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跨世纪的两岸关系

一、如何解读近期两岸关系解冻的迹象?

    从1995年到1996年，台海两岸的关系曾经历了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从1997年上半年开始，情势逐渐趋于缓和，特别是当中共领导人完成了香港主权移交这一历史大事、以及台湾领导人所主导的第四阶段修宪工作告一段落后，两岸当局不约而同地频频释放“促谈”或“求谈”的政治讯号。

    在台湾方面，首先是陆委会主委张京育在一篇政策性演讲中以“两岸共享主权”的新提法，对北京当局所一再要求的“回到一个中国的原则”作出了一种间接的善意回应；接着新上任的行政院长萧万长在立法院表示，“明年春天”应该是两岸恢复协商的适当时机；连战与李登辉也利用不同场合作政策性喊话，表达希望尽快恢复两会协商的意向，以及明确表示可将“第二次辜汪会谈”设定为两岸正式进入政治性议题协商前的预备性协商。

    与此同时，大陆海协会长汪道涵在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也透过香港媒体表示，希望台湾认真回应江泽民的八项主张，及早进行政治谈判，并再三强调，“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任何问题都可以谈”。接着，江泽民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也再次突出“江八点”的政策指导地位，并强调，海峡两岸可以第一步先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达成协议。在九月底江泽民访美前夕，钱其琛更表示，两岸可先就政治谈判的程序性安排展开磋商。

    在两岸领导人相互密集式地营造恢复协商的气氛之际，许多政治观察家开始作出乐观的估计，认为两岸关系将很快回到协商轨道；甚至也有人认为，两岸关系即将跨入政治谈判启动的新纪元，而且台湾对于三通的解禁也是近在咫尺。

    笔者认为，上述判断均过于乐观。虽然在短期内，两岸关系不会再度出现剑拔弩张的危机态势，但要回复到1993年4月“第一次辜汪会谈”前夕的良性互动情景，则并非象想象中的那么容易，两岸内部各自有重重的政治难关需要克服。简言之，导致两岸关系紧张的短期因素虽然消失了，可是导致两岸关系渐行渐远的长期因素却仍然存在，这使得两岸关系的前景仍然充满着变数。因此，尽管两岸当局都在努力释放“促谈”与“求谈”的讯号，但这并不一定代表着两岸领导人真的打算在近期内启动政治谈判或展开高层会晤。我们有理由相信，两岸当局在“柯江高峰会谈”前夕，卖力地展开“和谈攻势”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为了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特别是挽回(或是博取)美国政策菁英的信任与好感。

    在江泽民访美前夕，改善国际形像对北京而言尤其重要。北京当局的国际形像因“六四”事件而遭受创伤，1996年3月在台湾海峡举行的军事演习，则为“中国威胁论”在美国言论市场上大行其道提供了机会，并使柯林顿政府的“建设性交往政策”饱受质疑。北京深知，中国想要与美国发展“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性夥伴关系”，逐步建构稳定的议题合作框架，就必须要设法削弱美国国会和美国东岸媒体对柯林顿政府的制肘力量。这一方面要靠想跟中国大陆做生意的美国大企业展开各项游说与公关工作，另一方面则要靠中共自身努力改善国际形像。对北京而言，在中美双方有重大歧见的人权问题与西藏问题上，是无法作任何实质性让步的；可以让步的是，限制核子技术输出；另外，还可以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出积极寻求政治谈判的高度诚意，以消弭上次军事演习在国际形像上所产生的后遗症。

    同时，北京也深刻认识到，防止台湾问题解决前景复杂化的首要关键，在于稳住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而推动和平统一的首要障碍，则在于美国插手两岸事务。如果要逐步诱导美国政府明确表态反对“台湾独立”、“台湾参与联合国”等议题，或者进一步试图逼使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作有利于北京的让步，北京一方面要以在更高层次的全球性战略性议题上的潜在合作利益来诱导美国，另一方面则必须让美国行政当局相信，北京的对台政策仍然坚持“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而“不放弃使用武力”只是为了防止台湾问题突变。所以，在江泽民访美前夕，北京在台湾问题上大力展开的促谈攻势，可以被理解为北京针对柯林顿政府所设计的“请君入瓮”策略中的一环。

    台湾虽然近年来在美国国会里拥有可观的支持力量，但仍然担心柯林顿政府的政策过度向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的意见倾斜，所以也有争取美国行政部门信任与好感的强烈需要。台北大力促销恢复“辜汪会谈”，一方面是要强化美国政策菁英的印象，让他们认识到，台北才是两岸之间始终寻求透过协商手段化解歧见的一方；另一方面，则是要让柯林顿政府在中美台三角关系上没有牺牲台北利益的任何借口。

    柯林顿政府在1996年3月台海危机时，一方面派遣两艘航空母舰前往台海附近水域，以反制中共的军事恐吓；但另一方面也透过管道向台北方面表明，此举绝对不能被理解为美国可能支持台湾独立。同时，柯林顿政府也明确要求，台北方面在总统大选后应采取主动作为，来降低台湾海峡的紧张情势，并应积极寻求两岸恢复沟通管道的机会。

    然而，美国国务院对李登辉在大选后是否会充份回应美国政府的这种期待，评价相当谨慎；同时，美国在检讨台海危机的过程中，也有一部份中国政策专家将矛头指向台北，认为台北的外交冒进有损美国的利益，美国的中国政策不能让台湾牵着鼻子走。这种不利于台北的意见，可以由《纽约时报》今年四月以“台湾的因素”为题的社论，以及在参议院人事任命的公听会上，美国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陆士达(Stanley Roth)评论美国同意李登辉访美是一“严重错误”的谈话，窥其梗概。面对这股暗流，台北方面意识到，必须更明确地表达台北方面“求谈”的意愿，以便一方面争取柯林顿政府的信任，一方面让愿意声援、帮助台湾的人士可以有力地陈明，台湾不是美国改善与中共关系的障碍、两岸无法恢复协商的阻力不在台北。

    其实，两岸当局不仅在这一波的对美宣传上有各自的政策考量，而且，双方为了因应各自的内部政治情势，也有大力为两岸恢复协商营造气氛的需要。

    就江泽民个人的领导威信而言，在“十五大”前后，江必须在对台问题上展现出充份主导、全盘把握、胸有成竹的积极态势与自信。而大力展开“促谈”攻势，就是展现这种自信的最好方式。现在，北京已经度过了李登辉访美后的两岸关系危机；在两岸的外交角力中，也从穷于应付台湾在国际社会中冲撞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的被动态势，转而掌握主动；北京不但已将一度失控的外交缺口堵住，有效压制了台独运动的气焰，基本上排除了台湾问题出现突变的可能性；而且还在南非和中美洲进一步压缩台湾的外交空间。这样的态势使得北京能够好整以暇地对台湾展开新一波的和谈攻势，在引导两岸关系的走向上重新取得主动。而且，在香港顺利回归后，大陆内部自然会将焦点转移到台湾问题，期待江泽民能在两岸关系上有所突破，江也必须在对台问题上掌握主动，才能不落人口实。

    目前，国民党的领导人也有籍营造恢复两岸协商的气氛来安抚内部的需要。由于总统大选后两岸僵局迟迟未能打开，台湾内部焦虑不安的情绪不断累积；尤其是工商界对台北当局实施一年多的“戒急用忍”政策更是屡有烦言。台北当局要疏导台湾内部的焦躁情绪，就必须提出一些可以达到“望梅止渴”效果的政策宣示与乐观预测；要说服工商界继续忍耐，也必须展现一些作为，显示政府在不失基本立场的前提下，已经尽一切努力来打开两岸的僵局，至于短时间内中共方面未积极回应，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以上的分析说明，我们研判两岸关系的走向，不能只观两岸领导人之“言”，还要察其“行”。两岸当局在前一阵子积极营造有利于开展政治谈判的气氛，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因应国内外形势的需要，这些鼓励谈判的言论并不必然意味着，两岸即将恢复制度化协商、甚或要很快启动政治谈判，也不意味着台北即将开放三通。事实上，台北当局维持“不开放三通”这一政策底线的意志仍是十分坚定的。而且，在正式启动政治谈判之前，两岸都还得先在内部做完一连串的政治“习题”。

二、展望两岸“三通”与政治谈判：世纪之交的两大课题

1. 台湾内部的政策争议

    “三通”与政治谈判是决定今后两岸关系走向的两大政策议题，不仅关系到台湾的经济命运，更关系着台湾的政治命运，所以必然是未来数年里台湾岛内的政治冲突与政策争议的焦点所在。

    自从1987年11月2日台北当局开放两岸民间交流，至今已经整整十年了。在这十年间，尽管两岸经贸往来日趋紧密，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不断上升，但是在“三通”问题上，台湾的领导人始终不轻言开放。其决策考量的着眼点，并不是在一些官员所常讲的那些安全、对等与尊严等问题上(例如管辖权的相互承认、大陆人士的进出管制、飞航情报管制区的接壤对空防安全的影响、船舶与飞行器的旗帜与认证等)，因为这些问题在技术上都是可以克服的；也不是真要为日后的政治谈判保留一个重要的筹码，因为经过几番交手后，台湾的决策者已经了解到，不可能单以“三通”为筹码来换取中共在原则性问题上的让步(如台湾的国际参与空间问题)。

    不愿开放“三通”的最主要原因是，台湾的领导人深信，限制“三通”是确保台湾在政治上维持独立自主地位的一道必要防线，如果全面开放“三通”，台湾必然会与大陆形成“经济一体化”，而经济一体化迟早会损及台湾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定位，使得台湾在政治上很难避免“香港化”的命运。尽管开放“三通”并不一定意味着两岸经贸关系的全面自由化，“三通”后台湾也仍将执行人员往来管制，“中资”来台还将受到严格规范；但只要开放货物与人员的直航、解除台商赴大陆投资的各种限制，台湾一半以上的大企业必然会将企业经营的重心逐渐移往大陆。如果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不需要十年)，许多台湾的上市公司在大陆的经营规模将超过在台湾的规模，那时，台湾大企业对于大陆当局的政策依赖程度将不下于他们对台湾政府的依赖。

    所以，从台湾决策者的观点来看，一旦台湾与大陆的经济利益捆绑在一起后，中共的政治影响力就必然可以延伸到台湾内部；同时在国际上，台湾也将逐渐被视为与中国大陆密不分的一部份，对美国和日本而言，台湾的独立战略地位也将逐渐消失。所以，纵使“三通”已经不再被视为有力的政治谈判筹码，而且“戒急用忍”政策使得台湾企业必须将许多大陆的商机拱手让人，甚至继续限制“三通”会使台湾的亚太营运中心计划原地踏步，台北当局也仍然坚持“三通”的关卡不能轻易退守。因为，一旦台湾与大陆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形成后，就很难再扭转，台湾不应该过早选择这条不归路。此一政策观点，可以说是目前国民党领导层与民进党多数派系的共识，在短期内几乎是牢不可破的[1]。

    当然，如果出现一种“鱼与熊掌”可以兼得的理想状态，那么，台湾领导人的期望可能是，在两岸的分治现状得到对岸的正式承认、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多边保障后，台湾才解除“三通”的禁令。因为，如果台湾的独立自主地位能得到制度性的保证，那么两岸的经济一体化就不一定会损及台湾的政治自主性，如此则台湾既可以充份利用大陆市场、又可以保持政治独立。这种战略设想体现在“国统纲领”三个阶段的设计中。按照此一设计，“三通”是列入迈向国家统一的中程阶段之措施，而两岸关系在进入中程阶段之前，中共必须先履行三个政治条件，即放弃使用武力、承认台湾为对等政治实体以及在国际间互不排斥。

    然而，中共最近越来越倾向于将台北所设定的这三项政治前提视为将两岸分裂现状“永久化”的一种企图，不太可能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台北当局的策略就是尽可能拖延“三通”的实施日程，而且努力防堵中共运用“以商围政、以民逼官”的策略。

    当然在僵持的过程中，时间的压力是明显地集中在台北这一边。随着两岸贸易依存度的上升，“三通”禁令所导致的经济成本损失不断增加；随着大陆市场对外开放速度的加快，台北的政策束缚对台湾企业所造成的机会成本损失也日益明显[2]；同时，限制“三通”的政策也违背了亚太地区经济整合以及世界贸易体系自由化的大趋势。所以，台北高层所面临的内外政治压力与日俱增[3]，政府领导层不得不双管齐下来舒缓这些压力:一方面采取道德说服、行政压力、改善国内投资条件等多方面措施来留住大企业；另一方面，则顺从财经技术官僚的要求，在“三通”禁令之外先采取一些变通性措施，以减低台商的经济损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去年底开放原船经第三地后可以直接在两岸间揽货[4]。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台北的“三通”禁令还将面临两岸同时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冲击。台湾的财经官员普遍认为，台湾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很难动用“排除条款”，因为此举会遭遇到台湾的主要贸易夥伴的反对，甚至会影响到台湾的“入关”申请；所以他们建议政府高层，以两岸同时“入关”为调整“三通”政策的时机，并让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依循国际规范进行。不过，由于尚未逼近决策关口，高层对此建议也还不必马上作出定夺。

    目前可以推断的是，在政治冲击的顾虑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台湾当局在“三通”问题上一定是尽可能采取渐进式的松绑，而不会一次性全面开放。所以，在因应两岸同时“入关”的新情势时，台湾当局最多是先开放海上货运直航；而飞机直航的问题，由于涉及到政府间的航权谈判而不在WTO规范的范围内，可以继续拖延，所以应该不会同步开放。同时，在“入关”后，如果决定让两岸经贸适用WTO规范，台北在取消对大陆产品歧视性的规定时，也可能引用GATT的防卫条款，为自己设立缓冲的空间，并依据一个时间表逐步实施，而不会立刻让大陆产品全面享有“最惠国”待遇[5]。

    在两岸政治谈判的问题上，台湾内部的意见要比“三通”问题更难整合。台独运动者[6]与民进党内的多数派系都是倾向于不谈判，在面对国际压力(特别是美国的压力)时，主张能拖就拖；因为北京所设定的“一个中国前提”是不能接受的，一上谈判桌就可能掉入“一个中国的陷阱”。这两股支持台独理念的政治势力，都希望推动“公民投票”机制，一方面必要时可以用此机制来向国际社会明确表达台湾人追求独立的意愿，另一方面则可以用此机制来抵制将来任何“违反台湾人民意愿”的两岸政治协议。

    国民党内部对于政治谈判的意见也是高度分歧的，但在“后李时期”的接班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中生代还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的看法。目前，党内主流派对于两岸政治议题的谈判仍有种种疑虑，台北决策层对于“江八点”所强调的“先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进行谈判”这一点，并不十分感兴趣。因为，在这样的谈判中，台湾能从中共那里获得的，最多只是一些象征性的做法，比如降低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调整大陆沿海的战备部署，或者是不具实质意义的承诺，如不对台湾使用武力之类。前一类做法以后可以随时调整，后一类承诺则必然附带前提条件。要让中共在谈判桌上作出“不使用武力”的承诺，台湾就必然要承诺“不搞独立”和“不引进外国势力”。“不搞独立”的承诺必然遭到台独运动者和民进党内多数派系的强烈反对，“不引进外国势力”的承诺则等于是自断后援。而且对台湾而言，任何形式的“不使用武力”的承诺必须有国际保证才具备实际意义，但估计北京方面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第三国介入。

    台北决策层对于两岸政治谈判真正有兴趣的是，从中共方面得到“国际参与空间”的让步。但是，在谈判桌上台湾究竟应该争取何种规格的国际参与(包括台湾与各国的外交关系形式与在国际组织内的地位等)，台湾可以在哪些问题上作出让步、来换取中共在“国际参与空间”问题上的让步？在这两个相互牵连的谈判底线问题上，台湾内部并没有共识，在短期内也不容易有共识。目前可以判断的是，对国民党决策层而言，任何否定“中华民国在台湾”享有主权的国际参与空间安排，都是难以接受的；对台独运动者和民进党的多数派系而言，任何排除台湾未来追求独立可能性的安排，都是无法接受的。而任何代表台湾上谈判桌的领导人，包括李登辉在内，都不可能不考虑台独运动者与民进党内多数派系的立场，因为从趋势来看，岛内支持台湾独立的民众有增无减。

    当然台湾内部也有主张台湾应该及早与大陆谈判的声音，甚至民进党内部也有这种主张[7]，认为大陆的经济发展锐不可挡，大陆的综合国力迅速上升，中共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有增无减，尤其是在江泽民与柯林顿议定今后定期举行高峰会之后，北京与华府的战略夥伴关系将逐步开展，日后台湾将不断面临来自美国的谈判压力。换言之，时间可能不在台湾这一边，越拖下去台湾的筹码会越少。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一观点尚未在两大政党内部形成可观力量；相反的，任何主张台湾应该及早上谈判桌的政治人物，都可能被独派人士冠上“台湾的董建华”的帽子。

2. 大陆内部的政策争议

    大陆的对台政策决策过程不像台湾那么透明化，所以外人不容易掌握大陆内部不同派系与系统在对台湾问题上的政策共识与分歧。不过，从台湾媒体的报告、以及通过与大陆人士的接触，仍可以看出蛛丝马迹。

    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大陆领导层在对台政策上的分歧比台湾内部要小，主要的分歧在操作层次，而不在政策目标与基本战略层次。北京的领导层在下列重要的政策方针上，应该是有基本共识的。第一，当前大陆最优先的国家目标是抓住历史机遇、全力发展经济，不允许台湾问题出现突变而打乱大陆的经改大局，但也不需要在统一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在台湾问题上节外生枝。第二，“和平统一”与“一国两制”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为了防止台湾问题出现突变，要展现必要时将使用武力的决心与准备，两岸的统一最终还是要依靠政治手段来达成[8]。第三，两岸统一可以没有时间表，但也不能让分裂的局面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第四，台湾当局之所以能抗拒政治谈判与“一国两制”，主要是有美国和日本在背后撑腰；“不放弃使用武力”的威胁可能打消美国和日本支持台独的念头，但并不足以动摇美国与日本意图将海峡两岸分裂局面无限期延续下去的立场；所以，唯有改善大陆与美日的战略关系，并大幅度提升综合国力，才可能在台湾问题上逐步逼退美国与日本。第五，必须搞好香港的“一国两制”，香港的“一国两制”经验最终会对台湾起示范作用，也有助于减少国际因素对两岸统一的干扰。

    尽管大陆的领导层可能在上述基本问题上有起码的共识，但在政策幕僚阶层，对于和平统一的前景确有不同的研判。悲观派认为，台湾问题拖得越久、就越难解决，因为岛内台独意识的蔓延与生根趋势已经逐渐塑造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政治结构，将来两岸政治妥协的空间将逐渐消失；所以，尽管解决台湾问题不必有时间表，但是必须有紧迫感；尽管大陆不应放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但也必须有台湾问题最终“难以善了”的心理准备。乐观派认为，台湾民众与领导人最终还是务实的，所以只要大陆的综合国力不断上升，国际战略格局不断改善，两岸的经贸往来日益紧密，将来还是可以依托大形势来引导与扭转台湾内部的政治结构，台独声浪的起伏是过渡现象，要密切注意但不宜过度反应。

    此外，在对台工作的政策操作层次，对两个基本问题的判断也有明显分歧:首先，启动两岸政治谈判与高层接触的时机，是选在李登辉主政时期，还是应该等到“后李登辉”时期[9]；其次，在“后李登辉”时期，民进党在两岸关系中能否起积极作用。而这两个判断又是前后呼应的。

    主张应该在李登辉主政时期就启动政治谈判机制的理由如下。第一，北京应该掌握香港顺利回归、十五大顺利召开、江柯高峰会谈成果丰硕、以及美国对两岸政治谈判乐观其成的有利形势，因势利导，主动出击。第二，逼台北上谈判桌一直是对台工作的目标，现在台湾已经不再坚持严格遵守“国统纲领”的三个进程，此一形势得来不易，北京应该一举突破“国统纲领”的防线。第三，“后李登辉”时期的政治变数很多，在“后李登辉”时期建立政治谈判机制的难度可能比在李登辉主政时期更高。第四，政治谈判启动所带来的气氛与形势，有利于突破台湾限制“三通”的政策底线并松动“戒急用忍”政策。第五，李登辉仍有打破两岸关系僵局的历史使命感，因此仍可能发挥积极作用。第六，启动两岸政治谈判给予北京介入“后李登辉”时期政治接班形势的机会，两岸关系的缓和有助于国民党中生代的接班，降低民进党执政的可能性。

    而不主张以李登辉为谈判对象的政策幕僚则认为，首先，国际与两岸形势的基本走向将持续对北京有利，未来两年并非稍纵即逝的机会，在政治谈判的时机选择上北京可以等待。其次，他们以为，不必对李登辉有任何期待，启动政治谈判只是再度给予台湾当局运用两手策略的机会而已；政治谈判即使顺利启动，也很快会陷入僵局，最后必然是不欢而散，一动不如一静。第三，他们的估计是，在李登辉主政时期，修正限制“三通”与“戒急用忍”政策的可能性很低，启动政治谈判不能改变此一态势。第四，他们注意到，面对两岸僵局，台湾社会各阶层的焦虑情绪正逐渐升高；但各种政治力量还没有必须与大陆进行政治谈判的全面思想准备，新的大陆政策路线仍在酝酿之中；同时，李登辉路线虽然已经是“强弩之末”，但在国民党中生代顺利接班之前，台湾当局不可能大幅度调整大陆政策。第五，民进党的领导层正逐渐趋向务实，所以即使民进党执政，也不至于贸然挑衅“一个中国”的原则，北京甚至不应该低估民进党务实派在未来两岸关系上所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应该及早与民进党的各派系展开接触。

    由于大陆内部有“反对以李登辉为谈判对手”的意见，所以必然会使得主张积极推动政治谈判的一方，背负一定程度的政策成败风险。在两种意见未整合之前，大陆方面仍无法明确回应台北方面恢复“两会协商”的提议。

三、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如果两岸领导人想在近期内启动政治谈判，而且祈求政治谈判不至于从一开始就触礁，那么，他们就各自都必须在内部先进行困难的政治说服工作。

    在十月柯江高峰会之后，国民党高层已经认识到，如果将两岸政治谈判启动的时机拖到明年“第二次柯江高峰会”之后，形势对台湾可能更不利，届时台湾可能遭遇更大的来自美国行政部门的压力。特别是，如果北京一旦接受台北的提议，同意先从“焦唐会谈”与“第二次辜汪会谈”开始进入政治议题协商，台北更没有拒绝的余地。但是，台湾应如何有效回应北京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的施压，以及如何在政治谈判进行的过程中坚守“限制三通”的政策底线，以及让北京勉强接受台湾的大陆政策与务实外交并行不饽的理论，对台湾领导人是一大挑战。

    大陆领导层评估江泽民的访美成果、总结当前形势后，可能会着手整合对台政策上相持不下的两派意见，并对是否在“第二次柯江高峰会”前启动政治谈判，作出明确的决定。可以预见的是，大陆当局对于掌握两岸关系发展的全盘形势将更有自信；江泽民本人在对台政策上的迂回空间将更为宽阔，如果他仍打算以李登辉为谈判对象，他个人承担政策成败风险的能力将比过去大；如果他决定延后启动政治谈判的时机，也比较不必担心两岸关系迟迟未见开展的责难。至于两岸关系是否能在本世纪结束前、正式进入政治谈判的新纪元，仍属未定之数。

    展望下一个世纪，两岸关系的发展基本上将受到战略的、经济的与文化的这三个层次上结构性因素的引导。战略层次上的因素主要是中国大陆、台湾与美国三角关系的演变；经济层次上的结构性因素是指大陆与台湾的经济整合趋势；在文化层次，这样的因素主要在于台湾岛内的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两种文化认同的相互拉锯。

    在战略层次上，如果中共与美国的战略夥伴关系的框架逐步巩固，合作议题层面逐渐扩大，台湾就很难逃脱“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束缚；在经济层次上，如果大陆的经济改革势头持续看好，香港的经济持续繁荣，台湾对于大陆经济的依赖将必然逐渐加深；在文化层次上，如果中国大陆的城市社会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展现新的生机与活力，台湾内部的本土文化运动就会遭遇极大的困境。相反的，如果中国大陆与美国的长程战略目标的冲突无法有效化解，如果大陆的经改遭逢重大挫折，如果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日益下滑，如果大陆城市的文化活力仍长期受到政治抑制，台湾社会内部追求独立的声浪就会有增无减，摆脱“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动力将持续不断。

    当然，无论结构性的因素如何演变，它们的作用最终还是要透过政治过程来体现。从长期来看，即使形势的发展有利于北京和平统一目标的实现，大陆当局仍必须在国家结构的层次上，而并非只是在管辖权的问题上，规划出远比香港的“一国两制”更宽大的框架，才可能最终以政治谈判手段实现国家统一。换言之，就江泽民所说的、“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这一点来看，如果要真正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大陆当局必须在“和平统一”的政治方案上有突破性的思考，从而在国家结构的层次和国际参与空间上体现两岸共享一个中国的主权。目前看来，中共高层主要关注的还是防止台湾问题突变与突破“三通”等短期政策目标，而对于规划长程的统一方案并没有充份的思想准备。

【注释】
[1] 在民进党内，只有美丽岛系的领导人许信良对此问题独排众意，主张“大胆西进”、尽速全面“三通”。许的理由是，“三通”可以壮大台湾经济，同时在东南沿海省份形成与台湾经济利益密不可分的政治缓冲带，有助于台海情势的稳定。不过，在“三通”问题上，许信良的观点明显居于少数。
[2] 也有部份经济学家认为，限制“三通”和“戒急忍用”可以逼使台湾企业在本地投资、实现产业升级，而不至于一股脑儿地找寻到大陆投资的机会。不过，此一观点并不代表企业界与财经官僚的主流观点。
[3] 这从最近的两个事例中可以看出。一例是台湾的船业巨子张荣发公开呼吁立即开放“三通”；另一例是台北美侨商会发表白皮书，对目前台湾当局限制“三通”的政策提出严厉批评。
[4] 此一措施免除了原先必须在第三地卸货转运的规定，等于提供变相直航的便利，因此对两岸经贸而言，要比今年四月开始启动的境外转运中心更具实质意义。
[5] 此一做法有可能违反GATT/WTO的相关规定，但北京大概不会向WTO提出调查与仲裁的申请，因为北京一贯反对国际因素介入两岸关系。
[6] 台独运动者包括建国党、建国会、新国家阵线等数个政治团体。
[7] 主要是美丽岛系的智囊，例如陈忠信、郭正亮等。
[8] 据笔者观察，尽管两岸经历了1995与1996年的紧张形势，北京始终没有改变“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三次导弹演习的战略目的也是被界定为“维护和平统一的前景”。尽管美国在台海危机中的军力展示行动大大刺激了解放军，会导致解放军加速提升局部性高科技战争的能力，但是此一发展趋势应该被解读为是为了增强北京对台独走向的吓阻力量，而不是为最终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做好准备。
[9] 最近美国与台湾的访客，都不约而同地从大陆某些决策人士的口中得到“不以李登辉为谈判对象”的讯息，虽然这些说法后来为唐树备所否认，但不是空穴来风。可以参见《日本经济新闻》对张荣发的访问，以及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赫尔布鲁克转述的熊光楷的意见。