三角关系中打中国牌，通过对华合作缓和来自美国的压力。同时，日本寻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需要中国的支持。日本参加联合国维护和平活动需要得到中国的谅解。日本谋求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更需要得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冷战后日本推行亚洲化战略，把亚洲外交视为其外交政策的基轴之一，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圈，并谋求在地区新秩序中的主导地位。日本的亚洲战略需要中国的合作。
双方的政治经济需要推动了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1992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和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是中日历史上第一次国家元首互访。日本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一直采取积极主动的合作态度。1993年7月东京七国首脑会议前日本进行幕后活动，要求会议不谈人权问题，不指责中国。1992年国际维持和平合作法出台后，中国接受了日本派兵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的行为。1993年12月，中日开始了第一次双边安全对话。中国首次表示了当时机成熟时对日本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给予支持的可能。1994年，日本首相细川护熙访华前夕，中国政府有意制止了民间要求日本战争赔偿的和平请愿活动。1995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访华，也取得了成功。
伴随政治关系发展的是中日经济合作的迅速增加。到1993年中日经济关系已出现三个第一：（1）中日贸易总额1992年到1993年增加了35％而达到390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今158亿美元，进口232亿美元。日本第一次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夥伴。中国也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夥伴；（2）日本成为中国技术进口的最大来源；（3）日本企业在华直接投资跃居第一（不含港澳）。[5] 近年来日本对化投资规模扩大，产业结构升级，开始向中国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投资。另外，中国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项目ODA的最大受惠国。1994年和1995年的日元大幅升值使中国对日本的债务陡然增加，但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日本在海外包括中国的投资。此外，中日两国还连同其他东北亚国家努力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提出东北亚区域开发区，黄海经济区及环日本海经济区等多边合作项目，利用各国经济之间的互补性发展地区经济交流。中日经济合作的发展得益于中国的继续开放政策和日本的九十年代亚太经济新战略。冷战后，日本开始推行经济的亚洲化，即以亚太地区为其全球战略的基本出发点，通过贸易、投资、经济援助以及技术输出等手段加强与亚太各国的经济分工和整合，从而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圈。[6] 日本的这种亚太经济新战略的形成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冷战后国际经济出现区域化集团化趋势，欧洲统一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中欧自由贸易区纷纷形成，日本贸易摩擦日益加强。作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力图运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本地区内推动经济合作，通过促进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经济合作区域，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新的分工体系，以抗衡美欧经济集团。其次，近年来西方经济发展缓慢，亚太地区经济却蓬勃发展，东亚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加强与亚太地区合作，不仅可以帮助日本经济走出低谷，而且为其转让其过时技术从而提高其国内产业结构提供了机会。此外，冷战后，日本并未得到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太经济合作圈，通过确立地区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而获得对地区政治事务的影响，是日本提高其在冷战后国际舞台上政治地位的重要途径。在此战略下，日本大力发展与东亚国家的贸易合作，并向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以及中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和经济援助。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的经济市场，中国显然是日本经济新战略的必争之地。
然而，两国经济合作的发展并未掩盖住其潜在的经济竞争。在建立亚太地区经济分工与整合的新体制过程中，日本试图牢牢把握住经济发展的主导权，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建立新的地区内垂直分工，形成以日本为雁头，以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及中国为雁身和雁尾的“雁行模式”。面对发展速度惊人的中国经济，日本担心中国成为它寻求地区经济霸权的主要竞争者。同时，日本担心过多地向海外转移制造业会引起其国内就业等经济困难并威胁到其国家安全。因此，在日本对华经济合作中，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占其国外投资总额和亚洲投资总额的比重仍很小。从投资结构上看，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比重仍然偏低，中小企业投资占80％以上。为避免被日本纳入其地区性经济分工体系，中国在发展对日经济合作的同时，在地区内大力发展与港、台、亚洲“四小龙”及东盟国家经济合作。中韩以及大陆与台湾的贸易、投资关系近年来飞速发展。在不远的将来，随着港澳的回归祖国及大陆、台湾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以大陆─台湾─香港为核心的中国经济圈与日本在地区内的竞争可能加剧。
冷战后中日两国的竞争在战略和安全层面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日益关注日本在新形势下不确定的地区角色，担心它会乘苏联解体和美国后撤之机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发展政治和军事力量而谋求地区霸权。二战后，根据日美安全协议，日本处于美国防御保护伞下，美国的核武器给日本提供了核安全。美国第七舰队保证了日本通过南中国海的贸易通道。日本也相应地在国防开支上进行自我约束，并承诺不发展航空母舰和远程导弹等攻击机武器。冷战结束后，东北亚安全环境日趋复杂。日本的安全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尽管它仍然维持国防开支不超过GNP的1％（1987年除外，当年国防预算为GNP的1.004％），其国防开支总额仍因巨大的经济基础而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最近两年的日元升值，使日本军方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可能。近年来东北亚的武器竞赛中，日本也购买了不少先进武器设备，其战舰、飞机及雷达装置的先进程度均高于中国。日本首相、社会党领导村山富市在一次演讲中就五十年来对日本宪法的争论做澄清时表示（1947年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不再维持战争能力），他的党已不再坚持日本无权拥有武力的信念。[7] 中国对此表示警惕，尽管中国已接受日本派兵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并暗示将来可能对日本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活动给予支持，但一直对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论调怀有戒心。历年来不断出现的日本内阁成员发表否认二战中侵略行为的言论无不受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中国对日本与台湾的密切联系也表示关注。对北京而言，当年的日本侵略证实造成今日台湾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日本与台湾的经济联系不断拓展，台湾也试图谋求日本对其进入一些国际组织的支持，中国担心日本或明或暗地发展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企图维持大陆与台湾的分裂状态。1994年中国对日本与台湾的非正式的“官方接触”做出了强烈反应。日台关系已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另一方面，日本安全战略的变化可以视为是对冷战后东北亚复杂的安全形势的反应。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安全环境并未得到改善，反而更加严峻。虽然日本承认俄罗斯对日本的直接军事威胁比冷战前有所减少，但是1993年防务厅发布的权威性年度白皮书表明，日本认为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强大军力仍然是日本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8] 俄罗斯国内不稳定的局势和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使日本对其抱有极深的不信任。北方四岛的领土争端已成为日本对俄经济援助与投资的主要障碍。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更使日本感到战争的威胁。试图谋求核武器的朝鲜已被日本视为东北亚安全的最大威胁。尽管韩国仍与日本保持着友好关系，但它所追求的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则被认为将是日本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中国迅速崛起的经济及其军事现代化的努力同样引起了日本的警惕。日本担心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的中国不会满足现有的国际地位而会寻求地区霸权。尽管两国外交关系继续发展，近年来中日在安全领域已发生一些冲突。1992年2月，中国颁布了《领海法》，正式宣称对南沙群岛和钓鱼岛拥有主权，引起了日本的抗议。日本怀疑这一法律的颁布预示了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会以武力的方式解决其领土争端。中国从独联体国家购买先进武器以装备其现代化的空军和海军也引起了日本的担忧。日本于1992年9月宣称中国如从乌克兰购买航空母舰将会导致亚太地区的不稳定。日本外交政策制定者怀疑中国超过其自己能力的军事购买及在南沙群岛问题上的“军舰外交”是试图将“南中国海”变为“全中国海”。[9] 日本对中国在世界武器市场中的活动也表示担忧，并对中国在武器控制领域如核试验和核扩散等问题上的行为表示不满。1995年5月15日中国举行新的核试验后，日本宣布暂停政府对华援助。日本对中国朝鲜半岛的核危机中的角色也表示不满和失望。日本公共舆论对中日关系之未来的悲观情绪日渐增长。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安全战略的中心是继续保持并加强与美国的双边安全合作关系，继续维持日美安全协定的有效性。日本的这一战略至少在短期内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美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可以控制日本谋求军事大国地位和政治领导权的欲望。而美国的撤除不仅会导致日本的军事扩张，而且会因“安全困境”而导致整个地区的军事竞赛。因此中国外长钱其琛于1993年3月表示原则上中国不主张大国在外国驻军，但美国在日本和韩国的驻军问题是一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应该由他们自己来逐步解决。[10] 1992年10月以来，日本还力图推动经历东北亚以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尤其是朝鲜半岛核危机出现后，日本提议建立“地区安全对话论坛”或“东北亚安全论坛”，力图在保持与美国的安全合作的同时，建立制度化的多边合作。然而，由于该地区的复杂形势，日本领导人显然不会将国家的安全战略建立在一定时期内难以形成的多边合作基础上。
影响未来中日关系走向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为关键的将是美日关系、中美关系、国际经济形势以及中国和日本的国内政局。一个经济上强大、军事上扩张的民族主义的中国会使日本更加靠向美国并强调自己作为西方一员的特质。同样，一个追求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并奉行保护主义经济政策的美国也会将日本推向中国一边。更为严峻的形势也会使日本走上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而谋求独立的大国地位的道路。在可预见的未来，出现一个紧密的中日联盟的可能性很小。然而，一个良好的中日关系对于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有着决定性意义。因此，尽管存在着多方面的竞争，在这一点根本点上，中日两国有着共同的利益。
中韩关系
冷战后中韩关系取得了重大发展。1992年8月24日，中国与韩国结束了四十年的敌对状态，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预示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韩关系的发展改变了东北亚地区的格局，对整个地区的国际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韩的建交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五十年代初，中国志愿军赴朝作战，与北朝鲜一起抗击韩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冷战时期，受两极结构的影响，中国坚持北朝鲜是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权，拒不给韩国以外交承认。七十年代，随着中美、中日关系的发展，中韩关系有所缓和。八十年代韩国已发展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中国也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积极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对韩则采取较为灵活的态度，实行“关门不上锁”的政策，鼓励民间进行经济交流。中韩贸易因之迅速发展，贸易总额从1979年的1900万美元增加到1991年的58亿多美元。然而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仍然存在着一些障碍。首先，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朝鲜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变得十分重要。中国不希望对韩关系影响中韩联盟。其次，中国一直担心正式承认两个朝鲜会削弱其坚持“一个中国”的对台立场，并鼓励台湾谋求“两个中国”的活动。
冷战结束后，形势发生了有利的变化。中苏（俄）关系的迅速发展使北朝鲜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大大下降。苏联已于1990年9月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从1990年开始的南北朝鲜的高层对话及1991年两方正式签订的互不侵犯协定使得因中韩关系大发展而可能产生的平壤对北京的压力相应减小。同时中国说服北朝鲜放弃了对朝鲜半岛唯一主权的宣称。1991年9月南北韩作为两个独立的成员国同时加入联合国。由于联合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以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因而联合国的决议实际上要求韩国在与北京正式建立关系前必须先断绝其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就成为一年后北京对汉城的外交承认铺平了道路。到1992年，影响中韩正式建交的障碍已全部被清除。
对韩国而言，与中国建交一直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早在七十年代，朴正熙总统就试图发展与中国、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冷战后，卢泰愚总统继续这一“北方政策”，力图通过发展与中国、苏联（俄）以及其他北朝鲜的社会主义盟国的外交关系，在国际上孤立北朝鲜，从而实现其统一朝鲜半岛的最终目标。经济上，近年来韩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有所下降，韩国政府将其归咎于因高工资、高利率和高地价而产生的高生产成本、落后的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水平以及政府在推动提高工业效率上的支持不足。[11] 韩国希望通过利用中国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以及向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技术而重新提高其竞争力。同时，近年来日益增加的美韩、日韩贸易摩擦也使韩国力图利用巨大的中国市场实行其贸易多角化战略。
在此形势下，经过一系列筹备，中韩于1992年8月正式建交。中韩建交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胜利。中国外长钱其琛曾用“一石四鸟”的成语；来描述正式化的中韩关系对中国的重要意义。[12] 首先，近年来台湾一直试图运用“金元外交”增加其国际地位的合法性。1992年6月台湾得到非洲小国尼日尔的外交承认激怒了北京。同时，近两年台湾的“台独”势力发展较快，对此中国采取的对策是军事威胁、国际上孤立和经济上吸引。韩国是台湾最主要的外交夥伴和重要的贸易夥伴。中韩建交不仅可以在国际社会中进一步孤立台湾，而且随之而来的中韩经济合作会大大刺激台湾企业家对大陆的贸易和投资，从而加强台海两岸的经济整合。其次，建交后更为广泛的中韩经济合作，可以使中国更加充份低利用韩国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进一步发展中韩贸易，从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第三，近年来，中国和北朝鲜的贸易逆差已成为中国的沉重负担，中韩关系的发展可以减少平壤对经济援助的无止境要求。第四，中韩合作是中国对外贸易多角化、分散化，有助于减轻美国利用最惠国待遇以及“301条款”等手段对中国施加的压力。此外，中韩的关系也表明在东北亚地区新秩序中中国因素的不可或缺。
中韩关系的正常化还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在加强对外经济合作，大力引进日、韩资金和技术方面中国和俄罗斯存在着竞争关系。中国的东北和俄罗斯的远东都是韩国感兴趣的偷袭场所。在俄罗斯已率先与韩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情况下，中韩建交可以使中国在这场竞争中不致落后。第二，中国视韩国为其遏止日本谋求地区霸权的盟友，中韩建交有助于防止日本再次追求“大东亚共荣圈”。同时，中韩的经济合作可以刺激日韩争夺中国市场的竞争，从而使中国有效地吸引更多的日本投资和技术转让。
中韩建交后，两国政治、经济合作迅速发展。韩国两任总统卢泰愚和金泳三先后访华。中国政府总理李鹏和国家主席江泽民也于1994年和1995年相继访问韩国。两国经济合作的发展速度更是惊人。1992年中韩双边贸易达82亿多美元，到1994年，已发展到113亿美元。[13] 到1993年底，中国已成为韩国的第三大贸易夥伴，韩国也相应成为中国的第六大贸易夥伴。中国现在是韩国海外投资的最大接受国。随着大宇、三星、现代等大型企业进入中国，韩国在华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领域不断拓宽。目前，中韩两国正在积极联合开发中国山东半岛和东北地区，努力建设东北亚经济合作区。中韩在环境问题上的合作也正在开展。1994年初，两国还签署了一个核合作的条约，包括联合研究项目和交换核专家等。与此同时，由于台湾对韩国的经济制裁，韩台贸易1993年仅增加了3.5％，韩国为此每年损失3.79亿多美元的对台出口。
然而，尽管存在着较大的互补性，中韩经济也存在着竞争。尤其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提高，中韩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也会日益加剧。总体来看，韩国对华投资的规模仍然偏小，80％的投资低于100万美元，而且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较少。韩国还对中国出口产品采取了加征调节税的限制性措施，中韩贸易逆差呈上升趋势。
在战略安全上，象日本一样，冷战后韩国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局面。1993年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计划被公之于众后，韩国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1994年10月，美朝达成日内瓦协议后，韩国总统金泳三提出批评，认为协定关于在朝鲜设置新反应堆后再对其实行检查的条款使平壤得到了五年的时间去发展一个中等核武器项目。韩国开始担心在未来的核危机中美国是否会真正愿意为其提供核保护。同时，日本和中国防务费用的增加以及军事现代化的努力也使韩国充满警惕之心。在此形势下，韩国正加紧从欧洲国家，如德国购买潜水艇等先进武器，在美国的帮助下制造新型战斗机和导弹系统，并试图发展独立的核威胁装置。这一努力可能会刺激东北亚地区的核扩散。
尽管在遏止日本谋求地区霸权上中韩有着共同的目标，在其整体安全战略中韩国仍会将与美国的合作作为其最主要部份。1995年夏金泳三总统访美时，两国重申了其安全合作的重要战略意义。虽然韩国积极主张建立地区性多边安全机制，但它也不希望多边合作取代其与美国的合作。中韩关系则在朝鲜半岛的核危机中受到了影响。中国力图避免形成一个包括日韩在内的多边机构解决核危机，并拒绝支持对朝鲜进行制裁，使得韩国怀疑中国对促进地区核不扩散的承诺的诚意，认为中国很可能希望通过操纵形势来增加其对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另一个影响中韩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因素是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中韩的建交有利于促进南北朝鲜关系的缓和，并推动其就统一问题进行高层次的磋商。韩国在北京设立使馆之后，卢泰愚总统曾宣告国民和平统一的最后一个外部障碍已被清除。[14] 然而，朝鲜核危机以来，韩国开始担心中国事实上并不支持其统一计划，因为失去一个地缘政治上的盟友而增加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朝鲜，并不一定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但是韩国也明白中国在其统一计划以及彻底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问题上的重要地位。因此，维持一个友好合作的中韩关系仍将是韩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
中朝关系
目前中国是唯一一个同时与两个朝鲜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地区大国。然而，相比迅速发展的中韩关系，冷战后的中朝关系的进展相对缓慢。尽管在朝鲜核危机中，中朝表现出密切的合作，两国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却有所增加。
五十年代初，经过“抗美援朝”，中国与北朝鲜结成了紧密联盟。1961年7月，两国签署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朝鲜小心地在两个大国之间寻求平衡，在保持与中国的良好合作关系基础上更多地依靠苏联的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八十年代以来，苏联开始集中精力于国内改革。1990年的苏韩建交及其后的苏联的解体使朝鲜失去了最重要的盟友，转而向中国寻求全面支持。中国成为朝鲜最主要的政治、军事盟国和贸易夥伴。然而，中俄关系的迅速发展使朝鲜对中国的战略意义相对下降。1992年8月，中韩建交使中朝关系受到影响，两国之间的航班因此减少。1994年7月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去世，使两国领导人在战争年代形成的私人关系大为削弱。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在中国的对朝政策中进一步让位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中朝关系进一步淡化了党与党的色彩而发展成完全的国与国的关系。
中朝关系的变化首先表现在两国的经济贸易上。中国的对朝贸易一直带有援助的性质。多年来出口一直远远大于进口，而且易货贸易占了很大比重。1991年中国对朝鲜出口5.2亿多美元，进口不足8600万美元。1992年相应的数字是54亿美元和不足1.56亿美元，1993年是6亿美元和近3亿美元。[15] 据分析，1993年中国提供了朝鲜食品和石油需求的75％。[16]随着中国集中精力进行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中朝贸易成为中国的沉重经济负担。1992年11月北京与平壤的贸易对话中断后，中国决定继俄罗斯之后于1993年1月起将对朝贸易全部转为现金支付，并以“特惠价”取代了过去对朝贸易中过低的“友谊价”。1993年开始中国不再以易货贸易的方式向朝鲜出口原油。而在此之前的几年里，向朝鲜出口的120万吨原油中以易货贸易出口的达65万吨。结果，1994年中朝贸易额大大下降，1994年的前5个月中，中国进口比上年下降了1.7％，而出口则下降了32％。[17]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朝关系开始全面恶化。对北京而言，北朝鲜仍然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缓冲地带。作为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两个国家，中朝仍是国际事务中的重要盟友。同时，中国与北朝鲜的特殊关系使其在处理东北地区事务中获得了较大的影响力，而通过维持北朝鲜政局以避免因制度崩溃而导致的朝鲜半岛的军事冲突，也是保持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对北朝鲜而言，中国是地区内唯一能给它政治、经济、军事支持的国家。面对比其强大得多的韩国以及资本主义对手美国和日本，维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是北朝鲜目前的唯一选择。在此形势下，平壤向北京表示金日成去世后朝鲜外交政策的基本点仍然是发展与中国的“兄弟关系”，而北京也一再重申要珍惜“两国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尽管朝鲜面临债务问题，中国继续向朝鲜提供石油和粮食等重要物资。对朝贸易中的“特惠价”也仍然低于国际市场价格。1994年8月中国在辽东半岛上的军事演习，被认为是对北朝鲜政权表示的支持。同月，为了支持平壤要求与美国签订一项和平条约以取代1953年的朝鲜停战协定，中国继平壤之后退出了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
中朝关系的这一特徵在1993年─1994年的朝鲜核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清楚。朝鲜谋求核武器的计划被国际原子能机构公布于众后，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主张对其实行全面制裁。尽管中国不希望朝鲜获得核武器并担心这会引发整个东北亚地区的核扩散，然而制裁可能导致的北朝鲜政局的全面崩溃也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那样不但会使中国失去一个政治盟友，而且因此可能引发的朝鲜半岛的军事冲突或大批难民涌入中国东北会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基于这种形势，中国一方面声明坚决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同意朝鲜核项目已对地区安全产生不利影响，但另一方面又反对制裁朝鲜，指出这会使矛盾激化。中国也反对将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而是主张在华盛顿与平壤、平壤与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两个朝鲜等三组双边关系间进行磋商和谈判以解决危机。在中国的影响下，1994年10月美朝达成日内瓦协议。朝鲜停止其项目；作为交换，美国由日、韩为朝鲜提供两个轻水反应堆，在此之前，由美国每年向朝鲜提供50万吨石油以满足其能源需求，同时双方开始考虑相互给予外交承认。
尽管在核危机中表现出合作，中朝关系的不确定因素近年来也大大增加。朝鲜谋求核武器本身就可以被视为它对中国核保护的不信任。朝鲜还反对联合国合作开发项目中在中国图门江地区建造一个河港的计划。中韩建交后，朝鲜与台湾的关系有所发展。双方开始发展贸易、旅游及文化交流。朝鲜核危机后，平壤与日本、美国的关系也有所进展。据报导，1995年末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汉城后希望顺路访问平壤，但遭平壤婉言拒绝。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来自朝鲜国内不明确的政治形势。朝鲜经济已连续几年陷入停止状态。朝鲜新领导人金正日能否最终稳定政局，朝鲜能否如中国所希望的那样实行改革开放，以及整个政权是否会在内外压力下导致罗马尼亚式的崩溃都还是未知数。
尽管维持中朝的友好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但中国显然也在思考朝鲜半岛统一后的前景。朝鲜半岛统一的一个毫无疑问的结果是中国因两个朝鲜的存在而获得的对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将大大削弱。面对一个历史上的对手日本以及一个可疑的俄罗斯，统一后的朝鲜更可能寻求与中国和美国的合作关系。然而，中国担心一个统一的朝鲜会对其提出领土要求，目前的中朝边境的部份地区被许多朝鲜人认为是朝鲜国家的诞生地。强大的朝鲜也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竞争对手。更为敏感的是朝鲜半岛的统一方式。尽管韩国主宰统一过程是必然趋势，中国更希望看到一个和平的、演进的统一过程，因为以北朝鲜政权之崩溃为方式的突进的统一可能会导致地区形势的不稳定而危及中国国家安全。因此，在下一个十年中，对北朝鲜提供政治和经济援助以维持其政局的稳定，仍会是中国朝鲜政策的重点。
结语：中国东北亚地区政策
冷战时期，受两极格局及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影响，中国外交政策注重超级大国外交，从全球而非地区视野界定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角色是其主要特徵。在对亚洲国家安全关系上，中国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地区政策的地区大国。”[19] 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开始重视自己作为地区国家的意义，实行友好的睦邻政策，积极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进入后冷战时期以来，面对日益多极化、区域化的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中国进一步界定自己作为亚太国家的位置，在推行全方位外交的同时，大力发展与亚太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交流，逐渐形成了系统的地区经济和安全政策。中国积极参加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推动区域内经济分工与整合，主张建立一个对全球开放的地区经济共同体。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被一位中国国际问题专家总结为：“以建立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周边和平环境为目标，以国防现代化为基础，以集体安全和睦邻友好为辅助手段，实施积极防御战略的安全政策。”[20] 在东北亚地区次系统，中国在经济上积极发展与日、韩、俄等国的合作与交流，大力推动建立东北亚自由经济合作区；在战略上，坚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反对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安全对话，加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地区政策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的日益成熟。
在推行其东北亚地区经济和安全战略的过程中，中国需要注意几个关键问题。首先，冷战后东北亚存在着一个中、日、俄三国构成的相对于美国的战略三角关系。[21] 中俄同时出现在中亚地区次系统中，中日则是东南亚地区次系统中的两个主要地区强国。只有在东北亚地区，中、日、俄三国不寻常地相遇，面对着一个作为世界唯一强权而在该地区发挥影响的美国。中、日、俄三国有着共同的非西方的背景，而且与美国有着各不相同的依赖和冲突的双向关系。美国的东北亚政策及其全球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三国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中国与俄国有着共同的社会主义遗产，而且都在为改革和现代化而奋斗，对美国在人权等领域的一元主义保持着同样的敏感。中国和日本则有着共同的东方文化的背景，并且都担心美国的保护主义会扼杀东亚经济的活力。同时，这三个国家在东北亚地区也存在着复杂的竞争，在不同领域对美国的支持有着各自的需要。中、日、俄之间的这种相对于美国的战略三角关系对未来的东北亚地区新秩序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一重要因素应当被纳入中国的东北亚地区经济和安全政策框架之中。
其次，随着俄罗斯自顾于国内形势和美国从亚洲的陆续后撤，整个亚太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的可能。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得许多西方国家和亚洲国家担心中国会乘机寻求地区霸权。近年来中国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军事现代化的努力也被视为经济发展中的中国进行地区政治和军事扩张的先兆。西方国家甚至提出了“遏止中国”的战略。正如一位西方国际问题专家所指出的，在中国问题上，亚太国家的主流态度是默认中国在地区日益增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中国应当寻求一种逐步的、演进的，而不是机会主义的、后霸权式的方式迈向地区大国的地位。[21] 在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上强调妥协和地区共识的重要性，增强国防政策的透明度，以及逐步实现军事现代化等，对在中国与亚太国家间建立相互信任有着重要意义。在东北亚地区，日、韩两国对中国未来的地区角色持有怀疑态度。1995年1月，73名国际关系学者签署了一份日本国际关系论坛1995年报告，认为中国迅速崛起为一个地区强国很可能激起寻求地区霸权的野心。[22] 基于这种形势，中国应努力消除日、韩两国对中国持有的疑虑。同时，中国应当保持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警惕，但也不必对日本的军备问题表示过度敏感。冷战后日本的首要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其中心的地区自由经济共同体，为此需要地区国家的信任与合作。至少在目前的状况下，发展军事扩张不是日本国家利益所在。近年来，在军备问题上的相互指责已开始在日本企业家中产生一种不愿在中国进行长期投资的情绪，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强的环境下，这将影响中国尽可能地吸引外资，加快国内的现代化建设。
第三，在日益区域化的国际形势下，加强东北亚地区经济和安全合作的呼声越来越高。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建立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可能性较大，建立地区多边合作机制的条件短期内则不成熟。安全领域地区主义的出现需要一些条件，各国必须接受现有的领土、政治、及意识形态的格局，没有国家追求地区霸权，以及存在着相对有限的安全观念。而东北亚地区国家间的领土争端尚未解决，朝鲜半岛南北对峙局面仍然存在。日本、俄国以及中国的未来的地区角色尚不明确，各国的安全观点有从军事领域向非军事领域发展的趋势。而且，各国都不希望多边机制成为其追求自身利益的束缚。俄国不希望在多边合作机制中讨论北方领土问题及其军售问题；朝鲜不希望其核项目受到限制，并担心多边合作会导致日、韩主导而危及其国家安全；日、韩则担心一个多边合作结构会影响其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日本还受到其宪法第九条的限制；中国也不希望将台湾问题和南沙群岛问题国际化。同时，整个东北亚地区也没有一个共同的外在威胁。因此，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一个地区内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尚难以形成。在此形势下，中国的地区政策仍然以双边关系为中心，同时促进多边安全对话，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多边安全合作不现实也不重要。近年来各国为促进东北亚一直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做了许多努力，提出了不少方案：地区安全会议多次召开，一些共识开始出现；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亚太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等现存机构也表现出向安全合作机构发展的趋势。在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很可能在一个复杂的双边关系的网络之上发展起来。同时，东北亚相对严峻的安全形势也需要中国在建立地区集体安全体系中发挥作用，其突破口可以是在核安全问题上的多边合作。朝鲜核危机结束之后，东北亚核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日内瓦协议的执行因朝鲜国内不明朗的政局而难以保证。韩国已表示出发展核防御设施的愿望。日本已拥有制造核武器的重要技术。日本一位有影响的国际问题专家宣称“我们（日本）能够在六个月内制造出核炸弹”。[23] 因此建立东北亚地区核问题上的多边合作，保证该地区的核安全，是未来建立完善的东北亚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重要一步。作为一个地位日益上升的地区大国，中国应当为东北亚的经济繁荣与和平稳定做出自己的贡献。
【注 释】
[1] Aaron L Friedberg，“Ripe for Rivalry：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6，No.3，Winter 1993/94.pp.5─33
[2] SIPRI Yearbook 1994，World Armaments and Disanme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SIPRI，1994），p.552
[3] Samuel S.Kim，“China's Pacific Policy：Recouciling the Irreconcilable”，International Journal，Vol.L，No.3，Summer 1995，p.462
[4] 阎学通，“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春季卷总第10期，pp.5─10。
[5] Sammel S.Kim，“Mainland China in a Changing Asia─Pacific Regional Order”，Issues and Studies，Vol.30，No.10，October，1994，p.13
[6] 金仁淑，“日本亚太经济新战略与中日关系走向”，《世界经济》，1993第10期，pp.65─70。
[7] William.Pawkins，“Political Catching Up With Japan's Military”，Financal Times，26 July，1994，p.4
[8] Japan Defense Agency，Defense of Japan，1993，（Tokyo：The Japan Times）1993，p.5
[9] Eugene Brown，“Japanese securit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Threat Perceptions and Strategic Options”，Asia Survey，34：5，May 1994，p.435
[10] 见《人民日报》（海外版）1993年3月24日，p.1；又见王飞凌，“冷战以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简析”，《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春季篇，总第10期。
[11] Korea Newsreview，28，May 1995，p.16.
[12] Sammel S.Kim，“Mainland China in a Changing Asia─Pacific Regional Order”，p.17
[13] Xiaoxiong Yi，“China's Korea Policy：From‘One Korea’to‘Two Korea’” Asia Affairs，Vol.22，No.2，Summer 1995，p.124
[14]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September，3，1992，p.8
[15] 《中国统计年鉴》1992，1993。
[16] Roberte Bedeski，“Sino─Korean Relations：Triangle of Tension，or Balancing a Divided Peninsula？”International Journal，Vol.L.No.3，Summer 1995，p.530
[17] 同上，p.535
[18] Steven I.Levine，“China in Asia：the PRC as a regional power”，in Harry Harding，ed，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p.107
[19] 阎学通，“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p.10。
[20] Gilbert Rozman，“A Regional Approach to Northeast Asia”，Orbis Vol.39，No.1，Winter，1995
[21] Denny Roy，“Assessing the Asia─Pacific‘Power Vacuum’”，Survival，Vol.37，No.3，Autumn 1995，p.55
[22] 同上。
[23] Eugene Brown，1994，p.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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