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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Past Issues MCS 1997 Issue 2 关于民主化动力的比较研究
Issues Past Issues MCS 1997 Issue 2 关于民主化动力的比较研究
关于民主化动力的比较研究
一、关于民主化动力的理论: 欧洲经验
二、台湾民主化的启示
三、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压力
【注释】
二、台湾民主化的启示
三、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压力
【注释】
近二十年来，民主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了第三世界和原共产党国家。这一大潮始于七十年代中期的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继而在八十年代波及阿根廷、巴西、智利等拉美国家，然后蔓延到菲律宾、韩国和台湾。八十年代末，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相继垮台，苏联的瓦解和俄罗斯的民主化标志着共产主义作为一股国际政治势力的终结。九十年代初，民主化的大潮又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登陆，到1995年为止，十多个非洲国家实现了从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过渡。在过去二十年间，全世界的民主政体数目翻了一番以上[1]，多元政治、多党制和自由选举已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美国政治学大师萨缪尔·杭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把这一过程称为世界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第三次浪潮”。
在这场天翻地覆、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世界民主大变革中，为什么中国大陆却能够置身度外，仍然维持着现行的政治体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可能性及其前景，引起了许多政治学家的关心和兴趣。同时，由于中国的独特情形，它已成为比较民主化理论研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案例。过去，人们倾向于从“国家－社会－经济”的关系，来解释中国政治民主化为何难以突破。从这个角度，人们主要观察“中产阶级”和“公民社会”是否形成和发展，或传统的专制政治文化如何阻碍了民主化。
但是，台湾、韩国以及东欧的民主化，对这两种研究思路提出了挑战。东亚的经验证明了民主理论中关于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重要性，但也质疑西方理论家关于民主文化乃民主制度之必要基础、以及“亚洲传统文化阻碍民主发展”的论点。东欧民主化的动力既非来自自由经济和中产阶级，亦非来自长期的民主文化，它实际上是众多的特殊因素相结合而形成的历史合力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东欧与西欧传统的文化、宗教、社会联系，东欧在二战前的民主实践经验，东欧的集权体制不是内部革命的产物、而是苏联强加给东欧社会的，教会在社会中保有特殊地位，公民的良好教育程度等。根据东亚和东欧的民主化经验，究竟应当怎样来修正当代西方民主理论?这些经验对我们研究中国民主化问题有何重大意义？这些仍有待探讨。
无论是从经济发展还是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民主的发展，其实质都是对民主化基本动力的研究。本文主要想从“国家－社会－经济”的关系这一角度，通过对近代欧洲和台湾的比较研究，来探讨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动力问题，同时也讨论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在民主化过程中可能起的作用。
一、关于民主化动力的理论: 欧洲经验
在世界民主发展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独裁者或专制政体会在毫无外在压力的情况下，自觉主动地放弃对政治权利的垄断。西方政治学家根据西欧与北美民主制度出现、发展和巩固的历史经验，认为对专制政体的压力和民主化的动力主要来自自由经济和政治文化。
1. 现代民主制度是自由经济的产物
在中世纪后期(476－1450)的欧洲，出现了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商人或商业阶级(commercial classes)，那时的专制君主与新兴商业阶级逐步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扶持的关系。随着贸易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商业阶级变得日益富有。一方面，君主们需要商人的财富来充实国库，以对外征战并从国外购买奢侈品；另一方面，作为交换，君主们给予商人们土地、爵位和官职等各种特权。于是，诸如“议会”之类的机构应运而生，不过它与现代议会完全不同，它是君主与地主贵族和教士商讨国事、与商人进行权利和金钱交换的场所。那时，商人利用手中积累的财富，从原来与手工业者差不多的卑微地位(即“第三等级”)，爬到了能与统治者对话、甚至讨价还价的地位。
那时，专制君主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他们考虑到商业阶级能给自己以及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非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镇压商业阶级。[2] 同时，君主实际上还利用商业阶级或与之结成联盟，来打击教会和地主贵族阶级，因为教会和地主贵族阶级构成了对君主权利的制约。
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特别是英格兰，在国王的鼓励下，贸易与市场经济日益发展，资本主义开始取代封建主义而成为主要经济形态。随着封建地主贵族的逐渐没落以及教会影响的衰弱，君主的权力相应扩大了，于是时常直接干预、甚至控制商业阶级的经济活动。专制君主对商业领域的侵犯，严重威胁到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从而激起了该阶级的强烈抵制。于是议会便演变成了新兴资产阶级限制君主权利、争取经济自由的工具和场所。这时，资产阶级所全力争取的，并不是要与君主分享政治权利，而只是要求君主不要侵犯他们商业活动的自由。
这一争取经济自由的斗争对于民主在西欧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资产阶级先是成功地说服了君主们，使他们相信，对君主和国家来说，维持经济自由比管制经济活动更有利。然后，资产阶级又要求将自由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从而获得了结社乃至组织政党的自由，以及言论、出版、宗教自由和免遭政府任意逮捕、监禁的权利。在许多西欧国家，这种政治自由或政治多元主义的发展，使议会在与君主抗争中逐步占据上风，最终迫使君主交出部份君权，或把君权置于议会的制约之下。议会成为最高权利机构，标志着西方“自由国家”(the liberal state)的形成。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多数西欧国家实现了普选制，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获得了选举权，从而进一步完成了由“自由国家”向“自由－民主国家(the liberal-democratic state)”的过渡。
从西欧民主化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实现民主化的关键在于，(商业)资产阶级通过立法或者与君主达成默契，建立了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政府不干涉私人经济活动。资产阶级在资本积累的初期，并没有从君主手中夺取政治权利的欲望，并不对君主统治产生即刻威胁；而君主们也意识到，在国际竞争中国力取决于国家财富的积累，而政府放弃对私人经济活动的干涉，是增加国家财富最有效的方式。尽管在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限制政府权利的结果是君主的独裁权力逐渐被剥夺，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时君主们未必就意识得到，即或意识到了也难以阻挡。
自由资本主义一旦形成，通向民主的道路就已开通。因为自由经济导致政府功能减弱，自由社会或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逐步形成。[3] 当经济活动从政体中分离出来后，国家就无须再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去指导、监督商品的生产与分配。一旦政府规模缩小了，它对公民日常生活的干涉和控制也就减少了；从而使得自由的空间得以从经济向社会的其他领域扩展；于是，不受政府控制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如利益集团、文化和宗教团体、研究教育机构、民间舆论工具等，就日益活跃起来。
当公民社会出现以后，民间的政治参与要求便会与日俱增，从而对专制政体产生强大压力。当时的专制政府除了暴力手段外，已无其他资源可用。当民主化的压力来自社会的四面八方，特别是来自已成为社会中坚、为国家作出最大经济贡献的中产阶级，而进行暴力镇压又代价太大的话，具有理性头脑的独裁者便会作出让步，允许政治权利的分享，以免引发一场可能将政权彻底推翻或对社会造成巨大破坏的暴力革命。
需要说明的是，在十九世纪的许多西欧国家，当议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对君主实行有效制约之时，这些国家还只是自由国家而非民主国家，因为对选举权有严格限制，普选制尚未实现。而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人民主权”的民主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自由和民主得以两步并成一步同时实现。
2. 文化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
西方民主化进程中，商业文化和政治文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商业文化产生了法律文化，从而推动了民主化。新兴的商业阶级在贸易和商业活动中需要签订长期契约，因此意识到契约法(contract law)的重要性。起初，契约上盖的是君主的大印，即君主以皇家的信誉为本国商人作保。然而年长月久，商业契约逐渐在商业界奠定了神圣的地位，不再需要皇家的担保。
随着商业契约法的进一步完善，商业行为受到了规范，奠定了近代西方法治国家的基础。这一“法律文化”很快便从商业领域扩展到民事、刑事领域，产生了民事法、刑法。在当时的专制君主制下，这些法律既可能被君主否决，也可能受到宗教道德原则的约束，但它们毕竟逐渐加强了民众的法治观念，从而为建立宪法(Constitutional law)和立宪政体、结束专制政体，创造了条件。
政治文化指的是社会上长期形成的关于政治和政府统治方式的价值观念。西方在近代形成的政治文化与其历史上的政治传统有密切关系。西欧封建等级制度的最大特色(也是与中国封建制度的最大差别)就在于，从中世纪起，教会和地主贵族就节制着西欧君主们的权利，君主们从未取得过中国帝王那样的绝对权威。在西欧封建等级制度下，教会和地主贵族是第一、第二等级，他们的特权和地位是君主也不能任意侵犯的。教会一向宣称，它拥有推翻君主的合法权利，也具有足够的自主权将威胁变为行动。结果，教会通过影响众多的教徒，削减了民众对君主权威性的神秘感和尊敬。教会与君主之间的长期斗争，则使民众习惯了权力的多元化，也增强了社会的相对独立性。
正是在这种权力分散的政治传统、自由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基础上，西欧形成了以多元主义为特徵的政治文化。它强调多样化和共识，容忍、鼓励不同思想、学说和文化派流的发展；主张服从多数人的意志，同时尊重少数人的权利；肯定为不同群体的利益进行政治斗争的合法性，但认为，这样的政治斗争必须要受全社会都接受的游戏规则(即宪法)的约束。
西方政治学者认为，政治制度的实质是政治参与，因此参与者的思想方法和价值观念便至关重要。既然西方的政治文化以多元主义为特徵，易于造就“民主人格”(即对他人持宽厚、容纳的态度，以及接受、容忍多元化价值观念的宽广胸怀[4])，所以，民主制度在西方社会有深厚的文化“土壤”。
二、台湾民主化的启示
将欧洲的民主化经验应用于台湾民主化过程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自由经济促进民主”的论点得到了映证。台湾民主化的决定性的条件是，自由企业制度在社会上创造出了广阔的自由空间以及商业－法律文化，这一制度在经济领域保护了民众的自由；随着经济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政治领域内的自由也逐渐增大，最后实现了政治民主化。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特殊条件也起了重要作用。
1. 台湾实现民主化的有利条件
在国民党的正统意识形态中，孙中山先生关于西方民主宪政的学说占据着重要地位。孙中山制定了“五权宪法”，准备在中国实施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但他认为，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中，西方式民主不能一促而就，而必须按部就班进行；要从基层开始，使民众首先接受民主的训练，方能使民主宪政在中国取得最好效果。
国民党政府迁台之后，为了促进台湾的经济发展，亦为了安抚台湾本土势力，国民党当局对民间传统经济－社会势力是相当尊重的。当时，一方面在“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和“戒严法”的名义下，在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也开始实践孙中山的“训政”，从基层政府开始开放“自由”选举。
虽然国民党政府对民众的政治权利，如言论、出版、集会等，有诸多限制，但只是设了某些禁区，规定“什么不能说”，如不能宣传共产主义或台独等，并没有取消一切政治自由。只要民众不向国民党的法统挑战，不宣传共产主义或台独，他们实际上仍享有相当的自由空间。所以，在八十年代后期台湾走向民主化之前，台湾业已存在相当规模的公民社会，包括民间出版机构和出版物，以及大量相对独立的各种社会组织。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斯卡拉匹诺，将民主化前的台湾称为“权威主义－多元主义政体(the authoritarian-pluralist system)”，[5] 它比胡安·林茨为权威主义政体所下的经典定义更接近西方式民主[6]。
台湾1950年开始乡镇长、县市长、乡镇市民代表和县市议会议员的直接选举，1954年开放省议会议席的直接选举。十多年后，于1969年开始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选，1972年开始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直至1991年开始中央民意代表的直接选举，基本上完成了民主化的过程。按西方的标准衡量，台湾从五十年代开始的地方政府选举算不上是真正的自由选举，因为还存在政府对舆论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但是，那时国民党政府也并没有全面操纵地方选举。非国民党人士，甚至潜在的反国民党人士，也可能战胜国民党候选人而当选。这说明，那时台湾的地方选举并不仅仅是装装门面、做做样子的，它有一定的公正性。
事实上，地方政府的功能有限，只涉及地方行政事务。地方官员和民意代表的选举，不会影响到国家的走向和根本的政治经济制度，不一定需要有组织的政治(反对)势力的参与，也不见得在竞选纲领中涉及到意识形态争论。所以，即使国民党的候选人落选，实际上也不至于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台湾的地方选举制度主要是国民党政府为履行其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承诺而建立的，并不是在社会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实施的，所以算不上是民主化道路上的重大突破。这个实行了几十年的地方选举制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提高了民众的民主意识，让民众在行使民主的权利方面得到了长期的训练。
2. 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和反对党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
在台湾的知识分子当中，有相当一部份是受过欧美教育、随着国民党到台湾的“自由－民主主义分子”，他们一向呼吁政治民主化，当年在大陆是如此，到了台湾后仍然如此。这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如胡适、雷震等，或在国民党内身居要职，或深受当局器重，若从功利的角度来看，他们实在是没有理由要冒着坐牢的危险去争取民主。事实上，他们追求民主化主要是出于崇高的动机和政治信仰，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
自由派知识分子鼓吹民主自由价值观念，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它固然使当局感受到压力和威胁，但在一个缺乏欧洲式自由和政治传统的社会里，从思想启蒙到动员起足够的社会力量向当局挑战，往往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当民主化的要求仅仅来自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时，政府可能倾向于采取压制手段，因为镇压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其不良后果有限。
然而，当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中产阶级加入要求民主化的行列后，若对他们实施镇压，将可能摧毁国家经济，政府就必须慎重处理，以至于要考虑是否作出让步。当然，社会压力大到什么程度，政府才会向民主力量让步，也取决于其他因素，譬如国际压力、统治者的民主法治意识以及个人性格、执政党对镇压后果以及在自由选举中获胜可能性的判断等。从台湾的例子看，这股要求民主化的社会压力主要来自在自由经济中受益最大、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主要由企业家、商业阶层、律师等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组成。中产阶级争取民主可能既出于民主的信念，亦出于实际利益的追求。比如，随着中产阶级的业务日益国际化，实现民主化、改善国家政治上的国际形像，就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经济利益。
但是，不能简单笼统地说，中产阶级的所有成员在任何时期都是民主化的主力。虽然台湾反对党的领袖和骨干确实是来自中产阶级，但是，中产阶级中也有相当一部份仍然是统治者的盟友。这不仅是因为当局对中产阶级的关心和保护，也由于中产阶级中的富裕者反对激进的变革，需要政府保护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抵挡贫富分化后来自社会底层的压力。所以，虽然中产阶级成长到一定的阶段会要求民主化，但只有当蓝领工人和贫民人数逐渐减少，同时政府采取措施缩小了台湾的穷富差距，来自社会下层的对中产阶级的威胁大大减弱，中产阶级才更积极地期待民主，成为民主的支持力量。
当中产阶级期待民主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一定是执政党的反对派，他们只是希望执政党改变执政方式，走上民主化的道路。但这种要求是温和的，对国民党更多的是爱护而不是挑战。中产阶级中具有政治抱负的那批人，其中一部份被政府网罗，另外一部份则与执政党有不可化解、不可妥协的分歧。后者既然无法融入主流政治，只得寄希望于另树一帜，通过民主选举执掌政权。这批人或许人数不多，但往往能量极大，因为他们可能实际上代表了某个社会群体，也可能企图充当劳工阶级的领袖，借助下层社会的力量，打着为其谋利益的口号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是执政党的最大威胁和最强有力的民主化动力。[7]
台湾经济发展上的傲人成就是国民党的最大资本，这一成就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肯定；国民党政府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亦成就斐然。大大缓和了阶级矛盾。因此，直到八十年代末，民主反对派若用执政党治国无方为号召，是无法争取到足够的社会支持的；同时，反对派也很难提出切实可行而又比国民党更高明的公共政策[8]。这样，台湾的反对党难以用诉诸阶级利益冲突的方式来赢得足够的选民，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以近代欧洲的阶级政党和阶级利益冲突模式来解释台湾民主化的推动力。
台湾民主反对运动的社会基础在其初期是相当复杂的，很难说哪一个社会群体是反对党的主要支持者。根据容根·杜梅斯的研究，七十年代台湾党外运动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四个方面，即曾与日本殖民政府密切合作过的旧上层阶级，土地改革后失去大部份地产、而所获补偿又在投资工业中失败的原地主，部份城市中下层阶级，较年轻、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上层阶级。[9] 也可以说，国民党的反对力量实际上是由各种因不同原因而对国民党不满的人士所组成的。然而，民进党成立后，它以台湾省籍和台独为号召，找到了它力量的支点，建立了较为稳固的社会基础。[10]
虽然国民党致力于“本土化”政策，以改变自己“外来政党”的形像，但它终究无法彻底解决省籍问题所产生的社会对立情绪。在1977年的地方选举中，非国民党候选人获得了22％的省议会议席和4个县市长职位。在八十年代，“党外”力量在选民中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反对势力能获得这么多选票，说明它的社会基础及其政治诉求终于强大到国民党无法置之不理的程度了。
回顾台湾的民主化道路，我们虽然可以找到不少台湾独有的特徵，但这一过程基本上和自由经济社会制度必然要经历的政治变革趋势是一致的。但是，从台湾民主化的经验中，我们还不容易判断，究竟西方式的政治文化对东亚的民主化重要还是不重要；同时，台湾的民主化亦不能证明，究竟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民主化。看起来，儒家学说含有多样内容，在专制的政治环境中，专制者可利用它的专制成份；而在对民主发展有利的环境中，民主政治家亦可从儒家学说中找到依据，而使它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压力
台湾和中国大陆在政治、经济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虽然大陆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改革，也还没有建立起自由经济制度，即使这一制度能迅速建立起来，它也未必能在大陆的民主化中发挥象在台湾那样的作用。但是，与改革前相比，大陆也有巨大的变化。过去二十年来，在大陆发生的意义最为深远的变化是，中共政权从极权主义的统治方式转变为权威主义政体。它在相当大程度上放弃了计划经济，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放松了它以往那种对社会的无孔不入的控制，使非政治性社会活动的空间大大扩展。私人经济的蓬勃发展，一方面使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对国有部门的依赖，另一方面导致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公民社会正在以缓慢的速度逐渐形成，整体上看，大陆似乎正处在台湾六、七十年代的那个阶段。
同样重要的是，中共在1979年不仅恢复了选举制度，而且将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从原来的乡一级扩大到县一级，将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农村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城市企业中厂长经理的选举和职工代表大会权力功能的加强，有了某种形式的基层民主。[11] 虽然大陆当局已表明，它目前无意将直接选举向更高的层次扩大，原因一是中国地广人多，二是目前经济、文化尚不发达。[12] 这两个理由中，前者实在没有说服力，而后者涉及到的经济社会状况是在改变中的。在中国大陆，县市长、甚至省长直接由民众选举产生应该不是一件远不可及的事。
问题是，倘若在中国大陆实现了县市长直接选举，公民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达到更高的程度，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民主化就能自然而然地走上轨道了呢?若根据本文对欧洲和当代台湾民主化过程的论述，人们或许很容易得出乐观的结论；然而，如果我们将中国大陆的具体情况与欧洲和台湾仔细作一比较分析，就会发现，虽然大陆的民主化已不可避免，甚至可以肯定已不很遥远，但是大陆的民主化动力与欧洲、台湾有很大差别，这可能导致大陆的民主化道路既有别于欧美，亦不同于台湾。
如前说述，没有巨大的外在压力，即社会对不民主政体的强烈反对(当然也包括国际压力)，当局通常是不会自觉主动地选择民主化的，这一外在压力是民主化的主要动力。从理论上看，民主化的压力有三种: 第一是为了民主的理念和信仰而要求民主化，施加这种压力的往往是知识分子和学生；第二种是希望通过民主化获得权力或利益，例如一些有强烈权力欲望、又自认为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民间势力的人士，他们不满足于已有的财富或社会影响，或寻找政治代理人，或自己出马选举，想通过民主选举将自己的财富和影响转化为政治权力；第三种则涉及到阶级或群体利益，当某个社会阶级或群体认为，集权体制下的政府只代表对立阶级或群体的利益，而本阶级或群体的利益受到政府政策的损害，他们可能起而反抗，要求民主化。
要研究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就应当分析，中国有没有这三种民主压力，它们强烈到什么程度，政府对这些压力会作出什么反应。
1. 出于政治信仰的民主化压力
在近代欧洲，知识分子所掀起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潮从思想和理论上为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奠定了基础。洛克关于个人独立性与隐私权的论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自由经济理论，卢梭等人的“人民参与政府”的民权主义思想，孟德斯鸠的法治学说等，从根本上动摇了君主专制的合法性基础。但是，这些思想家本人只是表达了他们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并不一定积极卷入实际政治斗争。在有欧洲政治文化传统的环境里，他们的学说本身也不被专制君主视为具有特别的危险性和“颠覆性”。
欧洲的经验说明，提出某种反专制的思想学说对独裁者来说还不是最可怕的，关键在于这种思想学说能否为社会所接受，成为社会自由民主力量反抗君主专制的武器。自由－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在民主化的斗争中起着重要的摇旗呐喊的作用，但是他们本身并不是民主化的决定性力量。在世界民主发展史上，很少见到在民主化的社会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专制政权因为知识分子鼓吹自由民主而迅速垮台。
要在中国大陆这块缺乏欧洲民主政治传统的土地上实现民主化，对民众进行“自由民主”的思想启蒙是极其重要的。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思想界一直在引进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以唤起民众的民主政治意识，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中国民众传统上缺乏政治参与意识，也因为毛泽东时代政治高压的痕迹依然很深，目前中国民众仍然缺乏现代公民意识。
毛时代不仅完全取消了公民自由，甚至规定每天“必须说什么”，连民众保持沉默的自由都被剥夺了。这种政治高压的影响至今仍广泛存在，民众常常习惯于远离政治，不仅不听正统意识形态的说教，也不去思考中国落后的制度根源。同时，改革以来他们又被有意识地引导到单纯物质主义的轨道上去，注意力集中到“挣钱”、“致富”和“小康”上。因此，虽然开放政策已实行了多年，大部份民众只是对西方的物质文明有深刻印象，也知道西方社会富裕得“不可思议”，但他们对什么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往往只有模糊的认识，对为什么中国应该维持现行的制度也只会“官”云亦云。
中国自由－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本身作为一股社会民主势力，其力量是微弱的，不足以对权威政体构成有份量的压力。首先，许多知识分子本身就不真正了解民主制度的实质。老一辈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由于饱受毛泽东的迫害，对民主问题早已噤若寒蝉；而年轻的一代仅仅从书本上接触到一些西方自由民主的概念和词句，缺少国外民主制度的充份信息，更难有亲身体验。
其次，身具高位、有社会影响的大知识分子中，鲜有象方励之、苏联的萨哈罗夫、或台湾的雷震那样，甘愿丢失已有的荣誉地位、甚至冒坐牢的的风险，公开站出来为民主化奋斗。其主要原因是，大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仍然吃皇粮、靠政府养活，经济上的依赖性决定了政治上的依附性。虽然民主化前的台湾，情形也相似，但国民党政府在对知识分子的保护、尊重其学术自由方面，做得好得多，台湾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亦毋需天天看执政党的“眼色”，能够保有一定的独立性。
与民主国家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阶层相比，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不很了解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社会政治功能，总体上比较缺乏对国家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另外，中国文人的圈子里，也缺少西方政治文化中那种“民主人格”，较不容易对他人和不同观点持宽厚、容纳的态度，哪怕是在面临共同的灭顶之灾时也难以团结一致。这些弱点无疑会削弱源于知识分子的民主化压力。有人认为，如果目前滞留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将大大增强民主的力量，从长远看这是对的。但是，很多海外留学生对政治也是冷漠的，他们也从国内带出来上述弱点。所以，留学生归国后最直接的效果恐怕只是加强公民社会的力量，使社会的独立和自由空间更进一步扩展，当然这最终是有利于民主发展的。
2. 来自追逐实际利益(权力)的民主化压力
争取民主的斗争不一定都是出于崇高的民主信念，也可以出于功利主义的动机，因为民主政治说到底是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分配机制。从逻辑上讲，一个未经民主启蒙、不知民主为何物的人，也完全可能为了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或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而自觉主动地投身于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产阶级的成员中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如此。
但是，目前中国大陆人口中中产阶级的比例还很低，根据笔者对这个社会群体一些成员的访谈，得出了如下初步的结论。他们一方面希望限制政府的权利、让政府管得少些，要求政府给他们更大的经济自由；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加强法治，减少经济活动的风险。但是，如果因为社会上对贫富不均怨声载道，政府面临强大的社会压力，要大幅度增加对中产阶级的税收以资助穷人、缩小贫富差距时，中产阶级会断然反对政府向民意低头。如果大陆的民主化意味着让中产阶级掏腰包实现均富，那么中产阶级是决不答应的。大陆中产阶级对民主化的这种矛盾心理，决定了他们是一支复杂的社会政治力量。
中共或许也意识到，自由市场经济可能造就政治反对派，所以，它采取的策略是，尽可能将中产阶级中的经济力量雄厚者，特别是表现出参政热情的人，纳入现行政治体系内，给予他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和荣誉。对于只有“异端”思想而无“实力”的人，则予以压制或放逐国外。这种策略大大减弱了来自社会内部的要求民主化的压力。
3. 来自实现阶级或社会群体利益的民主化压力
以上两种民主化压力能够产生多大的作用，执政集团会在多大程度上作出让步，归根到底取决于它们所能代表或动员的社会群体的潜在力量。十九世纪后期，欧洲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造就了日益强大的工人阶级时，为民主即普选制而奋斗的社会主义运动便波澜壮阔地展开了。那时，资产阶级之所以向新兴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民主要求让步，固然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意识”有关；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要求普选制的政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们所代表的是一个人数众多到不可掉以轻心的社会阶级的利益。若拒绝该阶级的政治参与要求，就有可能引发后果更加严重的暴力革命。
将这一原理应用于现代，研究民主化的动力就要看一看社会上存在不存在潜在的、力量足够大的反对阶级或群体。现代国家政权是由政治集团(通常是政党)掌握的，而该集团总是声称它代表的并不是某个阶级或群体的利益，而是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的利益，是“全民党”。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现实社会中，真正的“全民党”是不存在的。绝大多数政党从本质上说是代表某个阶级或社会群体的政党。虽然任何政党在取得执政地位后，通常会设法照顾到其他社会阶层、群体的利益，以显示政权的超然性，并争取社会各阶层的支持。但是，当阶级利益无法妥协时，执政党通常不会放弃本阶级的利益，只会牺牲对立阶级的利益。在西方，这种利益冲突的存在，实际上是民主政治最强大的动力。
那么在中国大陆，哪一个阶级或社会群体可能成为民主反对力量的社会基础呢？反对势力向社会诉诸什么，以争取社会支持它的民主化要求呢？
1949年以前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遗老遗少，早已在毛泽东极权统治和思想迫害下脱胎换骨，丧失了群体意识，他们中的精英分子亦已被中共网罗。在目前的经济市场化过程中，上层中产阶级(upper middle class)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尚未形成。
在文革中先被利用、后遭迫害的红卫兵(即所谓的“三种人”)，以及“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即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中，倒是有一批对现状不满的人。他们虽有一些个人能量，但人数不多，名声不佳，会不会成为民主的建设性力量也很难说，何况他们对当局的怨恨似乎已随时过境迁而淡化。
那么，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下层中产阶级(公私企业中下层经理、小个体工商业者等)、劳工阶级、白领阶层(中小学教师、商店机关职员等)会成为民主化的社会基础吗？
自近代以来，所谓阶级斗争无非是发生在上层社会（资产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和下层社会（下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两个阶级信奉不同的意识形态，分别支持两种社会经济政策。前者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由资本主义，即国家少干预私人资本活动、少收税、少搞国家福利，对贫富差距不甚关心，代表这一阶级的通常是右翼政党。后者则倾向于社会主义，主张对经济实行必要的国家管制，目的是通过对社会财富再分配、以缩小各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其具体政策是经济（部份）国有化、高税收和高福利，代表这一阶级的通常是左翼政党。
在中国以及世界上任何国家，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只能是左翼社会主义，名义上所代表的必然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和下层社会，这是它名称的象征意义和历史渊源所决定的。任何新兴政党或派别要想在下层社会进行民主化动员，很难再从左的方面、以社会主义纲领作号召，因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共产党垄断。这就使民主反对派无法以比共产党更左的面貌出现，于是只能诉诸右翼资产阶级纲领，也就是将民主政治的口号与对自由经济的要求相结合。
自由经济建立在竞争机制之上，这种机制固然能激发起人类的生存本能，从而将他们的智力、体能和潜在创造力发挥到极限，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是历史上推动经济技术发展的最强大的力量。然而，自由经济的发展，也会造成相当的社会代价，即贫富的两极分化。如果一个社会无法承受这一代价，那么，就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历史经验证明，这在工业化程度不高、贫民数量大的国家更容易发生。部份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实行发达国家的那种福利政策，或者是实行这种政策代价太大，在菲律宾以及七十年代前的拉丁美洲就可看到这种现象。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一方面，由于中国长期的专制政治传统，抽象地鼓吹民主和政治自由不会立刻产生足够强烈的社会效应；另一方面，民主反对派除了指责执政党不民主外，很难有机会通过向民众许诺物质利益来有效地动员社会。这是中国大陆民主化实际上面对的一些困难。
但是，中共也面临着自己的改革政策所造成的困难。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共出于社会安定的需要以及受自身意识形态的制约，仍然强调“共同富裕”。但是，在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实行经济市场化，是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社会各阶层原有的经济社会地位的急剧变化，社会中必然会出现强烈不满。另一方面，中共作为一个执政集团，其各层骨干长期居于垄断的上层社会经济地位，其事实上的上层社会立场与它名义上所代表的下层社会利益之间，也隐藏着日益扩大的矛盾，使它的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越来越冲突。
还有，“六·四”的平反问题会产生民主化压力。如果经济改革中出现更多问题，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官员的贪污腐败继续蔓延扩大，人民的不满亦可能转化成民主化的压力。此外，鉴于世界民主化的大趋势，中国要想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并得到西方世界的接纳，就会面临民主化的国际压力。
由于近期内国内社会对中共的实际威胁还不大，这或许会令中共安于现状；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在这样的社会政治条件下走上民主化之路，中共或许有相当的把握，能象台湾的国民党一样，在自由选举中获得多数，从而可以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民主方式继续执政。
【注释】
[1] Larry Diamond, Juan J. Linz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s. Polit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mparing Experiences with Democracy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1995), Chapter I, pp, 1-66.
[2] 关于这一问题更详尽的讨论可参阅 R.H. Tawney,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61).
[3] Larry Diamond对“公民社会”所下的定义是：(社会)成为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领域，这种有组织的社会生活是公民自愿进行的，是自助和自治的，它不受政府控制，但受到法律秩序和形成共识的规范的制约。见 Larry Diamond, "Rethinking Society: Towar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5, No.3 (July 1994) p.5.
[4] 转引自Gabriel A. Almond &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5), pp.9-10.
[5] 参阅Robert A. Scalapino,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on 20th Century Asia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6] 参阅Juan J.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Macropolitical Theory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7] 在台湾，这批人亦包括想投靠执政的国民党而自觉不受重用的中产阶级分子，如张俊宏、许信良。见张星久、吴怀连主编《台湾政治风云》第十二章，中国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8] 丁建国，“国民党与民进党民意基础及发展之比较研究”，载荆尧、常燕生、辛旗编《九十年代台湾政治》，北京华艺出版社，1991年。
[9] Jurgen Domes, "Political Differentiation in Taiwan", in Asian Survey, Vol.XXI, No.10(October 1981): pp.1011-1028.
[10] 见孙庆余《民进党现象》，台北日知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
[11] 关于中国乡村民主，可参阅作为欧盟考察小组成员李金珊所撰写的考察报告，“鲜为人知的中国乡村民主发展”，载新加坡《联合早报》1996年8月19日。关于中国工厂企业管理体制的民主化，我在另处有更详尽的讨论，请参阅An Chen, "Democratic Reform of Management Structures in China's Industrial Enterprises", Politics & Society, Vol.23，No.3(September)，1995, pp.369-410.
[12] 见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对美国英文月刊China Information记者的谈话，载新加坡英文报纸The Straits Times, January 18, 1997.
在这场天翻地覆、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世界民主大变革中，为什么中国大陆却能够置身度外，仍然维持着现行的政治体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可能性及其前景，引起了许多政治学家的关心和兴趣。同时，由于中国的独特情形，它已成为比较民主化理论研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案例。过去，人们倾向于从“国家－社会－经济”的关系，来解释中国政治民主化为何难以突破。从这个角度，人们主要观察“中产阶级”和“公民社会”是否形成和发展，或传统的专制政治文化如何阻碍了民主化。
但是，台湾、韩国以及东欧的民主化，对这两种研究思路提出了挑战。东亚的经验证明了民主理论中关于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重要性，但也质疑西方理论家关于民主文化乃民主制度之必要基础、以及“亚洲传统文化阻碍民主发展”的论点。东欧民主化的动力既非来自自由经济和中产阶级，亦非来自长期的民主文化，它实际上是众多的特殊因素相结合而形成的历史合力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东欧与西欧传统的文化、宗教、社会联系，东欧在二战前的民主实践经验，东欧的集权体制不是内部革命的产物、而是苏联强加给东欧社会的，教会在社会中保有特殊地位，公民的良好教育程度等。根据东亚和东欧的民主化经验，究竟应当怎样来修正当代西方民主理论?这些经验对我们研究中国民主化问题有何重大意义？这些仍有待探讨。
无论是从经济发展还是从传统政治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民主的发展，其实质都是对民主化基本动力的研究。本文主要想从“国家－社会－经济”的关系这一角度，通过对近代欧洲和台湾的比较研究，来探讨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动力问题，同时也讨论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在民主化过程中可能起的作用。
一、关于民主化动力的理论: 欧洲经验
在世界民主发展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独裁者或专制政体会在毫无外在压力的情况下，自觉主动地放弃对政治权利的垄断。西方政治学家根据西欧与北美民主制度出现、发展和巩固的历史经验，认为对专制政体的压力和民主化的动力主要来自自由经济和政治文化。
1. 现代民主制度是自由经济的产物
在中世纪后期(476－1450)的欧洲，出现了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商人或商业阶级(commercial classes)，那时的专制君主与新兴商业阶级逐步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扶持的关系。随着贸易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商业阶级变得日益富有。一方面，君主们需要商人的财富来充实国库，以对外征战并从国外购买奢侈品；另一方面，作为交换，君主们给予商人们土地、爵位和官职等各种特权。于是，诸如“议会”之类的机构应运而生，不过它与现代议会完全不同，它是君主与地主贵族和教士商讨国事、与商人进行权利和金钱交换的场所。那时，商人利用手中积累的财富，从原来与手工业者差不多的卑微地位(即“第三等级”)，爬到了能与统治者对话、甚至讨价还价的地位。
那时，专制君主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他们考虑到商业阶级能给自己以及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非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镇压商业阶级。[2] 同时，君主实际上还利用商业阶级或与之结成联盟，来打击教会和地主贵族阶级，因为教会和地主贵族阶级构成了对君主权利的制约。
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特别是英格兰，在国王的鼓励下，贸易与市场经济日益发展，资本主义开始取代封建主义而成为主要经济形态。随着封建地主贵族的逐渐没落以及教会影响的衰弱，君主的权力相应扩大了，于是时常直接干预、甚至控制商业阶级的经济活动。专制君主对商业领域的侵犯，严重威胁到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自由，从而激起了该阶级的强烈抵制。于是议会便演变成了新兴资产阶级限制君主权利、争取经济自由的工具和场所。这时，资产阶级所全力争取的，并不是要与君主分享政治权利，而只是要求君主不要侵犯他们商业活动的自由。
这一争取经济自由的斗争对于民主在西欧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资产阶级先是成功地说服了君主们，使他们相信，对君主和国家来说，维持经济自由比管制经济活动更有利。然后，资产阶级又要求将自由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从而获得了结社乃至组织政党的自由，以及言论、出版、宗教自由和免遭政府任意逮捕、监禁的权利。在许多西欧国家，这种政治自由或政治多元主义的发展，使议会在与君主抗争中逐步占据上风，最终迫使君主交出部份君权，或把君权置于议会的制约之下。议会成为最高权利机构，标志着西方“自由国家”(the liberal state)的形成。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多数西欧国家实现了普选制，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获得了选举权，从而进一步完成了由“自由国家”向“自由－民主国家(the liberal-democratic state)”的过渡。
从西欧民主化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实现民主化的关键在于，(商业)资产阶级通过立法或者与君主达成默契，建立了自由资本主义制度，政府不干涉私人经济活动。资产阶级在资本积累的初期，并没有从君主手中夺取政治权利的欲望，并不对君主统治产生即刻威胁；而君主们也意识到，在国际竞争中国力取决于国家财富的积累，而政府放弃对私人经济活动的干涉，是增加国家财富最有效的方式。尽管在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限制政府权利的结果是君主的独裁权力逐渐被剥夺，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时君主们未必就意识得到，即或意识到了也难以阻挡。
自由资本主义一旦形成，通向民主的道路就已开通。因为自由经济导致政府功能减弱，自由社会或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逐步形成。[3] 当经济活动从政体中分离出来后，国家就无须再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去指导、监督商品的生产与分配。一旦政府规模缩小了，它对公民日常生活的干涉和控制也就减少了；从而使得自由的空间得以从经济向社会的其他领域扩展；于是，不受政府控制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如利益集团、文化和宗教团体、研究教育机构、民间舆论工具等，就日益活跃起来。
当公民社会出现以后，民间的政治参与要求便会与日俱增，从而对专制政体产生强大压力。当时的专制政府除了暴力手段外，已无其他资源可用。当民主化的压力来自社会的四面八方，特别是来自已成为社会中坚、为国家作出最大经济贡献的中产阶级，而进行暴力镇压又代价太大的话，具有理性头脑的独裁者便会作出让步，允许政治权利的分享，以免引发一场可能将政权彻底推翻或对社会造成巨大破坏的暴力革命。
需要说明的是，在十九世纪的许多西欧国家，当议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对君主实行有效制约之时，这些国家还只是自由国家而非民主国家，因为对选举权有严格限制，普选制尚未实现。而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人民主权”的民主观念早已深入人心，自由和民主得以两步并成一步同时实现。
2. 文化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
西方民主化进程中，商业文化和政治文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商业文化产生了法律文化，从而推动了民主化。新兴的商业阶级在贸易和商业活动中需要签订长期契约，因此意识到契约法(contract law)的重要性。起初，契约上盖的是君主的大印，即君主以皇家的信誉为本国商人作保。然而年长月久，商业契约逐渐在商业界奠定了神圣的地位，不再需要皇家的担保。
随着商业契约法的进一步完善，商业行为受到了规范，奠定了近代西方法治国家的基础。这一“法律文化”很快便从商业领域扩展到民事、刑事领域，产生了民事法、刑法。在当时的专制君主制下，这些法律既可能被君主否决，也可能受到宗教道德原则的约束，但它们毕竟逐渐加强了民众的法治观念，从而为建立宪法(Constitutional law)和立宪政体、结束专制政体，创造了条件。
政治文化指的是社会上长期形成的关于政治和政府统治方式的价值观念。西方在近代形成的政治文化与其历史上的政治传统有密切关系。西欧封建等级制度的最大特色(也是与中国封建制度的最大差别)就在于，从中世纪起，教会和地主贵族就节制着西欧君主们的权利，君主们从未取得过中国帝王那样的绝对权威。在西欧封建等级制度下，教会和地主贵族是第一、第二等级，他们的特权和地位是君主也不能任意侵犯的。教会一向宣称，它拥有推翻君主的合法权利，也具有足够的自主权将威胁变为行动。结果，教会通过影响众多的教徒，削减了民众对君主权威性的神秘感和尊敬。教会与君主之间的长期斗争，则使民众习惯了权力的多元化，也增强了社会的相对独立性。
正是在这种权力分散的政治传统、自由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基础上，西欧形成了以多元主义为特徵的政治文化。它强调多样化和共识，容忍、鼓励不同思想、学说和文化派流的发展；主张服从多数人的意志，同时尊重少数人的权利；肯定为不同群体的利益进行政治斗争的合法性，但认为，这样的政治斗争必须要受全社会都接受的游戏规则(即宪法)的约束。
西方政治学者认为，政治制度的实质是政治参与，因此参与者的思想方法和价值观念便至关重要。既然西方的政治文化以多元主义为特徵，易于造就“民主人格”(即对他人持宽厚、容纳的态度，以及接受、容忍多元化价值观念的宽广胸怀[4])，所以，民主制度在西方社会有深厚的文化“土壤”。
二、台湾民主化的启示
将欧洲的民主化经验应用于台湾民主化过程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自由经济促进民主”的论点得到了映证。台湾民主化的决定性的条件是，自由企业制度在社会上创造出了广阔的自由空间以及商业－法律文化，这一制度在经济领域保护了民众的自由；随着经济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政治领域内的自由也逐渐增大，最后实现了政治民主化。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特殊条件也起了重要作用。
1. 台湾实现民主化的有利条件
在国民党的正统意识形态中，孙中山先生关于西方民主宪政的学说占据着重要地位。孙中山制定了“五权宪法”，准备在中国实施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但他认为，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中，西方式民主不能一促而就，而必须按部就班进行；要从基层开始，使民众首先接受民主的训练，方能使民主宪政在中国取得最好效果。
国民党政府迁台之后，为了促进台湾的经济发展，亦为了安抚台湾本土势力，国民党当局对民间传统经济－社会势力是相当尊重的。当时，一方面在“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和“戒严法”的名义下，在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也开始实践孙中山的“训政”，从基层政府开始开放“自由”选举。
虽然国民党政府对民众的政治权利，如言论、出版、集会等，有诸多限制，但只是设了某些禁区，规定“什么不能说”，如不能宣传共产主义或台独等，并没有取消一切政治自由。只要民众不向国民党的法统挑战，不宣传共产主义或台独，他们实际上仍享有相当的自由空间。所以，在八十年代后期台湾走向民主化之前，台湾业已存在相当规模的公民社会，包括民间出版机构和出版物，以及大量相对独立的各种社会组织。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斯卡拉匹诺，将民主化前的台湾称为“权威主义－多元主义政体(the authoritarian-pluralist system)”，[5] 它比胡安·林茨为权威主义政体所下的经典定义更接近西方式民主[6]。
台湾1950年开始乡镇长、县市长、乡镇市民代表和县市议会议员的直接选举，1954年开放省议会议席的直接选举。十多年后，于1969年开始中央民意代表的增补选，1972年开始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直至1991年开始中央民意代表的直接选举，基本上完成了民主化的过程。按西方的标准衡量，台湾从五十年代开始的地方政府选举算不上是真正的自由选举，因为还存在政府对舆论和意识形态的控制。但是，那时国民党政府也并没有全面操纵地方选举。非国民党人士，甚至潜在的反国民党人士，也可能战胜国民党候选人而当选。这说明，那时台湾的地方选举并不仅仅是装装门面、做做样子的，它有一定的公正性。
事实上，地方政府的功能有限，只涉及地方行政事务。地方官员和民意代表的选举，不会影响到国家的走向和根本的政治经济制度，不一定需要有组织的政治(反对)势力的参与，也不见得在竞选纲领中涉及到意识形态争论。所以，即使国民党的候选人落选，实际上也不至于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台湾的地方选举制度主要是国民党政府为履行其对西方自由民主的承诺而建立的，并不是在社会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实施的，所以算不上是民主化道路上的重大突破。这个实行了几十年的地方选举制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提高了民众的民主意识，让民众在行使民主的权利方面得到了长期的训练。
2. 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和反对党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
在台湾的知识分子当中，有相当一部份是受过欧美教育、随着国民党到台湾的“自由－民主主义分子”，他们一向呼吁政治民主化，当年在大陆是如此，到了台湾后仍然如此。这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如胡适、雷震等，或在国民党内身居要职，或深受当局器重，若从功利的角度来看，他们实在是没有理由要冒着坐牢的危险去争取民主。事实上，他们追求民主化主要是出于崇高的动机和政治信仰，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
自由派知识分子鼓吹民主自由价值观念，在社会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它固然使当局感受到压力和威胁，但在一个缺乏欧洲式自由和政治传统的社会里，从思想启蒙到动员起足够的社会力量向当局挑战，往往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当民主化的要求仅仅来自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时，政府可能倾向于采取压制手段，因为镇压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其不良后果有限。
然而，当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中产阶级加入要求民主化的行列后，若对他们实施镇压，将可能摧毁国家经济，政府就必须慎重处理，以至于要考虑是否作出让步。当然，社会压力大到什么程度，政府才会向民主力量让步，也取决于其他因素，譬如国际压力、统治者的民主法治意识以及个人性格、执政党对镇压后果以及在自由选举中获胜可能性的判断等。从台湾的例子看，这股要求民主化的社会压力主要来自在自由经济中受益最大、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主要由企业家、商业阶层、律师等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组成。中产阶级争取民主可能既出于民主的信念，亦出于实际利益的追求。比如，随着中产阶级的业务日益国际化，实现民主化、改善国家政治上的国际形像，就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经济利益。
但是，不能简单笼统地说，中产阶级的所有成员在任何时期都是民主化的主力。虽然台湾反对党的领袖和骨干确实是来自中产阶级，但是，中产阶级中也有相当一部份仍然是统治者的盟友。这不仅是因为当局对中产阶级的关心和保护，也由于中产阶级中的富裕者反对激进的变革，需要政府保护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抵挡贫富分化后来自社会底层的压力。所以，虽然中产阶级成长到一定的阶段会要求民主化，但只有当蓝领工人和贫民人数逐渐减少，同时政府采取措施缩小了台湾的穷富差距，来自社会下层的对中产阶级的威胁大大减弱，中产阶级才更积极地期待民主，成为民主的支持力量。
当中产阶级期待民主时，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一定是执政党的反对派，他们只是希望执政党改变执政方式，走上民主化的道路。但这种要求是温和的，对国民党更多的是爱护而不是挑战。中产阶级中具有政治抱负的那批人，其中一部份被政府网罗，另外一部份则与执政党有不可化解、不可妥协的分歧。后者既然无法融入主流政治，只得寄希望于另树一帜，通过民主选举执掌政权。这批人或许人数不多，但往往能量极大，因为他们可能实际上代表了某个社会群体，也可能企图充当劳工阶级的领袖，借助下层社会的力量，打着为其谋利益的口号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是执政党的最大威胁和最强有力的民主化动力。[7]
台湾经济发展上的傲人成就是国民党的最大资本，这一成就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肯定；国民党政府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亦成就斐然。大大缓和了阶级矛盾。因此，直到八十年代末，民主反对派若用执政党治国无方为号召，是无法争取到足够的社会支持的；同时，反对派也很难提出切实可行而又比国民党更高明的公共政策[8]。这样，台湾的反对党难以用诉诸阶级利益冲突的方式来赢得足够的选民，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以近代欧洲的阶级政党和阶级利益冲突模式来解释台湾民主化的推动力。
台湾民主反对运动的社会基础在其初期是相当复杂的，很难说哪一个社会群体是反对党的主要支持者。根据容根·杜梅斯的研究，七十年代台湾党外运动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四个方面，即曾与日本殖民政府密切合作过的旧上层阶级，土地改革后失去大部份地产、而所获补偿又在投资工业中失败的原地主，部份城市中下层阶级，较年轻、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上层阶级。[9] 也可以说，国民党的反对力量实际上是由各种因不同原因而对国民党不满的人士所组成的。然而，民进党成立后，它以台湾省籍和台独为号召，找到了它力量的支点，建立了较为稳固的社会基础。[10]
虽然国民党致力于“本土化”政策，以改变自己“外来政党”的形像，但它终究无法彻底解决省籍问题所产生的社会对立情绪。在1977年的地方选举中，非国民党候选人获得了22％的省议会议席和4个县市长职位。在八十年代，“党外”力量在选民中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反对势力能获得这么多选票，说明它的社会基础及其政治诉求终于强大到国民党无法置之不理的程度了。
回顾台湾的民主化道路，我们虽然可以找到不少台湾独有的特徵，但这一过程基本上和自由经济社会制度必然要经历的政治变革趋势是一致的。但是，从台湾民主化的经验中，我们还不容易判断，究竟西方式的政治文化对东亚的民主化重要还是不重要；同时，台湾的民主化亦不能证明，究竟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民主化。看起来，儒家学说含有多样内容，在专制的政治环境中，专制者可利用它的专制成份；而在对民主发展有利的环境中，民主政治家亦可从儒家学说中找到依据，而使它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压力
台湾和中国大陆在政治、经济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虽然大陆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改革，也还没有建立起自由经济制度，即使这一制度能迅速建立起来，它也未必能在大陆的民主化中发挥象在台湾那样的作用。但是，与改革前相比，大陆也有巨大的变化。过去二十年来，在大陆发生的意义最为深远的变化是，中共政权从极权主义的统治方式转变为权威主义政体。它在相当大程度上放弃了计划经济，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放松了它以往那种对社会的无孔不入的控制，使非政治性社会活动的空间大大扩展。私人经济的蓬勃发展，一方面使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对国有部门的依赖，另一方面导致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公民社会正在以缓慢的速度逐渐形成，整体上看，大陆似乎正处在台湾六、七十年代的那个阶段。
同样重要的是，中共在1979年不仅恢复了选举制度，而且将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从原来的乡一级扩大到县一级，将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通过农村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城市企业中厂长经理的选举和职工代表大会权力功能的加强，有了某种形式的基层民主。[11] 虽然大陆当局已表明，它目前无意将直接选举向更高的层次扩大，原因一是中国地广人多，二是目前经济、文化尚不发达。[12] 这两个理由中，前者实在没有说服力，而后者涉及到的经济社会状况是在改变中的。在中国大陆，县市长、甚至省长直接由民众选举产生应该不是一件远不可及的事。
问题是，倘若在中国大陆实现了县市长直接选举，公民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达到更高的程度，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民主化就能自然而然地走上轨道了呢?若根据本文对欧洲和当代台湾民主化过程的论述，人们或许很容易得出乐观的结论；然而，如果我们将中国大陆的具体情况与欧洲和台湾仔细作一比较分析，就会发现，虽然大陆的民主化已不可避免，甚至可以肯定已不很遥远，但是大陆的民主化动力与欧洲、台湾有很大差别，这可能导致大陆的民主化道路既有别于欧美，亦不同于台湾。
如前说述，没有巨大的外在压力，即社会对不民主政体的强烈反对(当然也包括国际压力)，当局通常是不会自觉主动地选择民主化的，这一外在压力是民主化的主要动力。从理论上看，民主化的压力有三种: 第一是为了民主的理念和信仰而要求民主化，施加这种压力的往往是知识分子和学生；第二种是希望通过民主化获得权力或利益，例如一些有强烈权力欲望、又自认为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民间势力的人士，他们不满足于已有的财富或社会影响，或寻找政治代理人，或自己出马选举，想通过民主选举将自己的财富和影响转化为政治权力；第三种则涉及到阶级或群体利益，当某个社会阶级或群体认为，集权体制下的政府只代表对立阶级或群体的利益，而本阶级或群体的利益受到政府政策的损害，他们可能起而反抗，要求民主化。
要研究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就应当分析，中国有没有这三种民主压力，它们强烈到什么程度，政府对这些压力会作出什么反应。
1. 出于政治信仰的民主化压力
在近代欧洲，知识分子所掀起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潮从思想和理论上为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奠定了基础。洛克关于个人独立性与隐私权的论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自由经济理论，卢梭等人的“人民参与政府”的民权主义思想，孟德斯鸠的法治学说等，从根本上动摇了君主专制的合法性基础。但是，这些思想家本人只是表达了他们的信仰和价值观念，并不一定积极卷入实际政治斗争。在有欧洲政治文化传统的环境里，他们的学说本身也不被专制君主视为具有特别的危险性和“颠覆性”。
欧洲的经验说明，提出某种反专制的思想学说对独裁者来说还不是最可怕的，关键在于这种思想学说能否为社会所接受，成为社会自由民主力量反抗君主专制的武器。自由－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在民主化的斗争中起着重要的摇旗呐喊的作用，但是他们本身并不是民主化的决定性力量。在世界民主发展史上，很少见到在民主化的社会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专制政权因为知识分子鼓吹自由民主而迅速垮台。
要在中国大陆这块缺乏欧洲民主政治传统的土地上实现民主化，对民众进行“自由民主”的思想启蒙是极其重要的。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思想界一直在引进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以唤起民众的民主政治意识，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中国民众传统上缺乏政治参与意识，也因为毛泽东时代政治高压的痕迹依然很深，目前中国民众仍然缺乏现代公民意识。
毛时代不仅完全取消了公民自由，甚至规定每天“必须说什么”，连民众保持沉默的自由都被剥夺了。这种政治高压的影响至今仍广泛存在，民众常常习惯于远离政治，不仅不听正统意识形态的说教，也不去思考中国落后的制度根源。同时，改革以来他们又被有意识地引导到单纯物质主义的轨道上去，注意力集中到“挣钱”、“致富”和“小康”上。因此，虽然开放政策已实行了多年，大部份民众只是对西方的物质文明有深刻印象，也知道西方社会富裕得“不可思议”，但他们对什么是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往往只有模糊的认识，对为什么中国应该维持现行的制度也只会“官”云亦云。
中国自由－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本身作为一股社会民主势力，其力量是微弱的，不足以对权威政体构成有份量的压力。首先，许多知识分子本身就不真正了解民主制度的实质。老一辈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由于饱受毛泽东的迫害，对民主问题早已噤若寒蝉；而年轻的一代仅仅从书本上接触到一些西方自由民主的概念和词句，缺少国外民主制度的充份信息，更难有亲身体验。
其次，身具高位、有社会影响的大知识分子中，鲜有象方励之、苏联的萨哈罗夫、或台湾的雷震那样，甘愿丢失已有的荣誉地位、甚至冒坐牢的的风险，公开站出来为民主化奋斗。其主要原因是，大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仍然吃皇粮、靠政府养活，经济上的依赖性决定了政治上的依附性。虽然民主化前的台湾，情形也相似，但国民党政府在对知识分子的保护、尊重其学术自由方面，做得好得多，台湾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亦毋需天天看执政党的“眼色”，能够保有一定的独立性。
与民主国家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阶层相比，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不很了解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社会政治功能，总体上比较缺乏对国家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另外，中国文人的圈子里，也缺少西方政治文化中那种“民主人格”，较不容易对他人和不同观点持宽厚、容纳的态度，哪怕是在面临共同的灭顶之灾时也难以团结一致。这些弱点无疑会削弱源于知识分子的民主化压力。有人认为，如果目前滞留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将大大增强民主的力量，从长远看这是对的。但是，很多海外留学生对政治也是冷漠的，他们也从国内带出来上述弱点。所以，留学生归国后最直接的效果恐怕只是加强公民社会的力量，使社会的独立和自由空间更进一步扩展，当然这最终是有利于民主发展的。
2. 来自追逐实际利益(权力)的民主化压力
争取民主的斗争不一定都是出于崇高的民主信念，也可以出于功利主义的动机，因为民主政治说到底是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分配机制。从逻辑上讲，一个未经民主启蒙、不知民主为何物的人，也完全可能为了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或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而自觉主动地投身于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产阶级的成员中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如此。
但是，目前中国大陆人口中中产阶级的比例还很低，根据笔者对这个社会群体一些成员的访谈，得出了如下初步的结论。他们一方面希望限制政府的权利、让政府管得少些，要求政府给他们更大的经济自由；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加强法治，减少经济活动的风险。但是，如果因为社会上对贫富不均怨声载道，政府面临强大的社会压力，要大幅度增加对中产阶级的税收以资助穷人、缩小贫富差距时，中产阶级会断然反对政府向民意低头。如果大陆的民主化意味着让中产阶级掏腰包实现均富，那么中产阶级是决不答应的。大陆中产阶级对民主化的这种矛盾心理，决定了他们是一支复杂的社会政治力量。
中共或许也意识到，自由市场经济可能造就政治反对派，所以，它采取的策略是，尽可能将中产阶级中的经济力量雄厚者，特别是表现出参政热情的人，纳入现行政治体系内，给予他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和荣誉。对于只有“异端”思想而无“实力”的人，则予以压制或放逐国外。这种策略大大减弱了来自社会内部的要求民主化的压力。
3. 来自实现阶级或社会群体利益的民主化压力
以上两种民主化压力能够产生多大的作用，执政集团会在多大程度上作出让步，归根到底取决于它们所能代表或动员的社会群体的潜在力量。十九世纪后期，欧洲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造就了日益强大的工人阶级时，为民主即普选制而奋斗的社会主义运动便波澜壮阔地展开了。那时，资产阶级之所以向新兴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民主要求让步，固然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意识”有关；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要求普选制的政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们所代表的是一个人数众多到不可掉以轻心的社会阶级的利益。若拒绝该阶级的政治参与要求，就有可能引发后果更加严重的暴力革命。
将这一原理应用于现代，研究民主化的动力就要看一看社会上存在不存在潜在的、力量足够大的反对阶级或群体。现代国家政权是由政治集团(通常是政党)掌握的，而该集团总是声称它代表的并不是某个阶级或群体的利益，而是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的利益，是“全民党”。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现实社会中，真正的“全民党”是不存在的。绝大多数政党从本质上说是代表某个阶级或社会群体的政党。虽然任何政党在取得执政地位后，通常会设法照顾到其他社会阶层、群体的利益，以显示政权的超然性，并争取社会各阶层的支持。但是，当阶级利益无法妥协时，执政党通常不会放弃本阶级的利益，只会牺牲对立阶级的利益。在西方，这种利益冲突的存在，实际上是民主政治最强大的动力。
那么在中国大陆，哪一个阶级或社会群体可能成为民主反对力量的社会基础呢？反对势力向社会诉诸什么，以争取社会支持它的民主化要求呢？
1949年以前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遗老遗少，早已在毛泽东极权统治和思想迫害下脱胎换骨，丧失了群体意识，他们中的精英分子亦已被中共网罗。在目前的经济市场化过程中，上层中产阶级(upper middle class)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尚未形成。
在文革中先被利用、后遭迫害的红卫兵(即所谓的“三种人”)，以及“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即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中，倒是有一批对现状不满的人。他们虽有一些个人能量，但人数不多，名声不佳，会不会成为民主的建设性力量也很难说，何况他们对当局的怨恨似乎已随时过境迁而淡化。
那么，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下层中产阶级(公私企业中下层经理、小个体工商业者等)、劳工阶级、白领阶层(中小学教师、商店机关职员等)会成为民主化的社会基础吗？
自近代以来，所谓阶级斗争无非是发生在上层社会（资产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和下层社会（下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两个阶级信奉不同的意识形态，分别支持两种社会经济政策。前者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由资本主义，即国家少干预私人资本活动、少收税、少搞国家福利，对贫富差距不甚关心，代表这一阶级的通常是右翼政党。后者则倾向于社会主义，主张对经济实行必要的国家管制，目的是通过对社会财富再分配、以缩小各阶级之间的贫富差距，其具体政策是经济（部份）国有化、高税收和高福利，代表这一阶级的通常是左翼政党。
在中国以及世界上任何国家，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只能是左翼社会主义，名义上所代表的必然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和下层社会，这是它名称的象征意义和历史渊源所决定的。任何新兴政党或派别要想在下层社会进行民主化动员，很难再从左的方面、以社会主义纲领作号召，因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共产党垄断。这就使民主反对派无法以比共产党更左的面貌出现，于是只能诉诸右翼资产阶级纲领，也就是将民主政治的口号与对自由经济的要求相结合。
自由经济建立在竞争机制之上，这种机制固然能激发起人类的生存本能，从而将他们的智力、体能和潜在创造力发挥到极限，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是历史上推动经济技术发展的最强大的力量。然而，自由经济的发展，也会造成相当的社会代价，即贫富的两极分化。如果一个社会无法承受这一代价，那么，就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历史经验证明，这在工业化程度不高、贫民数量大的国家更容易发生。部份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实行发达国家的那种福利政策，或者是实行这种政策代价太大，在菲律宾以及七十年代前的拉丁美洲就可看到这种现象。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一方面，由于中国长期的专制政治传统，抽象地鼓吹民主和政治自由不会立刻产生足够强烈的社会效应；另一方面，民主反对派除了指责执政党不民主外，很难有机会通过向民众许诺物质利益来有效地动员社会。这是中国大陆民主化实际上面对的一些困难。
但是，中共也面临着自己的改革政策所造成的困难。在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共出于社会安定的需要以及受自身意识形态的制约，仍然强调“共同富裕”。但是，在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实行经济市场化，是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社会各阶层原有的经济社会地位的急剧变化，社会中必然会出现强烈不满。另一方面，中共作为一个执政集团，其各层骨干长期居于垄断的上层社会经济地位，其事实上的上层社会立场与它名义上所代表的下层社会利益之间，也隐藏着日益扩大的矛盾，使它的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越来越冲突。
还有，“六·四”的平反问题会产生民主化压力。如果经济改革中出现更多问题，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官员的贪污腐败继续蔓延扩大，人民的不满亦可能转化成民主化的压力。此外，鉴于世界民主化的大趋势，中国要想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并得到西方世界的接纳，就会面临民主化的国际压力。
由于近期内国内社会对中共的实际威胁还不大，这或许会令中共安于现状；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在这样的社会政治条件下走上民主化之路，中共或许有相当的把握，能象台湾的国民党一样，在自由选举中获得多数，从而可以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民主方式继续执政。
【注释】
[1] Larry Diamond, Juan J. Linz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s. Polit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mparing Experiences with Democracy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Inc., 1995), Chapter I, pp, 1-66.
[2] 关于这一问题更详尽的讨论可参阅 R.H. Tawney, 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61).
[3] Larry Diamond对“公民社会”所下的定义是：(社会)成为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领域，这种有组织的社会生活是公民自愿进行的，是自助和自治的，它不受政府控制，但受到法律秩序和形成共识的规范的制约。见 Larry Diamond, "Rethinking Society: Towar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5, No.3 (July 1994) p.5.
[4] 转引自Gabriel A. Almond &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5), pp.9-10.
[5] 参阅Robert A. Scalapino, The Politics of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on 20th Century Asia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6] 参阅Juan J. Linz, "Totalitaria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Macropolitical Theory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5).
[7] 在台湾，这批人亦包括想投靠执政的国民党而自觉不受重用的中产阶级分子，如张俊宏、许信良。见张星久、吴怀连主编《台湾政治风云》第十二章，中国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
[8] 丁建国，“国民党与民进党民意基础及发展之比较研究”，载荆尧、常燕生、辛旗编《九十年代台湾政治》，北京华艺出版社，1991年。
[9] Jurgen Domes, "Political Differentiation in Taiwan", in Asian Survey, Vol.XXI, No.10(October 1981): pp.1011-1028.
[10] 见孙庆余《民进党现象》，台北日知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
[11] 关于中国乡村民主，可参阅作为欧盟考察小组成员李金珊所撰写的考察报告，“鲜为人知的中国乡村民主发展”，载新加坡《联合早报》1996年8月19日。关于中国工厂企业管理体制的民主化，我在另处有更详尽的讨论，请参阅An Chen, "Democratic Reform of Management Structures in China's Industrial Enterprises", Politics & Society, Vol.23，No.3(September)，1995, pp.369-410.
[12] 见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对美国英文月刊China Information记者的谈话，载新加坡英文报纸The Straits Times, January 18,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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