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来说，即将来临的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数代中国人前仆后继，为争取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和中国社会的进步奋斗不已。许多优秀的志士仁人为此贡献了生命。在经历了无数的挫折之后，今天的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具备威慑性国防自卫能力、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影响的国家。近年来的改革使中国的经济从观念、体制、效益各方面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一个同时兼容市场和计划经济的现代中国经济已经形成，并开始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可以预料，不久的将来中国经济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份，并对其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也随经济改革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亿万中国人第一次有了充份发挥个人才能、合法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机会。在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的同时，中国人对自己和民族的未来都有了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具体和现实的期望。这一切为中国在下一世纪争取更大、更全面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可以说，自1839年鸦片战争中英帝国主义的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以来，中国第一次从意识形态、经济基础、民族心理等方面最现实地接近了全面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机会。 

    但是，这前所未有的历史机会也将是对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挑战。二十一世纪中国将面临很多挑战，但主要的挑战将来自于下列四个方面。首先，在下一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发展将继续受制于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尽管这种秩序并不公平、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经济的特徵，但发达国家将继续用此来维护既得的科技资源和经济优势。中国的经济发展将面临双重任务：既要保证发展速度，又要在高新科技的开发运用、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管理方面赶上发达国家。而只有在同时做到这两点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才可能在结构、能力、和管理方面发生质的变化，奠定民族振兴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中国还必须思考如何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对现有的国家政治管理体制进行有效的改革。这是一个困难的却又不能回避的挑战。无疑，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稳定是发展的前提。但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体制上的改革，这不仅因为发展本身就是一种变革，更因为只有在受到适应发展的政治和法律的保障之后发展的结果才能有真实与长久的意义。中国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来自文化与民族素质方面，即我们民族如何在辨别、保持和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的同时，大胆吸取和接纳外国文化中的优秀成份，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一种同时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现代中华文化。这是中华民族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课题。从根本意义上讲，下一个世纪的国际间的竞争也将是民族素质与能力的竞争。在国际环境方面，中国同样将面对严峻的挑战。目前的国际环境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危机暗藏。一些国际势力将对中国进行干扰和“围堵”，遏制其发展，其他国际力量则将在权衡自己利益得失的基础上支持中国的发展。因此，中国必须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持有现实和理性的态度，必须最大限度地灵活运用自己的实力和影响来开拓一个能进退自如的、有利于自己全面发展的国际空间，必须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创建一个以和平共处、公平竞争为基础的新的国际秩序。与此同时，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必须有勇气和智慧来彻底地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 

    这些挑战是对中国的挑战，也是对世界的挑战，因为中国的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四分之一人类的福祉，也必将对世界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因此，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是一个世界性的工程。但是，迎接这些挑战，首先是、而且也只能是包括海外留学生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责任。完成在二十一世纪内振兴中华民族这项工程，需要动员全体中国人的力量，需要充份开发和利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一切有利于中国发展的人才资源，尤其是留学生资源。 

    留学生资源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其特殊性不仅在于留学生是连接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吸取外国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知识的最直接最重要的纽带，更在于留学生在吸收先进知识和思想后能产生的作用。世界近代史表明，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都离不开对外部文明优秀内容的吸收和借鉴。美国的独立革命与立宪运动是在充份吸收了欧洲启蒙运动和英国“光荣革命”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近代日本的崛起则是明治维新以来全面学习西方的直接结果。但是外部文明的先进思想与知识只有在经过本民族的学习、消化、传播、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加以充份运用之后，才能对民族的现代化产生暴发性的效应。在这个过程中，留学生是学习者、理解消化者、传播者，许多人同时也是实践者。由于他们对于外部文明的学习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针对性、并以振兴本民族为终极目的，他们对于外部知识的传输和运用效果强烈，影响深刻。这点已为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历史所证明。自1872年清政府官费派出三十名幼童到美国留学至今，中国学生出洋求学已有一百二十四年的历史了。[1] 尽管这一时期内中国的政治发生了多次重大的转变，但中国人留学海外、从外国吸取先进知识和理论的运动却一直没有完全停止过。而在一百多年里也正是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苦苦追求现代化的过程。简短回顾一下中国留学运动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留学生在中国现代化各个历史阶段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中国留学生运动历史的回顾    

    为方便起见，我将近代中国留学生史分为三个阶段来讨论，即晚清时期（1872─1911），民国时期（1912─1949），和新中国时期（1950─1996）。中国留学运动起源于清政府的自强运动。1839年，英帝国主义用炮舰轰开了中国大门，西方列强长驱直入，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强加于中国。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此束手无策，一方面割地赔款，另一方面自视甚高，仍把已经完成工业化革命的并正向世界各地扩张的西方各国视为蛮夷之邦。直到1860年在西方列强的帮助下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后，李鸿章等清朝官员方才意识到拥有坚甲利兵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入造成了“中国史无前例的变局，”从而开始提倡为了生存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制造武器的知识。1872年，清政府官费派遣三十名12至15岁的少年赴美留学，开始了中国学生留学海外的历史。到1875年，共有一百二十名小留学生被送到美国学习。清政府原期望这批幼童能在完成中学课程后进入大学学习军事、航海、和造船方面的知识。但因种种原因，这批留学生在1881年被召回国，当时仅有二人完成大学学业，其余均属修业。[2] 1875年，清政府也开始以进修和专科学习等方式向法、德、英和比利时等欧洲国家派遣学生和工艺徒。与留美学生一样，留欧学生的专业也多集中于采矿、冶金、造船、航海等实用科目。显然，清政府的派遣留学生的目的是培养一批工业和军事方面的人才，尤其希望这些学生能在学成之后担负起建设中国海军的任务。1882年，在美国教会的赞助下，中国第一批女留学生赴美国学医，开始了中国女子留学的历史。1895年以前，中国前往欧美的留学生人数不多，完成正规学位的人也较少，但这批留学生对于早期的中国现代化起了先锋作用。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包括设计和建设中国第一条铁路的瞻天佑（留美幼童之一）和将大量西方科学与哲学著作介绍到中国、并成为现代中国翻译事业的典基人的严复（1877年英国留学生）。[3] 

    1896年，中国留学生运动出现新的热潮。1894─95的中日甲午海战中日本战败中国的事实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清政府中的改良人物。主张西化改革的呼声日见增高。大批留学生奔赴日本，希望从这个突然崛起的东邻身上学到现代化的经验与知识。1895年，中国在日学生不到三百人，但到1905年时，中国留日学生近1万人。与早期留学相比，1896年后的留学运动有几个明显的新特徵。留学生人数骤然增多，年龄增大，留学地区从以前的欧美扩展至日本。在提倡各省兴办官费留学的同时，清政府也开放了自费留学。至1907年，中国在欧美留学生也达1万多人（其中官费留学生有八千人左右）。[4] 虽然大部份人的学习科目虽仍以军事和工业为主，但也开放了教育、商业、农科等。这种学科多元化的趋势在1909年庚子赔款留学生到达美国后更成为一种风气。清政府现代化的宗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借用西方的科学手段来保持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但包括张之洞在内的改良派在1896年后开始强调留学生应了解西方各国的政府原则，认为不了解其政治，便不可能有效地运用他们的技术。清末民初年间，相当一批留日学生在留学过程中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思想，他们不仅传播当时的西方政治理论，还积极参与了推翻清王朝的斗争。1903年，留日学生组织了拒俄运动，反对沙皇俄国军队占领东北。1904年，湖南留学生黄兴、陈天华等人组成了华兴会。与此同时，留日学生龚宝 等人与后来勤工俭学的领导人蔡元培等一起组织了光复会。这两个组织后来都成为孙中山1905年在日本组建同盟会的重要基础。而同盟会的早期支持者中，有相当一部份是留日学生。[5] 

    民国初期的留学生运动虽因军阀混战显得很不稳定，但仍有数千人漂洋过海，到欧美和日本留学。而庚款留学更成为中国学生去美国求学的一个主要渠道。至1925年，民国派出的中国留美学生有1600多人，其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女留学生。[6] 而清末民初间也有大批人从各地归国。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更有大批留日学生归国。归国留学生中的许多人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如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就是由留日的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和留美的胡适等人的领导下开始的。这场被称为中国知识界的启蒙运动在推翻旧礼教、启迪民智、开创新文化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为五四运动的出现作了极其重要的思想铺垫。而陈独秀和同在日本停留过的李大钊则在五四运动后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主要发起人。与此同时，在法国参加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也在五四运动期间，与在法的华工一起组织起来，抗议欧美列强无视中国利益将德占山东领土划归日本的做法，积极阻止了北洋政府代表团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在这批留法勤工学生中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中的相当一部份中坚力量，包括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向警予、徐特立、李立三、陈毅、李富春、蔡畅、王若飞、李维汉等人。[7] 与此同时，另一批留学生，如陶行知、晏阳初等人回国后则深入基层和农村，开创了现代中国的民间教育和师范教育。与此同时，留法的徐悲鸿等人也开始在美术界介绍和传播西方绘画艺术。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留日学生几乎全体回国。而与此同时，美国因中美成为战时盟友而大量接受中国留学生。所以民国后期的留学生以欧美为主，但也有学生前往东欧、中东、南亚、甚至拉美地区学习。这一时期，中国留学生的层次较从前变高，许多人是在国内修完大学课程到国外读研究生。留学生的学科范围也比从前变的更为宽广。抗战时期，美国政府贷款资助了近千人到美国接受接受训练，还为学成返华的留学生提供归程旅费，以鼓励中国留学生回国。国民党政府在抗战后期大力开放自费留学，但规定遵守三民主义为报考自费留学的条件之一。仅1946─47年间，就有一千多人自费留美，六百多人留欧。这批留美学生中的一些人得到国民党政府的资助，于49年后去了台湾；但大部份人留在了美国，并有相当一部份人进入美国各大学任教。根据华美协进会（China Institute of America）的统计，1930年至1954年间，中国留美学生共有9，334人获得美国学位，其中博士学位获得者有1，727人。这一时期在美留学生总人数大约有22,000多人。这样看来，至少有一半以上的留学生未能完成学业。但与留日学生相比，这个数字已经很高。根据社科院近代史所张海鹏的数字，1905─1937年间，中国留日学生总数为11万人左右，但在各校毕业的人只有1.1万人。[8] 

    民国时期归国留学生对中国现代化，尤其是现代教育方面的贡献，不仅是巨大的、而且是具有开拓性和持续性的。现代中国科学和高等教育的奠基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国外学习和工作过的。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著名科学家中的绝大多数人也多为民国时期的留学生，包括严济慈、赵忠尧、熊庆来、苏步青、华罗庚、钱学森、李四光等。尤其应指出的是，为新中国核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关键的贡献的科学家中相当一部份人也是民国时期留学欧美的留学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留学生运动大致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年至1960年代中期。第二阶段为1979年至今。由于国际政治的因素，新中国的第一代留学生主要是前往苏联和东欧，他们中的许多人回国后，成为中国计划经济发展和国防工业的技术骨干。有相当一部份人还担任了政府机关的领导职位。在国际国内政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这批留苏学生保证了中国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出现断代和停滞。他们对中国现代化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二、七十年代末至今中国留美学生的的基本情况  

    1970年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中国加入联合国、中日中美建交等一系列外交上的突破，随着经济改革的开始，中国的留学生运动开始进入一个史无前例的新时期。自1979年中国开始向美国派遣公费留学生以来，中国留学生的前往欧美各国和日本等地的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根据国家教委公布的数字，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向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了公费、自费留学生、访问学者共25万人，而其中有8万人已经学成回国。[9] 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中国留学运动发展之快、留学生人数增长之多、留学生覆盖国家和地区的面积之广、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世界文化交流中的一个十分新奇的现象。现代留学运动突飞猛进的二十年也正是中国各方面发展深刻变化的时期。无疑，这些变化也极大地影响了留学运动的发展。与以前的中国留学生运动相比，现代中国留学生运动有那些特徵？现代留学生在历史背景、社会构成、心路历程、学业成就方面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呢？他们能在下一世纪中国发展的进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呢？这些都是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我希望在此通过对中国留美学生情况的讨论对上述问题提出一些思考和探讨。 

    留美学生的最主要特点包括：留学人员数量多，学科范围广泛，学位层次高，学成之后继续留美工作和从事研究人数较多，学术成果比较明显。1979年，中国与美国建交，同时恢复学术交流，新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抵美学习，学生人数为数可数。根据纽约国际教育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资料统计，1980─81学年度中国留美学生总数为2,770人，而当年台湾留美学生有19,460人，香港留学生有9,660人。此后五年，中国留美学生以每年2，000人左右的速度增加，到1984─85学年，中国留学生人数达10,100人。而同年的台湾和香港的留美学生人数分别为22,590人和10,130人。1985年，中国放宽自费留学的管理，留美自费生、自费公派学生、访问学者转学生的人数猛增。1986─87学年度中国学生人数较两年前翻了一倍，达到20,030人。两年后，也就是到1989─90学年，中国留美学生总数又增加了近百分之五十，达到29,600人，并第一次超过台湾留美学生人数（当年台湾留学生总数为28,760人）。自1989年起到1993年，中国留美学生人数始终居世界各国在美国留学生之首。1993年中国在美各校学生的总数达44,381人。但自1994年开始，中国留学生人数开始回跌，1994─95学年里中国学生总数为39,403人。[10] 通过表一可以看出，从79至95年间，中国留美学生人数增长最快的是85─93年。在这一期间，中国留学生人数增长了3万人，而同期台湾留美学生的增长不到1万5千人，香港学生人数则始终处于1万人左右。当然，这里显示的数字只是全美2,600多所大学登记在校的中国学生。保守一点估计，加上已经毕业和工作的留学生，自79年来相继在美国大学学习过的中国留学生应在7─8万人以上。加上各种类型的交流和访问学者，这一期间中国留美学人的总数接近10万人。（同期中国留日学生学者的人数为4万余人）。[11] 中国留美学生人数众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美国对中国学生具有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其次，由于经济发达和文化政治的需要，美国大学、社会和政府对中国学生接纳空间胜过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此外，早期中国留美学人和庞大的美国华侨社会在学术和经济方面为相当一部份留美学生提供了机会。 

    留美学生的第二个特点是学位层次高和学科范围广泛。从一开始，留美中国学生的主体就是以研究生为主。大部份人是在国内完成本科（甚至硕士研究生）学位后到国外来学习更高的学位。这种现象在公费和自费公派学生中尤其普遍。虽然近年来随着自费留学尺度的放宽，也有不少学生来美学习本科学位，但读研究生为主的基本模式并没有改变。根据1994─95学年的数字（见表二），中国在美国各大学学习的总人数为39，403人，其中本科生只有5,287人，研究生32，679人，其他1，436人，三者的比例为15:82:3。而同年台湾留学生（总人数为36，407）的比例是34:61:5，日本（总人数为45，276）的比例是72:18:10，韩国（总人数为33，599）的比例是44:46:10。而整个东亚地区和国家留学生（总人数为168，190）的学位层次的比例为45:48:7。东亚地区留美学生学位层次比例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和地区经济力量对留学生类别的影响。中国学生攻读研究生居多，一方面反映中国学生在国内接受了较好的本科教育、具有相当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总体的私人经济能力还未达到能大量送子女出国学习本科的阶段（此点可从与日本、韩国、甚至台湾等地的比较中看出）。这种现象同时也十分恰当地反映出现代中国留学运动的特点，即注重对高层次的科技和教育资源的引进，而不是泛泛而学。 

    与学位层次相关的是学科范围的问题。中国留学生的学位层次高，但学科范围却以传统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如数学、物理、化学、工程，生命科学、教育学、历史、文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艺术史等，这种现象在八十年代的中国留美学生中十分普遍。与此同时，相当一部份人在到美后迅速调整专业，进入一些当时国内还没有形成系统师资力量的学科：如电脑科学、心理学、中国学、经济学、商业管理、法律、金融、现代财政学、公共卫生、国际商业、信息传播与管理、大众传媒、甚至劳资关系学等专业。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的留学生逐步转向，不再集中于传统学科，而面向新兴学科。1986─87年间中国留美学生组织了第一批专业学会，包括中国留美政治与国际关系学会、留美青年经济学者学会、和留美历史学会，当时各学会的会员都在200─300人左右，商法各科的人数不多。同一时间在纽约成立的中国旅美商法学会的最初会员不到50人。根据纽约国际教育研究所对1993─94学年度在美国攻读研究生的18,418中国学生的调查，学农科（Agriculture）的学生的百分比为2.8，商科（Busines）为8.7，教育（Education）为2.5，工程（Engineering）为23.9，艺术和美工（Fine & Applied Arts）为2，医学（Health Professionss）为3.5，人文学科（Humanities）为2.6，数学和电脑（Mathamatics & Computer Science）为12，物理和生命科学（Physics & Life Science）为31.5，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为6.3，其他为4.5。[12] 总的来说，原有的以自然科学为主的模式依然存在，但其比值有下降的趋势，而商科学生的人数明显增多。这种趋势在本科生的学科选择中更为明显。根据同一资料，在3,584名中国留美本科生中，学自然科学的学生的百分比为41.3，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占4.6，学医的为7，学商科的则高达22.7。[13] 影响留学生对专业选择的因素很多，个人的经济情况、学业背景和专业兴趣、对于未来的思考等都会影响对于专业的选择。但中国学生学科选择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留学生在学科选择与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 

    中国留美学生人数众多，学成后去向分布不均。有一部份人学成回国，开始在国内科研和教学战线上担当起前沿学者（或学术带头人）的责任，正在为开拓新学科和发展传统学科作出极为重要的贡献；但留美学生中仍有相当一部份人在完成学位后继续留在美国，或进入博士后学习，或直接进入了美国高校任教，或在专门研究机构或各类公司从事研究，或自己办了公司，还有一些人改行进入了国际商业的领域。到底有多少中国留学生学成后留在了美国，这个数字可能只有在将美国移民局和国家教委所掌握的数字进行比较核对后才能得到。 

    中国留美学生学成暂时未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中国学生方面来讲，一些人在国内受过较好的学术训练，来美后得以进入高质量的研究院校，并参与了一些领先性的项目研究。这批人希望在毕业后继续从事专业方面的研究，而美国的经济和科技能力则为领先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条件。他们中有不少人觉得留在美国不仅可以及时跟上现代科技和其他学科的最新发展，把自己的研究作得更好，而且能通过为国内同行传递信息的方式，帮助国内专业学科的发展。人文和社会科学中学生的想法与自然科学的学生也有相近之处，希望在发展自己的同时，能有较大的空间来写作，系统介绍和讨论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还有一部份人在学习与实习期间得到了工作的机会，从而转为专业工作者。也有人是因夫妻两人轮流换班读学位（一人读书，一人工作支持家庭）而暂不能归。也有人因子女不能归。很多留学生来美时已经成家，或在留学期间成婚，不少人的孩子在美国出生或中国出生美国生长。因环境所限，许多留学生子女或不会中文、或中文退化，使留学生对回国犹豫不决，担心子女回国后学习跟不上，将来不能成材，耽误他们的前途。有人将这种为了子女而不得不暂时留居美国的情形谐称为被判了“有期徒刑”。当然，也有相当一部份人因留学时间长，国内形势变化太快，害怕回国后因在人际关系、工作和生活环境、和政治文化等方面不能迅速适应而失去发展机会。 

    美国社会也为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停留创造了条件。美国社会具备一定的开放性，其移民政策十分灵活，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吸收出色的有特殊技能的外国人才，这使许多留学生在毕业后有了直接进入科研和教学机构的机会。当然，美国政府的关键举动是1989─90年间为中国留学生提供永久居留的政策，这一政策为许多留学生、尤其是早期公费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留在美国提供了现实的和法律上的机会。如何权衡这项政策的最终效益，即在中国、美国和留学生三者之间到底谁是这项政策的最终的和最大的受益者，现在作结论还为时过早。但必须指出的是，1992年后中国的继续开放和发展吸引了大批拥有永久居留权的留学生永久性地或短期性地回国。对许多人来说，美国绿卡的效力在于为更多地来往于中美之间提供了便利。 

    现代中国留美学生大概可以89年为界分成两代人。这里主要分析八十年代的留学生的特点。这批留学生人数多，大部份人现在30─45岁左右，相当一部份人已经完成学位。他们与新中国一起长大，经历过文革，不少人有上山下乡、作工务农、当兵的经历。他们中有老三届、有工农兵学员，但更多的是文革后考进大学的头几届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对新中国是了解的，有深厚的民族情感。许多人来美时，已经过了从文化融入美国社会的年龄，尽管美国教育会对他们的人世观与世界观有一定影响，但对他们的文化与道德价值观念的改变是很小的。所以，在文化和民族感情方面，这批人基本上是中国式的。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在出国时都是希望能学有所报，为国服务。在这种意义上，这批人还保留一些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使命感。也许正因为如此，这批人关心国内政治的发展，并自觉不自觉地希望以各种方式支持和促进中国的改革和进步。早在86年左右，留美学生就开始组织专业学会，定期召开专业学术会议，编发出版专业刊物，并组织各种形式的回国交流活动。1987─90、1992至今两个时间段内国内政治经济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对留美学生的思想变化有相当大的影响。与此同时。这批人在埋头学习的同时，对美国社会也有较为深入的观察和细致的了解。许多人在求学期间担任助教，助研，十分辛苦，但同时也得到了锻炼。很多人除了学习外，还不得不外出打工，饱受人间辛苦，阅尽世间冷暖。所以，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这批中国学生都有较多的、较为深刻的思考。几乎每个留学生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即一开始对美国社会充满幻想，然后是困惑与失望，最后是在失望中重新寻找到希望。许多人从这个过程中认识到美国社会和美国体制中的优点与缺点，体会到至今仍然严重存在的美国种族主义歧视和白人文化优越感，更多的人则对于美国政治、外交、及新闻媒介的素质与局限性有了十分透彻的了解。事实上，美国政界、学术界、新闻界对中国发展作出的一些充满偏见和出于无知的报导评论使许多人对美国政治产生厌恶，并对其本质有更现实的了解。同时也使很多人重新思考中国现代化的具体道路和方式，重新思考中美之间关系的本质。在留美学生中有多少人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有多少人在计划永久性的回国，有多少人还继续对美国充满浪漫的幻想，没有人知道。但可以肯定，中国的发展愈迅速愈深入愈全面，留美学生中将自己与中国联系在一起的人就会愈多。 

三、留美学生资源的特点分析  

    如此众多的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散布在美国各地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他们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在美国社会的位置构成了一个新的与传统留学运动意义不同的留学生群体。这是一个正在出现的新的留学生资源。这个资源蕴藏着什么内容？它对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起什么作用呢？ 

    在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留学生”这个概念。传统意义上的“留学生”包括从中国到海外求学的学生（Overseas students）和学成归国为国服务的留学生（Returned students，如同欧美同学会的会名所示）。根据目前留学运动发展的情况，“留学生”一词需要加上第三个内容，即已经学成但因各种原因暂时还未回国的中国学生和学者。（这些人并没有加入外国藉，估计在相当一段时间也不会）。这三种留学生互相连接，是一个群体的不同阶段。本文所讨论的留学生资源主要是指由第三种人的构成的资源。 

    新的留美学生资源主要包括学术知识和信息、社会影响和文化经验、社会网络三方面的内容。首先，在专业知识方面，这批留学生中的相当一部份人受过完整的专业训练，许多人是博士学位获得者，有些人作过博士后。一些人在毕业后不久，便进入了本学科的研究前沿。不光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即便是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内，也有一小部份人开始崭露头角，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前沿学者。一些人在博士学位完成后出版了专著。出于在美国工作和竞争的需要，这些人必须不断地进修专业知识，保持对本专业及邻近领域的动态的熟悉。此外，还有更大数量的中国学生已进入各类纯学术或商业性的研究机构或公司的研究部门，他们的知识更有实际运用的一方面。在公司或研究机构工作的人，有机会观察和了解更多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动态，对美国商业运作的规律程序和管理机制会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和体验。在某种意义上说，工作的留学生仍在继续留学，他们必须比一般人付出更多的代价和劳动了解美国，以求在美国体制中进退自如。在这个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知识和经验对于中国人了解美国十分有用。所以，这批留学生将始终是一个知识和信息的源泉。 

    第二、这批留学生中的一部份人开始在美国占据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专业位置。据我初步统计，1994年在美国各大学担任讲师以上职称的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和学者（不包括开课的访问学者）有1，187人，其中自然科学领域（数学、电脑学、物理、化学、工程、材料、环保等）有801人，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经济、政治、历史、哲学、英语、汉语、东亚文化、教育、大众传播等）有303人，其他领域（商业管理、图书馆学、戏剧、工程、美术史等）有83人。[14] 这其中大部份人在州立或中小型大学任教，但在著名大学教授名单上也能看到中国大陆留学生的名字。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一批人在美国各专门研究机构任职。除他们的研究和教学会对美国学术界和学生产生影响外，许多人还通过发表文章，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的方式施加社会和公众影响。这些表面上看来是纯学术的活动，实际上包含和反映出许多浓厚的人文内容，如个人的背景，观点，研究问题的方法等都会成为信息传播的一部份。 

    第三，这批留学生通过在学术和事业中的出色表现，逐步建立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并同当年民国时期留美学生一样，通过互相之间的帮助和联系，形成一个中国学人网络，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人文与其他方面的咨询帮助。这种网络也可帮助中国更全面地更深入地进入美国。而这些都必须是由熟悉美国社会，并有一定学术和商业影响的学者和专业人员来穿针引线，甚至主持。与台湾学人不同的是，中国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可以发展的市场，无论在科学和商业方面都有与美国交流和合作的必要，并且潜力无穷。有效扩展这种交流，并使之为中国现代化服务，极为重要。现在留美学生已组织了各种专业团体，除较早成立的历史学会，政治与国际关系学会，经济学会，旅美商法学会外，近几年又有旅美科技协会，旅美生化学会，工程学会，金融管理学会，哲学学会，社会科学教授协会等专业组织出现。这些组织自觉地默默地作了许多工作，在美国学术界施加影响，向国内输送专业学术信息，组织会员回国服务等。 

    除上述的几个特点外，留美学生资源还因地处美国、人数众多、专业多元而对中国现代化有格外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注意当代现代化运动的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世界的发展愈来愈具有全球性，科技和通讯技术的全球化使信息的传递与运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美国是一个不但信息量大、而且信息传播技术发达的国家。第二个特点是现代化的内容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学习发达国家技术与科学知识的运动，由于经济的全球化，要求各国寻求一个共同的国际交往规则，现代化愈来愈多地（实际上是愈来愈不可避免地）将经济改革和与民族文化重建，体制改革，法律建设等一系列人文和社会工程联系起来。整个过程较之从前更为复杂。第三个特点是现代化不再是一种向西方学习的单向运动，它也开始包含要求发达国家学会了解、尊重和甚至学习发展中国家的内容。由于核武器的存在和全球资源的萎缩，世界各国不得不从对抗走向合作，以求同存异的方式来协商解决有关人类的生存和世界的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国发展的内容不仅包括向外部世界学习，也包括走进并影响外部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前述留学生资源对中国发展的意义更为重要。 

四、开发、利用、保护和发展留（美）学生资源的建议  

    如何利用留学生资源为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服务？首先，坚持改革开放、扩大和深化改革、对留学生持鼓励和信任态度将是吸引留学生回国的重要因素，也是留学生回国的主要动力。事实上，近年来许多人自动放弃在美国的职位回国服务的事实说明国内发展情况的好坏对留学生的去向决定十分重要。其次，国内可通过多种形式充份开发和利用现有的留学生资源，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服务。具体的建议如下： 

    （1）建立留学生人才资料库。十几年来，数十万中国学生赴欧美和日本留学，成果应该十分丰富。国家教委或其他有关部门应对留学生的情况有一个准确的、全面的掌握，弄清近年来各国留学生的人数、专业分布，学业完成情况，各国留学生博士论文的题目，任教及出版的专著信息。有关单位也否考虑建立中国留学生博士论文库的可能，号召留学生将自己的论文捐献一册给论文库。论文中含有大量信息，对各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都有涵盖，至少可为中国学术界增加一些新的内容，也为国内学者了解某些具体专业的发展，提供一些信息。同时国内也可考虑出版留学生论文摘要的中文本，既是对留学活动的总结，也是一次资料的检索。人才库中的信息还发展成为一个人才资料库，为国内学术单位和研究机构在规划发展时提供一些资料。 

    （2）全面跟踪在国外各领域中崭露头角并取得相当学术成果的留学人员及其成果，并与他们保持专业上的联系，取得他们公开发表的科技成果。如有可能，可组织对留学人员的有国际影响和对中国发展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成果翻译成中文。就美国留学生而言，近几年来，已有相当一部份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出版了专著，有些还获得美国学术界的好评。 

    （3）建立多种形式的政策咨询活动和信息报导网络，鼓励和听取留学生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提出坦诚而富有见地的意见。留学生分布的国家广泛，学科全面，对世界各地的信息掌握比较全面，对于中国发展的各方面可提出许多有效的建议。国内有关部门可考虑开展一些有质量的政策咨询活动。许多人在国外有诸多想法，但常苦于找不到有效的渠道。国内已有了一些质量很高的刊物，但在留学生中的影响还十分有限。驻外使馆也可以定期举行一些座谈会，听取留学生的意见。类似本次的会议有条件也可多举行一些。 

    （4）建立长期、开放、多层次的留学生回国学术交流网络。留学生可定期或不定期地回国与同行交流，并开设一些有针对性的短期课程，如前几年在上海等地开设的商业、金融业管理培训班等。为了保证质量，国内主办单位与讲学的留学生应从选材、题目、课程安排等方面达成一致的意见。另外，可利用留学生的力量编写国内专业科的教材或辅助教材。1995年由留美经济学会主编的《市场经济学丛书》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这套由二十多名留美经济学者写的丛书以浅显通俗的语言，对当代市场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知识作了介绍，被一些大学作为教科书使用。在这方面有发展潜力的学科很多，包括法律、历史、外国文学、艺术史、教育学、心理学等。而且这些方面中国留学生的人才很多。留学生的学会组织在这些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应被给予信任、允其与国内学术机构和单位开展学术上的合作与交流。在国外以个人方式获得资助十分有限，而以学会名义筹款组织活动则比较容易。 

    （5）发挥留学生在国外的功能，培育和建立一个能客观地理性地向世界介绍中国和讨论中国问题的“中国利益思想库”（China Interests Think Tank），或“中国利益集团”（China Interests Group）。如前所述，美国社会和媒介对中国发展的理解很不平衡，即便在大学里，真正深入了解中国的人很少。大多数美国人靠媒体来了解中国，并自觉不自觉地相信媒体的报导与宣传。虽然许多留学生对美国的报导不满意，但却因势力分散而无法形成反对的声音。中美之间的合作需要有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美国人民需要对中国进行客观的全面的了解。许多人可在各自不同的位置上或多或少地做一些介绍中国的作用，但如能形成一个智识群体，以冷静的学术的态度对中美关系，中国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原因，中国的政策内涵、美国的对华政策等问题作出积极反应，效果将是很大的。这里的“中国利益思想库”指的不是建立一个海外“第五纵队”，也不是指把留学生变成单纯的替国内作宣传的工具，这两者都是不切实际并只会产生反面效果的。这里指的中国利益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华民族振兴这个大利益。这是与世界发展和和平有重要关联的利益。这里提倡的为中国利益思考和呼吁指得是留学生从中国的发展和中美之间的合作出发，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环境，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开展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提出与美国主流思潮不同的意见，为公众舆论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提供一个机会。各学会可以以年会和专业学术会议的形式对一些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邀请美国同仁参加，扩大影响，而国内也应对此进行支持。同时，一些建立了名声和地位的留学生，也可以在美国媒体和各种可能的场合对中国的发展及中美关系提出更为切实的建议。（事实上，已有相当一部份人在这么作了。） 美国新闻界虽有偏见，但也有一定的允许不同意见的空间。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国内有关商业机构也应使用财政武器来支持类似活动。台湾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6）有效开发和运用社会和人文学科人才资源。如前所述，现代化的内容不仅包括科技和经济的现代化，还包括社会、政治、社会素质和国民素质的现代化，后者的挑战性更大。中国社会目前出现的许多现象，如金钱崇拜、文化堕落、社会暴力、经济犯罪、人口大流动等问题，与美国大工业化时期出现的问题十分相似。其他国家是如何处理与解决这些问题的，正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题目。随着经济改革，社会形态发生重大变化，一些从前不是问题的方面会变成问题，如少数民族的利益、公民权利、都市化的贫困化、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划分、高等教育改革等，如何鼓励社会科学留学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很值得考虑。事实上，社会科学已经极大地涵盖了包括科技和经济因素在内的研究领域，一些中间地带的学科，包括经济、商业管理、法律等更是综合性的学科。简单地划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不科学，如果继续认为中国现代化只要科技人才，而不需要社会和人文科学的人才，那就更错了。近代西方和日本现代化的过程都表明，全民教育的发达程度、全民素质的提高往往是与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同时进行的。 

    对于留学生资源运用得是否成功关键在于国内的政策。近十几年来，国内的留学生政策已从严格控制发展到目前实行的“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方针，这个变化表明中国在改革开放方面的自信。其结果是回来的人反而逐渐增多。同理，对于留学生的意见，只要是合理的，有利于中国进步和发展的，都不应排斥。因为中国发展的事业是一个大事业，需要所有中国人的努力。现代留学生资源还将随着留学运动的持续继续发展。这个资源将是流动的，并会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学生所在国的机遇而产生变化。中国需要对此资源加以发展和保护。为下一世纪中国的发展准备雄厚的人才资源。 

    历史在提供发展机会方面是很不公平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历史包袱沉重、近百年来又饱经沧桑、备受苦难的民族来说，得到今天这样的发展机遇更是不易。历史、现实与未来都不允许我们放弃或错过二十一世纪。除了接受挑战，中华民族别无选择! 

【注 释】  
[1] 中国第一位留美学人是1854年获得耶鲁大学的学士学位的容闳。他也是“幼童留美”计划的倡导人，但真正以政府出面组织并资助的派遣学生到西方接受教育的运动应以1872年的“幼童留美”算起。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页254─255。 
[2] 小留学生被召回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清政府中保守势力对留学生在美国行为（如不穿长袍、有人还想剪去辩子、中文学习不力、个别学生信仰了基督教等）责难甚多，认为幼童学生美国化了，将来难为清政府所用。二是1880年前后，美国国内排斥华工声浪增高，清政府抗议无效，故撤除留学生。粱伯华：“中外学者对'留美幼童'研究的成果，”刊于《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版，页726─27。同时参阅，William Hung，“Huang Tsun─hsien's Poem：'The Closure of the Educational Mission in Americ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8 （1955），50─70 和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留学生与近代中国（1872─1949）》，台北枫城丛书1978年版，页84─87。 
[3] 根据汪一驹的资料，留美幼童归国后，有22人进入外交界，21人参加了清政府海军的建设，13人服务于铁路修建和管理，10人从事金融和邮政事业，4人担任了驻外使节，3人作了采矿工程师，还有六人成为职业政治家。大约有百分之十的小留学生在美国归化，成为美国公民。见汪一驹，前引书，页114，120─21。 
[4] 留日学生数字摘自张海鹏，“留学生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年6月19日，第3版。汪一驹提供的数字称1896年留日学生有2400多人。见汪一驹，前引书，页96, 100。 
[5] 胡绳，前引书，页694─701；汪一驹，前引书。 
[6] 根据汪一驹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1914年中国留美学生人数为847人，其中女留学生为94人，1925年的数字为1637人，其中女留学生为640人。麻省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的叶维力教授认为汪对女留学生的人数数字统计有误。汪一驹：见前引，页106。 
[7] 汪一驹：前引书，页126─30；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131─67，410─11；顾维均：《顾维均回忆录》（第一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206─209。 
[8] 汪一驹，前引书，页137─52，165─66。 
[9] 《神州学人》1996年2月2日 
[10] Open Doors：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change（1994/95，1993/94，1992/93，1990/91，1989/90，1988/89，1987/88，1986/87，1985/86，1984/85，1983/84，1982/83，1981/82，1980/81）. 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iton. 
[11] 留日学生数字取自薛杰：“一位老留日学生的心声，”人民日报海外版，1996年6月19日，第3版。 
[12] Open Doors：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change（1994/95）. 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p. 56─57。 
[13] 同上，页60─61。 
[14] National Faculty Directory （1995）。此版数字是根据1994年的数字统计的，并未包括1994年后进入各校任教的中国留学生。 

表一、1979─1995年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日本、韩国留美学生人数统计数字 

资料来源： Open Doors：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change（1994/95， 1993/94，1992/93，1990/91，1989/90，1988/89，1987/88，1986/87，1985/86， 1984/85，1983/84，1982/83，1981/82，1980/81）. 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iton. 

表二、1994─95学年度东亚国家和地区留美学生学位分布情况 

 *原数有小错。前三位数相加应为39,382。 
资料来源：Open Doors：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change（1994/95） （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iton），p.43. 

表三、1993─94学年度中国留美学生专业分布情况（百分比） 

说明：此表数字是抽样调查结果。回答的本科生有3,854人（实际人数为5,287人），研究生有18,418人（实为32,679人）。 
*包括数学、工程、电脑科学、物理、生物、化学等学科。 
**包括人文（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和社会科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语言学等） 
***包括农科和其他学科，也包括没有还未确定学科的人。 
资料来源： Open Doors：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change（1994/95）. 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p. 5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