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贤喽!
不敢说真话的人大概不算人才；求才者常常“有口无心”；愈有人才的地方愈能吸引人才。
大至一国政府，小至一个社团，没有人才即不足以言竞争；不能竞争，就要衰败。所以历朝历代，官府民间，每闻求贤之声。
问题是，人才在哪儿？中国的真正知识分子，往往不屑于奔竞，吕尚在渭水打渔，诸葛亮在南阳耕地，都属贫下中农，却要做皇帝的人亲自“求见”，三请四请才出来。若是吆喝一声，随便给个官位，就立即赶来侍候，那是“以位尚贤，以禄骄士”，求来的是人，却未必是才。
求贤的另一个难题是人才的标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似乎把“谏诤”列为首要条件之一。“万乘之国，有诤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诤臣三人，则社稷不危。”又曰：“无贤则不闻极言，不闻极言则奸人比周，百邪悉起，若此则无以存矣!”所以庙堂之士，面对国家重大问题，要敢说敢做，才算有知识的真诚、道德的勇气，也才配得上有权就有责的政治体制，此之谓“大臣之风”。
但是忠言常常逆耳，古往今来，爱听真话的国家领导人似乎不多。敢言之士，不是砍头，就是挖心。司马迁不过为一位“保国卫民”、“英勇杀敌”的将军说了句实话，立即受不男不女之辱。如果他不是因此而留一部《史记》，那一刀割得多冤啊!
其实何必到历史中翻寻，现代活生生的例子也所在多有。民国四十五年，蒋中正总统过七十华诞，他谦辞祝驳，请国人以建言代祝寿。《自由中国》半月刊遵命出了“祝寿专号”，对国事“剀切陈辞”，却酿成后来的“《自由中国》事件”，雷震入狱，杂志停刊，政局大受震动。在对岸，一九五六年，毛泽东主席鼓励社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结果是“引蛇出洞”，大砍大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空前劫难。
这样的“经验法则”，会使很多人“汲取教训”吧!在人才条件的排行榜上，“诤臣”的可能性怕愈来愈少了。
其实，人才问题的症结所在，还是求贤者的有口无心。嘴巴上求才若渴，心里头罕有诚意。《吕氏春秋》就不假辞色的揭穿了这一点：“人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不诚用贤。”燕昭王希望郭隗为他举贤，郭隗将了他一军：“假若大王一定要招致贤士，那就从我开始吧!我郭隗受到礼遇，其他才智之士还不千里而来吗？”昭王为他盖了一座五星级华厦，又以师礼待之，果然来了一批颇有内涵的人，其中包括乐毅。乐毅率军打败齐国，使燕国跻身列强之林。可是昭王的儿子惠王跟乐毅合不来，他怕有杀身之祸，就逃到赵国，燕国慢慢地由衰而亡。所以人才不仅要用他，还要信他。
平常不养士而只想求贤，就像不琢玉而只想得文采，未免太“白吃午餐”了。就拿老蒋总统来说，他就不把吴敬恒、王宠惠、胡适之这班人视为部下。这样他当选总统时，这些人把宪法和当选证书交到他手里，才有点味道嘛!
一个政府、一个团体等到没有人才时才想到求才，通常都嫌晚了一点。因为人才满“势利眼”的，如果你这儿人才多，他可能不请自来；若你这儿“庸才挤挤”，给多大的官、多高的待遇他也不来。这叫做“人才走向有人才处”。
大陆新编京戏《曹操与杨修》，曾来台公演，很多人看过。两名“传令员”鸣锣开幕“招贤喽!”曹丞相求贤，终于找到杨修。但杨修太聪明、太直、太不守官场的规矩，最后被一刀砍了。人才出缺，自应递补，幕落前，两“传令员”再鸣锣而过：“招贤喽!招贤喽!””场景淡出，声音渐行渐远渐苍凉──在剧院里，也在历史里。
（转载自联合报九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大至一国政府，小至一个社团，没有人才即不足以言竞争；不能竞争，就要衰败。所以历朝历代，官府民间，每闻求贤之声。
问题是，人才在哪儿？中国的真正知识分子，往往不屑于奔竞，吕尚在渭水打渔，诸葛亮在南阳耕地，都属贫下中农，却要做皇帝的人亲自“求见”，三请四请才出来。若是吆喝一声，随便给个官位，就立即赶来侍候，那是“以位尚贤，以禄骄士”，求来的是人，却未必是才。
求贤的另一个难题是人才的标准。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似乎把“谏诤”列为首要条件之一。“万乘之国，有诤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诤臣三人，则社稷不危。”又曰：“无贤则不闻极言，不闻极言则奸人比周，百邪悉起，若此则无以存矣!”所以庙堂之士，面对国家重大问题，要敢说敢做，才算有知识的真诚、道德的勇气，也才配得上有权就有责的政治体制，此之谓“大臣之风”。
但是忠言常常逆耳，古往今来，爱听真话的国家领导人似乎不多。敢言之士，不是砍头，就是挖心。司马迁不过为一位“保国卫民”、“英勇杀敌”的将军说了句实话，立即受不男不女之辱。如果他不是因此而留一部《史记》，那一刀割得多冤啊!
其实何必到历史中翻寻，现代活生生的例子也所在多有。民国四十五年，蒋中正总统过七十华诞，他谦辞祝驳，请国人以建言代祝寿。《自由中国》半月刊遵命出了“祝寿专号”，对国事“剀切陈辞”，却酿成后来的“《自由中国》事件”，雷震入狱，杂志停刊，政局大受震动。在对岸，一九五六年，毛泽东主席鼓励社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结果是“引蛇出洞”，大砍大杀，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空前劫难。
这样的“经验法则”，会使很多人“汲取教训”吧!在人才条件的排行榜上，“诤臣”的可能性怕愈来愈少了。
其实，人才问题的症结所在，还是求贤者的有口无心。嘴巴上求才若渴，心里头罕有诚意。《吕氏春秋》就不假辞色的揭穿了这一点：“人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不诚用贤。”燕昭王希望郭隗为他举贤，郭隗将了他一军：“假若大王一定要招致贤士，那就从我开始吧!我郭隗受到礼遇，其他才智之士还不千里而来吗？”昭王为他盖了一座五星级华厦，又以师礼待之，果然来了一批颇有内涵的人，其中包括乐毅。乐毅率军打败齐国，使燕国跻身列强之林。可是昭王的儿子惠王跟乐毅合不来，他怕有杀身之祸，就逃到赵国，燕国慢慢地由衰而亡。所以人才不仅要用他，还要信他。
平常不养士而只想求贤，就像不琢玉而只想得文采，未免太“白吃午餐”了。就拿老蒋总统来说，他就不把吴敬恒、王宠惠、胡适之这班人视为部下。这样他当选总统时，这些人把宪法和当选证书交到他手里，才有点味道嘛!
一个政府、一个团体等到没有人才时才想到求才，通常都嫌晚了一点。因为人才满“势利眼”的，如果你这儿人才多，他可能不请自来；若你这儿“庸才挤挤”，给多大的官、多高的待遇他也不来。这叫做“人才走向有人才处”。
大陆新编京戏《曹操与杨修》，曾来台公演，很多人看过。两名“传令员”鸣锣开幕“招贤喽!”曹丞相求贤，终于找到杨修。但杨修太聪明、太直、太不守官场的规矩，最后被一刀砍了。人才出缺，自应递补，幕落前，两“传令员”再鸣锣而过：“招贤喽!招贤喽!””场景淡出，声音渐行渐远渐苍凉──在剧院里，也在历史里。
（转载自联合报九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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