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与改革”座谈会综述
今年五月三日,为纪念文革三十周年,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举行了“文革与改革”座谈会。应邀出席会议的有: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余英时先生、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主任白霖教授(Lynn White III)、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局主席陈一谘先生、副主席程晓农先生、著名作家苏晓康、郑义、张朗朗先生、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生汪煦和本刊主编李亚虹等。与会者代表了不同的学术领域、社会背景、成长环境和年龄层次。座谈会采用自由漫谈与主题讨论相结合的形式,在短短三个小时中,与会者畅所欲言,从不同的角度和分析方法,对文革的定义、产生的原因、造成的后果以及与改革的关系作了卓有成效的解析。这次座谈会最大的成果是,与会者的不同观点得到了充份的沟通;对这一历史悲剧,大家不仅有感性的回顾与批判,更有对其制度根源的理性分析。
首先,对文革的起始,一般仍沿用“十年文革”的流行定义,但有人认为,广义的文革远远超过1966─1976那十年,早在延安时代中共党内就出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到现在,文革也不能说已经结束。还有人认为,真正的文革只有三年,即从1966年到1969年,因70年后中国已有变化。但文革中的矛盾和冲突早在50年代就开始积累起来。
对于文革发生的根源,有人认为,作为具有皇帝般地位的毛泽东个人要对这一历史悲剧负主要责任。有人认为,有着不同政治标签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分歧,才是导致文革的根源。另有人认为,除了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还有国家精英间的权力斗争(即政治领袖的任意性权力为一方和以官僚组织的常规化、制度化权力为另一方的斗争),这两种制度性冲突的相互作用,才导致了这场灾难。还有人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实行阶级斗争和公有制的共产主义制度,才是导致文革发生的主要根源。因为这种制度造成了从上到下的阶级划分和严密的行政控制,并造成严重的社会矛盾,从而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大众暴力提供了社会基础。
与会者一致认为文革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文化浩劫和人性扭曲。在那场“多数人的暴政”中,人人都可以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心安理得地对他人施暴。这种“安全暴力”拆除了人们心中最后的“人伦防线”,使得反社会、反传统、反伦理、反秩序、反人性等的疯狂行为成为肆无忌惮。现在中国大陆社会出现的人情淡漠、唯利是图、不守规则、不顾道德等等现象,就是文革留下的严重后遗症。
最后,与会者都认为,没有文革,不会有改革;而没有改革,或改革不深入、不彻底、不全面,文革的影响就无法消除,新的“文革”还会出现。改革的内容除了经济,还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文化思想和道德伦理体系。而后者更加迫切,也更为艰巨。
首先,对文革的起始,一般仍沿用“十年文革”的流行定义,但有人认为,广义的文革远远超过1966─1976那十年,早在延安时代中共党内就出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到现在,文革也不能说已经结束。还有人认为,真正的文革只有三年,即从1966年到1969年,因70年后中国已有变化。但文革中的矛盾和冲突早在50年代就开始积累起来。
对于文革发生的根源,有人认为,作为具有皇帝般地位的毛泽东个人要对这一历史悲剧负主要责任。有人认为,有着不同政治标签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分歧,才是导致文革的根源。另有人认为,除了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还有国家精英间的权力斗争(即政治领袖的任意性权力为一方和以官僚组织的常规化、制度化权力为另一方的斗争),这两种制度性冲突的相互作用,才导致了这场灾难。还有人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实行阶级斗争和公有制的共产主义制度,才是导致文革发生的主要根源。因为这种制度造成了从上到下的阶级划分和严密的行政控制,并造成严重的社会矛盾,从而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大众暴力提供了社会基础。
与会者一致认为文革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文化浩劫和人性扭曲。在那场“多数人的暴政”中,人人都可以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心安理得地对他人施暴。这种“安全暴力”拆除了人们心中最后的“人伦防线”,使得反社会、反传统、反伦理、反秩序、反人性等的疯狂行为成为肆无忌惮。现在中国大陆社会出现的人情淡漠、唯利是图、不守规则、不顾道德等等现象,就是文革留下的严重后遗症。
最后,与会者都认为,没有文革,不会有改革;而没有改革,或改革不深入、不彻底、不全面,文革的影响就无法消除,新的“文革”还会出现。改革的内容除了经济,还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文化思想和道德伦理体系。而后者更加迫切,也更为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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